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延安－１９
“在黑暗里面，你第一刻想到什么?”也许很多人会说到:“光明。”
明明是黑暗泯灭了光明，为什么在黑暗里会第一刻就想到光明。其实，黑暗虽然泯灭了光明，但也让每一个人知道了光明的重要性。在黑暗当中，只有想到光明，那么光明就会快一点到来。
黄乃一便是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实践者。
在黑暗的旧中国，国民党军队横行霸道，有这么一件事，黄乃一永远也忘不了。黄乃一的大哥喜欢体育，是北平中国大学足球队的优秀守门员，得过许多银质奖牌。1932年春，宜昌举办“鄂西运动会”，其中一项是足球比赛。当时宜昌有三支足球队比较出名：一是“航运队”（以做江上航运的船家为主），二是“埃丁队”（队员是由银行、邮电等行业的职员组成），三是“驻军队”（队员是国术教官等军人组成，显得强悍、粗野）。论实力，“航运队”踢得较好，“埃丁队”次之，“驻军队”较差。
鄂西运动会由军队牵头主办，“驻军队”是千方百计想得冠军。这时黄乃一大哥刚好大学毕业要去重庆任职，上任前顺便回家探亲，路经宜昌。“埃丁队”知道后，就再三挽留他大哥参加比赛，让他参加完比赛再走。他推辞不过，只好帮“埃丁队”当守门员，与驻军队比赛。
“驻军队”也增加了外援，自以为必胜“埃丁队”，没想到好几次进攻到“埃丁队”门前射门，都被黄乃一大哥救出。“驻军队”见踢不进球，就开始耍横踢人，既踢后卫球员，也踢守门员。一次“驻军队”两个队员故意前后夹击，对准守门员铲球，黄乃一大哥眼疾手快，将足球迅速打走后，一个鱼跃翻滚，避开了二人夹击，结果“驻军队”两个队员自己铲自己，反而受了伤。观众看得清楚，既不满“驻军队”的兵痞作风，也为看到“埃丁队”守门员的精彩表演而高兴。这场球赛最终以“埃丁队”一比零获胜。
“驻军队”和一些 “驻军观众”因为输了比赛，就很窝火，想要报复。当黄乃一大哥和“埃丁队”球员们正在球场临时搭建的席棚里休息时，突然有人来报信：“快走！军队来人了，来者不善，要打人！”
“埃丁队”队员们立即保护着黄乃一大哥，跑步离开了球场休息棚，跑到离球场不远的铁路坎边上，他们看见一群“军人”拿着板凳追了过去。黄乃一大哥他们一直跑到街上，路过“埃丁队”做运动服的裁缝店时，几个队员机灵地拉着他一起拉进了裁缝店，赶快上二楼躲了起来。有一个“埃丁队”队员落在后面，来不及躲藏，被那伙“军人”追上了，不问青红皂白地上去就打，这个队员连忙高声喊叫：“我不是守门员，打错了！打错了！”“我是国民党党部委员！”直到他拿出国民党党证，“军人”们看后，才放他逃走。黄乃一大哥这次十分侥幸，要是真被国民党“军人”们抓住了，恐怕不打死也得打残了。
黄乃一和一些同学一起去看了这场足球赛，亲眼目睹了这幕丑剧，同学们十分气愤，都在纷纷议论，班长也愤怒地说：“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天黑后，“军人”们才散去，黄乃一大哥还是不敢回家，只好到宜昌南正街一位朋友家中躲了一夜，并连夜买好船票，提前离开宜昌回四川去了。
这件事，让黄乃一直想不通，国民党军队为什么如此横行霸道？他们真是比土匪还土匪！
二十世纪初，长江上游还没有大轮船，只有外国的小兵舰，在长江上上下下游弋，十分神气，船上有小炮，机枪，有外国水兵，还有外国女人，据说他们都是来长江“考察”的。
一次，黄乃一父亲的船从重庆到宜昌行下水，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外国人包船，他们也是来长江“考察”的，沿江的大码头都得停泊，要上岸去搞测绘。在船上，除外国人和翻译外，还有几个十八九岁的姑娘陪着。她们在船上住了几天，和黄乃一母亲也比较熟识了，一天母亲在后舱干活，这些女孩子来后舱摆龙门阵（聊天），才知道她们是供外国人玩耍的妓女，黄乃一父母对外国人在中国胡作非为，侮辱中国妇女，十分生气。
当船载着那些来考察的外国人在向下航行中，路经涪陵地段时，忽见有兵匪命令船靠岸“检查”，不靠岸就向船上打枪，黄乃一父亲的船只好被迫靠岸，兵匪们正要上船搜索抢劫，刚巧碰到一艘外国小兵舰从旁路过，船上的外国人立刻用手帕给小兵舰打旗语，告诉他们这里遇到了“海盗”，于是小兵舰就向兵匪们开炮，把兵匪们都吓跑了。
当时黄乃一年纪小，既害怕又弄不明白，为什么兵匪手中有洋枪，还怕洋人呢？
长江上类似他父亲这样的大船船家还有不少，由于经常闹土匪和兵匪，为了防匪患，大家就自动联合起来，不行船时，就在岸边船靠船地连在一起住，几条船，有时是几十条船连在一起，人多势众，互相有个照应，就不怕兵匪们来骚扰了。黄乃一回忆起这些往事，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景象，船连着船，那个气势，就像一条水上大街，十分壮观，也十分热闹。
1924年，由于不好揽客货，黄乃一父亲的大船被宜昌管行船的税局买了去，说是要用来当什么江上收税之用。他父亲无力与官府抗争，客船被收走后，只好又另造了一个趸船（座船），这种船不能在长江航行，黄乃一全家住在趸船上，从此就定居在宜昌了。
这时黄乃一已经七八岁，开始念私塾了。老师是几十家船户共同请的一位在前清没考上秀才的童生，学校就设在岸边，学生一共有二十来人。
黄乃一和二哥都在那里读书，从《三字经》、《百家姓》读起，然后再读四书五经。二哥从小就教他识字，有基础，所以黄乃一在全班虽然年纪最小，但学习成绩却很好，老师特别喜欢他，对他有些偏爱。一次黄乃一和一个同学吵架，打了起来，老师看到后，用竹板各打了他们三下手心，那个同学被打得“啪啪啪”三声脆响，打黄乃一时却听不到响声，显然老师对他是手下留情了。
1926年，黄乃一大哥当时在重庆江北治平中学读书，他不同意自己的弟弟念私塾，说太古板，他要二个弟弟去上洋学，于是黄乃一就转到宜昌天主教堂办的“益世小学”
（今西陵区红星路小学）读书。当时黄乃一十来岁，学校叫他读初小，从头学起，他不干，要读高小。由于读私塾没有学过算术，更没有学过英语，高小的英语是从课文读起（字母及简单词汇在初小已学过了），可是他连ABC都还不会，但是校教务主任还是勉强同意了他作为“旁听生”收下了黄乃一，答应到年底考试及格就允许他读高小。为此黄乃一突击补习了算术和英语，三个月后，考试合格了，才算正式生。当时班里有四十来个学生，黄乃一读过二、三年私塾，语文有基础，成绩在班上还是最好的。
就在黄乃一读高小期间，也就是1927年前后，宜昌发生了“夏斗寅事件”。
夏斗寅是北洋军阀（称北军）吴佩孚手下的一个师长，驻防在宜昌一带。当时革命形势很好，北伐军（亦称南军）来到宜昌，人民群众在各种工会组织下都去欢迎北伐军队。当时船业工会和人力车工会最积极，名气最大，工会会员也多，开展宣传活动十分活跃。
黄乃一和学校的学生也跟到去参加了欢迎的行列。可是就在群众欢迎的时候，南军北军双方却打起来了，枪声四起，一片混乱，北军就趁火打劫，乱抢东西，船民们只好回船上躲起来。为了防止北军的子弹打到船舱里伤人，黄乃一家人把棉被、棉衣用水打湿后，钉在船舱的四周，全家就躲在这个舱里避难。
由于当时工会牵头组织群众欢迎北伐军，事后，夏斗寅就说工会首领们是“赤匪”或“通匪”，工会被取消，工会领导人被杀害。复课后，黄乃一和同学们在宜昌二马路上，亲眼看到了夏斗寅杀害工会领导，之后又将他们的头放在木笼里，挂在大街上示众，血淋淋的，惨不忍睹。
没过多久，夏斗寅又以“船上人家易于藏匪”为由，无理地将船民们赶下船，一律住到岸边河滩，无奈全体船民只好搬到江边岸上，搭起船篷当家住，用石头垒个灶煮饭吃，弄得整个岸边河滩码头乌烟瘴气，船民们怨声载道。
上万名船业人员及其家属全部住到岸上临时搭盖的“篷屋”，生活很不方便，时间长了，船民们都不愿意再住下去，于是就自发地成群结队去向政府“请愿”。请愿群众来到市党部、市政府门口，官府很害怕，晴天白日里却把大门关得紧紧的，于是群众队伍又到夏斗寅的司令部去请愿。
夏斗寅十分狡猾，叫请愿群众派代表进司令部里面去谈判。当时群众推选出几个代表，黄乃一父亲也是代表之一，结果中了夏斗寅的圈套，代表们进去没多久就被押了出来，为首的一个是穿着西装的记者，据夏斗寅说他是请愿的组织者，是领导“闹事”的头头，要枪毙，跟着黄乃一父亲也被押了出来。夏斗寅以莫须有的罪名，丧心病狂地把那位记者杀害了，黄乃一父亲虽然没有被杀，但是却把他押到刑场去“陪斩”，当时黄乃一全家都吓坏了。
黄乃一父亲“陪斩”回家后，十分气愤，也为记者的牺牲感到无限悲痛，生了一场大病，很久才痊愈。全家人对夏斗寅反动军阀残害百姓的滔天罪行都恨之入骨，黄乃一当时年纪不大，十一、二岁，对这些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是毫无办法，经常感觉很愤怒，也经常大发脾气，在家里骂反动军阀。母亲怕孩子们惹祸，总是叫他们“莫要说”。
面对当时的时局，船民们真是敢怒不敢言。请愿被镇压下去了，社会上又暂时“平静”了，当局害怕群众再去请愿，后来逐步地也让船民们回船上住了。
但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却给黄乃一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疑惑和问号，为什么兵匪如此横行霸道？为什么官府如此欺压老百姓？为什么老百姓总是忍气吞声？脑子里经常想着这些无法解答的问题，黄乃一感到非常苦闷，百思不得其解。
1929年，黄乃一小学毕业后，要升入中学。宜昌当时只有四所中学：湖北省立第四中学，教会办的华英中学，商业中学和女子中学（好像还有个樵湖中学）。考湖北省立第四中学很难，黄乃一就考了商业中学。读了半年，商业中学由于未经正式批准，湖北省教育厅不承认，被迫停办了，黄乃一只好转学。这时四川同乡会办了一个私立四川旅宜中学（今宜昌市四中），1930年黄乃一就到这里读书了。由于上商业中学没有正式文凭，到四川中学后又重读一年级，都是学过的课程，没多少学头，黄乃一就一个劲地看课外书籍，主要是《说岳传》、《水浒传》、《七侠五义》等文艺小说，也受到一些爱国主义、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思想熏染。
当时四川中学办得很红火。别看是一个私立的初级中学，由于后台——四川同乡会的会长何元干是个大富商，钱多势大，与地方党政机关和实力派交往多，联系广，加之他的侄子又很进步，所以聘请的老师中有好多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或进步人士。
黄乃一记得第一任校长是杜桴声。黄乃一要其回忆录中说：杜桴声解放后任四川省委秘书长。黄乃一担任空军政治部秘书长时，在中央开会曾遇见到他。
但在教师中对黄乃一影响最大的是曾聿修老师，他不仅是黄乃一的启蒙老师，也是黄乃一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曾聿修老师，又名曾纯迟、曾咏沂。1896年生于四川省青神县，1912年考入成都天府中学读书，1918年秋考入成都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攻读政治经济科。受“十月革命”启示和“五四运动”影响，1920年和帅昌时（青神县第一任共产党支部书记）等组织进步学生团体“精进学会”，研究新的读物。1921年毕业，1923年2月与帅昌时、吴宗农等人创办青神私立精进小学，推行新教育，教学上要求实现“平民化、知识化、科学化、劳动化”。曾老师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建立隶属四川省委领导的青神党支部并任书记，领导开展与土豪劣绅的斗争，搞得很红火。他的群众关系极好，人们叫他“曾大爷”，表面是袍哥头，在军队也有好多朋友。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要逮捕他，特务营长和他十分要好，就事先通知他说“我要来抓你”，于是1929年夏天，党组织就安排他到《新四川日刊》去当编辑。1930年，他同丁华、曾一凡、凃威行一道赴上海，后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1年春到宜昌私立四川旅宜中学任教师，后任教务主任、训育主任，1933年夏当选为校长。1936年去上海，1937年夏去南京筹办
“国民中学”，“七七事变”后回成都，1938年夏任协进中学语文、历史教师。解放后，1950年任青神县治安委员会主任。1951年2月调四川省民革任秘书长，1959年病逝，终年63岁。
正是在曾聿修老师的启蒙和引导下，黄乃一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并从此为追求光明，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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