黄乃一被捕入狱后，按监狱规定，每三个月才能探监一次。党组织十分关心他，“教联”先后派了王东放、吴莆生来看过黄乃一，后来“教联”小组长周嘉达亲自来看他，并送来了《英汉模范词典》。在1936年暑假期间，曾聿修老师在吴莆生的陪同下，也来看过黄乃一，这是惟一一次两个人一起来看他。此后，就没人来看过黄乃一了。
出狱后，黄乃一才知道，过去探监，“教联”有个卡片，由丁华亲自管着，每到探监日就派一位同志来看他。1936年夏，丁华被捕了，卡片也丢失了。后来上海党组织撤退到武汉，又曾委托小庄师范陶行知的一个学生来看黄乃一，后来他是“陶行知研究会”的负责人之一。同志们每次来看黄乃一，虽然不能公开说很多话，但都在精神上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1936年5月，又进来了四个政治犯，据说是“救国会会员”，其中有一个姓周，跟黄乃一差不多大小，大家叫他小周。他也是被判刑两年半。他不服，要上告。正在这时，监狱里突然来了一个中国人做副典狱长。一般中国人是不可能担任副典狱长职务的。黄乃一和韩托夫分析，他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这个副典狱长来后，小周要求见他，他说：“你何必上诉？你可以主动要求去江苏反省院，那里待遇也好，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可以买自己要买的东西。凡刑满三分之一时间的，都可以主动要求去反省院，反省反省，三、五个月就可得到释放（监狱里本来有规定，刑满后引渡到中国反省院，国民党根据反省情况，再决定释放时间）。”这事一传开，好多人都要求去反省院，于是在政治犯内部也开展了一场争论。
有的说，“反正要去反省院，迟去不如早去，早去早获释。”有的说，“刑满押送反省院是被迫的，刑期未满自己主动要求去反省院是‘投降’，二者是不一样的。”在争论中，韩托夫十分生气地说：“不能去，去反省院干什么？没商量余地，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向敌人投降！”最初黄乃一还没有完全看透敌人真正的阴谋，听了韩托夫的这句话，对他影响很深，使他更加清醒，也更加坚定了我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两年六个月服刑，扣除审讯期，黄乃一应该是1937年12月中旬刑满。韩托夫判刑五年，直到黄乃一出狱，他还未满刑。同狱的还有一个叫李松柏的武昌人，他是地下党，判刑五年，应比黄乃一早出狱一个礼拜。出狱前，大家分析，上海沦陷，没有了中国政府，刑满后会怎么办？估计租界要政治犯办什么手续？大家商定要求就地释放，李松柏有个叔叔在上海法租界里当茶房，就在外滩附近，出狱后可以去找他。
12月21日，英国巡捕来牢房点黄乃一的号，把他带到监狱门口，和二十来个普通犯一起，上了囚车，囚车就是闷罐子车，没有玻璃窗，只有通气孔，看不见外面，后面有一排座位是专门给押车人坐的。囚车经过百渡桥，英巡捕拿了犯人们的档案材料给日本人检查，日本人开了车门，点了人数，然后将他们押到英租界工部局。在院子里排队站着等点名。
不久，叫黄乃一去办公室，一个印度巡捕带他到一个办公桌边，英国人和翻译拿着档案，叫他的名字，把他的判刑日、刑满日的时间对照了一遍，另外还有一张表，里面写有入狱、出狱时间，要黄乃一盖手印。最后又将他进监狱时换下来的衣服以及小皮包里面的二十几个铜板一起还给了他。随着就叫黄乃一“滚蛋！”
翻译和看门巡捕也狗仗人势，叫黄乃一“滚蛋！”黄乃一当时还发傻纳闷，是不是就这样出狱了？释放了？恢复自由了？当黄乃一回过神来，就赶紧离开了这个鬼地方，直接向外滩走去。
黄乃一正走着，忽然发现有两个普通犯人紧跟在后面，过去并不认识，他又担心他们会不会是在监视自己？
那二个人跟着黄乃一走了一段路，黄乃一就回头问他们：“老跟着我干吗？”
他们歉意地说：“你看，那边烧饼店的烧饼好香，我们好久没有吃过了，饿了，身边没钱，你买两个给我们吃吃吧！”于是黄乃一“慷慨解囊”，拿铜板买了几个烧饼送给他俩，他们高兴地走了。
黄乃一一边走一边想着，我该找谁去？想了很久，还是按狱里商量的计划，去找李松柏。在他叔母家找到了他，他叔母生了一个小孩，住在一个拐角楼梯下面，人都站不直，小孩正在哭。李松柏拉黄乃一出来，在门口简单谈了当时上海沦陷的的情况，又说，“上海沦陷了，租界成了孤岛，听说党组织也搬迁到武汉去了。”
黄乃一找不到党组织，只好去找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黄警顽是一位进步人士，与陶行知很要好，办工学团时，黄乃一曾经给他们送过图书。他是黄埔军校学生，认识周恩来，与地下党关系密切。商务印书馆柜台内选书的地方曾是地下党接头的地点之一，有一次在接头时，黄警顽还悄悄告诉黄乃一，“小心那边有狗！”后来，他还经常给王东放几块钱，说是作“教联”经费。
于是黄乃一就去找他。他看见黄乃一穿的“空心衫”，满头脏乱的长发（在牢里是留光头，为出狱有意留下头发，两个月未理），感到很奇怪。黄乃一告诉他说，自己参加爱国会被捕了，今天刚出狱，来找他打听“教联”人员现在都在什么地方？他说，“教联”的人有的去广州，有的去了武汉，只有方语言（陶行知普教助成会秘书）还在上海，听说“教联”组织撤退了。现在上海沦陷了，困难得很，上海是个孤岛，每天冻死饿死的有一、二百人。他还说，南京也沦陷了，你知道吗？听到黄警顽讲“南京也沦陷了”，
黄乃一心里好难受，若大一个中国，山河破碎，我们成了亡国奴！国民党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搞到这样一个地步！
当时黄乃一眼含热泪，欲哭不能，真是难受极了。黄警顽安慰他说：“现在好了，国共合作了，你们有办法了。”当时黄乃一还不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黄警顽给黄乃一写了一个介绍信，说有两个青年人，和你差不多，到他们那里先住下吧，再想办法。黄警顽随身带着的皮夹子里只有惟一的一张一块钱的法币，他给了黄乃一，要黄乃一先拿去吃饭，还嘱咐黄乃一，钱要节省点用，不能一下花光了。他让黄乃一先住下，容他慢慢再想办法。
黄警顽介绍的地址，黄乃一始终还记得清清楚楚：“上海法租界西门路仁吉里四十八号”。
黄乃一随即去找了这个地点，就是门牌号找不着。黄乃一还是地下活动的老习惯，不敢轻易相信人，自己找了半天找不着，只好又去找李松柏。
黄乃一找到李松柏，他说出狱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黄乃一便用几个铜板和一元法币，在外滩边上码头工人吃饭的地方，买了一份小咸菜和两碗米饭，李松柏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黄乃一心里难受，肚子虽饿，却吃不下。
吃完饭，黄乃一还是在想：上哪儿去呢？李松柏那里住不下，睡在马路上，八成要被冻死。李松柏看黄乃一只穿了一件布衫，他就带黄乃一去法租界一个小店，二十几个铜板一晚上。
小店是三层铺，他要了一个下层铺，告诉黄乃一说：“先住一晚上再说。”说完，他便回他叔叔家去了。黄乃一正准备脱鞋睡觉时，只见李松柏又急跑而来，气喘吁吁地告诉黄乃一：“快走，四川同乡会包了一个英国轮船，送难民经香港回四川。我们跟他们一起走。”
当时黄乃一还不想走，因为被关在监狱的政治犯不多，自己出来后，要想方设法地营救他们。黄乃一跟李松柏谈及此事，李松柏说：“出来一个礼拜，自己吃饭都成问题，听说组织也转移到武汉去了，找钱也难，在监狱里，不管怎么说，英国法律规定，吃不好，但不准饿死犯人。”他边说边帮黄乃一穿鞋，急着催黄乃一赶快走，说晚了就赶不上轮船了。
俩人边跑边商量，穿的衣服揉得像咸菜一样，该算什么人？到了法、英租界，找到四川同乡会，一定不能说我们刚出狱，就说我们是从战区逃难出来的济南大学的学生，要求回四川去。
当时正碰上四川同乡会集合点名，由一个姓高的负责，另一个姓谢的助手正在点名。黄乃一跟李松柏要求补上两个难民的名字。为了不暴露身份，就临时编了个黄乃一的假名字，排在最后面。这样，俩人很顺利地就跟着去到英租界码头，上了英国轮船。后来了解到，四川同乡会送了几批难民，这是最后一批。
李松柏的叔叔给了他几件衣服，穿得暖和一点，他也给了黄乃一一件夹衫，黄乃一把它罩在布衫外面。在轮船上冷得很，他就坐在烟筒周围取暖。
船上难民大多是上海的商人，还是有钱的，有几个青年和黄乃一、李松柏聊天，谈到抗日，比较投机，其中有个叫林农的，后来还跟俩人一起去了延安抗大。当时他们年龄大一点，有爱国热情，但政治上比较幼稚。
黎明前，轮船通过吴淞口，日本人检查放行后，一直开到厦门，然后又开到香港。越往南，天气越热，这时是12月下旬，却热得像过夏天一样。香港妇女拖个木板拖鞋在街上买菜，黄乃一、李松柏第一次领略了南国风光。他们在香港呆了三、四天，还是通过四川同乡会，摆渡到了九龙，再从九龙坐小火车去广州。
在广州，黄乃一、李松柏身上没钱，只好住难民收容所。黄乃一记得二哥与他恢复联系后，曾告诉他，他的大哥在广州，地址是广州中山北路101号。黄乃一就按此地址去找大哥。这里是裁缝铺的楼上，黄乃一不懂广东话，问了半天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只好作罢了。
在广州又住了几天，黄乃一、李松柏就坐火车到了武汉，这时已经是1938年的元月初了。
到武汉住下后，黄乃一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宜昌家里，说从敌占区来到武汉，希望家里寄点钱来。等了一段时间，终于收到他父亲寄来的五十块大洋。黄乃一赶紧做了两件衣服，买了一床棉被，生活才算有了着落。
黄乃一到处找人打听“教联”组织的去处，说也碰巧，有一天，四川同乡会在上海负责的两个人，就是姓高的和姓谢的两人，他们正在对话，谢说：“老高，今天去找陈农菲吧？”
黄乃一马上过来问他俩，是不是四川人陈农菲？他们说“是”。于是黄乃一就写了个便条，“你是我认识的陈农菲同志，望来信。小黄。”
晚上，高告诉黄乃一，马上去陈农菲处。黄乃一问了住址，迫不及待就去找他。一见面，真是高兴极了。俩人从那次关在上海公安局，晚上在被窝里说悄悄话谈起，又谈到后来的遭遇，一直谈到半夜。
第二天，黄乃一再去找他，他正和任白戈在一起谈话，任白戈在提篮桥监狱时与黄乃一见过面，现在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
当晚陈农菲带黄乃一去八路军办事处，一个女同志叫张越娥，找黄乃一谈话，问了他的情况。陈农菲说：“小黄是个好同志”，还把他的工作表现如何，又介绍了一遍。谈到黄乃一曾和王东放在一起工作过时，他告诉黄乃一，王东放就住在这里，你们老朋友，明天又可以见面了。
第二天，黄乃一再去八路军办事处，王东放同志已在那里等他了。张越娥已向王东放了解了黄乃一的情况。她看到黄乃一身体很弱，要他搬到组织部招待所住，伙食好点，养养身体。
后来王东放又领黄乃一去找吴莆生，他当时组织了流亡孩子剧团（即“娃娃剧团”），并任团长。周恩来同志、邓颖超大姐都十分重视他们孩子剧团，关心并支持他们宣传抗日。
黄乃一听说许多同志去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十分羡慕，也向张越娥提出想去延安抗大。张越娥说，去抗大的同志刚走了一批，你好好休息一下，下批再去抗大吧。
黄乃一从监狱出来，辗转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这时候，他的心里才完全踏实了下来，感觉是真的回到了家——革命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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