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延安－２０
黄乃一到四川旅宜中学上初中，当时曾聿修老师除上课外，还担任训育主任。他发现黄乃一喜欢看书，就给他一些进步书刊看。黄乃一记得有陈子昂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还有郭沫若、蒋光慈、张资平、郁达夫等人的小说和译著，如《我的童年》、《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是剪下武汉日报发表的，他所珍藏的）、《苦闷的象征》等，后来还读了《辩证法入门》。曾老师不仅给黄乃一进步书籍看，还亲自给黄乃一等几个有兴趣的学生较系统地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还讲了大革命及其失败的许多故事，黄乃一还作了不少笔记。
曾老师不仅在学习上、思想上关心黄乃一的成长，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他。学生宿舍床位紧张，他就在自己的宿舍里加个床，让黄乃一和他一起住，还经常给黄乃一讲法国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黄乃一在摆谈自己的家庭情况和一些不幸遭遇时，他总是谆谆教诲，对一些黄乃一不理解的事给予点破。通过这些启蒙教育，使黄乃一的心灵豁然开朗，对过去在思想上存在的一些疑问、苦闷，对旧社会许多人压迫人的现象不理解，以及长久以来存在心中的一些解不开的疙瘩，逐步有了一些认识。
黄乃一当时就读的四川旅宜中学的政治环境很好，政治空气也很浓。学生成立了自治会，提倡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学生可以自由组织“读书会”、“剧社”、“墙报园地”等等，业余活动十分活跃。读书会经常组织讨论，在争论问题时，学生们还喜欢用刚刚学到的新名词，什么你的看法是“主观主义”，不符合“唯物论”，不符合“辩证法”等等，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些学生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
班级里办了墙报，这是交流思想、自我教育的园地，可有一次黄乃一却捅了一个大娄子。黄乃一从小喜欢美术，特别喜欢木刻、版画，没事刻刻画画的，饶有兴趣。当时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名叫江石江，此人很风流，有老婆，还追女学生。他在国民党县里小报上写了好多打油诗，想发表专集。他要学校美术老师陈慕潮帮助设计一个封面，陈老师不愿干，就交给黄乃一来设计。
黄乃一看了诗集后，想了很久，就从手边的漫画书中找了一幅画作参考，这幅画名曰《追求》，描画的是一个男人跪在女人面前求爱，女人打了他一耳光。黄乃一就稍加修改送去交差。黄乃一本意是讽刺他，他倒很欣赏，同意作了封面。
江石江经常来给学生上“党义”课，黄乃一心里十分反感，他老是宣传国民党那一套，说一套做一套，又很不正经。黄乃一当时刚好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于是就仿照郭沫若的口气，写了一篇杂文：《请看今日之石江先生》，和另几个同学写的作文，出了一期墙报专辑，贴在去教室常经过的墙报围栏上。
星期六江石江来上“党义”课，看到学生们的墙报后，课也没上就立即走了。他回到市党部后，就叫校方把墙报和墙报编辑一起送过去，并要追究学校的责任。曾聿修老师知道此事后，狠狠地批评了：“难道你们诚心要把学校搞垮？”“想革命，还没开始就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黄乃一惹了大祸，还惊动了四川同乡会会长何元干，校方只好去认错，检讨管教不严，但学生们还是很不服气。这次曾老师找黄乃一谈话一直到深夜，他苦口婆心地并且十分严肃地指出他年轻、无知、狂妄，想革命，却根本不知道怎么革命，他要黄乃一好好看看《左派幼稚病》，告诉他必须认真改正错误。同时，他也十分爱护学生们，叫大家不要管这件事，由校方负责出面解决。曾老师用心之良苦，给了黄乃一极其深刻的教育。
1931年，为纪念国民革命胜利二十周年，学校成立了“贰零剧社”。剧社成员有同学，也有老师，都是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排练或演出。黄乃一是剧社的积极分子，经常参加演出。主要是演一些进步戏剧。黄乃一记得有郭沫若和田汉等人编著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棠棣之花》、《汉阳桥汉》、《十字街头》等，刺杀秦王，叶蓉、叶政姐弟两个角色，黄乃一都扮演过。特别是“九•一八”、“一•二八”之后，剧社围绕宣传抗日救国，演出各种剧目，很受欢迎。
附小的黄主一老师，曾写过三幕话剧，名叫《反日救国》，写奸商走私和日本人勾结坑害中国人民的事。学生们开始是在校内演出，几乎每个礼拜六晚上都有演出活动。四川中学参加宜昌学生联合会组织以后，有时还去街头演出，抵制日货，反对奸商。后来出了名，还应邀到外单位和外地去演出，最远还坐小轮船去荆州、沙市等地演出过，很受群众欢迎。去外地演出，学生们就打起“四川同乡会”的旗帜。
在后来的演出活动中，黄乃一又捅了一次娄子。当时上海有个月刊叫《现代》，有一篇文章揭露一个地痞骗子，自称是国民党官员，穿一身中山装，装模作样，到处耀武扬威，欺骗百姓。这篇文章有些对话十分有趣，语汇很有戏剧性，黄乃一自己认为这是一个讽刺国民党的好题材，他就把这篇文章改编成一个小剧，剧名就叫《中山装》。
剧本编完后，黄乃一就请郭一苇先生指教，一则据说他是杭州艺校戏剧系毕业生，是内行，想请他提意见，帮助修改；二则江石江走后，他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也有请他审查，让其同意演出之意。当时感到郭一苇先生是一个很奇怪、很神秘的人，他给学生们讲“党义”课，讲三民主义时，还带点批判性，他说，三民主义好，但实行不了。民权主义，不给人民权利，怎么办？民生主义，民不聊生，怎么办？同学们说他是“穿中山服说马列话”。
郭一苇先生看过剧本后说，有点戏，但不够，提了些具体意见。黄乃一按他的意思修改后，又送他看，他说有戏。黄乃一问，在剧社边排边改好不好？开始他一楞，过了一会儿，他说：只在学校内排演吧！
于是学生们就进行排练。一个周六彩排时，校内外的学生都来看，共有几百人。戏正演得起劲时，中间曾聿修老师来到后台，狠狠训了学生们一顿，说：“你们是不是真不想读书了？！”“你们是不是真想把学校整垮？！”并告诉学生们“马上停演”。虽然是彩排，非正式演出，但观众那么多，马上停演收不了场。曾老师想了个办法，“就说主要演员得了急病”，向观众表示歉意，戏停演了，许多观众十分关心主要演员是谁，来后台要见他，并主动提出要帮助送医院。当时学生们确实是想革命又不知道怎么革命，很幼稚。
两次捅娄子，给黄乃一的教育极深，吃一堑，长一智，这对他后来的成长很有益处。
黄乃一大哥黄子平在重庆江北治平中学毕业后，开始在上海读大学。他对黄乃一十分关心，他在宜昌买不到老师给学生们推荐的进步书籍，就请大哥在上海帮助买，他总是认真去办，买好后给寄来，主要是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等写的“毛边书”（指左倾书籍）。
黄乃一大哥后来转学去北平中国大学，1931年毕业。他是学经济的，专业成绩和外语都较好，爱好体育，是中国大学足球队的优秀守门员。大学毕业本是好事，但在旧社会，毕业就失业，没有后台，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好回母校重庆治平中学任教，还不是教经济课，而是教英语和体育课。他写信要黄乃一去江北治平中学读书。当时黄乃一已上初中，家里供他继续上学经济上有些困难。大哥工作后，还没有结婚，经济上供服上学还负担得起，于是1932年初，黄乃一就转学去治平中学读书，临行时，母亲还叫他给大哥带了几斤腊肉。
黄乃一大哥有自由主义思想，不管什么党他都不感兴趣，我行我素。为此，他和学校教务主任有矛盾，合不来，想离开治平中学。黄乃一去后没多久，有一次，他叫黄乃一切块腊肉，一起去好朋友家里喝酒。这个好朋友也是中学的教师，爱人是图书馆馆员。大哥与他们两口十分要好，是挚交，谈话很随便。他们对时局和学校的事进行了一番评论。临走时，黄乃一大哥对他说：“这两口都是我的好朋友，是好人，都是共产党。我走后，你可以到他的家去玩。但不要轻易听他们的。”
黄乃一当时年纪小，还没有想到过要当共产党，因此，后来也一直没有去找过他们。
1932年4月，黄乃一大哥离开治平中学去四川军阀杨森下面的一个足球队，当守门员。这个足球队号称“远征足球队”，他们从四川一路到武汉、上海、广州等地参加比赛。大哥喜欢足球，也可以趁此机会一路玩玩，主要还是想有机会找一个专业比较对口的好工作。
黄乃一大哥走后，他和治平中学黄源深校长的小儿子黄远旭一块儿住在大哥的宿舍里，但关系很淡薄，和他谈不来，感到很孤独，也很寂寞。一次黄乃一把身边的“毛边书”借给同学们看，其中有一本《寒厌集》，是郁达夫的作品，这本书还算不上什么进步书籍。但被校长的小儿子发现了，他根本没看内容，也根本看不懂，就乱说这是共产党的书，而且向校长告了密。
1932年暑假，莫名其妙的事发生了，黄源深校长派校工给黄乃一送来一个纸条，叫黄乃一马上去见他。到治平中学后，他只见过校长两次面，这是第三次，他还是穿马褂，戴西瓜皮帽。一见面就训斥说：“是谁教你的？是戴逸世（宜昌四川中学前一任校长，共产党员，在四川曾被通辑）教你的？年纪这么小，思想就这么左倾，就被赤化了。中毒甚深，不可救药。学校本来要开除你的学籍，看在你哥哥的面子上，记名开除，不挂牌。你大哥正来重庆，你就找你大哥去吧。”
黄乃一大哥本来喜欢他，对他很好。可这次他知道此事后却很生气，对黄乃一说：“被开除是可耻的！”黄乃一毫不示弱，理直气壮地和他争论：“可耻的不是我，是学校！太保守，看点进步书籍都不允许！有些书还是你给我买的，什么共产党的书？多学点知识有啥不好？有啥罪？！”黄乃一反而感到十分委屈。大哥见此又口气缓和地说：“你加入什么党派都可以，但要大学毕业以后，思想成熟了，有了一定的认识，才会有自己的正确选择。无论加入什么党派，也不是想加入就加入，想退出就退出。”大哥讲的这些话，黄乃一以为很有道理，也就接受了。但他仍坚持说，“这个学校太保守，太落后，太封建！”对黄乃一这些观点，大哥还是同意的。
从此以后，黄乃一就不愿再上普通中学了。黄乃一喜欢画画、木刻，又听说重庆艺术专科学校比较进步，他就想去重庆艺专。开始他大哥不太同意，说黄乃一的文化基础知识太弱，起码要高中毕业后，有了较全面的文化基础，才能去学专业，可黄乃一坚持要去。
黄乃一大哥有个叫向宇的同学在艺专任教，通过他了解到艺专暑假要办补习班，上艺专要先补习，然后再考试，合格了方能入学。大哥同意黄乃一先上补习班试试再说。在补习班学习两个月后，黄乃一考试合格，被录取在“西画系”。
黄乃一本想学雕刻、版画，无奈只好在西画系学习，基础课就是画裸体模特，开始还很不习惯。
艺专有个同学叫黄君笃，黄乃一和他十分要好。他比黄乃一大几岁，已二十出头了。他们互相交换书籍，也谈得来。熟悉后他才告诉黄乃一，艺专暑假期间也逮捕了几个进步分子，因此政治活动沉闷一些，但有基础。他带黄乃一去书摊买书，黄乃一担心想看的书是“禁书”，买不到，没想到他和摆书摊的人十分熟识，悄悄地也可以买到进步书，他说：“不认识的人，开始他会说‘没有’，看你诚心要买，他就说‘找找看’，直到对读者信任后，才可以卖给你。”当时卖禁书、买禁书都是犯法的，大家都十分谨慎小心。
重庆艺专是“吧哈儿军长”范少征的侄儿在法国留学回来后开办的，比较洋气。学生中有的较穷，有的较富，还有些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是贵族学生。重庆一般学校伙食费（包伙）是四、五元，最多六元钱，艺专每月伙食费是九元，当时银元袁大头和纸币，还基本上是同值的。黄乃一认为学校伙食已经是很好了，可贵族学生拿学校伙食和吃饭馆比较，当然就觉得伙食不好，动不动就摔盘子摔碗，黄乃一很看不惯。
开始学画时，黄乃一用的上海产的马头牌彩色，贵族学生瞧不起，说黄乃一“寒酸”，他们用的是英国的“狗头牌”彩色，比“马头牌”贵得多。其实基础课学画，根本用不着那么讲究的好彩色，这完全是贵族学生摆阔气，画得好不好，不在于什么牌号的彩色，而在下不下苦功。
还在暑假期中，黄乃一大哥就跟球队一起走了。大哥不在，家里一时又寄不来钱，学费、伙食费、买彩色等都成了问题，找老师和要好的同学借贷、接济也不是根本办法，因此黄乃一上学产生了“经济危机”，继续上学遇到了困难。
这时补习班同学“周太婆”（她年纪较大，显得老点，同学们给她取了个雅号叫“周太婆”）好心来给黄乃一说，校长的侄女范小姐“有钱”，她“爱上了你，愿意资助你继续上学。”由于平时黄乃一根本就看不起这些贵族学生，所以一听此话他就火了，很生气地说：“她愿意？我不愿意！”断然拒绝了。
1932年10月，经济上越发困难，自尊心又使黄乃一不愿接受贵族学生的资助和施舍，只好退学。退学后没地方去，连住的地方也没有。有个女同学，她的爱人在重庆《新蜀报》当文艺副刊编辑，是进步人士。她介绍黄乃一去《新蜀报》工作，没地方住，就住在他家里，他很热情地接待黄乃一，虽是住地铺，黄乃一也很乐意。黄乃一爱好木刻、画画，和他谈到怎么办文艺副刊，越谈越感到很投合。住了十来天，黄乃一正准备投点稿，帮助他做点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这时，家里寄钱来了。
钱不多，但已够重庆去宜昌的路费，轮船铺位买不起，黄乃一只好买了个五等散舱票。于是他依依惜别了重庆艺专和《新蜀报》，顺江而下，又回到了离别多半年的宜昌。
黄乃一也由此结束了那段校园里的愤青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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