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五队到了延安，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引起了观众的很大兴趣。中共中央很重视这件事，毛泽东同志提议设立一个培养艺术干部的学校，为了纪念革命文学家鲁迅，就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并决定由沙可夫、李伯钊、左明等同志负责筹备。
1938年年初，上海救亡演剧第一队，北平学生流动宣传队，上海蚁社流动宣传队的部分队员相继到了延安，其中从事戏剧工作的有崔嵬、丁里、王震之、荒煤、姚时晓、钟敬之、张庚等，加上原来负责筹备工作的三位同志和江青，筹建鲁迅艺术学院条件基本成熟。
“鲁迅艺术学院”即 “鲁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
1938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
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文中说，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因此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校董委员会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之外，还有大后方的蔡元培、宋庆龄、何香凝、邵力子、于右任、陈立夫、郭沫若、茅盾等社会名流。
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他说：“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用。”1940年6月，在召开鲁艺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时，毛泽东同志又为鲁艺题写了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八个大字，并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鲁艺的教育方针是：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
在鲁艺成立时，黄乃一被分配在戏剧系工作。张庚同志是系主任，吕骥同志是系教职员党支部书记，任命黄乃一当系的助理员，主要是做党的工作，做教职员的思想工作。黄乃一除了与张庚很熟悉外，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和张庚同志接头时，也曾见过吕骥同志。到延安鲁艺后，当时他正在筹备中国音乐家联合会。张庚和吕骥住在一起。
鲁迅艺术学院内设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四个系。在1938年04月至1945年11月七年半的时间里，鲁艺共开办了文学系四届，戏剧、音乐、美术系各五届，培养学生685人，其中文学系197人，戏剧系179人，音乐系192人，美术系147人。穆青、贺敬之、冯牧、李焕之、郑律成、刘炽、莫耶、王昆、成荫、罗工柳、时乐蒙、于蓝等均为鲁艺学员。
戏剧系是戏剧教学兼创作演出团体。张庚任系主任，崔嵬、左明、姚时晓、王震之任教员。开始时，戏剧系教职员工是一个党支部，学员单独是一个党支部，后来，全系教职员和学员合并成立为一个党支部，黄乃一当支部书记，共有四五个支部委员，没有很明确的分工，有了工作大家一起做。吕骥、崔嵬、钟敬智、姚时晓等都是党员，后来在教学员中又发展了一些党员。
戏剧系成立后，至1940年，连续招收了三期学员，他们之中有:严熹、苏路、路玲、贾克、张平、干学伟、邸力、陈锦清、张颖、吕朋、苏里、李纶、张东川、张冶、何文今、马瑜、王地子、张芸芳、刘因等。每期30至60人不等。这些青年学员绝大多数都是从延安以外的各个演剧队招收来的，有较高的文化、文艺和戏剧方面的知识修养，舞台经验也比较多。因此，一开始就能进行自编、自导的演出活动。第二期学员进院以后和第一期毕业留院的学员一起成立了一个实验剧团，王震之当团长，承担了宣传演出的任务。
戏剧系和实验剧团先后自编自演的戏剧节目有:《弟兄们拉起手来》、《人命贩子》、《矿山》、《一心堂》、《希特勒之梦》、《国际玩具店》、《松花江》(由京剧《打渔杀家》改编)、《农村曲》、《流寇队长》、《团圆》、《兄妹开荒》、《赵富贵自新》、《张丕模锄奸》、《刘二起家》、《夫妻识字》、《减租》、《惯匪周子山》和新秧歌剧《白毛女》等。
193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从延安的干部学校抽调一批教员、学生到晋察冀去办学校，开展敌后工作。鲁艺戏剧系抽调的有:崔嵬、玛金、牧虹、韩塞等同志。同时鲁迅艺术学院由延安北门外迁至延安城东的桥儿沟。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经过几个月筹备后正式成立，急需教学管理人员。江青服从组织分配到了鲁艺戏剧系工作。她的行政职务是鲁艺戏剧系导演兼女生生活指导员。
当时延安文艺演出活动非常频繁，鲁艺戏剧系承担着主要任务，演员紧缺时，老师学生一起上，演员剧务大家做。江青又一度活跃在延安文艺舞台上。
1938年7月，建党纪念日和抗战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延安组织“抗战戏剧节”。鲁艺一连排练了三个现代戏：京剧《松花江》、话剧《流寇队长》、歌剧《农村曲》。排练《流寇队长》时，江青主动挑选一个绰号“大红鞋”的农村暗娼角色。《松花江》是根据传统京剧《打渔杀家》唱腔，填写现代生活内容的旧戏新唱。江青扮演女主角桂英，阿甲扮演配角老父亲萧恩。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乘坐苏联运输机，从莫斯科经迪化(乌鲁木齐)、兰州降落延安。1938年3月，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他见到了江青，从此与江青有了同乡之谊。《松花江》彩排那天，康生来看戏，大加赞扬，并表示正式演出时，他要请毛泽东来看，江青十分高兴。
1938年7月7日，延安举行纪念抗战周年大会，上午各界群众冒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毛泽东作报告，下午在延安老城府衙门旧址进行文艺演出，压轴戏为《松花江》。正式演出时，康生果然请上毛泽东一起来看戏。坐在前排，康生频频鼓掌叫好。演出完毕时毛泽东和康生到后台接见演员，当然特别接见了江青。嗣后，毛泽东还在延安机关合作社宴请参加演出的鲁艺师生。
值得一提的是，新编京剧《松花江》这出戏，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主要是其成功地将抗战的时代内容与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穿着渔民、农民当时通常的服装来表现抗战生活，故事的结构和唱腔板式则套用《打渔杀家》的，内容和人物塑造及其身段动作尽可能求其比较合乎现实生活，而又保持京剧的特点。演出时，戏中所表现的群众遭受惨祸的情景以及人民的抗日情绪，把旧形式和新内容的矛盾冲淡了，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参加演出的阿甲由此感叹，“想不到在‘五四’时期被否定了的京戏，竟在抗战的革命圣地延安复兴起来。”
这次成功的艺术尝试，正暗合了毛泽东随后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主张“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爱戏及人，爱江山也爱美人，革命理想与浪漫爱情可以互为因果，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毛泽东更加关注江青其人。
“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看电影时，颇为得意地对其秘书如是说。
江青与毛泽东恋爱的具体经过，也许会成为永远的个人隐私与历史秘密。江青作为女性，为了表示自己的矜持和尊严，江青愿意透露的是毛泽东主动找到她。据她向维特克介绍，到延安不久，毛泽东曾亲自找她出来，送给她一张他将在马列学院作报告的入场券。她感觉震惊又敬畏，始而谢绝，继而很快克服了自己的羞怯，接受了这张票子，并且届时去聆听他的演讲。无论这里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首先认可作为一个女演员的江青，然后寻求可以合拍的共同思想基础。
此间，一直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叶子龙回忆，从洛川到延安后，“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那时，延安的文化活动很多，经常由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团体演节目，无论官兵一律购票入场，每张票5分钱。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剧《打渔杀家》”。这个《打渔杀家》，就是1938年7月为纪念抗战一周年，鲁艺演出的新编京剧《松花江》，部分回忆文章中又称《松花江上》。“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过江青，他们于1938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
当时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结婚程序，当事人双方提出申请，领导批准表示同意就算正式夫妻。毛泽东与江青的恋爱关系很快就引起党内同志的极大议论。
陈云当时也反对这桩婚事，他曾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话，说毛主席有老婆，并未离婚，提请江青注意。江青回去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立马打电话给陈云，质问道：“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毛泽东对这些反对意见坚决不予接受，态度果断刚毅，没有商量余地。他接到项英发来的反对意见电报，立即回复一份军用电报：“我学孙中山。”江青对这个电文的解释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约30岁”，而她当时24岁，毛泽东45岁。其实，年龄不是什么问题，贺子珍比江青只大五岁。
特别是那些了解江青到延安之前先后与裴明伦结婚，与俞启威同居，与唐纳结婚，与章泯同居，并且多次闹得满城风雨，绯闻缠身的红尘往事的领导同志，如当时在延安的王世英、南汉宸等人，当时在新四军的项英、杨帆等人，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等等，纷纷联名写信给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陈述史实，力谏劝阻这场婚姻。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泽东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
第二天，毛泽东在供销社摆酒两桌。本来他们没有想到要举行任何结婚仪式，为了表示对反对意见的抗拒，毛泽东欣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摆上酒宴，连续两天，分批宴请宾朋，以示喜庆。
第二次请客，时在1938年11月20日，正遇上日本飞机疯狂轰炸，古城废弃狼藉，延安惊天动地。
延安整风运动前，毛泽东不是党的最高领导者，却是延安最有个性、最有思想、最有魅力的领导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他信奉绝对的恋爱中心主义，特立独行，敢作敢当。冲天一怒为红颜。“如果大家不同意，宁愿回家种田去。”毛泽东以不容置疑的态度坚持自己的婚姻自由，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无可奈何，只有接受事实。
1938年8月，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实际上就是正式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当时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先后由毛泽东和中共元老吴玉章挂名，实际工作由副院长周扬负责。周扬既担任了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又是鲁艺事实上的总管，这使他成为延安文艺、教育、宣传系统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整风之初，中央文委系统组成学分会，由周扬负责，他在鲁艺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在1942年，领导全院教职学员开展了反王实味的斗争。到了整风转入审干阶段后，周扬又积极排队摸底，清查可疑分子，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前夜，已经揪出重大特务嫌疑人员29人，并将其全部移送边区保安处侦讯。
1943年3月16日，中共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将鲁艺、新文化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合并入延安大学，校址设于桥儿沟鲁艺内，合并后的延大校长，仍由吴玉章担任，周扬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
鲁艺等院校并入延安大学，使延大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人，为了避免出现混乱情况，影响整风、审干的进行，西北局常委会议宣布，继续保留原各学校的单位形式，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学习，由西北局直接领导；鲁艺等单位由周扬主持，受中宣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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