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延安－１５
1946年4月，陈修良脱去灰色军服，穿上女儿装，打扮成一个阔太太的模样，在南京地下党马文林的陪同下，渡江到镇江，乘上了上海到南京的列车。
望着车窗外渐渐移近的钟山，陈修良思绪万千，特别是想起了中山陵，那里安葬着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逸仙，她在少女时期敬仰孙逸仙之伟大人格和革命精神，故取名陈逸仙。如今确实要到中山陵下来了，可是那些中山先生的叛徒，举着孙总理的牌子，口中念念不忘总理遗嘱，而实际上却违背和反对中山先生的遗愿，屠杀工农，屠杀革命青年，甚至背叛民族、背叛国家。躲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如今正在筹备还都南京，欲把它变成内战的指挥中心。
陈修良奉命深入虎穴，要与蒋介石展开一番较量，尽管现在我党的力量已非昔日，强大多了，可是这次毕竟是敌人的心脏啊，不但有武装到牙齿的千万军队，而且还有杀人如麻的军警特务，陈修良抱着必死的信心，做好了心理准备。
陈修良一到南京，先住在市委委员朱启銮家里，后来以“姑妈”的身份住进了柏焱和柯秀珍夫妇的家里，对外称“张太太”。柏焱和柯秀珍夫妇二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柏的公开身份是一个化工厂的技师，柯是中学教员，夫妇二人刚生了一个小孩。“张太太”就是在这里开始了指挥南京地下党的工作。
四月下旬，陈修良在地下党张杰家——磨盘街42号一座花园洋房里召开了第一次市委会议。陈修良在传达华中分局对南京市委的指示之后，便根据毛泽东、刘少奇确立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对南京市委组织机构做了具体分工：陈修良负责全面工作，并领导情报系统；刘峰协助陈修良的工作，并领导工人工作；王明远领导学生工作；朱启銮领导公务员工作；方休领导店员和大、中、小学教师工作。
陈修良特别强调：“……国民党可能和已经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实行镇压。因此，地下市委组织必须严密，市委不设机关，干部职业化、社会化，立足于群众之中。党组织不发生横的关系。地下市委同志严禁进入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这是一条纪律。”上下之间，完全实行单线联系。
地下市委最重要的战斗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获取敌方的军事情报，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举义投向人民。当时，除了中央大学有2个党支部约30多名党员外，其他大中院校和政府机关几乎没有党的关系。
陈修良说：“国民党党、政、军机关有数十万公务人员，这是一个大空白，我们市委要开辟这一条战线。”她特别强调：“国民党的党、政、军、警机关，往往是情报工作的重点。南京是国民党政治军事中心，军事情报，政治动态，对于我们时局是起决定作用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要加强这一条战线。情报部门人数要少，要精干，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采取收买引诱的手段，我们主要是做统战工作，做群众工作，可以利用亲属关系，情报部门由我直接领导。”
内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在南京坚持地下斗争显得日益艰苦而且有很大的危险性。市委委员方休向陈修良汇报工作时说：“蒋军向我解放区进攻，战场向北移，有的党员思想动摇，要求退党，有的要求离开南京。怎么办？”
陈修良果断地说：“有些动摇分子要求退党，让他退，不必强留，立即和他们切断关系。这种人留下来反而不好，环境一旦变化，会酿成大的祸患。自愿留下来的才是真金，这是一场大浪淘沙，每一次浪涛来时，总会把一些沙子冲刷掉。”
陈修良的这一举措，彻底纯洁了南京地下党的队伍。
随着内战的深入，国民党军警的盘查越来越严，南京市委靠交通员过江与华中分局联系已甚为困难。陈修良知道，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已回到了上海，她想只能找刘晓与中央取得联系。恰在这时，交通员转来了她母亲陈馥的信，要她回上海“料理家务”。
刘晓是陈修良的老上级。1942年9月，刘晓根据中央决定带着江苏省委领导同志撤出上海后，开始在华中局任城工部长；1944年7月去延安，任中央城工部副部长；1945年9月奉命从延安出发回上海，经过3个月长途跋涉到了山东临沂的华东局机关；1946年2月重返上海，与坚持在上海的刘长胜接上关系。
刘晓非常熟悉陈修良的母亲陈馥，因为她在巨鹿路景华新村22号这幢房子，曾经是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之一。陈馥要陈修良回上海“料理家务”的信，正是刘晓授意写的。
陈修良顺利地见到了刘晓。一见面，刘晓高兴地说：“知道你在南京站住了脚，很好！”
陈修良迫不及待地说：“老上级，现在我和华中分局城工部联系很困难，我想找你，我们南京市委的领导关系……”
刘晓告诉她：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被国民党特务监视得很严，南方局已不能进行工作，钱瑛同志已由南京转入上海。内战开始后，华中分局城工部分两路进行工作，一部分人去华东局城工部，一部分人到上海，张登（沙文汉）同志率部到上海建立城工部办事机关。
刘晓还告诉她：“我和钱瑛同志、长胜同志、张登同志都交换过意见，拟成立上海分局，将华中分局城工部领导的各城市和南方局领导的各城市党组织合并，负责整个国统区的城市工作，只待中央批准就执行。南京市委当然也归上海分局领导。”
1947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上海分局，钱瑛为组织部长，张明（刘少文）负责情报工作，下设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由张执一、沙文汉负责。从此，南京市委在上海分局的领导下，继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有一天下午，陈修良戴着一副墨镜，来到方休的家中。方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师，与陈修良单线联系。一见面，方休立即悄悄地告诉她：“我一个妻弟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刚从重庆回到南京，暂住我家，我们说话小心点儿。”
出于职业习惯，陈修良当即询问了那特务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休告诉她，妻弟好像是电台机要人员，并且提出想暂时搬出去住一段时间，与一个军统特务住一起工作起来不太方便。
陈修良毫不犹豫就否定了方休的提议，搬出去不好，反而让人起嫌疑；先观察观察再说。
几天之后，陈修良再次造访方休。一见面，方休就迫不及待地说：“妻弟出差去了，留下一个手提包，妻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包军事密码，你看怎么办？”
陈修良当即郑重地说：“拿出来给我看看！”
方休让妻子把提包拎了出来，一看，正是党中央极其需要的国民党军事密码！
陈修良大喜所望：“方休同志，这份东西我需要借用一下，让情报部门的同志抄一抄，可以吗？”
“可以。不过只能用半天，下午他就要回来。”陈修良紧紧地握了握方休的手，她知道方休做出这个允诺需要多大的勇气。
陈修良迅速将密码本交给了卢伯明。卢伯明在南京市委专门负责情报，和陈修良单线联系。
卢伯明在妻子和助手的帮助下，连续抄了三个小时才把密码抄完。下午陈修良将密码“完璧归赵”的同时，卢伯明也跨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车。
几个月之后，党中央给陈修良发来嘉奖令，高度评价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所起的重大作用。
1947年末，蒋介石策划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之后，中共的领袖们把目光投向“策动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起义”这一战略目标上。南京市委负责策反的主帅是陈修良，其中具体组织指挥策反的是沙文威。
沙文威，即沙孟海的四弟、陈修良的小叔子，是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中共情报人员。
1937年冬，国民政府从南京撤至武汉，蒋介石特令在军事委员会属下成立一个参事室，聘请各路诸侯中的军事将领出任参事，为最高统帅部出谋划策，蒋介石特命朱家骅出任参事室主任，负责组建参事室的工作班子。
如果能设法打进这个机关，对于中共情报战线，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在李克农和沙孟海的巧妙安排下，沙文威被朱家骅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干事。
1938年1月，沙文威走马上任。经过一段时间工作，沙文威发现，参事室真是一个情报的金山，军委经常有文件发往参事室，管文件收发的恰恰就是沙文威。而且按照朱家骅的规定，沙文威可以拆看文件，然后再分类送往各有关负责人。
尤其有意思的是，参事室一应家具，诸如书柜、写字台、文件柜，都由沙文威来买购置。他不贪污，也不想拿“回扣”，家具买得又便宜又美观，主管秘书十分高兴，几次对沙文威说：“朱先生对你的工作很满意！”
存放机密文件的柜门钥匙，沙文威早已多配了一把，当时在参事室偌大一个机关中，夜晚住在机关的只有沙文威与传达室工友两个人。因此，夜阑人静之际，沙文威可以从容不迫地把需要的文件一一誊抄。
1938年夏，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中德关系日趋冷淡。汪精卫建议派朱家骅率一个代表团去会晤希特勒。朱家骅尚未成行，中央政治委员会已送来一大批绝密文件。绝密件沙文威不能拆看，秘书把它们锁进了文件柜，当晚半夜，沙文威便将文件摘抄了一遍……
军事委员会的绝密文件通过博古夫人，以后又通过解放后出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张唯一，源源不绝地送到李克农手中。
武汉失守后，这类文件又通过李克农的老搭档吴克坚，源源不绝地送给了在重庆的周恩来。时任《新华日报》主编的吴克坚曾多次告诉沙文威：周恩来非常喜欢看你写来的情报……
这个时候，上海分局把沙文威调到南京市委，无疑给了陈修良很大帮助。
有一天，陈修良从中共诸暨县委的旧名册上，看到了“组织部长汪维恒”的名字，不由地想起了最近因祸得福而调任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的副署长，也叫汪维恒，这两个名字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她将这件事告诉沙文威，要其核实清楚。
不几天，沙文威回告说：这两个名字是同一个人，他就是1929年“诸暨暴动” 失败后，奉命自找出路的县委组织部长汪维恒，后来混进了国民党军队，而且当上了胡宗南部三十四集团军的军需处长，最近又阴差阳错升迁为副署长。他与我党失去联系已经12年了。更为凑巧的是，当年曾是宁波市学联主席的沙文威，与汪维恒曾有过一面之识。
陈修良听后，大为振奋，指示沙文威亲自与汪会面，争取重新接上关系。沙文威得知汪维恒经常到下关的一家餐馆就餐，便和他在那儿“巧遇”上了。两人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沙文威婉转地问起“汪先生还愿不愿为‘家里’做些事”时，汪动情地回道：“愿意，怎么不愿意？”
汪维恒的抽屉里、柜子里，到处有我党我军急需的各种绝密情报。他向我党提供的第一份情报材料，是国民党军各师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实际兵员、武器配备的综合表册。
当这份厚厚的绝密材料由中共上海分局派人转送到延安，放在毛泽东、朱德的案头上时，两人看后同声叫好，随即指示李克农发电报嘉奖地下南京市委。
其后，汪维恒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及其兵员数目、司令部驻地、军需集中地等大量情报，陆续抄好后交给沙文威，由沙转往中共上分海局地下电台，发报给延安中央军委和社会部。
汪维恒提供的情报属于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密，十分准确，与后来战场上的情况完全相同。在国防部与参谋部的一次联席会议上，顾祝同大惑不解地问陈诚：“怎么搞的？延安掌握我军的番号人数，为何比我们还要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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