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蒋对共产党崛起通化惶惶不安 （中国空军史话）

在东北民主联军司令林彪以及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的支持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在通化宣布成立，轰轰烈烈的中共长白山通化战略大后方建设，引起了日蒋惶惶不安。

　　国民党政府当然深知战后接收东北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东北不同于其他沦陷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需从苏军手中转移，而非从投降日军那里直接接收，因此这是外交交涉行动，牵动国际势力。而战后大批共军已先抵东北，国军进军东北，势必引起国共军事冲突，接收东北，也必然是一场军事行动。

　　日本投降前后，重庆政府军政要员曾为战后东北接收问题，从各种角度向政府提出建议。但蒋介石并没有完全采纳。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对东北接收问题，作了痛切检讨：

　　“东北的安危，换句话说，就是东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个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也非直接对俄谈判所能解决，则我们应该采取停止接收的决策，一面将我们的部队集中平津，坚守榆关，而以锦州为前进据点，一面将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公断，同时公诸世界舆论，课苏俄以应负之责任。如此则我政府在关内有充分实力，戡定中共的叛乱，控制华北的全局，而以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然而我们决策之后，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不能坚持到底，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同时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正是由于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将东三省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当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土崩瓦解之际，国民党虽然急于下峨眉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但蒋介石的兵力部署离东北太远，已是鞭长莫及，力不从心了。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便指示在东北的国民党地下组织行动起来，阻止八路军对东北的接收，破坏共产党的东北根据地建设。

由于岁月的流逝，为撩开有关这次扑朔迷离的暴动真相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翻开日本投降前后的日历：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兵分四路，长驱直入我国东北，以排山倒海之势给予了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打击。

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发《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做出了服从天皇，停止战争的决定，并向各部队下达。

8月19日，苏联代表抵达长春，开始解除日军武装。

8月22日，苏军接收关东军司令部。

8月末，日本关东军和驻在东北的其他日军部队已全部解除武装。

9月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等首脑及司令部成员被押上飞机，送到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至此，日本关东军覆灭。

日本投降后，许多地方的日军仍在抵抗。如牡丹江、平阳镇等多处日军向苏军反扑，驻虎头、东宁的日军也拒绝交出武器。甚至到了1946年初，还发生了一些已缴械的日军和国民党地下人员共同组织的暴乱。

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苏军进击后，日军的通讯联系多已中断，有的日军部队没有接到放下武器的通知；二是个别顽固的法西斯分子说“天皇诏书是假的”，主张“打到最后”；三是国民党的勾结、欺骗和利用。

通化“二·三”事件就属此类。

值此历史大转折之际，日军大本营也意识到通化的重要，在其下达给关东军的对苏作战计划要领中指出：“即使放弃满洲四分之三，也要确保通化这个战略要地。”而后，大批的日本关东军开始秘密向通化移动，自1945年7月中旬始，由师团长今利龙雄中将、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率领的125师团，日军牡丹江第一方面军的丸山师团和富永中将指挥的日军部队先后集结于通化。

苏军对日宣战后，日本关东军更是潮水一般涌进通化，通化市区的机关、学校及通化城周边地带住进了5万多日本关东军部队。连浑江堤坝上都搭起了黄色的军用帐篷，“通化市渐渐地被土黄色包围了……”(中乡三已枝《旷野女将军》)

日本投降前，关东军曾企图把通化做为最后坚守的城市，陆续向通化转移了一些部队和物资。

1945年8月11日，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和参谋长秦彦三郎乘飞机逃至通化，准备在这里指挥防御作战。

8月12日，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为首的关东军司令部和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大员及皇后、皇弟、侍从等也先后撤到通化。

8月14日，山田等关东军首脑得知次日有重要广播而返回长春，当晚收到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关于停战的电报。

8月17日，驻通化的日军第125师团长今利龙雄中将召开师部最后一次部队长会议。会议决定：服从天皇的命令，放下武器投降。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关东军司令部仍指示各部队：“在铁路干线上的部队解除武装外，在偏远山岳地带的部队则尽可能的避免解除武装，保存其力量。”

8月22日，苏军进驻通化，驻通日军全部被缴械。

但是，日本投降后，隐藏于通化附近山林和矿区的日军还有相当的数量。

以藤田实彦大佐为首的日本关东军125师团残部3000余人，潜伏在老岭山脉南向的石人、林子头（今白山市辖）；以富永中将为首的关东军3万人，潜伏在蒙江（今靖宇）、长白、抚松、临江一带。

除此，八·一五光复后，原驻在四平、海龙的日军北支部队一部分未被缴械的武装人员也逃到了通化。

日本法西斯分子蠢蠢欲动，梦想推翻我民主政府，在通化建立日本帝国主义的“复兴”基地。但他们深知实现“复兴”的企图仅靠关东军的残兵败将的力量是不够的，为此，他们选择了国民党做盟军，正如日军特务头目池田中将自述：“为了日本再度复兴，我们就得依靠、利用国民党”。

此时，共产党的十万大军已挺进东北，而国民党的正规军在东北则没有一兵一卒。在通化的国民党地下人员也只建了一个县党部，尚没有和我对阵能力。

所以，日、蒋勾结，一拍即合。

1945年11月20日，日本特务头目池田中将通过近藤晴雄大尉，委派特务只友少尉从奉天来到通化，找到了以矿工身份做掩护的原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并把国民党东北先遣军司令长官莫德惠上将委任藤田实彦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的委任状，亲自交给了他，指令他“搜罗东边道地区溃散的日军对抗共产军”。

12月15日，藤田实彦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骨干分子姜际隆家，与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耕尧见面，密谈武装暴乱、夺取政权等事宜。

孙耕尧说：“正月初，中央军必定能抵达通化，讨伐八路军，你们日本人要为自己打算，应该援助中央军来打八路军。”藤田表示愿意合作。

此后，藤田实彦、阿布元，在日本居民中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说什么“要想回日本与父母、妻儿团圆就得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1946年1月15日，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工作员兼通化方面军事指导员刘正修，在孙耕尧家主持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耕尧，副主任委员刘玉清，委员有刘亦天、杨振国、藤田实彦、近藤晴雄等人。

“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下设政治、军事二部，政治部长刘亦天、刘玉清，军事部长藤田实彦。

1月21日，藤田实彦向孙耕尧提出日方参加此次暴动的条件，最后达成“孙田”（田指藤田实彦）暴乱协议：

（一）保证参战的日本人不回国；

（二）保证日本人不失业；

（三）日本人加入中国台湾籍；

（四）成立“中日联合政府”，孙耕尧主管政务，藤田主管军事。

日方代表大正丰和国民党代表姜际隆在协议上签了字。

1月22日，在孙耕尧家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武装暴动总指挥部”，地点设在姜际隆家，指挥部下设三个指挥所、三个联络组。

第一指挥所指挥：田友（藤田实彦）、阿布元；

第二指挥所指挥：孙耕尧、姜际隆；

第三指挥所指挥：刘涤新、迟文玉。

此前，为了组织暴乱兵力，他们还成立了“军事收编委员会”，派出9组特务，到长白山区四处联络日本潜伏军，最后组成了一支12300余人的反共队伍，其中以驻在通化市区的3000多日本关东军为骨干。

暴动时间最后敲定在1946年2月3日（正月初二）4时。

“通化暴动”已一触即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