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黄乃一被中共地下党安排到上海“教联”工作后，当时的上海兆丰图书馆是地下党组织的重要联络点。因此他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社会名流。
1935年初，“剧联”负责人、常委张庚同志，经常来上海兆丰图书馆，有时是来开会，有时是来联系工作。由于黄乃一上学时喜欢戏剧，曾提出去“剧联”工作，张庚同志十分欢迎。但由于黄乃一只会说四川话，不会说普通话，干戏剧没啥发展，所以没去几天就仍回“教联”工作了。
有一天，法国进步人士巴比塞来上海，群众去欢迎，然而国民党却戒严，不让他上岸。黄乃一又奉命就这件事，刻印中、英、法文传单，并参加了示威游行。
不久，德国共产党总书记台尔曼同志被捕，地下党要声援德国共产党，要求释放台尔曼同志。黄乃一又奉命刻传单，不仅要刻中、英、法文，还要刻成德文。黄乃一对德文一窍不通，只好和当时第一次刻印法文一样，请求翻译写得正规一点，模仿刻写，同样完成了任务。
那时虽然上海没有设德国领事馆，却驻有德国兵营，黄乃一就和几个同伴在晚上将传单张贴和散发到了英租界和德国兵营附近去，让外国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人在声援德国共产党，要求释放台尔曼同志。
由于国民党在1934年6月下旬、10月上旬，和1935年2月19日，在上海进行了三次大逮捕，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得十分严重。1935年春这段时间，整个上海革命宣传活动比较消沉，直到“红五月”又才逐步活跃起来。
1935年5月3日早，黄乃一准备“五四”去农村发行机关送发材料，正在凉亭洗晚上油印后的脏手，欲洗脸做早饭，忽然听到有人敲门，问道：“里面有人吗？先生，我要找一个人。”
黄乃一推门一看，原来是他的二哥黄德富。他一见找到了黄乃一，眼泪立刻就掉下来了。
二哥告诉他，妈妈想他都想病了，整天长吁短叹，背地里哭泣、流泪，不知他的下落，担心出了什么事。
家里到处找不到黄乃一，后来二哥在黄乃一同学中去打听他和周嘉达、吴莆生的去向，同学们实在不忍心看到黄乃一全家、特别是妈妈的担心，才告诉黄乃一在上海的地址。
其实，黄乃一当时只是认为自己是从通讯兵团逃出来的，怕家里人受牵连，所以一直不敢与家人联系，家里人也一直不知他在什么地方。
他二哥知道黄乃一的地址后，先是写信告诉他姐姐，她来兆丰图书馆找过黄乃一。王东放告诉她“没有此人”。家里来过两封信，黄乃一看过后，叫王东放在信封上写几个字：“此地无此人，原信退回”。家里不见回信，既不相信，也越发担心黄乃一出了什么事，于是专门叫他二哥来上海找他。
二哥黄德富看到黄乃一住的是平房，竹篱笆墙，很穷，很不放心。黄乃一安慰他说：“你们放心吧！在图书馆能看很多的书，能学到好多东西，正因为目前没有什么好工作，不好意思与家里联系。”
二哥说：“家里都埋怨你，为什么不与家里人通信？”并要黄乃一一起去见姐姐、姐夫。黄乃一拗不过二哥，只好答应去了。由于第二天“五四”有任务，不能在外久留，于是黄乃一留了个纸条贴在门上：“某某兄，我和二哥去姐姐家，明天下午回来，务必等我。”此条两个作用，一是告诉组织，二哥来找我了，一同去姐姐家了，二是告诉二哥，明天下午有事，必须回来。就这样黄乃一到姐夫家住了一个晚上后，就回图书馆了。
黄乃一去姐姐家时，他们一见到他就十分高兴。黄乃一主动说：“现在在图书馆边工作，边自修，我想等有了知识，以后找到好工作，再告诉家里。我相信自己出来自谋出路，闯一闯，是有好处的。”
姐夫还表扬黄乃一，说他“有志气，有骨气，年轻人就得自己出来闯。”黄乃一没有谈及“学兵”的事，他们没有问，他也就回避了此事，否则一时半时也谈不清楚。黄乃一详细问了问父母及姐姐家里的情况，聊聊家务生活，第二天就赶回图书馆了。
5月4日下午，黄乃一回到兆丰图书馆，傍晚去南京路永安公司屋顶花园，参加散发传单，差点又被捕。这次他将传单交给工人同志们去散发，敌人发现了，就前来抓捕。因为早有准备，大家及时跑掉了，但工人苏明被逮住了，可是过了两天，他说是误会，取保得到了释放。
因二哥来找黄乃一，并一同去姐姐家的事，黄乃一向丁华作了汇报。他说：“也好，和亲人取得联系，有个社会关系，是正常的。”他还要黄乃一陪二哥在上海玩一玩，于是兄弟俩都是第一次去城隍庙，旁边有“小刀会”遗址，还刻有“反清天军”的标语，给他印象十分深刻。兄弟俩还一同去了外滩边上，看了看码头和轮船。他二哥在上海住了五、六天，将家里这几年的情况都作了摆谈，直到5月10日，黄乃一才送他上轮船回宜昌。此后，黄乃一向家里主动写过两封信，主要是问候父亲母亲，让他们放心。
1935年5月25日，丁华来兆丰图书馆布置工作，要黄乃一于当晚七时去静安寺，也就是愚园路头上一路电车站，找陈大个陈楚泰（“文总”党组织负责人）接头。
黄乃一按时到达。根据暗号，陈楚泰穿着长褂，左手拿着报纸，没错。接上头后，他告诉黄乃一一起坐无轨电车去一个地方。到那里一看，才知道是“社联”胡乔木同志住的亭子间。陈楚泰、胡乔木、黄乃一三人开了个小会，共商筹办“五卅大示威”。
陈楚泰先讲了国际形势，着重讲了苏区形势及红军转移情况（当时还未提出红军“长征”）。他说，“国民党报纸天天说这里那里消灭了红军，都是造谣，红军已转移到陕北，并未被消灭。”
陈楚泰最后讲到上海，说：“几个月来，由于敌人大逮捕，革命空气太沉闷，没有大的活动。我们要用行动告诉敌人，也更要告诉人民，上海共产党没有被消灭，无产阶级革命还存在，还在斗争。”
陈楚泰、胡乔木、黄乃一三人讨论决定，成立“大示威”指挥部，由胡乔木任总指挥，黄乃一任副总指挥，陈楚泰代表上级“文总”党组织亲自指挥。三人具体计算了“大示威”的力量，以“社联”为主，“教联”参加五个组，黄乃一估计了一下，顶多也就是二十几个人，“剧联”和其他各联盟派人参加，所谓“大示威”，有组织的也就是一百多人参加。估计和“九•一八”示威一样，可以带动群众自发参加，可形成浩浩荡荡的“大示威”游行。
当讨论“大示威”的具体时间时，黄乃一发表了意见，31日太晚，30日是“五卅”纪念日，最好是29日晚上举行，还结合纪念“五卅运动十周年”，他们都同意。接着，三人详细讨论了集合地点、发起地点、具体路线，以及解散地点等等。明确分工：胡乔木重点负责“社联”的组织工作，黄乃一负责“教联”、“剧联”等的组织工作，讨论结束后，三人逛了一会儿马路，实际上是察看了发起地点、游行路线及解散地点等，陈楚泰还请胡乔木、黄乃一吃了碗面条，然后才各自散去。
5月26日上午，黄乃一向丁华作了汇报，他完全同意，让黄乃一去给“教联”、“剧联”的同志作“传达”，并作具体布置：“教联”、“剧联”自己负责刻印自己散发的传单，组织一个精干的“纠察队”，负责指挥部的安全和维持交通秩序。
随后，黄乃一就去“剧联”传达布置“大示威”的任务。“剧联”办公是在上海提篮桥一条马路旁，一个算命馆的楼上。黄乃一去后，按照联络暗号，敲门是两快一慢，室内用英语答复“Come in please（请进）”，黄乃一推门进去一看，原来接头的人是张庚同志，他也高兴地说：“是你呀！”老熟人也就十分随便了，黄乃一把自己与“文总”
陈楚泰和胡乔木同志等的讨论决定作了汇报、传达，“剧联”参加“大示威”的也不过二、三十人。
谈定工作后，张庚与黄乃一又摆了一阵龙门阵，闲谈起对当时戏剧的创作与演出，说了些个人看法。这时“音联”负责同志吕骥也碰巧来了，这是黄乃一第一次和他见面，顺便也将情况给他作了简要通报，他们也决定派人参加。
回到兆丰图书馆后，黄乃一抓紧把“教联”自己用的传单刻印完毕，以免临时来不及。
“教联”在研究“纠察队”应由哪些人组成时，丁华、孙达生同志提出：工人阶级斗争性强，是革命的主力军，就决定由“工人小组”担任纠察任务，并负责散发传单。要求“纠察队”工人带榔头、钳子等“武器”，走在指挥部旁边，并维持游行的交通秩序，万一敌人来抓人，就进行自卫反击，即或是被抓住了，也可以以群众斗殴“打群架”为名来辩护，不承认是政治斗争事件，最多判以刑事犯罪，这样判刑的罪责轻。具体任务交给“教联”工人小组的张秀山和苏明，叫他们再物色几个工人，组成“纠察队”，并负责散发传单。
5月26日下午，黄乃一到张秀山、苏明的住处给他们布置任务。没过多久，苏明在楼上和黄乃一研究具体做法，黄乃一叫张秀山去找两个工人，准备具体布置“纠察队”任务，张秀山给黄乃一打了个招呼后就下楼去了。
这时突然有几个侦探推门进来，让黄乃一举手，开始搜身，但没有找到武器，只有一本书，是黄乃一从图书馆带来的《剩余价值论》。然后他们又在房里搜，在张秀山、苏明床下藤箱里搜到几捆传单，是过去用剩下的（大部分是孙达生同志送来的），同时在黄乃一身上搜出开房间和藤箱的钥匙，于是，不由分说，就把黄乃一和苏明一起抓到普陀路巡捕房，进行审讯。
这是黄乃一第三次被捕。
对这次被捕，黄乃一感觉十分蹊跷，敌人从哪里知道我们的活动？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他思想上没有充分的准备。
敌人开始审讯黄乃一。
“姓名？”黄乃一答：“黄野平。”
敌人单刀直入地问：“门和藤箱都是用你的钥匙打开的，说明房子是你住的，传单是你藏的，是这样吧？”
黄乃一说：“钥匙不是我的。我不住在这里，我不知道。”
敌人没有追问。在这同时，他们还去搜查了黄乃一另一住处，是刚租的房子，还未在那里工作过。房东对他们说“他刚搬来。”敌人向黄乃一追问：“怎么只有一个钢丝床？其它什么也没有？”
黄乃一说：“因为穷，没饭吃，把行李都卖掉了。”
当天，敌人把黄乃一和苏明都关一起，黄乃一问苏明“讲了些什么？”苏明说什么也没讲，只讲了和张秀山住在一起。
5月27日，黄乃一又被带去法庭审讯。他还是说的昨天那一套，万万没有想到，苏明竟当场作证说：“我是42号密探的眼线，黄野平是共产党，是来向工人布置‘五卅大示威’的。我和张秀山说好，我留下陪着黄，怕他跑了，叫张秀山去报告才抓住黄的。”
这一下黄乃一猛醒过来，全明白了！原来苏明、张秀山已经叛变成为两个工贼！这时候，42号密探也出庭作证说，“苏明5月4日散发传单时被捕，是我保释的，然后布置苏明当眼线，报告共产党的活动。”
“五四”以后，地下党没有搞什么活动，因此苏明在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暴露。实际上，张秀山也是政治密探的眼线，他们俩早已串通一气，叛变革命，做了敌人的鹰犬。“教联”存放在此的传单，多数是孙达生送来的，他也没有识破苏明、张秀山已叛变。
黄乃一被捕后被关在普陀路巡捕房，当他知道苏明、张秀山是叛徒后，心里很着急，他知道必须立即将这一情况及时报告党组织，因此黄乃一很担心“五卅大示威”会遭到更大破坏和损失。也从那一刻起，黄乃一对叛徒恨之骨。对叛徒的憎恶也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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