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主联军收编了林弥一郎的日本航空队，但又让谁来接管这批日本战俘呢？
那是1945年11月初，刘风带着蔡云翔、田杰、陈明秋、顾青，由张家口从地面来到了沈阳。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正处在重要转折关头。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汪伪空军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为追求革命，毅然脱离了反动阵营，驾机起义，投向光明。
刘风非常清楚蔡云翔、田杰、陈明秋、顾青四人，就是驾驶汪伪专机“建国号”飞向延安的有识之士。
当时周致和为正驾驶、赵乃强为副驾驶，飞机一跃上蓝天，驾驶的任务就交给了年轻的赵乃强，是赵乃强操纵着驾驶盘，将飞机停在了延安机场。黄哲夫（于飞）是领航员，少尉飞行员管序东（顾青）、空勤机械士沈时槐（田杰）、黄文星（陈明秋）等3人也随同。
蔡云翔等人起义后，受到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领导人的热情接见和欢迎。毛泽东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所乘的飞机，就是由他们负责维护保障的。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当时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成立了航空组，担任航空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相关事宜。王弼、常乾坤分别担任正副组长。
航空组成立后，组织修建了延安机场。后又协助组建了延安机场勤务股，负责看管和维护来往延安的飞机。这支起义队伍也就直接参与了延安航空组布置的各项工作。
刘风是当时延安的主要航空技术人员。
在1927年，蒋介石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为了继续培养航空人才，曾在留苏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中，先后两次选调人员转入苏联航校学习。
1927年9月，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党、团员中，选调了王弼、岳少文、蒋余材、罗国器、饶均等12人，进入苏联航校学习飞行和航空工程。
1935年9月，又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学院学习的留学生中，选调刘风、王琏（朝鲜人）、王春、李凡、刘武、孙毅卿等7人，进入苏联航校学习飞行。
这两批学员中，有的因身体和技术原因被淘汰，有的学成后在苏联空军中服务。其中，王弼、王琏、刘风、李凡、王春等十余人经党组织批准，分别于1938年和1939年回国。
在回国途中，他们又在我党驻新疆办事处工作了一段时间，于1940年春奉党中央指示回延安工作。回延安途中，李凡被国民党杀害，王春下落不明，王弼、刘风、王琏则回到了延安。
王弼于1927年由莫斯科中山大学转学航空后，先后在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飞机维护和飞机发动机设计制造，并在苏联空军任准校工程师、总检验师等职，回国后曾任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校长、军委总参谋部航空组组长、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军委航空局政治委员、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部长、空军副司令员等职，为培养航空人才，创造人民空军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风曾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大队长，空军第二航空学校校长，后调国家体委任航空司司长。
王琏曾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任教，后来回到朝鲜，曾任朝鲜人民军空军司令员。
接受林保毅部队后，派谁去做他们的工作？正好11月初刘风带蔡云翔、田杰、陈明球、顾青，由张家口从地面来到了沈阳，东北局决定就派他们去做林保毅部队的工作。首先组织日本机务人员修复尚能修复的飞机。
刘风、蔡云翔在东北局的指示下，将归降的这支日本航空大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收编了林弥一郎的日本航空队之后，东北局正式成立了“沈阳航空队”。东北局指派由延安来的航空技术人员刘风、蔡云翔和林弥一郎共同负责航空队的工作。
滞留在上汤山村的日本航空队，接到“转移本溪”的命令，林弥一郎便带部队乘火车经安奉县到达了本溪。
当地的八路军为他们提供了条件最好的三层楼房作为宿舍，伙食也是最好的。每餐有白米饭、4个菜，比八路军的高级干部们吃得都好，以致引起许多不明内情的警卫战士的不满，他们发牢骚说：“为什么对待日本鬼子这么好？”
林弥一郎的部队在本溪驻扎后，立即在沈阳航空队的领导下，与从延安来的航空技术员一起，分成了若干小组，分头到奉集堡、辽阳、营口、四平等机场去搜集器材和飞机。
当时由于管理人员太少，刘风又从东北局组织部临时要来两个干部：
一个是随中央党校干部团刚到沈阳的张保中，分工他暂时管理生活；另一个是从延安调节器来准备学习飞行的张凤歧，分工他暂且管理其它具体事务工作。
为了便于管理日本人，蔡云翔就把在沈阳刚认识的一个当地国高毕业生弄来当翻译。就这样，刘风、蔡云翔、田杰、陈明球、顾青、张保中、张凤歧和那个小翻译，8个中国人，加上林保毅的300多个日本人，组织了“沈阳航空队”。但那个小翻译，后来过不惯部队的艰苦生活，就自动离队了。
“沈阳航空队”这个名称，一直到1946年元旦正式宣布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前，内部外部都一直这样叫。
“沈阳航空队”由延安来的航空技术人员刘风和起义的蔡云翔和日本战俘林弥一郎共同负责航空队的工作。
虽然刘风、蔡云翔主要是负责航空队工作，实际上，“沈阳航空队”成立后，当时没有组织编制和领导机构。
这时，国民党军队已经进攻东北，有的地方已经接上了火。联军总部已从沈阳迁到抚顺，后来又迁往佳木斯。
在1945年的东北战争中，蒋介石已把宝押在了杜聿明身上。
9月初立法院长戴传贤召开会议讨论东北接收办法；
当共产党军队马不停蹄，已经有10万人开进东北时，国民政府的人士们还在开会研究、外交谈判。蒋介石政府并没有共产党那么心急火燎，他们更多考虑行动的合法性、全盘性和对国际局势的牵动，诸如分外交、行政、军事三方面接收东北，与苏联的关系和外交谈判问题。
但是，国民政府在外交谈判和行政接收均告失败后，蒋介石背信弃义了。他公然采取军事接收行动，想使用飞机空运和军舰运兵方式，抵达东北。由于遭到苏军以种种借口拦截和阻遏，不允许国军在大连、营口、葫芦岛、安东等港口登陆。国军只得改在秦皇岛登陆。
林彪前脚刚到东北，杜聿明后脚就带着第13军和第52军杀到了。
解放战争东北战场的大幕，便由这两位黄埔生拉开了。
论资历，林彪只是黄埔四期，杜聿明参加东征时，林彪才刚到黄埔岛。但林彪确乎是一位战争天才，及至抗战，他已成为八路军三位师长之一，虽然仍比时任第五军中将军长的杜聿明低一级，但论知名度，已经颇有分庭抗礼之势。
1937年9月，林彪指挥115师在山西平型关打了日军第21旅团的埋伏，虽杀敌不过千余，却破灭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对鼓舞民心士气意义非凡。
两年后，1939年12月，杜聿明率领国民党军中唯一的机械化军——第五军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寇恶战，毙敌4000。
林彪打的是巧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杜聿明打的则是硬仗，仰攻昆仑关，鏖战而胜。巧的是，为两人的威名当了垫脚石的都是号称“钢军”的板垣征四郎师团下属第21旅团。
如今，两人在东北重逢，黄埔一期对黄埔四期，传奇就此开始。
打下锦州后，杜聿明迭电蒋介石，要求速派大军北上。蒋介石遂将其五大王牌中的两支精锐——新1军和新6军，都交给了杜聿明，一并被派往东北战场的还有卢浚泉的93军、陈明仁的71军、曾泽生的60军。
东北局势变得十分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刘风临危受命接管日本战俘，“沈阳航空队”的工作日渐困难。 同时，因为国民党军逼近沈阳，本溪也很不安全。上级决定把搜集来的飞机、器材，集中到通化市去，准备在那里开始飞行人员的训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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