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忆东北老航校创建史时，相关报道和研究资料往往会说中共中央曾从延安先后调动了三批赴东北的干部，这是事实。但不能忽略了还有一支由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自治军先后选派的干部队伍参与了东北老航校的创建工作。
这支队伍是共有20多名干部参加了创建航校的工作。当时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动军队和干部，挺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在延安，号召大家报名，中央党校一、二、三、四、五部一千多人响应，黄乃一也积极报名参加赴东北干部团。彭真同志在延安主持会议，刘少奇致欢送词，欢送赴东北干部团。
1945年9月底，被东北八路军包围的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团第四练成大队（“羽”飞行团）300余人，在少佐林弥一郎率领下，归降中共东北军区。其中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其他地面保障人员180余人，各类飞机共46架、发动机130台。
中共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伍修权亲自召见林弥一郎等人，晓以大义，欢迎他们帮助东北军区总部创办航校。为了表示信任，伍修权当场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支勃郎宁手枪赠送给林弥一郎作纪念。林弥一郎等人表示愿为中共东北军区总部创办航校出力。
1945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进入东北的部队番号为“东北人民自治军”。
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肖劲光任副司令兼参谋长，
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任副司令，程子华任副政治委员，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
1945年11月初，由延安出发到到达沈阳的第一批老航校开拓者刘风、蔡云翔、田杰、陈明秋、顾青，组成了“沈阳航空队”。
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团第四练成大队的归降日军纳入“沈阳航空队”。
“沈阳航空队”负责接管东北人民自治军航空队和筹建航校。
为了加强对“沈阳航空队”的领导，并进一步加强东北地区的航空建设，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自治军先后选派20多名干部参加创建航校的工作。
参加创建航校的东北局、东北人民自治军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黄乃一、张宝中、张凤岐、顾磊、白平、姚峻、李熙川、张培根、张清贵、刘西科、李连富、陈乃康、蒋金庭、蒋天然、马文、赵凯、周兆平、李东流、王朝刚、薛少卿、杨大伦、王智涛、张孔修、龚友源等。
1945年9月3日干部团出发，经张家口，11月初到达沈阳。彭真又乘苏联顾问的飞机先期到达沈阳欢迎干部团的到来，并作了东北形势的报告，要求赴东北干部团克服各种困难，去争取胜利。
东北局组织部找黄乃一谈话，说伍修权同志写了一个条，要挑选一个干部去筹建航空学校，条件是“四条十个字”，即“政治强、身体壮、年轻、聪明”。东北局组织部推荐了黄乃一，伍修权同志“选中了”。听了这样的选择条件，黄乃一感到责任重大，如果真要自己去筹办航校，自己决不能辜负组织上的信任。
很快，伍修权同志就找黄乃一谈话，他问了黄乃一的简历及工作情况后，同意他去，并说第二天彭真同志还要找他谈话。彭真谈话的内容和伍修权的谈话内容大同小异，但都对黄乃一特别交待了筹建航空学校的各种政策。
11月9日，东北局通知黄乃一到沈阳航空队任政委。除正式宣布黄乃一为政委外，其它领导干部都没有正式任命。但当时都将刘风、蔡云翔叫做队长，将林保毅叫做林部队长。
黄乃一为筹建航校，确定了办校方针。
他要带领这8个中国人管理300多个日本人，困难多、时间紧、任务急，往往是一个中国人，拿着总部的介绍信去一个机场，在当地驻军协助下，搜集器材、修理飞机。
当时社会环境很不安定，为防备发生意外，黄乃一和刘风、蔡云翔、田杰、陈明球、顾青、张保中、张凤歧，每天晚上都将手枪顶上了子弹，放在枕头底下睡觉。
1945年1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同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地区航空工作的领导，
组建航空委员会。
伍修权任主任委员，黄乃一任秘书长，刘风、蔡云翔、林保毅（即林弥一郎）等人任委员。
中共中央东北局航空委员会的任务是：
派出人员在东北各地继续搜集飞机器材和航空油料（刘风负责）；
组织航空队中的日本技术人员赶修飞机（蔡云祥、林保毅负责）；
研究提出选调航空学员的条件和来源，并迅速开始招生（黄乃一负责）。
1945年11月15日，国民党军杜聿明率第13军、第52军进攻山海关，10天之后攻克锦州，一路向北，兵锋直指沈阳。
1945年12月，油江接任王弼出任晋察冀军区航空站站长。王弼由此重赴东北参与领导筹建航校工作。
这时，已有更多的航空技术人员聚集在那里，东北局为了加强领导，在原来“沈阳航空队”的基础上，又正式成立了“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参谋长伍修权亲自担任，秘书长是黄乃一，委员有常乾坤、王弼、刘风、蔡云翔、林弥一郎。
黄乃一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一职，其实与他的特殊经历有关。
1939年6、7月份，抗大、鲁艺、陕北公学三校联合上前方，组成华北联大，去的同志分期分批开赴山西太行山。黄乃一这时还在拐卯医院，刚动完手术，他扶着拐杖，走到山脚下路边欢送战友们上前线，见到好多熟人，有抗大政治部的，也有鲁艺的，区队长李伟同志看见他，还前来拥抱告别。黄乃一的伤口尚未痊愈，虽有些疼痛，但是看到这么多战友都上了前线，他既感到高兴，也十分羡慕。
黄乃一手术后回到鲁艺，抗大、鲁艺、总校都迁走了，成立了分校，大批战友都走了，但张庚、吕骥没走。于是，黄乃一又要求去马列学院学习，过去张庚一直不同意，这次他也爽快地同意了。黄乃一又去找中组部，这次中组部也同意他去马列学院学习。
1939年8月，延安开始审干。
审干，又要审黄乃一出狱的情况。因为他曾三次被捕。最初黄乃一准备去马列学院时，
抗大五大队只开了个介绍信，中组部就把他转到了鲁艺，也没带什么档案材料，在鲁艺一年，待中组部查找时，才知道档案仍在抗大。什么时候入党、介绍人情况、怎么恢复党籍、证明人情况等都没有档案材料。
中组部叫黄乃一回抗大去找。这时抗大总部已搬去华北联大，档案都放在几个窑洞里，堆得很乱，好在政治部还有黄乃一几个熟人，就一起帮他找，翻了两三天，终于从别的队里查到了他的档案。有陈农菲写的证明材料，五大队三队指导员写给总支的一个材料：“黄乃一同志要求恢复党籍，支部同意恢复党籍。”批准同意恢复党籍，是钟伟用毛笔亲自写的。
本来在抗大时，学生每月都有一次鉴定，黄乃一恢复党籍也有许多具体的证明材料，但都没找到。黄乃一的情况陈云同志、罗曼同志都知道，都很重视和关心，中组部派杨石人（是个老同志，在地方当过组织部长）找他谈话。他说：“抗大指导员写的材料和总支批准恢复党籍的材料证明：第一，你的表现是好的；第二，你1934年入过党；第三，恢复党组织关系是有人证明的。但是，证明材料还不具体，来龙去脉看不清楚。现在只好以你恢复党籍之日起重新入党。前面一段党籍待以后有具体证明后再定。”（实际上是打了个问号）黄乃一当时对这个结论很不满意，这样做，前段党籍不是就被挂起来了？
这时黄乃一想，过去的历史，找不到证明人，说不清楚。只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历史。杨石人同志很关心黄乃一，就提出留黄乃一在中组部工作，当个干事，以便于查清历史。黄乃一说，我要求去前方，接受战争、流血斗争的考验。
杨石人同志看黄乃一决心很大，倒很照顾，前方地方很多，去太行？还是去鲁豫？让黄乃一自己挑选。黄乃一考虑华北联大在太行，熟人多一些，就要求去太行。中组部同意了。虽然终于可以去前方了，但这样一个转折性的决定，使黄乃一一直想去马列学院参加系统学习的愿望又无法实现了。
1939年9月，黄乃一从延安去西安。后来从河南原曲过黄河，到山西阳城（在高平县碰到何长工同志，这时他是抗大总校校长），后到襄运总部（武乡），八路军总部和总政治部。北方局杨尚昆开了欢迎会，并作了形势报告。
太行区驻的是刘伯承、邓小平的一二九师，晋西北驻的是贺龙的一二零师，冀察区驻的是林彪的一一五师（平型关战役林彪负伤后去苏联养病）。太行边区主席是杨秀峰，区委书记是李雪峰，彭真是晋察冀边区书记，林伯渠是陕甘宁边区主席。
队伍到总部后，对三十多人的工作进行分配。军队来的去军队，黄乃一是鲁艺干部，是中组部介绍来的，他要求去正规部队，结果被分到太行区党委搞扩军工作，他的任务就是去辽县扩军。
辽县县委杨书记，工作很有办法，全县党的组织系统较完善，各项工作开展得都不错，县、区、村政权基础工作好，是太行区的实验县，要在这里创造模范县，大家都很努力。黄乃一到辽县后，看到县委很重视扩军工作，大家经讨论一致认为，创造模范县，扩军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绝不能落后。县委决定，全县总动员，尽快完成扩军任务。9月底10月初进行准备，10月中旬开始扩军。
全县有六个区，各区原有游击武装小分队，都是十几个人。总动员后，县、区、村各级干部带头参军，区长、书记就当营长、教导员，乡、村干部就当连、排长，到12月，两个多月时间，就扩军一千二百多人，真是一呼百应。部队架子搭起来了，可是一下集合了这么多人，要吃没吃，要穿没穿，还是各自穿着农民衣服，要枪也没有枪，这是名符其实的“人民子弟兵”。
当时黄乃一为辽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他参照在通讯团当学兵的经验，在团下面编了三个营，一个直属特务连。把各区游击队集中，区长、书记当营长、教导员，开始整编。1939年底、1940年初，开始办干部轮训班，把营、连、排干部分期分批集中到团部进行轮训。军事、政治课都由我一个人承担。军事课主要讲游击战、麻雀战，在抗大听何长工讲军事课的笔记本全都用上了，政治课除讲形势外，还讲统一战线，既联合又斗争，……。讲课、训练安排得满满的，紧张得要命，每天晚上备课，早上还得带队出早操，进行简单姿势教练，白天讲军事、政治课，还得跟干部个别谈话，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后来，中央决定地方成立军区、军分区。太行就叫太行军区，后又改叫晋冀军区，下辖六个军分区，辽县、武乡等地是第三军分区，总部设在襄垣。
没过多久，地方军区、军分区成立后，上级又说黄乃一扩军有经验，将他调至太行第三军分区任武装部长，归一二九师司令部直接管辖。没两三个月的时间，上级决定又把五旅调给第三军分区。不久，薄一波、戎伍胜领导的决死队也调给第三军分区，这样就一共三个纵队，每纵队三个团。他们到达后，又把五旅调归野战部队。决死队说黄乃一有扩军经验，把他留下了。这样，决死队就成了第三军分区的主要武装力量。黄乃一还参加了1940年秋冬的“百团大战”。
1941年底、1942年初，第三军分区武装部改成武委会，黄乃一当主任。
1942年冬，“大扫荡”之后，太原区委党校成立，黄乃一去参加整风学习，都是在职干部，预计学三个月毕业。这时，中央提出了“收网政策”，将敌后大批干部抽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黄乃一也是其中的一个。在绥德，他和少数同志去了中央党校。他被分配到中央党校二部。
整风，本来开始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作风”，……，很正常。但在整风中，康生等人搞了一个“抢救运动”，“抢救失足者”，搞过火斗争，不是整风，而是整人。三部学员都是马列学院来的，知识分子较多，过火的事也较多。一股风，小会、大会揭发、批判、斗争，支部大会、各部大会、全校大会，还到延河边开“联合批斗”大会，这个也是“特务”，那个也是“特务”，“特务”如麻，挨批挨斗，有的已经在大会“坦白”了，却仍要追、逼，交待都没完没了，确实伤害了不少好同志。
为了弄清自己的入党和三次被捕的历史问题，黄乃一向组织提供了有关的证明人。在国民党通讯兵团当学兵时第一次被捕，通讯兵团同学汤翰章同志可以作证，他正在延安军委三局电台工作。在上海地下党入党时的证明人，两个介绍人：一个是丁华同志，正在党校十二支部；一个是孙达生同志，在抗大任政治教员。第二、三次被捕的知情人士：一是陈农菲（陈同生）同志，被绑架、被逮捕后也有了下落，后来去新四军工作了；二是曹荻秋同志，任新四军某行署主任；三是韩托夫同志，在中央编译局工作。这些人都健在，而且还都在为党工作，我的入党和三次被捕情况，他们都可以作证。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审查，组织上通过这些同志对黄乃一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调查，写了证明材料，最后告诉我审干的结论：黄乃一的历史问题本人交待与事实相符。1939年中组部审干时，只承认重新入党，前段历史待有具体证明后再恢复党籍。现已查清前段历史问题，决定恢复前段党籍，党龄从1934年算起。
黄乃一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确实收获很大，不仅弄清了自己的历史问题，思想认识和
水平也确有很大的提高。
当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地区航空工作的领导，组建航空委员会，并让黄乃一任秘书长，他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
黄乃一一到航空委员会，便与先行从延安到达东北的第一批航空人员刘风、蔡云翔、田杰、陈明秋、顾青，以及林弥一郎等投诚的日本空军人员一起，组织人力，寻找航材，他们从辽阳、营口、鞍山、大石桥一带，搜集了十余架飞机和一些破烂不堪的航空器材，用牛马大车，顶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和土匪的抢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这些航空器材运到了本溪、通化。首开了马车拉飞机的记录。
事实上黄乃一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最重要任务，是率领“航空委员会”和航空队从本溪立即着手转移到通化的工作。这时正是194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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