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６年２月３日凌晨四点，震惊中外的“通化大暴乱”发生了。
打过年时的灯灭了，呼一下又亮了；又灭了，又亮了；三亮三灭。
接下去就听到枪响了，枪响的像蹦豆似的。枪响过了以后，老百姓才知道出事了，出什么事，当然不知道。
当时的通化潜伏了很多暴乱分子，就是在这山的周围，潜伏了很多暴乱分子，听到枪声以后，他们就从山的背面冲了下去。
发出电灯三明三灭信号的，是红十字医院院长柴田久大尉。
在暴乱即将开始之前，柴田大尉就带着佐山、小岛和林富藏等５人，越过变电所楼下值班的哨兵，闯进调度室，要求切断电源开关。
当天夜里，在变电所值宿的直接责任者是杉木甚五郎和金子金一。
这两个日本人拒绝了柴田的要求，说守卫市内的配电是自己的职务，因此自己要负责的。
柴田大尉看到日本职员对他的要求不听从，就端着枪要求中国职员切断总开关，中国职员不得已按照柴田的要求拉动了总开关，发出了电灯三明三灭的信号。
然后按照计划，岛田带领一个分队来到变电所负责警戒，柴田大尉回到了红十字医院。
当时，红十字医院主要住着从沈阳和锦州前线下来的２００多名我军伤病员。
红十字医院里的暴乱，已经提前开始了——因为医院暴乱分子接到的命令是：将医院变成陆军医院，清除民主联军伤病员，准备接收从暴乱战场上下来的日本关东军伤员。
当时守卫红十字医院的是朝鲜义勇军的一个排。
大约在2月2日晚上１１点左右，朝鲜义勇军支队司令部就给五连打来电话，命令连长高应锡马上到司令部来接受任务。
当时在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主持工作的是从延安来的王子仁，他是朝鲜人，原名崔仁，当时朝鲜义勇军支队的官兵都称他王司令。
王司令对高应锡说：“你们送来的可疑分子，经过审讯承认，国民党特务组成了个反革命集团，在明天凌晨４点要进行暴动，你们得马上行动。”
王司令向高应锡下达了两项指令：
１.先到少年连驻地（西药批发站、永胜粮站的后面），将那些１８岁以下的娃娃兵们护送到司令部来，以便加以保护。
２.然后去红十字医院，抢救我方伤员，以免被暴乱之敌伤害──这些伤员都是从沈阳、锦州前线下来的。
接受任务的高应锡马上率领连队赶到少年连驻地，将正在睡觉的娃娃兵们喊醒，让他们穿好衣服后，直接护送到支队司令部。
然后，五连向红十字医院奔去。
也就在此时，暴乱分子先以偷袭的方式，解除了守备医院的朝鲜义勇军支队步兵哨的武器，在此过程中双方发生了搏斗，一名朝鲜义勇军士兵牺牲。
暴乱分子袭击岗哨之后，开始向医院卫兵室里冲。
朝鲜义勇军支队护卫医院部队的副分队长郑炯锡，面对大约40余名敌人的进攻，展开了肉搏战。
郑炯锡拿起盒子枪打了两枪，两个敌人应声倒地。他冲出门外，继续同敌人搏斗，被敌人的军刀砍伤，但他坚持不退下来，一直到战斗结束。
接着，暴乱分子进攻负责医院工作的我方干部的寝室。
医院负责干部的通讯员王振福带领几名同志守住房门，沉着对敌射击，掩护我方工作人员突围。
朝鲜义勇军支队战士金吉兴，那天晚上在红十字医院住院。当我守备红十字医院的朝鲜义勇军部队组织警备防御力量时，由于战斗力人员非常少，金吉兴就主动报名参加。
当敌人包围红十字医院时，金吉兴要冲出去向中队报告消息。在敌人的包围中左冲右突，金吉兴十几分钟之后才冲出包围圈。
金吉兴向中队部所在地跑去，不幸途中遭到敌人手榴弹爆炸的袭击，受了重伤。
暴乱分子从守备医院的朝鲜义勇军部队手中，夺得手榴弹３０枚，手枪２支，步枪１２枝。暴乱分子又将５颗手榴弹扔向朝鲜义勇军支队守备部队，造成伤亡。
暴乱分子还监禁了仓库保管员和炊事员，以及部分守备战士。
红十字医院的暴乱分子们还威逼我方被俘人员投降。通讯员王洪魁２月３日在红十字医院暴乱中被俘，敌人威胁利诱让他说出医院我方负责人的下落及其他秘密，他严词拒绝，历声说：“你们的阴谋不能得逞，怕死不当八路军！”
暴乱分子见其不从，就将通讯员王洪魁杀害了。
在朝鲜义勇军护卫排被赶出医院之后，红十字医院参加暴动的１００多名日本医护人员，也开始了对住院的民主联军伤病员的屠杀。
镇暴之后，柴田带30余人逃到山上，然后分头向奉天、丹东、朝鲜逃亡。柴田自己则连夜向抚顺逃窜，是夜，被我搜捕队捕获于一菜窖中。
血洗红十字医院惨案，完全说明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背信弃义。我军接管通化后，曾安排留用了一些日本医护人员在红十字医院工作，他们也表示好好工作。但是，暴乱一开始，原我方医院留用的，以柴田大尉为首的100余名日本医护人员却背信弃义，象一群魔鬼，用手术刀割、用剪刀剌，用手掐等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手无寸铁的我军伤病员150多人。当驻防在市内西关一带的朝鲜义勇军支队五连火速前往解救时，仅救出了50余名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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