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是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抗大的学生开始主要是中国工农红军中高级干部，后来也招收从陕甘宁边区外奔向延安的爱国青年。
1936年6月1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保安县建立。主要干部由毛泽东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包括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至成。副校长刘伯承不久调任援西军司令员，并没有负责抗大工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出席了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
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抗大的学习时间一般为6个月，特殊情况有长有短，学制灵活。学员既学军事，又学政治，还有国内外形势教育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教学方法采取启发式、研究式和实验式，军事、政治、文化并重，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校编为大队、中队、区队，区队下设班。
抗日战争期间，抗大总校连续办了8期，连同后来建立的各根据地分校共培养和训练了20余万名军事、政治干部，其中有的成为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指挥员，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第一期学员称为红大一期，后来也直接转为抗大一期。一期一科学员是红军军级干部和部分师级干部，由校长林彪抽调。保安校舍是学员自己动手挖的窑洞。学生共1038人，分为三科:一科38人，二科约200人，三科800余人(驻甘肃环县木钵寺)。一、二科在职干部只有14人，专职教员有杨兰史、罗世文、张如心。曾在三科任教的有杜平斋、柳青、赵守一、冯治国、廖冠贤、张文华、李东朝、韩振纪、刘绍清、王泮清、冯达飞等。这期抗大学员全部来自红军，一科的38名学员，大多是红军的中、高级干部。其中有罗荣桓(兼一科政委)、彭雪枫、谭政、苏振华、杨成武、莫文骅、赵尔陆、刘亚楼、杨立三、张爱萍、王平、耿飙、肖文玖、郭树声、贺晋年、谭冠三、李涛、张纯清、周文龙、胡竹庭、刘鹏、冯玉和、周建屏、刘惠农等。
西安事变后，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也稍见放松，大批爱国青年开始投奔延安，要求进红大学习。
1937年1月，红大从第二期开始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校也迁到延安。在甘肃环县的三科迁到甘肃庆阳城内，同二、四方面军的两个步兵学校(随营学校)合并组成红大第二校，后改称抗大步兵学校。从这一期开始，抗大公开招生。从此，抗大在培养训练红军干部之外，开始招收外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为革命培养抗日军政干部。
当时的抗大，毛主席仍兼任抗大政委，校长是林彪，副校长罗瑞卿，教育长刘亚楼，训练部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
1937年1月20日，抗大二期正式开学。这一期共设四个大队，学员1362人，加上甘肃庆阳的抗大步校1400余人，共2700余人。其中一、二队是红军的团、师、军干部，如陈赓、杨得志、周子昆、何长工、洗恒汉、曾希圣、罗炳辉、赖传珠、胡耀邦、王维舟、姚继鸣、邵式平、周纯全、王诤、刘希平、刘型、罗华生、张经武、叶绍华、季干辉、王尚荣、戴玉林、戴季英、黄春圃、谢朝文、陈克寒、姚喆、伍云甫、谢高、张际春、陈奇涵、倪志亮等。
西安事变后，原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一部分爱国军人也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其中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张学明，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等。
三至八队是红军的连、营干部队，共753人。九至十四队为青年学生，共609人，编为四大队。四大队的学员大都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北平、天津等地参加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青年学生。另外还成立一个女生区队，共59人，其中有贺子珍、康克清等。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抗大没等二期同学毕业离校，第三期就于1937年8月1日正式开学了。三期开学以后，仍有不少新同学结队前来，学校决定随到随编队。
第三期共收学员1372人，编为三个大队。一至六队为红军干部，大多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共616人。其中有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王建安、王宏坤、曾传六、曹祥仁、丁国钰、罗舜初、李寿轩等。七至九队为青年学生，共366人。另外还有一个训练老干部的军事队，112人，一个训练新干部的军事队110人，一个游击训练队67人。
第四期于1938年4月16日正式开学，同年8月至12月分批毕业。这一期是抗大空前
大发展的一期，仅五至八月份，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到延安的就有2288人，本期共收学员5562人，编为八个大队，四十三个队。其中训练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七个队，907人;训练知识分子的三十一个队，4655人，占学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其中女生654人，编为第八大队，张琴秋任大队长。由于学员空前增多，延安原来的校舍已容纳不下。因此，除在延安驻四个大队外，还在瓦窑堡、蟠龙、甘肃的庆阳等地分驻了四个大队。
1938年5月，学校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主要任务是研究确定本期教学任务，总结建校和领导青年知识分子的经验，选举成立了新的校务委员会。同时还加强了党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导。
这一期全校工作人员扩大到1386人，其中大部分是学校本身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这就大大加强了教育的力量。计有军政教育科长和主任教员23人，其中有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郭化若、张庆孚、杨钊等;军事教员和助教90人;政治教员和助教128人;文化教员12人。本期训练部增设了编辑科，开始出版自己编写的教材。
黄乃一到达延安，党组织关系恢复后，1938年7月，组织上就正式调他到抗大五大队任宣传干事。大队长是何长工。
黄乃一在抗大五大队当宣传干事，很重要一项任务就是逢年过节要组织编写节目，进行排练，到各单位进行演出。
有一次，五大队排了节目，参加校部会演，女生队的闫一嫣同学演老太太，巩明演她的女儿，这两个人都爱好文艺，并有一定的表演能力，闫一嫣演的老太太大家都说像那么回事（后来她进了鲁艺戏剧系，学习后，当了电影编导），巩明演的女儿也很活泼。在会演中，五大队的节目受到好评。
五大队还专门去一大队进行了一次慰问演出，一大队的学员都是老红军干部，驻地离五大队很远，当时交通不便，大家就走路去，行军两天才到一大队住地，演出后很受老红军干部学员的欢迎。
说到演出，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女生队学员巩明，原是南京的高中学生，是和未婚夫白汝然一起投奔延安来的。巩明分配到抗大五大队女生队，白汝然分配到鲁艺，他会弹曼德林，经常参加演出，很受群众欢迎，巩明还把赞扬他的报纸找来存着。他们俩感情很好，巩明礼拜天进城去玩，来回几十里，白汝然还专程在十几里外来迎接，一对恋人，十分的相亲相爱。
可是不久，巩明就另有新欢了。一天，协理员叫黄乃一：“到我办公室来一下。”黄乃一以为有什么急事，赶紧过去了。这位老红军领导干部，从来没像今天这么扭扭揑揑的，他悄悄对黄乃一说：“巩明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文化不高，不太明白，你是知识分子，你看看是什么意思？”
原来信上写着：“……听了你的几次报告，很受教育，……我愿意永远留在你的身边，多受教育……。”
黄乃一一看就明白这是求爱信，从信中还可以看出来，她很羡慕十年红军老干部纪念章！这位老领导诚恳地问黄乃一：“怎么办？”
黄乃一当时也很中肯地告诉他说：“巩明与白汝然感情好，白还常到十几里外接巩进城玩，同学们都知道他俩是未婚夫妻，若你和她结了婚
，知情者会说是巩明追你，不知者会说老红军挖了他们的墙脚，名誉不好，群众影响也不好。”
黄乃一还坦率地说，“巩与白那么要好，却又来追你，看来思想意识也不够好。”
老领导说：“那怎么答复她？”
黄乃一说“你不理她就算了。理她她反而会纠缠不休。”
老领导后来当作没发生什么事，也就过去了。
后来校部宣传科长来找黄乃一，要在五大队挑选文工团员，黄乃一就趁此机会把巩明介绍给文工团，她也就离开了五大队。
在校部文工团，经常有接近校领导的机会，巩明又追当时一位副校长，这次成功了，那位副校长与原妻离婚和她结婚了，当时在延安还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到处议论纷纷。
后来黄乃一调到鲁艺，因阑尾炎住医院动手术，一天，她来看病号，看到黄乃一，她还来向他诉了一顿苦，说对她的婚姻，很多人不理解，也不谅解……。黄乃一也不便表什么态。
几年后，黄乃一到前方工作，部队住在邢台江水镇六分区。这时何长工同志所带的抗大分校也住在江水镇。一天，黄乃一去看望老同志、老朋友，在宣传科和几位谈天，又听说巩明是“特嫌”，离婚了！被遣送回大后方去了。
黄乃一在五大队工作后经常想，自己参加革命以来，做地下工作，坐监狱，与世隔绝，国内外形势不够了解，马列基础知识也不扎实，当宣传干事，我该宣传什么？我能宣传什么？为了系统充实基础理论，黄乃一就要求去马列学院学习。黄乃一向协理员钟伟同志反映过几次，可他就是说“工作需要”，不让黄乃一走。
后来，各大队设立政治处，下设组织、宣传、保卫几个股，准备让黄乃一当宣传股长。这时钟伟调任三大队政治处主任，袁子清同志（后来任第四野战军组织部长）当五大队政治处主任。钟伟告诉黄乃一，他要调到三大队了，征求黄乃一的意见，他问黄乃一：“是留下来当宣传股长，还是去马列学院学习？要去学习，这是个调整干部的机会，我可以帮助你提意见。”
黄乃一还是坚持要去马列学院学习，但新来的政治处主任袁子清同志就是不同意。黄乃一想，当了宣传股长更不可能去学习了，他就又去找校部宣传科长谢翰文同志，要他帮自己说说，可是他也动员黄乃一不要去学习，他说：“马列学院光啃书本，你是老同志了，还是在实践中锻炼、学习为好。”黄乃一却说：“老同志更应该去学习”。
正在这时，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来了，黄乃一就向他诉苦，说缺乏系统学习，理论知识少，国内外形势也不了解，干什么工作都吃力，黄乃一主动表态，哪怕让自己去学一期，回来后干什么都行，自己都不会有意见。张际春主任见黄乃一要求学习的心情很诚恳，也很急迫，他便关心地说：“黄乃一坐了几年牢，要求合理。”他同意黄乃一去学习了。对此黄乃一十分高兴。
张际春主任同意黄乃一去马列学院学习。这时组织科长也来了，张主任就告诉黄乃一，借五大队成立政治处之机，可以把他调送马列学院学习。组织科长满口答应照办，但是黄乃一回五大队后，等了一个礼拜也没有消息，不见调令。他找袁子清主任，仍是不同意，不放黄乃一走。
黄乃一急了，再次进城，到校政治部找到组织科长，他很坦率地说：“对不起，这几天工作忙，把此事忘了。”接着马上给黄乃一写了调函，要他自己带回交给袁子清主任。黄乃一向袁主任递交了调函，又诚恳地讲了自己想学习的理由，对离开五大队政治处表示歉意，同时表示学习后回来干什么都行。袁主任见了调令也无可奈何，不得不同意让黄乃一去学习了。
马列学院属地方院校，军队干部去马列学院学习，要通过中组部介绍和接转组织关系。于是一离开抗大五大队，黄乃一就背上背包先去了十八集团军后方政治部，再到中组部转关系。
中组部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黄乃一，和他谈话，问他什么时候入党，干过些什么工作？黄乃一说在上海参加过“教联”、“剧联”等工作。他听了后很高兴，连说了三声“好！
好！好！”并说，“鲁艺正向我们要政治干部，你和剧联的人熟悉，又有工作经验，不用去马列学院学习了，就先去鲁艺工作吧！”
黄乃一再三强调，好不容易才争取到机会去马列学院学习，恳求他们让自己学习完成后再去鲁艺工作。他们见一时说服不了黄乃一，便用组织原则来对付他：“你的党龄比我们长，怎么不懂得服从党组织分配的道理？”
黄乃一看来去马列学院学习是毫无希望了，也只好说：“好，好，好，我去好了。”黄乃一退一步想，张庚同志也曾动员过自己去鲁艺工作，熟人较多，去就去吧！于是就凭着中组部一张介绍信，便去了鲁艺。在抗大，连学习带工作一共也就是半年时间，1938年8、9月份，黄乃一就正式到鲁艺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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