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艺术学院”即 “鲁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校董委员会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之外，还有大后方的蔡元培、宋庆龄、何香凝、邵力子、于右任、陈立夫、郭沫若、茅盾等社会名流。
在鲁艺成立时，黄乃一被分配在戏剧系工作。张庚同志是系主任，吕骥同志是系教职员党支部书记，任命黄乃一当系的助理员，主要是做党的工作，做教职员的思想工作。黄乃一除了与张庚很熟悉外，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和张庚同志接头时，也曾见过吕骥同志。到延安鲁艺后，当时他正在筹备中国音乐家联合会。张庚和吕骥住在一起。
戏剧系是戏剧教学兼创作演出团体。开始时，戏剧系教职员工是一个党支部，学员单独是一个党支部，后来，全系教职员和学员合并成立为一个党支部，黄乃一当支部书记，共有四五个支部委员，没有很明确的分工，有了工作大家一起做。吕骥、崔嵬、钟敬智、姚时晓等都是党员，后来在教学员中又发展了一些党员。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经过几个月筹备后正式成立，急需教学管理人员。江青服从组织分配到了鲁艺戏剧系工作。她的行政职务是鲁艺戏剧系导演兼女生生活指导员。当时延安文艺演出活动非常频繁，鲁艺戏剧系承担着主要任务，演员紧缺时，老师学生一起上，演员剧务大家做。江青又一度活跃在延安文艺舞台上。
当时张庚任系主任，崔嵬、左明、姚时晓、王震之任教员。193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从延安的干部学校抽调一批教员、学生到晋察冀去办学校，开展敌后工作。鲁艺戏剧系抽调的有:崔嵬、玛金、牧虹、韩塞等同志。同时鲁迅艺术学院由延安北门外迁至延安城东的桥儿沟。
在鲁艺，黄乃一做了半年多的助理，当支部书记，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给他留下一个较深刻的印象是，鲁艺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知识分子味道特别浓，革命热情高，工作积极，深入生活，刻苦钻研，努力创作，演出认真……都是他们的优点，不足之处是自尊心过强，“文人相轻”，清高孤傲，不善于团结人，即使是共产党员，也容易在工作或生活中发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或纠纷。
黄乃一回忆说：
我做支部工作，似乎主要精力都是用在调解矛盾和纠纷上。
张庚同志是上海的老革命，我们很熟悉，他当系主任，我是助理员，我们关系十分亲密，他的工作没话说，认真负责，就是肚量不大，不善于团结人。导演左明同志是大革命时期脱党的，但还是坚决跟着党，来到延安，来到鲁艺，搞导演有一定的才能和长处，但张庚同志就是团结不了他，他思想不痛快，后来离开鲁艺去陕西汉中当了一个中学老师。
吕骥和贺渌汀同志都是音乐家，都创作过许多群众欢迎的音乐作品，但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总是不甚融洽。
崔嵬同志是有表演才能的，但脾气暴躁，有一次为了一点小事，他就动手打了小勤务员杜宝一记耳光。杜宝人小却懂得八路军的规矩，直问崔嵬：“八路军不骂人，不打人，你当教员还打人？！”崔嵬无言以对，小杜宝不依，就发动鲁艺各系几个小勤务兵一起“罢工”，不给教员打开水，让教员没水喝。鲁艺秘书长龚益群有本事，善于做思想工作，他把几个小勤务员召集起来开会，疏导他们，说：“教员打人不对，要挨批评，可是什么人才罢工呢？对谁罢工呢？你们想想看？”几个小家伙想通了，杜宝说：“打人不对，罢工也不对。”“走，还是给老师们打水去吧！”
鲁艺当时的院长是沙可夫，忠厚老实，不善言谈，训育（政治）主任是徐一新，很有点少壮派劲头，年少气盛，与院长沙可夫的关系非常紧张，弄得最后鲁艺自己解决不了，由中宣部直接来处理。张闻天同志分管中宣部，还亲自到鲁艺来开座谈会，开了两三天，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结果是将徐一新调走，把沙可夫也调走，调周扬同志来当院长。
还有就是文化艺术人生活较散漫，作风欠严谨。冼星海同志，当时要是与他谈音乐，谈指挥，他十分高兴，若谈到上山开荒，他说看一看、体验一下生活，应该去，可是多干几天就不太愿意了。
有一个叫塞克的教员，曾经在法国、德国留过学，穿西装很洋气，通知他明天上山开荒，他双手一摆，公开说：“这不关我的事。”就是不去。
江青在鲁艺的时间不长，给她挂的头衔是“研究员”，曾与阿甲（符律衡）等人演过一出京剧《打渔杀家》，江青演桂英，阿甲演阮小七。我在没有调去鲁艺前，去见张庚时见到过江青，我调去鲁艺后，她没有呆多久，大概是成立《实验剧团》时调走的。也就是演出《打渔杀家》后，她才与毛主席认识。
黄乃一对鲁迅艺术学院时期留有深刻的印象。
黄乃一说：
1938年以前，我们还没有搞生产。1938年底、1939年初，国民党何应钦开始封锁边区（当时为了统一战线，没有公开点蒋介石的名），不给供应，企图困死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在延安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我们鲁艺也不例外，学生单独划了一块地，教职员工也单独划了一块地，开荒生产。大家选我当“生产大队长”。我们上山开荒，中午不回家吃饭，就是吃几个冷馒头，吃几块咸菜，每个人带点冷开水。有时我带的水还要送给年纪大些的同志喝，自己就捧点溪沟里的水来解渴。
令黄乃一难忘的是美国医生马海德为他开刀治疗急性阑尾炎。
在延安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时，黄乃一是鲁艺“生产大队长”，有一天他得了阑尾炎。阑尾炎俗称盲肠炎，本是常见病，但他们当时都不懂。黄乃一肚子痛得要命，边区医院的医生来给他看病，诊断为“流行性肠胃型重感冒”，给他吃了六颗泻药，就住在山坡窑洞里，折腾了一两天，不见好转，痛得越发厉害。
这时刚好美国医生马海德来巡察，龚益群秘书长就请他帮忙看看黄乃一是什么病，马海德医术高明，看了看就立即说：“什么重感冒？是急性阑尾炎！赶快送医院开刀！”当时延安中央卫生部直接管辖的拐卯医院正在修建，还没有完全完工，马海德就打电话给医院：“准备接收病人、开刀做阑尾手术!”
拐卯医院距鲁艺有二、三十里路，系里组织了七、八个教学员工抬担架送黄乃一，但黄乃一不愿麻烦别人抬着自己走，虽然肚子痛得直不起腰，他仍提出要自己走路。
马海德医生陪着送黄乃一到医院，但不同意他走路，很严肃地命令黄乃一：“赶快睡到担架上。”
黄乃一虽然服从了马海德医生的命令，但还是一边笑着对他说，睡在担架上没有必要，病情没有那么严重吧！马海德医生说：“你还在笑！要是阑尾穿了孔，就快死了！”
黄乃一回忆道：
路上走了大约三、四个小时，快到医院了，在医院附近的河边有几个医护人员来接人，他们一看到我们就说：“几十里远的路，病人半天不来，我们担心是不是在路上死了呢！”我虽然肚子痛得厉害，睡得迷迷糊糊的，但他们说的话我却听得清清楚楚。
到拐卯医院时，刚好是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延安不久的时候。印度医生安德华已经五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另一位医生叫柯棣华，还有一位叫巴苏华。他们不仅医术高明，对医务人员要求也十分严格，对病人特别的负责和热情。
黄乃一住院后，安德华医生和医院主任会诊商量，主任主张立即动手术，安德华不同意，要观察，坚持要用保守治疗法，使病人消炎后，再动手术。争论很厉害。当时黄乃一不知道，后来是翻译告诉他的。主任生气了，说印度医生拿中国人性命开玩笑。
争论不下，医院院长只好给中组部打电话请示怎么办？中组部答复：“毛主席讲过，在技术问题上听印度医生的。”
黄乃一记得，睡在两床棉被上，虽然很软，肚子仍痛得厉害，我要求吃止痛药或打止痛针，却都被印度医生拒绝了，甚至不让中国医生用手摸我的痛处，他们说：“吃药止痛，这是欺骗，吃药打针止痛是假象，不知真的痛在哪里，反而会造成误诊。”硬是不让吃药和打针，水也不让喝，半小时检查一次，就这样整整观察了一天。
印度医生真是负责任，直到把黄乃一的病情完全弄清楚以后，才给他逐步喝水，三、四天后才让他自由喝水，一个礼拜后，痛感逐步减小，也逐步给他喝面汤。
黄乃一还记得：
安德华医生还亲自给我熬鸡汤。鸡汤很浓，开始我喝了有点恶心，不舒服，安德华耐心地对我说：“没关系，胃饿了几天不适应，稀释一点，慢慢喝，就会适应的。”就这样，阑尾一天一天逐步消了炎，也消了痛。后来，他向我比喻说：“人得了阑尾炎的，阑尾就会像汽球一样，吹起来就薄了，如果用手压，不小心很容易会压破，如果穿了孔，就会得腹膜炎，那就麻烦了，所以不能乱摸。保守疗法，虽然慢一点，但消炎以后再手术，会更安全。”
我以为消炎后就可以进行手术，结果安德华告诉我，至少要休息三个月，待身体恢复健壮一些后，才能手术。我住院一个月后出院了，回鲁艺继续休息，又过了两个月，去医院检查可以手术后才安排手术。
手术前，我要求安德华医生把割下来的阑尾留下给我看一看，他同意了。当时没有麻醉药，用的是“土蒙汗药”，将药从鼻子灌进去，全身麻醉了，才能手术。我住医院时间长，还帮医院排练节目，和医生、护士都很熟悉，平时他们都是有说有笑，天真活泼，可进行手术时却都严肃得不得了。安德华医生做手术时，绝对不准开玩笑。土麻醉药，开始效果不大，他们就不断加药量，滴得我满鼻子、满脸都是药水，中国医生数着一、二、三……后来问我药水味甜不甜？我想答，但说不出话来，想使劲强答，只感到轰的一声，就失去知觉了。手术做完了，第二天我一醒过来就笑，在场的医生、护士都不理解我笑什么？我说，我是为昨天手术时不准笑而笑的，大家听了也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见到安德华医生，就向他要我的“阑尾”，想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歉意地告诉我：“对不起，没有给你割下来。”我听了很不高兴，他又认真地向我解释：“你身体抵抗力好，经过三个月休息，阑尾自己长了一层薄膜把自己包了起来，不会再发炎了，不会再犯病了！”我说我不信，他说：“你不信，我给你开一个保证。”他真的用英文写了个保证给我，又请翻译用中文给我念了一遍，安德华还郑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张保证书我保留了好多年。可惜之后的岁月总是动荡不安，最终还是没有保存下来，一直感到很遗憾。我从内心里感谢他们，印度医生的责任心很强，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1940年，黄乃一调太行辽县（今左权县）搞扩军工作，取得一些经验，第十八集团军总部认为他们的经验很好，要他们在太行、晋冀区民运干部会上介绍经验。
黄乃一骑马前往，快到住地时，很远就看见了安德华大夫，他也看见了黄乃一，黄乃一一下马，他就上前来紧紧地抱住他，俩人都高兴透了。
安德华大夫说：“我治好的病号，上前线来了！”并说：“阑尾炎再没犯过了吧！”
黄乃一说：“没有犯过，实在是感谢你！”
不仅那时没犯过，直到以后也的确一直没再犯过。
黄乃一在鲁艺戏剧系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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