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延安－１４
在中共党史中有一个杰出的女性，她就是陈修良。陈修良（1907年—1998年11月6日 ），浙江宁波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曾任汉口市委宣传部秘书、江苏省委妇委书记。
在延安审干期间，陈修良、沙文汉夫妇于1940年末，奉命去延安审查历史，这也是她第一次去延安。但由于后来发生的“皖南事变”的影响，陈修良北上延安的计划推迟到1941年年末才出发。
1942年初，在陈修良北上途中经过新四军根据地，在新四军军部遇到了刘少奇、陈毅、曾山等人。正好刘少奇将赴延安，陈修良便提出同行。当刘少奇问明情况后说：“此去路途艰险，你一个女同志没有必要去延安，华中局也是中央局，你可以在这里参加整风”。
由此，陈修良与延安失之交臂。此后，陈修良便留在新四军军部工作，后受陈毅委派担任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总编辑。1945年5月，党中央为培养抗战胜利后城市接管工作的干部，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筹建华中建设大学，陈修良被任命为建大财经系副主任、党支部书记。
令世人惊讶不已的是，陈修良虽然与延安失之交臂，却多次成功地策反国民党军人起义，为延安引进了大量军事人才，其中包括著名的空军人才。在中国空军史上也留下了浓彩重墨。
1946年3月，在江苏淮安新四军根据地的一处农舍里，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向时为中共华东局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的陈修良，传达了中央的任命：陈修良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也在场，他是华中局城工部部长。
当时面对当时国民党蓄意破坏政协协议、全国内战一触即发的极为严重的局面，谭震林谈话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南京地下市委如何站稳脚跟、保障安全，然后开展有效斗争这一问题上。谭震林分析了形势，指出内战已不可避免：“国民党军队已开始进攻华中地区，南京工作部已不能隔江领导南京工作，因此分局决定撤销南京工作部，成立南京市委，由你陈修良同志任地下市委书记。”
作为华中分局城工部分管南京工作的部长，陈修良对当时的形势是有认识的，但突然让她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她在思想上毫不准备。她知道，南京作为作为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一直处于高度的白色恐怖之中。自1922年中共在南京建立党组织后，市委组织已连续八次遭到敌人的毁灭性破坏，先后有八名市委书记献出了生命。日军攻占南京后，中共在南京的地下组织已不复存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还都南京，更加加强了对“国都”的特务统治，不算外围组织，仅仅“军统”、“中统”和国防部二厅的专职特工就有上万人，整个南京城明岗暗哨遍布，特务四出。而我党在南京的力量相当薄弱，仅有220名地下党员在艰难地工作。
南京是一个真正的虎穴之地，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给组织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南京还有一些中共的叛徒十分危险，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曾与陈修良一起在莫斯科留过学，叛变革命后留在国民党政府任要职并专门辨认和追捕共产党人。想到这些，陈修良真切地感受到此次任务的凶险和艰难，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陈修良刚想讲话，谭震林语重心长地说：“分局考虑到你过去长期从事过白区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在任南京工作部部长期间对南京市地下党及各方面情况有所了解，你去比较合适。另外，南京是国民党首都，在政治上比上海更重要。南京市委仍归分局城工部领导，不能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发生关系。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是代表中央对外公开的机关，做上层工作，南京市委主要是做秘密工作。你们城工部先要派一批干部进去，你去后统一领导，你们的任务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要求和平，建设新中国。”
谭震林说完，又关切地问了一句：“你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
陈修良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坚定地回答：“我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接着，又与谭震林、沙文汉一起对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商讨和安排。
陈修良，原名陈逸仙，1907年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旧式商业资本家家庭。父亲陈宝善在她周岁时便去世，母亲陈馥（原名袁玉英）是一位识大体有智慧的妇女，具有很强的反封建专制的意识，在大革命时期，她长期从经济上生活上帮助宁波早期党组织，被宁波党员誉为“众家姆妈”。陈修良出生之时正是辛亥革命的“鉴湖女侠”秋瑾遇害之际，秋瑾的英勇气概深深震撼了陈馥的心灵，她决心把自己的女儿也培养成这样有骨气的人，从小就将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诗句诵读给孩子们听，产生了陈修良终生以国家民族的兴亡为己任的最早影响。
为摆脱旧家庭，争取独立生活，母亲于1922年送陈修良去宁波女子师范求学。受梁启超、孙中山思想的影响，陈修良改名为逸仙，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并担任宁波女师自治学生会主席、宁波学联代表。1925年7月发表《救世刍议》，被学校作为“赤化分子”开除。
1925年10月，陈修良转至杭州女中继续求学，1926年3月进上海国民大学文科学习，在孙鸿湘和徐玮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组织进步学生开展学生会工作，并参加沪西工人学校的活动。同年8月，在大革命的浪潮中，她与沙文求、庄炯结伴赴广州大学，担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宣传部委员，兼任团省委机关报《少年先锋》编辑。
1927年1月，随少共中央书记李求实赴湖南长沙，在共青团湖南省委工作。4月，列席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由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推荐，担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部长向警予的秘书，随后转为中共党员。
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省委书记张太雷为保存革命力量，安排陈修良、张崇德、袁孟超等率100多名青年干部撤出汉口赴莫斯科学习。
在莫斯科学习期间，陈修良与孙冶方、陆定一、钱瑛、王稼祥、张闻天、杨尚昆等同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研讨中国革命策略，结下革命之谊。
但在1930年7月，由于王明、米夫一伙制造事端，借口迫害与他们不同意见的同学，陈修良与陆定一、邓中夏等人离苏回国。
回国不久，陈修良被安排到全国海员工会任秘书和代理宣传部长，并负责《赤海》周报的编辑。1931年3月，因在海总陈郁书记支持下起草了不同意米夫、王明操纵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意见，被宣布为“右倾”，停止工作。次年9月，因叛徒出卖，陈修良在转移中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
1932年，她与著名革命家沙文汉结为伉俪后，结伴东渡日本寻找党的关系。通过在日本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他们与上海党中央特科接上了关系。
1935年，由于党的错误路线的影响，远东国际情报组织遭到重大破坏，两人的组织关系又一次失去。从日本回国后，他们在千方百计寻找组织的同时，以笔名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并积极参加文化界救亡运动。同年秋，陈修良辗转找到中央情报系统的高原（赵化民）同志，接上关系。
1937年5月，中央派刘晓到上海恢复组织，陈修良被安排在群众工作委员会负责妇女、文化、夜校等项工作，江苏省委成立后，任妇委书记。在江苏省委的领导下，陈修良积极组织妇女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带领并参加孤岛妇女和学生反对汪伪统治及奴化教育。
1939年陈修良根据江苏省委要求，以母亲陈馥出面在巨鹿路景华新村22号租赁一栋房子作为江苏省委和上海局的秘密机关。这时，朱枫在浙江金华经营新知书店被查封，朱枫本人奉调去桂林。行前，她来华新村22号看望陈修良的母亲陈馥，见房间陈设简单，曾购买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相赠。但由于各自工作繁忙，又不在一条线上，陈修良与朱枫并未见面。
抗战胜利后，华中局在六合县设立了城工部的派出机关南京工作部，陈修良任部长，负责隔江指挥南京地下党的工作。当时，南京城内地下党的活动有几条线，有城工部领导的南京工委，苏南区党委领导的南京特支，还有淮南、淮北区党委、六合县、江浦县党组织派出去的党员，政出各门，不很协调。甚至还有一些地下党员存在思想问题，他们在国民党的首都从事地下工作多年，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捕，现在抗战胜利了，想跟大军走。
南京工作部一成立，陈修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各系统的党组织统一起来，采取整风方式，学习文件，研究和总结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加强党性和纪律性。然后，陈修良又着手了解南京市情况，摸清各种组织与群众关系，群众团体的政治背景，着手调整关系，建立根据地与南京的交通联络站，及时传达党中央和上级指示。
大约半年时间，陈修良初步摸清了南京的一些情况，把一些已经暴露和一些不适宜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撤回根据地，统一和整顿了南京各系统的地下党员。
南京工作部对外不公开，下设秘书科、组织科和宣传科，配备了交通员和警卫人员，约20人左右。起初，南京工作部机关设在六合竹镇东面，六合解放后迁至城内办公。1946年初，国民党军队企图进攻六合，陈修良又把南京工作部撤至天长县城的苏家花园。在此期间，南京城内的党组织每天都有人进出这个机关，前来汇报工作或带走任务。
1946年3月初的一天，部队送来紧急情报，说敌人已离天长不远，要求南京工作部迅速撤退至淮安城工部。陈修良下令收拾文件用品，立即北撤。正是这次北撤到淮安后，陈修良接受了新的任务，出任中共地下南京市委书记。
华中分局批准了南京市委组成人员，陈修良任市委书记，刘峰为副书记、王明远、朱启銮、方休为委员。南京工作部撤销之前，陈修良派了一批干部分批先进入南京，其中有卢伯明、高骏、陈良、林徵、江瑾、王荣元、王明远、洪路等，为在南京开展工作做好了准备。
江北的初春，寒意袭人。陈修良和丈夫沙文汉，刚刚聚首又要分离。作为直接上司、作为丈夫的沙文汉，对陈修良此次去南京还是有些担心的，他说：“阿福（陈修良的小名），南京城非比寻常，犹似虎穴，特务众多不算，三十年代那些老叛徒多在南京特务机关，他们都认识你，万一落入他们之手……”
陈修良接下去说：“决无生还之理。我已下定决心，抱着必死之决心……”她抬起头，目光射向远方，说出一句古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临行前，沙文汉也送给妻子赠诗一首：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
欲得虎儿须入穴，如今虎穴是金陵！
自1927年国民党“清党”以来，中共南京地下党连续遭到八次毁灭性打击。尤其是在1930年7月的第六次大破坏中绝大部分都被捕被杀，200多人的地下党只剩下了47人；1932年在王明路线危害下造成的第七次大破坏，更使得300多人被捕、100多人被杀，致使1934年2月之后，南京已经没有了党的组织。1937年11月南京被日军攻陷之后，整个城市连一个党员也没能剩下。
南京是名副其实的虎穴。这个虎穴已经吞噬了八个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的生命，陈修良会不会是第九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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