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上海兆丰图书馆馆址原是陶行知先生一个朋友的养蜂场，面积约一亩多地。西头有几间平房作图书馆，中间修有一个凉亭，凉亭也有里外两间平房，外间是阅览室兼作普及小学和幼儿、妇女、工人学习班的教室；里间是工作人员宿舍。东头空地作种菜或种花之用，四周用竹篱笆墙围着，东边围墙外还有一片临时墓地，兆丰图书馆公开对外借阅图书，举办幼儿、妇女、工人业余学习班。实际上这里是“教联”的活动基地，也是中共是地下党组织藏“绝密文件”的好地方。“教联”领导经常在此召开秘密会议，丁华、王洞若（王乃明）、宋介农（孙达生）、徐冰（徐明清）等“教联”常委都来此开过会。后来“社联”、“文总”领导也来此开过会。
兆丰图书馆工作人员很少，当时黄乃一、王东放、吕朋三员“小将”，就是兆丰图书馆的主人。
一次，丁华就给黄乃一布置任务，主要是做“教联”发行工作。所谓“发行工作”，就是秘密刻写、印刷和发行“传单”，以及“教联”印发的学习文件或国内外形势宣传材料。
黄乃一担任发行工作不久，丁华就叫他去联系几个“教联”的小组。那时黄乃一的职务是“区干兼发行”。
黄乃一在地下党的教育培养下，已逐步学会开展工作，因此当时丁华把三个小组划给他负责联系：
第一组是上海浦东高中小组，联系人是周嘉达。周嘉达是黄乃一在宜昌四川中学的同学，是川中学生会主席，宜昌学联常委，黄乃一走时他还到宜昌码头上找过他。周嘉达的父亲留下他们母子俩到南京做官，后来周嘉达也到南京念书，他要求到上海念书，但父母不答应，于是他经常和父亲吵架，父亲仍不给他学费，一气之下，他便离家自己一人来上海浦东高中念书。他是学生，当时还没有正式参加革命，但他思想进步，丁华就发展他为“教联”成员，并在浦东高中成立了“教联”小组。
第二组是工人小组，联系人是张秀山和苏明。他们俩是上海纱厂的工人，老家安徽一场水灾，冲得他们无家可归，才来上海找工作的，曾失过业。“教联”发展了他们，并布置其在工人中开展工作，为了工作和生活的方便，还为他们专门租了一间房子。二人曾有一段时间消沉过，准备请长假回安徽，丁华、黄乃一向他们劝说，干革命还请假？于是又都留了下来。
第三组是暨南大学，负责人是一个大学生。和大学生打交道，代表“教联”指导他们开展工作，黄乃一心中有点打怵，心虚，不太敢去。丁华说：“你当联络员，主要是听听汇报，回来反映他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决定后你再去传达，有什么不敢去？”在他的鼓励下，黄乃一勇敢地去了。实际上大学生们十分谦虚，也很尊重黄乃一，并请他一起吃饭，关系十分融洽。
那时黄乃一的工作除了发行、联系这三个小组外，还要积极参加江苏省委和“文总”直接领导的“飞行集会”，以及节日或重大事件的示威游行。“五一”、“五四”、“五卅”、“九一八”、“一二八”等节日、纪念日，一般都要举行一定规模的宣传活动或示威游行。
5月份天气暖和，他们经常受令去南京路上永安公司、先拖公司等屋顶公园上面向街上散发传单。
1934年“九一八”，要搞示威游行。前两天翻译朱同志来通知黄乃一参加，并布置具体任务。那天，黄乃一正打摆子（发虐疾），身上时而冷，时而热，浑身发抖。朱不解地问：“怎么？你害怕了？”听到他这么问，黄乃一很生气，当他把病情告诉朱后后，朱又很关心他的身体，马上去为黄乃一买奎宁药，给他治病。然后才仔细地给他作了交待，要他通知“教联”三个小组，按时参加游行。
“九•一八”下午六时，黄乃一照事先约定的地点，在“金城大戏院”，趁下午场电影散场和晚场电影进场人正多之机，发动示威游行。只听“啪！啪！啪！”三个摔灯泡的爆炸声，四面八方的游行人员一下涌到电影院门前，人潮像舞龙一般，跟着龙头就开始了游行示威。
大家边走边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三省！”……口号声响彻云霄。同时游行队伍中，揭露“攘外必先安内”等阴谋的传单也雪片般地在人群中散发。
黄乃一是“教联”的总指挥，三个小组成员都跟在他的后面，和大家一样，边喊着口号，边散发传单，游行队伍不断壮大，从一、二百人发展到好几百人，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在南京路四马路，碰上英国巡捕，他们平日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今天在游行队伍“打倒帝国主义”等正义的呼声面前，尽管他们乘着摩托车“嘟嘟嘟”地朝队伍开来，却不敢下车干预，好像装作没看见游行队伍一样，灰溜溜地开着摩托车逃跑了。群众见此情景都十分高兴。
示威游行到电车经停的地方，按照预先规定的信号，领队一挥手，大家都上电车，队伍自动解散，游行胜利结束。虽然当时这也叫一次大示威，其实有组织的参加游行示威的人并不多，
“教联”几个组才二十多人，加上其他小组，总共也才一百二十多人，绝大多数是群众自发跟上队伍参加游行示威的，这说明“抗日反蒋”深得人心，群众迫切要求，也很受鼓舞。
这次游行示威，因为人多势众，顺利进行，直到胜利结束，当时国民党没敢公开抓人，只能盯梢，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联”对如何摆脱盯梢都事先作了研究和布置，准备较充分，因而没有使组织受到损失。
1934年11月底，上海出了个轰动一时的潘洪生事件。潘洪生是个职员，高中文化，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九•一八”事变后，反日情绪高涨，他亲眼看到日本“浪人”和中国奸商勾结，武装走私，大量贩卖日货，国民党政府却不闻不问。对此，潘洪生十分愤恨，于是他自己制造了炸弹，准备炸奸商，却因不慎把自己炸伤了。为此，他不仅没有得到安慰，反被国民党逮捕监禁。
当时民族资本家也提倡国货，反对日货，反对奸商，他们以商会名义出保潘洪生，未果。潘洪生带伤入狱，得不到及时治疗，被折磨致死。民族资本家、商会出面，大张旗鼓地宣传潘洪生为爱国志士，为他举行隆重的出丧送葬仪式。
丁华让黄乃一刻传单，积极支持、配合宣传潘洪生爱国思想，号召人民群众向他学习，反对日货，反对奸商。同时指出，潘洪生有爱国心是好的，但单枪匹马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奸商、卖国贼是不够的，抗日要发动群众，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北上救亡，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丁华布置黄乃一参加送葬队伍，借出丧之机，举行飞行集会，散发传单，要黄乃一带头呼喊口号。因为整个出丧大会是商会主持的，也不知道他们还会有其它什么安排，所以丁华让黄乃一随机应变。
当时为避免英租界巡捕找麻烦，出丧大会地点选在华界南市公安局附近，这里没有巡捕。但也有警察维持治安，不让出丧送葬队伍横穿马路。
这天参加出丧大会的人特别多，人山人海，去会场报到签名也很难挤进去。但商店仍然开着，黄乃一就从一家鞋店门口混进去，签了一个名，并领到一个出丧用的白布条，算是出丧队伍正式成员。
在涝渤生路，有一个“教联”在陶行知先生名义下办的劳工幼儿园，幼儿园的两位教师戴映秋和杨文霞，也来参加出丧送葬队伍和飞行集会，黄乃一和戴接头后，布置她们混进送葬队伍，领取白布条，然后将传单给了她。但工人小组尚未接上头，他们的传单还在黄乃一身上。
出丧仪式搞得十分隆重，除祭奠花圈外，还有洋号乐队奏乐。但送葬的游行路线和飞行集会的地点都不十分清楚，黄乃一只好跟着送葬队伍走，他肩上也戴着送葬的白布条。走了不久，他发现后面有两个狗腿监视着自己，黄乃一想，身上还有传单怎么办？在和一群小孩相挤时，他就赶快将传单扔到小孩后面去，有个小孩拿着传单当稀奇看着他，黄乃一就挤眉弄眼，示意叫他赶快收起来，小孩很聪明，马上就将传单藏在身上，黄乃一才放下心来。
果然，没走多远，游行队伍路经一个叉路口，一个便衣和后面两个盯梢的狗腿交换眼色后，一涌而上，就把黄乃一架着拖出队伍。黄乃一大声喊叫：“你们干什么？绑票？！”
警察来了，他们狼狈为奸，嘀咕了几句，警察也就不管了。他们把黄乃一送去上海市公安局总部。
到公安局后，立即对黄乃一进行审讯。对审讯，黄乃一都早有思想准备。一个穿西服的人问他：“王学兵你来干什么？”上海人黄王不分，把黄小平喊成了“王学兵”，
黄乃一立即对答说：“我是来跟着看热闹的。”
他又问：“你和两个女的接头？”
黄乃一装不懂，说：“什么叫接头？”
他说，“你们说话了，你认识她？”
黄乃一说“不认识”。
他说，叫她们来认，“不讲老实话，我枪毙你！”他们将房门打开，黄乃一大声喊，我不认识她们，但戴映秋、杨文霞都说认识黄乃一，黄乃一灵机一动，随口就说：“我在图书馆工作，借书的人很多，她们认识我，但我并不认识她们。”
审讯的人无可奈何地骂了黄乃一一句：“小瘪三”，“不老实”，也抓不住什么证据。
戴映秋、杨文霞是女的，家务事没人管，很快都取保出去了。黄乃一没人取保。
后来江苏省中级法院又审问黄乃一，他还是那一套口供。因为飞行集会尚未开始，没审出什么新东西，只好叫黄乃一“取保释放”，于是黄乃一便回兆丰图书馆找保人。
公安局到兆丰很远，一个警察陪着黄乃一，他要坐车，为了搞好关系，黄乃一给了他一点小费，路过一个酒馆时又买了一碟酱牛肉，请他喝了点酒，他十分高兴。
黄乃一回到兆丰图书馆，见到王东放，告诉他：我被捕了，要单位出面“取保释放”。
黄乃一向王东放又要了几块钱。他把两块大洋送给警察抽烟喝酒。警察见钱眼开，说：“小兄弟，够朋友！”
等拿到取保证明，回到监狱已是晚上，下班了。
警察对黄乃一说，“小兄弟，你只好先到优待室住一宿，明天办完取保手续你就走。”
所谓“优待室”，就是审讯室下面一个过道，是个大房间，旁边用木板隔开，共住二十来人。警察向优待室打了个招呼，他说得倒很客气：“这位小兄弟没带行李，哪位行个方便，共睡一下。”交待完就走了。
黄乃一一看，在关押的二十来人中，他的上级陈同生也在这里。他装作不认识黄乃一，但主动过来给他打招呼：“小兄弟，什么地方人？”
黄乃一说“四川人”，他说：“好，是老乡，来跟我睡吧！”
黄乃一和陈同生躺下后，开始都没敢多说什么，直到深夜，两边睡的人都睡熟了，在一片打鼾声中，他俩才在被窝里“咬耳朵”说悄悄话。
陈同生很严肃、痛心地告诉黄乃一：“被捕的不少人都叛变了。”
黄乃一一下就联想到审讯他时，有人来看过他，摆了摆手，示意“不认识”。其实那是团委的人，黄乃一是认识的。
陈同生说：“省委盛宗亮等叛变了，省委组织部、团委都有叛徒，组织破坏很严重。”陈同生还说，“最近文总要开一个会，被特务发现了，叛徒和特务勾结，要利用这个会大抓地下党，并要公开杀害鲁迅先生，因为鲁迅要参加这个会。”
陈同生要黄乃一出去后，马上直接到日本人办的“内山书店”亲自告诉鲁迅先生。
黄乃一和陈同生一起被关了两天，还是那个警察，陪着王东放来办保释手续。王东放拿着保据，担保人一个是工部局小学教师丁华，一个是中学教师孙达生。担保单位盖的是兆丰图书馆的章。
警察在办理手续时，还要黄乃一填一个“自首表”。表中除姓名、年龄等外，还要填什么时候入党等内容。黄乃一对警察说：“我什么都不是，填什么表？”
警察说：“你什么都不是，就填什么都不是，不填不行。”
黄乃一告诉王东放“不填”，可是不填就不让他走，王东放只好帮黄乃一填了，“何时加入共产党”一栏，王东放填的“非”。“有何政见”一栏，王东放填的“无”。
黄乃一出狱回来后，由于牢房蚊虫咬，加之卫生条件极差，空气恶浊，第二天就生病发高烧。
丁华来看望黄乃一，黄乃一将陈同生告诉他的事一一作了汇报，特别汇报了“‘文总’开会，叛徒、特务勾结，要将地下党一网打尽；过去不敢公开动鲁迅，这次要在会上公开杀害鲁迅”。并说陈同生要他马上告诉鲁迅先生。丁华便对黄乃一说，你不用去找鲁迅了，由他亲自去通知。你现在先养病吧。
陈同生在他的回忆录《不倒的红旗》中曾写道：
被捕后在狱中，“我们对敌人破坏我党的新办法与利用叛徒的自首政策掌握了不少材料，都没人能将消息传出去，因为这种情报送出去不容易，能送到党的负责人手上更难。多少天来，我们急切地找机会，焦急地等待着有一个可靠的人。在一个深夜里，看守开门推进来两个青年，一个是店员，一个好像学生。我认出那像学生的一个是小黄。……小黄昏昏欲睡。……当小黄醒过来，他看清了我，偷偷告诉我，什么证据也没有。……他估计不久可以出去。他被接连用车轮战法问了整整两天两夜，还挨了打，这是特务们的最后一手。……我与长河南（监狱地下党临时负责人）商量，小黄可为我们带信出去，他是青年团员，他认得‘教联’党的负责人，通过他可以将情报送到上级。我便与小黄详详细细谈了大半夜。告诉他盛宗亮等已经叛变了，他们已变成敌人进攻党的鹰犬。还有人秘密自首了，仍隐藏在革命组织当中，企图进行更大破坏。我心里很高兴，只要我们的组织保留一部分，敌人的计划便破产了。小黄第二天出去了。当天晚上，长河南和我甜甜蜜蜜地睡了一觉。我们认为只要消息透出去了，即使我们自己牺牲了，也值得。”
陈同生同志后被送往南京军人监狱，属重要政治犯，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28日，经党组织营救，才被无条件释放。
这次被捕，坏事变好事，不仅对黄乃一本人是一次锻炼和考验，他也完成了“社联”负责人陈同生交给的特殊任务，使“文总”的党组织没遭到敌人的破坏，鲁迅先生也没有遭到杀害，黄乃一感到十分欣慰。
1934年12月，黄乃一出狱后，便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决定发展他入党，介绍人是丁华和孙达生。
丁华告诉黄乃一：“现在你是职业革命者了，过去要求入党，年龄不够，现在已满十八岁了（10月26日满十八岁），年龄够了，两次被捕，经过考验，表现很好，现吸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本应有候补期，经过两次被捕考验，免去候补期，从入党之日起，就是正式党员。”随后，进行了入党宣誓。
丁华还向黄乃一提出：“要牢记党纲、《党章》，按时交纳党费。”并认真讲解了入党誓词的内容，要黄乃一坚决做到。
黄乃一入党后，又接受了党组织的一项新任务，就是兼管党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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