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乾坤带着延安航空研究组张华等一行人从延安出发去东北，因接送的飞机在张家口着陆时出损坏了。只能从陆路赶往张家口再转机了。同行的还有王琏、刘玉堤、李汉夫妇等。
在常乾坤的带领下，队伍终于到达了张家口，并与前来迎接的蔡云翔、顾青、田杰和陈明秋接上了头。这四个人都是近一个月前与张华一起驾机起义飞往延安的机组人员。现在又能会聚一起，同去东北参加筹建航校工作，张华感到很兴奋。
那时，苏联政府已经于8月8日正式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迅速溃败。日本政府8月10日发出乞降照会，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蔡云翔告诉张华：“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当机立断，决定调动军队和干部挺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造成影响革命全局的新形势。同时还指示，要组织延安航空研究组的同志和抗大工程队的部分同志，随军进入东北，利用日军留下来的机场设施、飞机放航空器材等条件，筹建航空学校，为以后建立人民的空军和航空事业培养骨干力量。”
在张家口待命时，常乾坤乘坐的九九高练临时发生了故障。张华一行就随蔡云翔驾驶的斯巴飞机从张家口起飞了，这次的飞行目的地是沈阳附近的奉集堡机场，中途将在辽阳作停留。
由于飞机在飞行中，偏了方向，纠正航线后，飞机却在黄昏时分，找不到地标。结果只能在太阳接近地平线时降落到一小块平坦的耕地，飞机却意外地拿了大顶。全体人员只能从机门跳下。
随行的王弼与驻地部队接上了头，才终于落脚在当地凌源县境内的小车站附近。
张华与顾青被分配到一户人家住宿。折腾了一阵后，大家才吃了晚饭。
第二天一大早，驻地连干部找来了一辆卡车，这支北上的队伍才离开凌源，直奔承德而去。此时，蔡云翔带着部分成员已经连夜赴沈阳了。
张华与顾青等人乘车到达承德。第二天被告知：明天有飞机来接张华与顾青。
第二天，果然来了一辆卡车，将张华和顾青送到了承德机场。
不久，就看到一架九九高练在机场着陆了。蔡云翔走下飞机说：“马上加油。我要飞往辽阳，去带地勤的人。”他怕发动机冷了，发动不起来。
此时，一辆不带蓬的吉普车，飞快地到飞机旁停了下来。一个苏军军官下车后，打量着这批中国军人，然后便是一阵自言自语。接着他便用手指着机身，又是摆手，又是摇头。
这时，张华才发现，他指的是深绿色的飞机机身，机翼上喷的是红五星徽号。原来，苏军还以为是他们自己的飞机习来了。随后，他就走了。
原来，这又是蔡云翔爱干的事。“建国号”起义时，是他涂掉了机徽。现在，又是他自作主张地涂掉了国民党的机徽号，改成了苏军的机徽号标识。
飞机加好油后，蔡云翔又让张华、顾青挤在后座，自己驾驶飞机。那时这架飞机的后座座、操纵杆都已经拿掉了。
九九高练飞到辽阳后，蔡云翔就去了沈阳。
张华在辽阳住了二三天后，才去了沈阳附近的奉集堡机场。
到了奉集堡后，张华见到了田杰和陈明秋，还有一个小翻译。顾青过几天后，也从辽阳去了沈阳。
在奉集堡时，几个驾机起义的战友重聚了，被安排住在一起。平时则与住在隔壁的约一个排的的警卫部队一起吃饭。
这时，张华才听说：与蔡云翔机组人员共同举事起义的白起、何键生、吉翔、陈静山，以及秦传家和家属，共20余人，经地下党引导，已经从地面转入新四军地区。10月份将从江苏分批出发，到东北参加筹建航校工作。
张华还了解到，在奉集堡有一支原日本航空队，那就是林保毅的部队。
田杰和陈明秋因为平时要修理和维护飞机，没人交待张华什么任务。因此张华显得没什么事干了。
才20出头的张华对这支被俘的日本空军很好奇，但却不便与他们交往。因为，这些日本战俘过的仍是集体生活。
张华等几个中国人住的是一小间，房屋都是木板的通铺。
张华在奉集堡住了约20天左右。这期间，蔡云翔、顾青，也时来看他。有一天，吉翔也来了。吉翔告诉张华，他随白起、何键生和陈晏如夫妇，10月份从江苏出发，经山东解放区，到达了东北。后来，陈静山、秦传佳及家属等，也到达了东北。
此时，参加“建国号”起义的驾机人员和地面起义人员，全都来到了东北。大家为自己能参加航校筹建和创建人民空军激动不已。
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又非常复杂。虽然已脱离了汪伪空军，共产党会怎么对待他们呢？
而且令人费解的是，还要与当初的敌人，日本的空军战俘在一起工作，这对大家的心理带来了压力。
日本降俘并不是那么地软弱，只要有机会，总会显示那么点傲气。
平时试飞时，日本飞行员总是飞一个大航线，就着落了。主要目的就是看看飞机发动机是否正常。也因为，当时加的油料也很少。
有一次，蔡云翔来到机场，正赶上停放很久的飞机要试飞。
日本飞行员黑田试飞隼式战斗机，那是哈雅布萨。黑田似乎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飞行技术，他没有按照平时的试飞习惯，飞一个大航线后就着落，而是在机场上空做了一套特技动作。
蔡云翔一贯好胜，岂能让日本人在自己面前逞能？
蔡云翔登上了飞隼式战斗机，在上空漂亮地做了一套高级特技动作。在场的所有人看得都有很入神。
蔡云翔着落后，吉翔跑了过来，硬是不让蔡云翔关车，他也要飞一下。
蔡云翔碍于情面，自己下了飞机后，就让吉翔飞上了蓝天。
但是，吉翔从未飞过隼式战斗机，未收起落架就飞了一个航线起落，却不知道放襟翼，结果下降速度大，大大超过了T字布，差点冲到场边的沟里，出了个不大不小的洋相。
其实，吉翔是个很优秀的飞行员。
事后，蔡云翔对这支起义队伍的人员说：“我们一定要与日本人比个高低，我们是中国人，不能输给日本人。他们是俘虏，我们是起义，我们与他们是不一样的。现在最重要的是重新起飞蓝天。在我们这些人中，白起、何键生都是身经沙场的飞将军。我和吉翔也是飞行能手，张华虽然年轻，却有很好的驾机能力，我们一定要用学到的本领为创建自己的空军出力。”
在当时，中国人驾机飞上蓝天，还只是个梦。
从奉集堡转场去通化时，机群主要是由林保毅那些日本飞行员驾驶的。张华、顾青，虽然是从转场到通化的，但也只能当乘客。
年轻的张华对此很不服气，心中也深深地留下了一个愿望：一定要亲自驾机，重返蓝天。
对于这支起义队伍的功过是非，对于这些起义人员的评价，历史似乎总在开玩笑。其中有些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运动冲击，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曾来自于汪伪空军。如曾任航校副校长的白起，更是在中国空军史上蒸发了。
那是黄乃一到沈阳航空队任政委的当天晚上。总部参谋长伍修权找黄乃一谈话。第二天，东北局书记彭真又找黄乃一谈话。可见东北局和党中央对筹建航空学校，对党的航空事业有多么重视。
彭真和伍修权谈话的内容大致相同。他们讲了沈阳和整个东北的情况及战局形势。也讲了中央对在东北办航校的条件分析和决心。他们着重对航空队当前的主要任务；对起义人员的工作方针；对日本技术人员的工作方针；以及对筹办航校在招生和训练工作方面的方针等，都有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
关于“航空队”当前的任务，他们提出：主要是发动群众搜集航空器材；组织日本机务技术人员抓紧修理飞机；学过飞行的同志要尽快恢复飞行，熟练和掌握飞行技术，为航空运输和建立航校创造条件。
彭真和伍修权都特意提出了对起义人员的工作方针，对待起义归来的人，要始终保持热情欢迎态度。有的人历史、社会关系复杂，最关心的是对他是否信任。我们必须知道起义过来并不容易，要冒很大的风险。这些同志起义后，应该得到信任；在工作安排上要使他们有职有权，敢于大胆工作。
我们应该信任他们，要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经历，了解不是为了追究历史问题，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提高革命觉悟。
我们一定要耐心细致地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弱点；对生活、作风上的问题，要教育启发提高觉悟，不宜操之过急，也不能听任自流。
彭真和伍修权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如何正确对待“建国号”起义人员说的。因为这是一支在筹建航校时唯一的起义队伍。
事实上，这支起义队伍在航校筹建，以及中国空军的创建过程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彭真和伍修权的指示，也促使了更多的国民党空军航空人员起义归顺到人民的怀抱。这些人员后来都成为航校的领导和人民空军的骨干。
黄乃一就是根据这些指示，放手放胆地重用了这些起义人员，充分调动了这些航空人才的积极性，让他们重返蓝天，再立新功。
黄乃一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包容，在如何对待日本战俘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他的想法和做法，都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伍修权指出：林保毅的部队，是侵华空军，受法西斯和武士道貌岸然的毒害较深。现在之所以答应为我们效力，主要是由于日本战败，他们一时无路可走，为了生活，迫不得已，而不是自愿，更不是什么觉悟。他们是经我军说服，才向我们缴械投降的。尽管如此，但他们既然愿意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当老师，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当俘虏对待。
彭真指出：日本人十分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林保毅能率部投降，部队也表示愿为我们效力，这说明他在部队中是有一定威望的，部队还是听他的话的。要教育争取所有的日本留用人员，关键是做好他的工作，使他心悦诚服。
伍修权又特别提出了对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工作方针：
生活上优待，人格上尊重，工作上严格要求，思想上尽力帮助。
伍修权还语重心长地对黄乃一说：这批人究竟能为我们工作多久？能否尽力地为我们工作？一方面要看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的工作，看我们能不能按照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做好教育争取工作了。
黄乃一牢牢地把握了政策，在以后的工作中，非常注意做林保毅的工作，最终使这支日本技术人员队伍，在筹建航校和建设中国空军、发展中国的民航事业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林保毅甚至还被公认为是“中国空军之友”。
黄乃一也很客观公正地评价这支起义队伍的人，在他的回忆录《东北老航校诞生前后》一文中说：
驾机起义的共六人。蔡云翔是正驾驶，张华副驾驶，于飞领航，田杰、陈明球负责机械，顾青（一般学员）随员。
他们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即受到朱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的热情接见。
在日本帝国主义失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蓄谋已久要打内战的重要时刻，他们这一行动，开创了从敌人阵营中驾机起义、率领敌伪航空人员投奔革命的先例。这对瓦解敌军，建设人民的航空事业，都是很有意义的。
为了纪念蔡云翔等人8月20日起义飞到延安，当时就把这架飞机编号为“820”号。不久，他们先后奉调到东北参加航校建设。
和蔡云翔等一起参与策划起义的其余人员，何健生、白起、吉翔、陈静山以及秦传付佳和家属等共20余人，经我地下工作者引导，从地面转入新四军地区。10月从江苏分批出发，经山东解放区，于1945年底、46年初也先后到达东北参加了航校建设。
黄乃一的这篇回忆录写于1985年10月1日，曾经过伍修权的二次审阅。并先后收入《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三辑和《中国空军史料》第一辑。
毫无疑问，这段文字才是最真实地史实资料。现今流传的一些报道，显然与事实偏差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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