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延安－１７
1949年初，国民党败退台湾。解放战争凯歌高奏，解放台湾成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延安的毛泽东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这一年7月，毛泽东提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这里所说的“内应”便是指台湾岛内的地下党组织。
当时由延安派去的党组织与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共同组成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隐蔽战线开展了积极而艰苦的斗争。
1948年底，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崩溃，其党政军机构和特务机关陆续迁台，对岛内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但是地下党组织还是得到快速发展。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蒋介石败退台湾，此时台湾工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地下党员发展到1300人，同情党并参加地下活动的群众还有2000人，如果再加上可以动员的普通群众，可以掌握的群众将达5万人，但这在岛内700多万人口中力量仍很薄弱。后来，陆续从大陆派遣的共产党员和当地发展的党员、进步人士已达1500多人。
根据毛泽东和延安的指示，接受渗透任务的中共情报人员，纷纷蹈海远行。
台湾被日本侵占后，岛内人民仍同大陆保持着密切联系。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进步青年回大陆学习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如谢雪红在1925年便于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共，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同邓小平、蒋经国为同期同学。
1928年4月，当时以旅沪台湾革命青年为骨干的台湾共产党（后被俗称为“老台共”）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上成立。第一届领导人为林木顺、林日高、庄春火、洪朝宗、蔡孝乾，中央候补委员有翁泽生、谢雪红，台共书记为林木顺。
台湾共产党是在中共中央帮助指导下建立的，不过按照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党组织应归宗主国党组织领导的原则，当时的名称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归日共领导。
台共建立后即返岛发动群众，并于1929年在台湾中南部发起小规模暴动。日本警方随之展开第一次“台共大检肃”，逮捕了许多骨干。随着日共组织在本土被破坏，1931年日本警方在台湾全岛发动第二次“台共大检肃”，抓捕了台共领导谢雪红等人并判重刑，导致组织瓦解，只剩下少数人隐蔽民间或潜回大陆。蔡孝乾回福建后进入中央苏区，作为台湾代表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战时还担任过八路军敌工部部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随后，国民党军由美军运送接收台湾，中共中央也决定在台湾建立党组织。当时在延安的蔡孝乾是唯一有红军资历的台湾干部。虽然此前犯过生活作风错误，但鉴于他熟悉岛内情况并经过长征考验，中共中央还是任命此人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9月，蔡孝乾从延安出发，经淮安到达上海。在上海学习一个多月后，为尽快到台湾发展组织，党组织委托上海台湾同乡会会长李伟光为蔡孝乾办理了入台手续。初期的台湾工委干部包括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林英杰等人。
在大陆派遣到台湾的共产党员中也有潜伏在国民党空军中的地下党。被派往台湾的国民党空军飞机修理厂中尉王瀛成，便是中共地下党员。
王瀛成是较早离开大陆的情报人员，在上海解放之前，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已经乘船南下。1949年10月，王瀛成没有能和子女王道元、王道乾兄妹告别就奔赴台湾。上海解放后，兄妹从苏北老家赶往上海，却发现父亲已经不知去向。
就在此前半年，已经在苏北解放区参加工作的王道元来上海替解放区的医院购买药品。他和父亲在城郊的一座道观内见了面，并劝父亲回老家，父亲不肯。
这一年初秋，某舰队政治部干部戴龙也被地下党派往台湾。戴龙先至广州，再到香港，最后以测量学校教官的身份渡海。戴龙到台湾后借住在台北的亲戚家，以访友问旧的名义四处联络，搜集情报。
戴龙和更早来台的王瀛成想策反一名电台人员，但最终失败。最后，他们只好通过挂号密码的形式报告情报。
1949年春，台湾工委向各级地下党下达了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并在台北市创办了《光明报》，并发表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论。文章是由中共地下党员林英杰起草的，文中分析了大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向台湾人民转告了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以后大举南下的消息，指出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的发展趋势，号召台湾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全国解放。后来，台湾全岛很多地方包括公共场所都出现了《光明报》和革命标语。
1949年4月6日，台湾工委发动了反美、反蒋的学潮。三个月后，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报《光明报》。特务人员将一份《光明报》呈给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数日之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阳明山官邸召开会议，当面痛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缉。
阳明山紧急会议后三天，保密局特务抓到早先在台湾大学校园散发《光明报》的四个学生。接着中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被逮捕。钟浩东历经了三天三夜连番讯问，表现得十分坚强。
钟浩东被捕后，保密局陆续又抓捕了44个地下党，轮番侦讯告一段落，每个人都像被挤光的牙膏。44个地下党当中，钟浩东、蒋碧玉、罗卓才、张奕明等7人被枪决，其他人按情节轻重分别被判处徒刑。
10月间，地下党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李汾，在参加完秘密会议后，被保密局特务抓住。李汾是高雄铁厂的一名工人，他供出了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陈泽民被抓捕。
12月末，特务们通过被捕者的供词和武装据点对外联系暴露的线索，又抓捕了负责军事工作的台湾工委副书记张志忠。张志忠视死如归，特务们用尽酷刑一无所获。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由延安派来的红军干部蔡孝乾，身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结果却成了最可耻的叛徒。蔡孝乾叛变后，在一周内就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包括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逮捕，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
在1950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蒋经国说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获了80多件“中共间谍案”。光是因为蔡孝乾投靠国民党，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就多达1800多人。
蔡孝乾叛变后加入国民党，任“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又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后升任该室少将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由于作恶多端，担心被地下党暗杀，蔡孝乾长期被严加警卫，深居简出，1982年10月在台湾病死。
1950年6月10日，一排士兵走进位于台北延平南路的保密局监狱，押解即将行刑的死刑犯。四名威武不屈的勇士，被五花大绑，以军用大卡车载往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的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女特派员朱枫、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的亲信随员聂曦上校。
吴石可以说是蒋介石身边的“定时炸弹”。吴石，1894年8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曾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毕业后又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在两所学校毕业时都名列第一，轰动了中日两国的军界。他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他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共，此后一直在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做地下工作。1940年底，白崇禧推荐吴石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吴仲禧也在这时调柳州任第四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两位老友又一起共事。抗日战争后期，吴石曾在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任中将主任。吴仲禧则在1946年1月调任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后被委任为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这样，吴仲禧可以利用这个职务，借着到各地巡查、视察部队之便，搜集军事情报。
1947年4月，吴石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后，与共产党正式建立联系。他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递交给华东局。1948年6月，吴仲禧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吴仲禧在南京见到吴石，吴石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参谋长李树正，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吴仲禧到徐州后，李树正看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看见1：25000的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国共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的形势反映得清清楚楚。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将上述情报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余箱军事机要档案，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吴石则把其中的298箱绝密档案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最后交给了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解放军在缺乏军事情报的情况下，攻打金门失利。在攻打舟山群岛时也受到重大损失。这两仗给解放军敲了警钟：解放台湾比预想得困难。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枫赴台与吴石联系。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枫，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也包括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外，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门。其中，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
1949年，陈宝仓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的派遣赴台湾工作。1950年6月，因蔡孝乾出卖，陈宝仓身份暴露，与吴石、朱枫、聂曦被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从容就义。1952年，毛泽东签署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
聂曦是四位烈士中最年轻的，时年仅33岁。台湾媒体在报纸上报道时，还配发了一张聂曦临刑前被押赴刑场的照片。聂曦身穿白衬衫，下半截扎在军裤内，脚穿马靴，两手被反绑在背后，表情自然，面露微笑。他临刑前的那张照片，堪称舍生取义的经典瞬间，令后人惊叹不已。
蔡孝乾叛变后，戴龙和王瀛成也被捕了，后被枪杀。反映中共地下斗争的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的作者吕铮，曾是上海的地下党员，又曾在广州担任过对台的联络员。吕铮认识王瀛成。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和后来改编成电影的《保密局的枪声》，里面都有地下党潜伏在台湾国民党空军飞机修理厂中尉王瀛成的身影。
2013年10月，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是为了纪念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这是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那段尘封的历史。
在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花岗岩烈士名录墙上，镶刻着到目前为止、经各方查找发现的846位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尚有200多名烈士的姓名没有下落。
烈士名录墙上留有许多空格，以便将来发现新的英烈名字可以随时增补上去，供后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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