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划上海“五卅大示威”前，由于出现了可恶的叛徒，黄乃一被逮捕了，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
刚好，第二天有两个小青年打架，大的将小的打得头破血流，被巡捕抓来也关进了监狱，很可能判成刑事罪。黄乃一立即主动前去了解情况，原来，他们是两个结拜兄弟，都在一个绸布店当店员，平时很要好，那天是因为一件小事发生口角，反目成仇，才打了起来，在监狱里他们还在互相指责埋怨。
黄乃一就做他们两人的工作，“两个结拜兄弟有啥过不去的仇？弄不好都得判刑事罪或刑事拘留，不要再互相埋怨了。”
黄乃一见二人是光着上身进来的，巡捕房又很闷热，他正用汗背心洗澡，就把衬衣给了大的穿，又动员另一个难友给小的也借件衣服。之后，黄乃一又帮助他们二人“准备口供”：不要说打架，就说是“看了武侠小说，想学比武，不慎失手打破了头，巡捕以为是打架，才误抓了进来的。”两个人异口同声都这样说，就可以免于判刑，获得释放。
他们两个人十分感激黄乃一，黄乃一就借此机会，请他二人出去后告诉组织，自己被捕了，而且要报告“张秀山、苏明叛变了，成了内奸”。当然，此事既不能明说，更不能写信。
黄乃一就对大的一个说，“监狱里没有纸写信，有几句话，请你们出去后代笔写一下，尽快将信交涝渤生路幼儿园孙名勋（“教联”常委）收。”捎话的大意是：“舅父大人：我去看小孩，不料他们得了传染疾病，我不幸被传染，正住院隔离治疗。望大人注意健康，祝弟妹们安好！！”这两个年轻人十分认真，黄乃一将内容说了两遍，他们都背下来了。
果然，巡捕对他们免于刑事罪，第二天就宣布无罪，放了他们。他们出去后，没过两天，轮到中国巡捕值班，他对黄乃一说：“老弟，对不起，你给两个打架的小青年送的衣服，他们很感谢，回家把衣服洗干净后，今天送来还你。我说，他是共产党，你们还敢来送东西？两个小青年一听，拔腿就跑！结果衣服也没留下，实在对不起！”
黄乃一对送还衣服倒不关心，他关心的是托他们写的信写了没有？交到没有？直到一个月以后，王东放来监狱探视，黄乃一第一句话就问：“给舅父的信收到了吗？”王说：“给舅父的信收到了。舅父身体安康，弟妹也很好。”说明信真的收到了。张秀山、苏明是叛徒，组织也意识到了，当然，“五卅大示威”游行只好作罢，但党组织也没有受到更大的损失。
这时，黄乃一才如释重负，总算放心了。
法庭审问了黄乃一一个礼拜，但无论怎么拷打、审问，反正他只坚持一条，坚决不承认参加共产党，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教联”党组织的情况。
最后作了宣判。判决书说：“黄野平，参加过危害民国的组织，应判有期徒刑五年，姑念年幼无知，减刑一半，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民国26年（1937年）12月26日刑满。”
黄乃一被判刑后，一直被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很大，“剧联”离那里很近，黄乃一去“剧联”与张庚接头时，曾在提篮桥监狱周围转了一圈，高高的墙上除了有尖尖的铁蒺藜外，还有铁丝网，没多远就设有岗哨亭，瞭望监视犯人，戒备十分森严，由英国巡捕看守着。没想到自己也到这里来坐牢了。
黄乃一在监狱里住的是一幢楼房，共有五层，每层中间背靠背共有84间牢房，两边是走廊，但不是犯人散步的地方，而是巡捕巡察用的。每幢牢房间用铁栏隔开，每层楼房之间亦用铁栏、铁门隔开。老监狱楼房的每层楼之间的楼板都有窗口（空心地板），虽然窗口有铁栏，但上下看得见，听得着，每到纪念日时，有犯人呼口号，一呼百应，全楼的犯人都会跟着喊起来。新修的监狱楼房就没有楼板窗口了，各层之间看不见，也听不着，一层闹得天翻地覆，另一层也不知道。
整个监狱的楼房都编了号，究竟有多少栋，犯人不准乱串，也搞不清楚，听说最多时可关一、两万犯人，一般也关七、八千人。提篮桥监狱关的大多是刑事犯，政治犯不多，总共不到一百人。以前是普通的刑事犯人和政治犯人同住，后来分开住了。普通犯三人住一间小房，政治犯不准互相往来，一般是一人关在一间小房里。
黄乃一坐牢期间，那幢楼的政治犯有七十多人，他住的一面关了四十来人，后面关了三十多人，还关了几个死刑犯，判死刑的犯人手脚要戴镣铐，穿“鸳鸯服”，上身一半白、一半黑，裤子也是一条腿黑，一条腿白。
监狱里开有几个工厂，有家具厂、缝纫厂、铁皮厂、印刷厂、做饭工厂（蒸汽灶，工厂式做饭，主要供犯人吃）。家具厂做的家具样式新，工艺细，质量好，在上海还颇有名气。犯人做工不给工资，名曰“劳动改造”，实际上是超经济的剥削。
监狱在英租界里面，管理人员有英国人、印度人、白俄罗斯人和中国人。英国巡捕地位最高，印度巡捕次之（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他们也最听英国人的话），中国巡捕的地位最低下，也很少和政治犯接触，也不让他们接触。“抄把子”（搜身大检查）时，英国、印度、中国巡捕都来，其地位明显不一样，中国巡捕得不到信任。在看守所，中国巡捕较多，在监狱里的中国巡捕则很少。
犯人连姓名也没有，只有编号，黄乃一的编号是2109，韩托夫（监牢里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的编号是2302。政治犯之间不准接触，只能在放风时偷偷接触。在监狱里有一个叫曹荻秋（在四川广汉等地搞地下斗争，解放后曾任上海市长）的犯人，是四川人，黄乃一的老乡，他们是在偷偷的谈话中谈到丁华时，间接认识的，后来成了好朋友，很谈得来。
在监狱里，犯人不仅在政治上没有自由，就是在生活上，吃喝拉撒也没有一点自由。
吃饭是每人一双筷子，两个监狱里自己生产的铁皮盒，稍大的一个做饭盒，小点的一个用于喝水和漱口，铁盒都是统一规格，椭圆形状，这样才能在铁栏杆之间送进送出。吃饭没有食堂，也没有桌子，由炊事员送饭送水，就在牢房里面吃。
洗脸“毛巾”也是统一的，每人发给一块土白布，不准自己另买。
卫生用纸是质量最差的黄色土纸，每天每人一张，还不准积存。每周要“抄把子”一次，多一张卫生纸也得没收。因为犯人曾用黄土纸在一面抹上肥皂，用竹尖写字，可以通信或互通消息，后来被巡捕发现，连肥皂也不再发，也不准用了。
监狱里不准看普通书报，每周只准借一份监狱规定看的书或报（即“圣经”和“佛报”等）还得提前给查房的巡捕翻译提出申请。
犯人也没有书信自由。进监狱后可以写一封信，告诉亲友，然后是三个月才准写一封信。写信也得向巡捕头头申请、登记，同意后到专门规定的写信间写信，不准用信封，内容公开，经巡捕过目审查后，再统一寄出。一般很少有回信，即或是有回信，同样要先给巡捕审查。
黄乃一入狱后第一封信是写给王东放的，告诉他，自己关在这里，也是他第一个来监狱探视黄乃一的。
犯人会客的规定就更为严格。三个月才可以“会客”（探监）一次，每次五分钟，实际上连五分钟也不到。有专门会客房，里面是犯人，外面是探监者，五个人一批，每个人一间房，都各自编好号，犯人和探监者对号入座，中间还有一个通道隔开，犯人和探亲者只能见面，不能接触，也不准送东西，说话声音都想大一点，结果互相吵得听不清，隔道上还有英国巡捕或派来的翻译进行监听。
探监房修得很特殊，和牢房相反，一边是犯人会见亲人的地方，另一边是探监者会见犯人的地方，中间隔离带是一个走廊。建成这样的格局，一是使探监者不能与犯人直接接触，二是中间隔离走廊可供巡捕巡视监听、或翻译之用。
1936年初，由于在监狱里公开与反动派斗争，损失太大，曹荻秋、韩托夫告诉黄乃一：“中央决定，监狱内公开斗争损失太大，公开活动暂停，要求共产党员要立场坚定，可个别与组织联系，搞合法斗争，不搞过激行动。”
狱中地下党组织于是首先提出，要读书。在方法上，第一步是要求不局限于监狱规定看的书或报，而是可以向狱外亲戚朋友借书看，进一步再要求买书看。在内容上，开始是看巡捕发的“圣经”、“佛报”，后来提出要看旧小说、七侠五义、水浒、三国，进而要求看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书。要看这些书，当然要经过巡捕审查。
由于英国巡捕对中国各类书刊看不太懂，他们只好请翻译代为审查。政治犯三、五个人，七、八个人，一批一批去找巡捕，要求看什么什么书，巡捕烦了，就交翻译处理。翻译审查只是走走过场，英国巡捕对政治书籍审查也就有些放松。狱外的朋友们就趁此机会把书皮换一下，用古典文艺小说作封面，把辩证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等书偷偷地送进来。
后来狱友们又要求书店的人干脆到监狱里面来卖书，英国人喜欢中国囚犯读英文书籍，如《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等也装订成册拿进来了。趁此机会，黄乃一买了《英文文法大全》（英汉对照）、《英文教科书》（全是英文）、《英文词典》、《英汉模范词典》等等。
狱友们“得寸进尺”，不断提出新要求，英国巡捕火了，他们十分生气地说：“这里是监狱，不是图书馆，不是学校，……！”狱友们针锋相对地说：“要是图书馆，就可以自由读书了！”副典狱长急了，就说：“要想看书你们自己买！”有个伙伴趁此机会就说：“我们的钱入狱时都让你们保管起来了！”副典狱长下不了台，只好问道：“你们要买什么书？”
黄乃一提出买《辩证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大纲》，英国巡捕听不懂，翻译也没有读过，听不明白，叫黄乃一自己写。后来真的买来了，大家都高兴极了，第一回合胜利了！这样，大家就可以不受借一本书的限制，也可以读一些革命理论书籍了。接着又要求发纸、笔，要记事本，但他们不允许，连发一个石板写字也不允许。
要求读书，取得了胜利。接着又要求做工。经过反复“合法”斗争，后来他们同意在走廊里做工。架起缝纫案桌和长条凳子。开始，只让狱友们做犯人穿的衣服——旧棉衣，行棉花；后来逐步学会缝棉衣裤，从半成品到成品。
狱方怕狱友们手里有“武器”，连剪刀、尺子也不配给，只给针、线、软尺。大家围着案子做针线活，最大的好处是给了政治犯相互接触的机会，可以自由选坐位，找愿意接近的人，便于谈话，互通情况。黄乃一和曹荻秋、韩托夫接触最多，韩给他讲哲学、政治经济学，曹给他谈丁华，谈外面的形势，对黄乃一帮助很大。论年纪他们都比黄乃一大，是他的老大哥。
后来，黄乃一和曹荻秋、韩托夫又要求释放政治犯。“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要求英当局释放政治犯。当时发动政治犯，个个都向巡捕、典狱长提出：“英国政府应该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正义主张！”他们答复说：“你们属中国政府管辖，英国不能办……”。大家讨论，准备登报，发表“宣言”，要求释放政治犯，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办成。
从“七七”事变开始，要求释放政治犯，直到8月10日，未见成果。大家反复讨论，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决定开展“狱中绝食斗争”，向英国当局施加压力。从8月12日开始绝食，为了保持体力，坚持斗争，大家都躺着休息，以便能多坚持几天。
当时有一个四川江北老人，是卖瓜子、香烟的穷人，党组织曾请他送过文件，但缺乏政治认识，被捕后大家也动员他参加绝食斗争，他同意了，但一顿两顿不吃饭，他就受不了，坚持不下去，动摇了。
正在这时，“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了，狱里巡捕们都下到地下室躲炮弹去了，对这些政治犯则层层上锁。开始，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知道是抗日部队打过来了，于是都要求释放出去和部队一起抗击日本鬼子，“绝食”斗争也就中断了。
“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开始打得不错，后来似乎打打停停，直到“九•一八”这一天，仗打得最激烈，炮弹在提篮桥监狱附近爆炸，晚上看得见监狱周围，炮弹如流星一般飞来飞去，监狱上空挂有英国国旗，国民党部队不敢打进来，英国人也只是袖手旁观，对这些政治犯的请求不理不睬。大家急得要死，天气太热，水缸子里面的水也喝完了，大家渴得要命。后来印度巡捕说：“你们中国人不行，打了败仗，驻军都撤跑了。”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十分气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些真正爱国的年轻人却身陷囹圄，爱国热情被压抑，爱国行动的自由被扼制，不能在祖国危难之时，为报效祖国作贡献，作牺牲，空有满腔热血，竟不能一洒疆场！
进入10月后，上海沦陷，驻军逃跑，中国在上海的政府也没有了。中国人被当作亡国奴，实在令人痛心。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