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初，第一批共产党军队已到达东北第一大城沈阳以及本溪；至11月，已有11万人抵达东北，林彪为司令员，彭真为政治委员。
这支部队一路风尘仆仆，在抢时间、争速度。他们在占领东北大城市的过程中，得到过苏军提供的帮助和便利，也获得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装备。
与此同时，毛泽东没有忘记建立自己的人民空军，他多次要求快速建立自己的航校，培养自己的航天空人才，为将来建立自己的蓝天部队作准备。筹建航校的任务压在了东总参谋长伍修权的肩上了。
伍修权作为中央任命的东北局最初的五位成员之一，随彭真、陈云等被派往东北。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抢占东北。伍修权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筹建共产党的航校，筹建中国的人民空军。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人民军队吃够了敌人飞机轰炸、扫射的苦头。在无数指战员倒在敌机的轰炸与扫射的时候，党中央有一个愿望，尽快建立一支自己的人民空军。但是在艰苦的战争中，既没有起码的物质条件，也没有起码的技术人才，建立自己的空军，还只是个遥远的梦想。
1945年11月中旬，东北局决定成立以伍修权为首的航空委员会，伍修权为主任，黄乃一为秘书长，刘凤、蔡云祥、林保毅(林弥一郎)等人为委员，统一领导和协调各方工作，加紧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
林保毅率领的日本航空队在伍修权的感召下归顺了共产党的队伍，这给创建人民空军带来了人才上的保证。但这还不够，延安又抽调了一批富有经验的干部，加入了筹建航校的队伍。其中包括蔡云祥、张华、于飞、顾青、陈明球和田杰等从汪伪空军驾机起义的航空空地人员。
伍修权在第一次航空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东北创办航校，当务之急就是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鉴于目前形势和具体条件，办航校不能照搬外国的办法，也不能照搬国民党的办法，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不能等什么都有了再招生，再按部就班进行教学和训练。”
由此，伍修权提出打破常规、加快建校的指导思想，要求尽快接收学员；他还提出教职员一齐动手边建校，边训练，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机务人员。
但是，教员在哪里？学员又在哪里？委员会委员进行了明确分工：刘风负责组织人员抓紧时间，去各地搜集飞机和航空油料，为创办航校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黄乃一负责提出招收学生的条件和来源、训练方针以及航校机构的设置等方案；蔡云祥、林保毅负责组织技术人员修理飞机。
黄乃一将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要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航空人员都汇聚到东北。
蔡云祥提出，应该急调白景丰、何健生一行到东北，共同参加航校建设。
白景丰、何健生曾与蔡云祥共谋驾机起义，由于时局变化，当时白景丰、何健生一行，是从地面起义进入了解放区新四军军部。
白景丰时任汪伪空军少将、何健生时任空军参赞、中校教官。
白景丰具有丰富的航空经验，而且对东北非常熟悉和了解。他是辽宁省盖平县杨木林于村人，他初中毕业后，于1923年考人张作霖的航空队。
第一次直奉战争，由于直军有几架飞机压迫西线张景惠部，低飞抛弹，狂轰滥炸，使奉军西线顷刻土崩瓦解。这给奉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这个惨痛教训，使张作霖下定决心，要建立一支独立的空军和海军。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在东北开始筹建中国空军。不久，奉军在东北购买了一批法国飞机，并成立了“东三省航空处”，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以加快东北航空军的建设步伐。
在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筹划下，中国的东北已成为中国空军最早也是最有体系的发祥地。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在东北筹建中国空军时，还派学员到国外学习航空知识。培养了中国早期的一批航空人才。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白景丰和高志航于1928年被派往法国牟拉航空学校学飞行。3年后，白景丰结业回国。曾在东北军阀张作霖的空军里任职，是该部八大金刚之一。
白景丰曾任国民党空军航校中校飞行教官，因受排斥，才到了汪精卫部队。当时汪伪空军教导队已经从常州搬到了扬州。在扬州成立了航空处。最高长官就是航空处主任、少将白景丰。
白景丰不仅是中国早期培养的航空人才，而且对创建空军的过程十分了解。伍修权负责创建人民空军，正需要这样的航空骨干。
１２月上旬，由于国民党大举进攻东北，“东总”决定航空队由辽阳、宫原迁驻通化。在伍修权的指示下，白景丰、何健生很快接到了调令，前往通化报到。
何健生是个优秀的战功赫赫的老飞行员。
抗战初期，何健生从1937年到1942年，共执行过大小26次轰炸日军的任务。何健生在空战中，曾有六次被日军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都化险为夷。何健生是在自己第26次升空作战时，被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的，没想到被日本人关押，成了俘虏。
何健生被日本人俘虏后，由日本宪兵转交给汪精卫政府关押。事有凑巧，汪伪政府的航空署少将处长曾星凯，曾是何健生在广东航校时的飞行教官。在曾星凯的保释下，何健生来到了常州航校。何健生虽然屈居汪伪空军，但他决不愿意做亡国奴。
此时，空军教导队已经从常州搬到了扬州。并在扬州成立了航空处。长官是少将白景丰。
白景丰与何健生是上下级关系，接触机会较多，对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都失去了信心，他们已经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此时航校少校教官周致和（蔡云翔）正在策划投奔新四军，他于是就去找白景丰与何健生，开诚布公地讲了自己准备参加新四军的想法。就这样，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起义，投奔新四军。白景丰曾决定，只要找到了共产党，他就利用职权，以飞行训练为名，将全部汪伪飞机，飞往新四军。
汪伪空军起义，即将成行了。这时，白景丰却被突然调往南京，原先的起义计划只得重新调整。一路驾机飞往延安，由蔡云翔负责，另一路由白景丰与何健生率队，从陆路起义，直抵新四军军部。
当时汪伪国府共有3架专机，即“建国”号、“淮海”号、“和平”号，均停放在南京明故宫机场，由日本航空公司代管。蔡云翔利用送第七路先遣军总司令叶蓬的机会，取得了“建国号”。张华担任了“建国号”副驾驶，蔡云翔自己当主驾驶。1945年8月20日 ，“建国号”飞抵延安，蔡云祥、张华、于飞、顾青、陈明球和田杰等驾机起义的六名航空空地人员，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领导的接见。
白景丰、刘晏如夫妇和何健生、邱淑仪夫妇，还有吉翔、秦传佳等一行30余人，分成两批，也从地面起义成功，先后顺利到达新四军军部。
１２月中旬，白景丰、何健生等地面起义人员接到通知后，白景丰、何健生及其家属２０余人由苏北经山东渡海到达通化。在筹备老航校之初，白景丰担任教育长，何健生负责学员招生。白景丰改名为“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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