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和彭真先后对沈阳航空队政委黄乃一就航校的办校方针提出了一系列指示。
黄乃一当时面临一个棘手的招生问题。办校，就得要有生源。生源招生的标准又如何确定呢？
黄乃一与伍修权讨论了多次。伍修权指出：培养什么人当飞行员，这是一件大事。东北在日本和伪满统治下有十几年了，目前是刚解放，不宜就地招考飞行学生。应该考虑从部队里选调。究竟选什么样的人，特别是飞行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你可以征求起义人员的意见，包括日本飞行员的意见。你和他们研究后提出方案。
黄乃一找来了蔡云翔和何健生，两人的回答是：航空人员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身体要好，年轻、聪明。
白起也是这样认为，他谈起了自己在国外学习航空的经历。
那些日本飞行员的意见，也基本上相同。
唯有林保毅的看法，令黄乃一大吃一惊。
林保毅说：你们今天要选的飞行学生，应该是你们将来建设空军时的骨干。飞行员一旦上了天，他就是飞机的主宰，虽然空中有空域的划分，但那只是一种假设，空中并没有中国的万里长城。地面虽然也有无线电指挥，可是听不听你指挥，那是飞行员头脑里的事了。因此，你们要选的飞行学生，首先和最重要的的条件，是要让你们认为是绝对忠实于你们的人。
林保毅的话很有意思，他提出的是日本式用兵的条件，或者说是一种“武士道精神”，可实际上又是讲了“中国式的政治条件”。
林保毅在讲述了这些“政治条件”后，又就飞行学员的文化水平、年龄等条件，谈了要求和理由。
黄乃一通过细致地调查和征询意见，最后向伍修权作了汇报。东总和东北局很快就同意了研究成果，确定了招收飞行学生的条件：
1，
要出身好，来历清楚，有较高的阶级觉悟；
2，
要体检合格；
3，
要年轻；
4，
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后来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些争论。因为当时的学员普遍问题是文化水平不高，学
习时困难极大。有的中国教员和干部就产生了埋怨情绪，甚至主张淘汰这类学员。
但是林保毅和其它主要的一些日本教员，还是比较服从黄乃一的安排，耐心地进行带飞教育，终于让这些学生飞上了蓝天，有的学生还在朝鲜战场上成了战斗英雄。
黄乃一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林保毅的这一席话和他后来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为我们培训航空人才的意见是中肯的，态度是诚实的，工作也是积极认真的。
有关筹建航校的训练方针问题，黄乃一认为：目前我们处在非常时期，不能按正常情况办学。美国、日本、苏联，以及国民党，他们的航校训练飞行员，都要三、四年。革命战争和当前形势，需要我们在最短的时期内，培养出自己的飞行员和飞机修理人员。我们要从实际出发，针对部队选调来的学生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开展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进行实物教育。
但是这一建议，引起了争论。没有一定的理论知识，怎么能成为合格的飞行员？
常乾坤支持黄乃一的主张。他说，学修理的，可用坏发动机拆卸解剖的办法，让每个学员知道每个零件的名称，应该装在什么部位，起什么作用，工作起来怎样算是正常的，怎么样又是不正常的，如何修理？知道怎么用就行了，少问为什么。
伍修权也指出，涉及到一些较深的基本原理，文化基础差，不易弄懂，形势紧迫，不允许花很多时间用在理论学习上。非学不可的原理，也只要求先知其当然，暂不要求知其所以然。先学实际操作，尽快学会修理飞机，驾驶飞机。以后环境和条件允许，再从理论上学习提高。
这些指示和要求，是当时航校的主要工作的重要方针。在贯彻这些方针的过程中，有的问题有过激烈争论，在实际工作中也有过反复，甚至走了弯路。但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是适合当时情况的，是正确的。
1945年9月，延安航空研究小组的王弼、刘风、蔡云翔、顾青、陈明秋、田杰共6人，接受了筹建航校的任务后，就由延安急急地飞到了张家口。
在张家口，王弼被晋察冀边区留下来任张家口航空站站长。刘风、蔡云翔和顾青、陈明秋、田杰5人，就从陆地行军，赶到沈阳。
他们向民主联军总部报到后的第二天，陈云、伍修权、吕正操等东总领导亲自接见了他们，明确告知：你们的主要任务寻找搜集敌伪遗留下来的航空器材、设备和油料等物资，着手筹建人民的空军。
于是，刘风、蔡云翔和顾青、陈明秋、田杰，首先在沈阳市郊的北陵及西飞机场周围进行巡视。
由于完好的飞机都有飞跑了，剩下的都是一些零碎破烂，收获甚微。
吕正操副司令员得知情况后，就启示大家“东北地区很大，差不多到处都有飞机场，不但大城市附近有，山沟沟、森林里都有有。我亲眼看到营口、凤凰城一带小机场上还有些好飞机，要走出去，往外摸，向老百姓请教，请群众协助，才能开展工作。”
吕正操副司令员还为他们配备了马匹、大汽车及武装小分队，在当地农民的指引下，不久，在榆树镇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上就发现了一些日本隼式战斗机，其中一架比较完整。
机械员陈明秋、田杰二人喜出望外，经过初步检查后，决心拆零补缺，首先修好一架能飞上蓝天的飞机。
刘风、蔡云翔、顾青又深入附近农村，动员说服当地群众，将原先收藏起来的飞机零件、工具及油料等物资主动拿出来。
机械员陈明秋、田杰则经过一段时间的辛勤劳动，好不容易将一架破旧的日本战斗机配全补齐了，可是第一次试动转时，由于起动机坏了，搜遍全场，也找不到替换的装置，
发动机不能运转，飞机也上不了天，实在是令人焦急发愁。
10月底的一天晚上，刘风异常兴奋地告诉蔡云翔：“我军在凤凰城附近山沟里俘获了大批敌空军人员，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这支日本空军飞行部队全体人员向我军无条件投降了。机场上遗留的飞机、器材，也全部归我部所用。现在，他们的部队长带着一名副官，已经到沈阳了。明天，我们去看望他们，我们要主动团结他们合作共事。”
第二天，刘风就领着大家去了十间房区的一所日本式住宅，见到了一位四十左右的日本人，他长得体魄健壮，中等身材。
刘风经过一番寒喧，得知他叫林弥一郎，现已改名为林保毅。
顾青感觉这林保毅虽然谦逊热情，彬彬有礼，但言谈稳重，简洁有力，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军官。
林保毅听说陈明秋、田杰正在维修一架日本隼式战斗机，由于起动机损坏，尚不能发动的情况后，当即提出回到他所在的奉集堡后，调人带器材来协助修理。
刘风向组织上请示后，就派车去大体上集堡将人员、器材，运到了榆树镇机场。中日双方的机械员同时进行检修。不到两天，飞机已能发动了，而且试运转状况良好。
蔡云翔主动要求试飞，林保毅却认为这是一架日本隼2式战斗机，机头重，性能不好，而且是刚刚拼凑起来的破旧飞机，有一定的危险性，最好还是让他或者是黑田飞行员先试飞。
蔡云翔与刘风商议后，认为林保毅蔡云翔就主动向林保毅请教，详细地了解飞机的各项数据，以及操作中的特性要领，然后他感谢林保毅的一片好心，很诚恳而坚决地提出：“长一次试飞，是有一些危险，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把危险推给你们。你还有很重要的事去做，要负责带好飞行员队伍，我们千万要确保你的安全。我正年轻，身体也很好，应当让我学习学习，锻炼锻炼。”
第二天，在机场试飞时，林保毅亲自来到机场，协助蔡云翔仔仔细细地查看了发动机的运转动态，以及操纵系统的各项功能，犹如飞行教员对待首次放单飞的学生一样，叮咛嘱咐，关怀备至。
当蔡云翔即将滑行起飞时，林保毅又特意让顾青攀上机舱，转告他：“为了保证安全，第一次飞行不要收着陆轮，预防起落架不灵。”
当中日双方航空机械人员第一次合作修理飞机，又齐心合力第一次让修整的飞机送上蓝天，安然无恙地返回机场着陆后，林保毅随着刘风，满面笑容地朝蔡云翔迎去，他伸着大拇指说：“大大的，大大的，坚强勇敢的人。”
当时，林保毅日本航空队归降后，东总正在考虑如何管理这支队伍，并决定让刘风、蔡云翔接管这支队伍。不久，“沈阳航空队”成立了。林保毅日本航空队归属于沈阳航空队，由刘风、蔡云翔负责。
东北局要求沈阳航空队，做好林保毅部队的工作，首先组织日本机务人员修复尚能修复的飞机。
当时由于管理人员太少，刘风又从东北局组织部临时要来两个干部：一个是随中央党校干部团刚到沈阳的张保中，分工他暂时管理生活；另一个是从延安调来准备学习飞行的张凤歧，分工他暂时管理其它具体事务工作。
从此以后，以沈阳奉集堡为中心，在刘风和蔡云翔的带领下，顾青、陈明秋、田杰和林保毅所属空、地勤人员，在沈阳、辽阳、营口、本溪一带，到处收集航空器材和修理飞机。
一个半月后，东总正式调任黄乃一为沈阳航空队的政委。东总参谋长伍修权和东北局书记彭真，先后找黄乃一谈话，围绕如何筹建航校，确定了办校方针。
这个委员会由伍修权、黄乃一、刘风、蔡云翔、林保毅五人组成，伍修权任主任，黄乃一任秘书长。一直从事航空研究的常乾坤、王弼两位同志，也是委员会成员。他们现正在延安赴东北的途中。
不久，常乾坤带着延安干部团人员到沈阳汇合了，彭真还代表东北局欢迎干部团能来沈阳一起参加筹建航空学校，并讲了话。
大家正在抓紧进行创建航校的筹备工作时，时局突然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背信弃义发动了内战，向我东北解放区发起了进攻。
听说，东北局和东总正准备撤出沈阳，可能要迁往本溪。在这样的局势变化下，筹建航校的工作怎么办？下一步又应该怎么走？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