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延安－１８
在延安时期和东北老航校的筹建和发展过程中，黄乃一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见证人。黄乃一曾用名黄小平，1916年10月出生，重庆江津人，重庆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肄业。1938先后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三分校、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学习，任宣传干事。同年9月任延安鲁艺戏剧系助理、党支部书记。1939年9月任太行第三分区辽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1940年12月后任太行第三军分区武装部部长、第六军分区武装委员会副主任。1942年7月至1943年1月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党校学习。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去了延安，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学习。1945年11月至1947年10月任东北航校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
黄乃一从一个颠沛流离中成长的船夫儿子，成长为中纪委委员，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生故事。他也是早期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3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参加上海社联、教联、剧联党的地下工作。历经了三次被国民党当权逮捕的磨难。
黄乃一的父亲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长江边上风景如画的支坪乡农村。村人不算多，两个大姓，一个姓张，一个姓黄。黄乃一祖父是地道的农民，靠种地养活全家，生活贫困，父辈无钱读书，都只念过两三年私塾。父亲黄啟学，号元顺，1880年生，排行老幺。
1900年，黄乃一的祖父去世。父辈因分家产发生争执，别看黄乃一的父亲年纪不大，当时只二十来岁，却很有点志气。他不愿为分家产和兄弟们争吵，一气之下，随口就说：“家产我一文不要，看你们靠这点遗产能维持多久？”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话已说出，也就不能收回了。黄乃一的父亲虽然只读了点私塾，但还能写写算算，也写得一笔好字。从此他就离开了家，独自一人外出谋生。
由于文化低，一个普通农民子弟，能找到什么好工作？不得已，黄乃一的父亲只好“靠水吃水”，在长江边上去帮人家撑船。开始只是当学工，混口饭吃，也没有什么工钱，但好在年纪轻，身体结实，又聪明过人，勤快好学，也不怕吃苦，只一两年功夫，就熟练掌握了撑船驾船的本领，算得上一个优秀的船工了。为了多挣点外块，他除白天干活，晚上也加班加点，拼死拼活地干，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才积存了一点钱，当然也不可能发家。
黄乃一听他母亲说，1906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一位老人从江津坐父亲撑的船去长寿，老人是一个穷秀才，家里本来开了个小煤窑，他老伴笑他只会之乎者也摇头晃脑，却不善经营，结果亏了本，把煤窑办垮了，家境也很贫穷。但这次巧遇，老人发现黄乃一的父亲不仅船撑得好，而且从言谈中看出小伙子很有志气，于是他老人家主动提出要把自己的闺女许给黄乃一的父亲。就这样，黄乃一的父亲和母亲结了婚，才算有了一个正式的家。
但黄乃一只知道母亲姓李，比父亲小好几岁，连名字也没有，在当时的四川，只称她为李氏。他的母亲婚后一共生了七个孩子。黄乃一的大姐1908年生，出生不久就得病，当时没有医疗条件，早亡了。大哥1910年生，黄德荣，号子平，又名黄英。二哥1912年生，黄德富，号次平，又名黄安素。二姐1914年生，黄德全。大妹1918年生，五岁时得病去世。小妹1920年生，三岁时也得病去世。
黄乃一七兄妹，实际活下来的就三兄弟和一个姐姐，两个妹妹相继过早地去世后，黄乃一算是家中最小的了。
黄乃一是1916年10月26日出生，排行老五，本名黄德贵，号小平。黄乃一这个名字是他1937年12月在上海刚出狱时怕暴露身份随便给自己取的，后来一直沿用至今。
黄乃一母亲虽说是农村姑娘，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典型的贤妻良母，她不仅善于料理家务，而且很会勤俭持家。
黄乃一参加革命后，有一手“绝活”，就是泡咸菜，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单位，大家吃了都赞不绝口，说“很有四川泡菜的特色”。后来下放五七干校当“炊事员”时，泡制四川小咸菜，还写了“方法”，兄弟连队曾来取过“经”。其实他并没有专门学过，完全是母亲的“祖传”。小时候，家里穷，不可能经常买新鲜蔬菜吃，母亲年年都要腌制泡菜。做四川泡菜，也有一套操作规程，母亲在各种季节，总是将大量上市的便宜的各种蔬菜买回来，先洗干净，然后晾晒或风干，去掉表面水份，有的要待晒蔫后才加盐轻揉，再用辣椒、花椒、生姜、白酒等佐料拌匀，放在泡菜的坛子里，密封一定时间，让各种味道都渗透到菜中去以后，取出来吃，不仅色香味俱佳，而且香脆可口。说来好像比较容易，但真做起来，掌握火候就十分重要了，菜的水份过湿或过干，放盐过多或过少，或放入坛中密封不好，敞了风使空气侵入，或让生水、油类浸入，或泡的时间掌握不好，过短或过长，等等，轻者会使泡菜色香味受损，重者会使盐水长白沫，变质，甚至使泡菜腐烂。这套程序、“火候”，完全是黄乃一小时候经常看母亲做泡菜，潜移默化学来的。母亲不仅会做泡菜，还会腌制四川腊肉、香肠，并会一手针线活，当时全家穿的衣服都是由母亲缝制的，衣服破了，也都是她自己缝缝补补，凑凑合合再穿。正因为母亲善于勤俭持家，从各方面精打细算的节省，家里才慢慢积存了一点钱。
大约在1915年，黄乃一父亲用积存的钱，修造了一条小船，从此自己驾驶，来往于江津——重庆之间，接送客人，顺便捎点杂货做买卖，这样挣的钱比过去帮工时要多一些，一年后，家中的日子逐渐好转，积蓄比过去多一点了，黄乃一也在这个时候出生了，就出生在这条跌宕于江水浪花中的小船上。
到1920年前后，黄乃一父亲把小船卖了，加上积蓄的钱，又修造了一条大木船。满清时代称这种船为“三舱船”或“四舱船”，可以接送政府官员，故而也叫“官船”。长有一、二十米，主要分三段：前面是驾驶舱，主要是船工竖桅杆、架风帆、摇橹、撑船的地方；中间是客舱，有三个客房，每间可住三四个人，可作单人间，也可集体住，客房都有玻璃窗户，在当时算是比较豪华的设施了；后面是舵舱，一家人都住在这里，两边是面对面的两个木板通铺，每个铺可睡三个人，白天做饭、休息，晚上睡觉，中间是父亲行船操舵时工作用的地方。
黄乃一父亲有了这条大船，就可以远航了，经常航行于江津——重庆——宜昌之间。主要接送的客人是新上任或卸任的地方官，他们多是包船，也有商人包船的，有时也运送零散客人或顺便带点货物。船到宜昌后，有时揽不到客货，也就回不了四川，他就约两三个人一起用这只船运输做生意，把四川的土特产运到宜昌，把宜昌的“洋货”，如“洋袜”、“洋布”、“洋碱”（肥皂）、“洋火”（火柴）等运到四川，沿途做小本买卖。自从有了这条大船，黄乃一父亲一个人照管不过来，除亲自驾驶掌舵外，还雇了两个船工，一个是长期的，一个是临时的。长途（运送）行船时，还临时雇请十几个人帮忙。
当时从重庆到宜昌水路六百多公里，行船必经长江三峡，航道狭窄，两岸悬崖遮天蔽日，很不安全。一是滩多水急，涧溪密布，特别是三峡滩多，容易触礁、翻船；二是害怕遇到“兵”、“匪”，他们抢劫财物，还打人骂人，若遇上这两种灾害，就有倾家荡产和家破人亡的危险。
二十世纪初期，长江水急滩多，暗礁林立，满清和军阀、国民党政府都从未认真进行过治理和疏通。解放后，党和国家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治理长江，经过治理，长江内各个险滩的礁石已被炸掉，浅滩也被疏通，尚存的险滩、暗礁都有明显的导航标志，因此，解放前的那些危险和惊险地段基本上早已看不到了。
解放前由重庆到宜昌行驶木船，是一段十分艰难和危险的路程。险滩暗礁很多，冬天沽水季节水更急、滩更险，行船更难，特别是长江三峡，除风光名胜著名外，险滩暗礁更多是它的重要特征，自古有多少人在三峡天险地段丧生至今已无法统计，当时一般人都说：“三峡的清滩、爷滩最危险！”而黄乃一父亲却常给孩子们说：“清滩、爷滩不算滩，通岭才是鬼门关！”通岭有一个猫儿石，在三峡峡谷中间冒出水面，远看像一只猫，耸立在激流之中，这里的峡谷十分陡窄，两边是悬崖，江水急流直冲猫儿石，若木船舵手操纵稍有疏忽，就会撞在猫儿石上，船就会粉身碎骨，被江水吞没。
虽然凶险异常，但黄乃一父亲也常很有把握地说，别看猫儿石水急滩险，有经验的舵手，恰恰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只要胆大、心细，沉住气，掌稳舵，让船对准
猫儿石“冲去”，当船靠近猫儿石二十米左右时，眼疾手快，来个急转舵，船就会从猫儿石身边顺利通过，从而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缺乏经验的舵手，若看到猫儿石望而生畏，怕接近它，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反倒容易出事。
长江上游行船，不仅下水（顺水）有危险，上水（逆水）也有危险。上水过险滩时，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退”得不好，同样会触礁，葬身鱼腹。上水过险滩时，全靠纤夫在岸上拼死拼活地往上拉，船上只剩下一个舵手，或者前面有个撑船的助手，帮助掌握船的方向。一旦险滩拉不上去，或是纤绳拉断，船就不是正常往后倒退，而是很容易倒退着被险滩急流冲走，船家称这种现象为“打张”，船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失去控制。这同样有触礁的危险，而且危险性更大。
黄乃一清楚地记得，每次上水行船，在三峡要过一段险滩，父亲为了全家安全，过险滩前，都要把我和母亲送上岸，并把家里值钱的“细软”随身带上，以防万一。大家在岸上跟着纤夫艰苦地走半天，待船安全通过险滩地段后，才上船，随船同行。
黄乃一虽然在船上长大，但母亲怕他出危险，始终不让他下水游泳。为了不让母亲担心，黄乃一确实也没有下水游过泳，到后来一直是个“旱鸭子”。
黄乃一父亲从1900年帮人撑船，到后来自己当舵工，再到后来自己有了船，他一直航行在江津——重庆——宜昌线上，做了近三十年，在这条线上来回航行了数百次，哪里有险滩，哪里有暗礁，夏天涨水水位多高，冬天沽水水位多低，他都了如指掌。他父亲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好舵手，三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辛辛苦苦，风里来雨里去，经过了无数次险滩的考验，从未出过行船事故，一直保持行船安全的好名声。
在这条航线上，黄乃一父亲在同行中，既有些名气，也有些威望，而且很有骨气。1925年前后，外国轮船试航长江上游，请他当“领江”（领水），他拒不受聘。他说：“我才不去吃外国人的洋火腿呢！”（吃“洋火腿”是指外国人到中国后，横行霸道，欺侮中国人，动不动就用脚踢中国人。）他十分崇拜岳飞和文天祥，经常给我们讲英雄的故事，并经常教育子女们说，“穷，也要穷得有点志气！要爱国。”“不要去帮外国人干事来欺侮中国人。”那时，黄乃一对父亲的言行虽不甚理解，但他的这些话却给子女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旧社会，在长江行船，水急滩多，暗礁林立，这是大自然形成的“拦路虎”，的确随时都有触礁翻船的危险，但只要懂得水性（长江水流的规律），胆大心细，就可以化险为夷。自然灾害确实可怕，但更可怕的却是“人祸”。无论是满清政府、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有“兵匪一家，危害百姓”的事。
在长江行船，黄乃一亲眼目睹过他们拦路抢劫的幕幕罪行，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许多无法消除的质疑和问号。
一次，黄乃一父亲的船从宜昌到重庆，刚过三峡不远，就在万县（现在叫万州）下面一点，一群“棒老二”（四川对土匪的称呼）拦住去路，上船抢劫，不仅劫钱，连被子、衣服也抢。黄乃一母亲为了不让匪徒们抢走包袱（那时没有箱子，全家的换洗衣服就用一块布捆成一个包袱），就拼命地死死抱着不放。可恨的土匪，拿起他家做饭放在木炭火上的水壶，打在他母亲的额头上，母亲昏倒过去，土匪们抢走了东西。母亲醒过来，额头上仍是血流不止，当时又没有什么止血药和包扎伤口的绷带，只好烧点纸，用纸灰堵住伤口，撕一些旧布条包扎在头上，暂时止血。就这样，一直坚持行船到了万县后，黄乃一父亲才上岸送母亲去教会医院治疗，缝了三针，幸好没被打坏眼睛，从此母亲的眉毛上便留下了一块伤疤，每当黄乃一看到它，就会想起旧社会那帮“棒老二”抢劫的情景，实在令人气愤。
一次船到夔府（奉节县）码头靠岸过夜，傍晚，黄乃一和二哥看到岸上有小贩正在卖烤红苕，母亲给了他和二哥几个铜钱，他们高高兴兴地下船去买烤红苕吃。刚下跳板跑向卖红苕的小摊时，就不小心被地上的席子碰到了，一看席子里面裹的是一个死人，岸上的人告诉他们，是刚被打死不久的“棒老二”，可见长江沿岸土匪之猖獗。
可在那时候，比土匪更可恶的还有国民党军队那些兵匪，他们表面上看不是土匪，穿着军装，扛着洋枪，还挂着“维持治安、清剿土匪”的牌子，但他们不打土匪，反而勾结土匪残害百姓，实际上他们比土匪还土匪，他们是手持洋枪的兵匪。他们在长江一些要道关口强令上下游船只靠岸“检查”，不靠岸就向船上打枪，船一旦靠岸，他们就以“检查”为名，一伙人蜂拥而上，手持洋枪四处搜索，钱要抢，值钱的货要抢，就是船工日常吃、穿、用的东西也要抢，什么都抢，真叫洗劫一空。碰上这样的事，船上的人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只得自认倒霉。
黄乃一从小就亲眼目睹了社会的黑暗。
人们将黑暗视作邪恶，是因为人类没有夜视能力。在黑暗中，人类的肉体是很脆弱的，本能驱使着人类害怕黑暗。所以人类都觉得在黑暗中活动的都不是好东西，比如鬼、僵尸、幽灵、吸血鬼之类，都是人类本能驱使，因害怕黑暗和死亡，想象出来的东西。
黄乃一想得更远，他开始思考：面对社会的黑暗，难道就束手无策吗？人们远古时期就懂得追求光明了。他对黑暗的社会开始了抗争，也由此迈出了新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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