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七岁的时候开始上学了。
由于我个子长得太矮小，又是提前一年入学，所以没有能够进入正规的小学，而是进了一所民办小学。这也是父亲的意思：“民办和公立都是一样的，只要孩子肯学习就一样会有出息。”
老人们却不这样认为。老人们说，民办小学好比是旧时的私塾，见了老师先叩两个头，这好办。难熬的是私塾里还施行着体罚。最普通的是罚跪，还有打手心，打手心时还必须把手背放在桌子角上，据说这样打起来更疼。除此之外还有打屁股，敲脑袋，揪耳朵，名目多极了。
学生们最怕的是老师打手的竹板子。
中国大概是一个历来崇尚刑罚的国家，从衙门到土匪，甚至从旧的家庭到私塾，都少不了讲究用刑。
当我听了老人们的这番话自然不肯上民办小学读书去了。父亲了解到我的恐惧心理后，就事先在开学前将我带到那所民办小学去“观光游览”一番。
在那里，我见到老师们，紧张的情绪开始松懈了下来，原来她们全是一些原闲置在家中的有教养的家庭妇女。后来听说她们之所以从家庭走向社会，是为了寻求妇女解放。她们也并非老人们说的那般可怕。她们手中没有竹板子，而且她们纤细的手就象母亲的手一样柔软、温暖……
我背起书包，跨进了校门，在这群寻求妇女解放的女教师群里开始接受新的知识。
上学第一天，有个同学就在课堂上突然哭了起来。后来，老师发觉这个学生是让屎憋得难受，又不敢向老师说，最后拉在裤子里了。
当时，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吓坏了：毫无疑问，老师一定会用一种严厉的惩罚来教训他的。
但是，我们这种恐慌的情绪很快恢复了平静。和蔼的女老师将这个学生带出了教室。
过了一会，那个学生又坐在课桌前听课了。
下课后，那个学生告诉我们，老师把他的裤子洗干净了，晾在阳台上，他现在穿的是老师的孩子穿的内裤。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所有的学生谁也没有挨过老师的打，我们老师善良得就像保姆，除了教我们学习算术、语文，还教我们唱歌、画画，甚至还送我们回家，下雨天为我们打伞……
不过，我不喜欢老师送我回家。这样，我可以更自由些。我可沿街观看热闹，漂亮的商店橱窗，来回奔跑的汽车，来来往往的人流。
更有趣的是在我们家门口常常有一些人在斗鸡。
嗨，斗鸡好看极啦！
两只大公鸡对峙在水泥地上，颈间的羽毛因为发怒，全都一根根地竖立了起来，就象头颈上戴着一只美丽的花环，大公鸡就象骄傲而勇敢的将军，怒目盯着对方。
突然，双方猛烈地跃起扑向对方，激烈的战斗开始了。互相毫不示弱地用尖嘴猛啄着对方头顶上的红色肉冠，往往厮斗得头破血流，还不肯相让。
围观的人就会拼命喊着：“加油！加油！”
有时激烈的战斗能持续很长时间，仿佛至死也不肯认输，这时，才会出现双方的主人来调解的局面。
每当这时，我就会感到很遗憾，要是再斗下去该有多好，没有结局怎么能知道输赢呢？
“斗”，我只觉得好玩，大家不都是这样的认识吗？看斗鸡弄得我上学和放学回家都忘记了。
2
父亲很喜欢我，但不喜欢我的哥哥。
我的哥哥比我大六岁，我们在一起长大，也总是在一起学习和游戏。当然，在我们兄弟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当我上了小学后，我开始感觉到，在年龄上、兴趣上，或者能力上，我和哥哥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后来越来越显著了。
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是最好的，哥哥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是最差的。
我的哥哥并不笨，只是他好动、调皮，其实聪明过人。他能用几块小木片制作会滑翔的飞机，他还能用小木片加上橡皮筋制成会在浴盆里航行的小船，他能用弹弓准确无误地击落停在树梢上的鸟儿，他还会很迅速地爬上高高的梧桐树，从树上采摘下许多圆圆的麻粒儿，然后用这些麻粒儿准确地扔向树底下奔跑的小孩。
我曾经为哥哥的胆量和创造力自豪。但是每当我和他发生冲突时，我就会把哥哥的“自豪”加以渲染夸张告诉我父亲，于是哥哥就免不了一顿揍。
我的告状，使哥哥逐渐和我疏远起来，以至使我有了一种难以理解的精神痛苦。尤其是，他看到我在制作航模时，会故意用最迅速的时间来完成他的杰作；并且故意将他的杰作在我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制作之前，提前进行成功的试航，借以来嘲笑我的无能。为此，我再也不去学做他已经学会的任何手艺了。
我是个热情、坦率，兴趣固定的孩子，我会对形形色色的事物感到兴趣，全心全意地迷恋着它们。然而只有一条：这些吸引我的事物必须是哥哥所没能掌握的，我的自尊心使我不能在他面前显出无能，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差距，而且我要来证实，我比他聪明，他也有不如我的地方。
我迷上了绘画，我的画在幼儿园里被老师表扬过，我的水墨画《小燕子》和《打雨伞的孩子》又曾经被老师推荐到区儿童画展上展出。这是我最早被社会赞誉过的作品，直到今天，我还为此得意。
我收集了许多美术作品，开始，我是既临摹，也创作。后来更多的是创作，因为我很骄傲，不肯模仿别人，由于不肯模仿别人的骄傲习性，使我的绘画水平停止不前了。然而，我却依然把自己的作品视为珍品杰作，不允许任何人碰一下。
哥哥是了解我这一点的，可是他却故意隐瞒对我的了解。
有一次，他存心撞翻了我的调色盘，将五颜六色的水彩颜料泼洒在我即将完成的“杰作”了，他又故意瞪大了眼睛：“啊呀！糟糕透了，我把你的杰作给毁了……”
“你是故意的！我告诉父亲去！”我气愤极了。
“我是无意中碰翻调色盘的，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你不是很会画吗？再画一幅就是了。”哥哥说得轻松极了。
“请你永远不准碰我的东西！”我大吼了起来。
“弟弟能对哥哥下命令吗？”哥哥狡猾地说。
“为什么不可以？是你弄坏了我的东西！”我又大声嚷了起来。
“你要知道，父亲不在，弟妹们要听长子的，这是中国的规矩，几千年的规矩。”哥哥边说边瞧我笑。
我气极了，从那次以后，一连有好几天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
“你还生我的气吗？”哥哥终于对我先开口了。
“我以后不再和你捣乱了，请你原谅我吧！”哥哥说完这句话，向我伸出手来。
我的胸口好象压了一块沉重的铅板，我也终于退步了，向哥哥伸出了手。
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和哥哥从未再有过半句争吵，我非常爱我的哥哥，他比我豁达、诚实，他比我更成熟。
3
哥哥在学校里经常惹事。有一次，他用弹弓打烂了教室里的日光灯。老师上门告状，父亲又拿起军用皮带猛揍了哥哥。
但是哥哥很热心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
你知道1958年的中国大跃进吗？除了城里人也在大炼钢铁外，原本就充满激情的中国人还发明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场面。我当时虽然还在上小学，可也已经亲历了大跃进的火热场面。记忆最深刻的应当是全民动员消灭麻雀。那时一场举国上下围剿人民公敌的战争，敌人就是那些麻雀。
上海弄堂内外，每家每户的阳台上、院子里，甚至房顶上，都安置了用稻草扎成并披着旧衣服的假人，用来吓唬麻雀，不让它们有停留歇息的机会。
里弄干部对着天空敲锣打鼓，居民们则拿着脸盆锅盖等家伙，一边敲击，一边大声嚷嚷，弄堂里的房顶上也站着好多人在敲锣鼓家什。
哥哥爬上了自家屋顶，拿了一把铁勺子当鼓棒，拼命地敲打一个装饼干的铁罐。他兴奋得满脸通红，在屋顶上走来走去，一边大叫着驱赶着麻雀。
那时，大人们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几乎没有谁敢不参加剿雀行动的，而且都是挺身而出，毫不畏惧。因为，我们的敌人毫无反抗能力，如果是打老虎，那么，情形也许会不一样了。
可怜的麻雀统统成了惊弓之鸟，慌慌张张地在天上飞来飞去，有的被吓破了胆，有的则因为无处停留，累得筋疲力尽，纷纷从空中掉落在地上，被兴奋的人们束手就擒，成了居民委员会干部向上级汇报战果的战利品。
小麻雀遇到了“大劫难”。这也是人类史上最有特色而最悲情的人雀大战。
一场被后人称作“人民战争”的消灭麻雀运动，以锐不可当之势迅速席卷中国大江南北。在今天60岁以上同龄人的记忆里，那场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的全民爱国卫生“战斗”，用“如火如荼”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其中，作为“四害”之一的小麻雀，更成为城乡群众倾力“围剿”的对象。
据不完全统计，仅1958年一年，全国就有两亿多只麻雀被消灭。从1957年年底到1958年4月，农业大省河南对外宣称，捕杀的麻雀已超过一亿只。
中国的冤案自古以来不止，当那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得到平反之后，“麻雀冤案”也得到了“平反”。2000年8月，麻雀还被国家林业局组织制定的《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列为国家保护动物。而今，曾经惨遭“灭门”的小麻雀可以自由自在飞翔觅食，再不用日夜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了……
哥哥争当了消灭麻雀的先锋，却惹下了祸。母亲发现新买回家的一罐饼干被哥哥甩了一桌子，装饼干的铁罐却被他当作锣，敲打得坑坑洼洼。母亲向父亲告了状。哥哥又挨了一顿打。
自1957年入夏，全中国的男女老少就被全面动员，任务只有一个：除四害。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学校规定每个同学都要带苍蝇拍，这些苍蝇拍大都是自己动手用硬纸板做的，必须随身携带，上下学路上都要打蚊蝇。厕所里到处撒了白石灰，也是用来灭蝇蛹的。
当时，我们这些孩子上学时也经常去一些墙边的垃圾堆挖蝇蛹，填埋容易孳生蚊虫的臭水洼。灭鼠就是堵鼠洞、下夹子，但效果好像并不明显。只有捕麻雀倒是挺热闹，孩子们也特别兴奋，就象今天的大人们爱打麻将一样，其实麻将在过去也叫“麻雀”。
那时，我们这些孩子总会拿着木棍、扫帚在弄堂里转，发现有麻雀飞过来就一阵狂打。这种打麻雀的方法不过隐。
哥哥就爬上屋顶去捉停落在那里的麻雀。结果砸坏了新买回家的装饼干的铁罐。
哥哥挨了揍，但他仍心有不干。上海是个大城市，城里的麻雀原来就很少，他为捉不到麻雀，很伤心。
哥哥就对我说：“我带你到乡下去捉麻雀。”哥哥带着我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从城里走到了郊区农村，哥哥就爬树掏麻雀窝，抓住活的当场弄死，雀蛋摔碎。当地农民很支持，说：“麻雀吃庄稼太坏了，感谢你们为民除害。”
但我看到这些刚出生的小麻雀很可爱，就对哥哥说：“我们能把它带回家吗？”
哥哥没说什么，就给我捉了几只小麻雀，连窝一起抱回了家。
回到家中，哥哥再三对我说：“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家养麻雀，不然会有大麻烦的。”
我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我只能在晚上，偷偷地看一眼我饲养的小麻雀，确切地说，那才只有几个小时的事，一只只小麻雀都在我的眼皮底下死去了。我养不活这些麻雀，也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养活它们。但我懂得了一个道理，麻雀很可怜，它是那样地弱小、无力，它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小麻雀真的很可怜。也许是“围剿”得太厉害，它们根本没有落脚喘息的地儿。
有一天，一只小麻雀飞着飞着就直接从半空落到了我家的阳台，哥哥将它捉住了，交给我。
我没有将这只小麻雀关进笼子里交给老师，我将它轻轻地放在阳台的角落里，在它面前还放了些米粒，我希望它能勇敢地活下来……小麻雀也许明白了我的心意，它趴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睁着眼看着我，直到永远地闭上了眼。
五十多年后的一个暴雨天，我意外地看到路边有一只被雨淋湿的小麻雀倒在那里，我就将它捡回到办公室，试图救活它，结果，也是无起死回生之能力。这个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太多，我又能帮得了谁呢？我连救助一只麻雀的能力也不具备哇。
如今，我们可以从各种资料中了解到当年围剿麻雀战争的真相了。
1958年3月19日，河南、山东、山西、河北4省在北京国家卫生部签订的《除四害讲卫生大跃进比先进协议书》中，对“除四害”互查标准做了详细规定。
档案如是记载：“辖区95％以上住户无鼠洞、无鼠迹、无鼠害；捕杀现有麻雀时，在其经常栖息的场所，除罕见的孤雀外，要经常看不到群雀飞过或停落……”
1958年3月，正在信阳一高上学的学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捕麻雀活动，她和当地群众会合后总共有十几万人，那场面真是火爆。省委的一名退休干部说，那天全校1000多人到信阳市郊打麻雀，结果忙活了一上午没捉住麻雀，却逮了不少野鸡、野兔。
在那段时间里，我和同学们每逢星期天到学校，都要掂着老鼠尾巴、死麻雀、死苍蝇交给老师。不但学校给学生布置除四害任务，里委也号召居民打麻雀。如果逮不到麻雀，就会挨批评。
当年的除四害究竟有多热烈？1958年2月2日的《河南日报》如此描述：“家家户户齐动员，千军万马上战场。除四害一周来，统计郑州、临颍等29个县市，共灭鼠11．6万多只、麻雀18万多只、蚊蝇410多万个，挖蝇蛹6万多斤……”
当天的《河南日报》副刊还发表了《大家都来除四害》的词曲：
你也来，我也来，
大家都来除四害。
麻雀老鼠要打光，
苍蝇蚊子要消灭。
无四害，又卫生，
一年四季不生病……
4
小小的麻雀为何成了“人民公敌”？
原来，早在1955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为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对农业发展有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这年冬天，毛泽东外出考察，形成了“十七条意见”，其中第十三条的内容就是除四害。
1956年春，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在全省高级社社长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十七条指示”。当时的会议档案记录了吴的讲话：“毛主席的‘十七条指示’包括得很广，从办社到增产到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第十三条，毛主席号召除四害，即在7年内基本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苍蝇、蚊子。麻雀吃庄稼很多，消灭麻雀每亩就可多打7斤粮食，乌鸦也是一样，将来也要消灭……”
后来，“十七条”经过补充扩大为“四十条”，并定名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6年1月25日，这个文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讨论并通过，次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1956年3月10日，河南省委提出贯彻执行《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初步规划。根据档案记载，该规划在“农业增产”和“卫生”章节中，列出了消灭四害的时间表：“1958年前基本消灭麻雀等害鸟；城市在1957年消灭家鼠，农村1958年消灭家鼠，1962年基本消灭田鼠；1956年在郑州、洛阳、开封、新乡、安阳五市消灭苍蝇；1958年农村基本消灭苍蝇；1960年在城市、1962年在农村基本消灭蚊子……”
同全国各地一样，除四害在河南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媒体更是广泛宣传这场全民运动——
“除四害必须趁冬春动手，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是1958年2月1日《河南日报》头版头条题为《认清形势鼓起革命干劲》的报道。
2月4日，《河南日报》头版又发文：“当前全省基本肃清了四害基地，要求省属各市1958年实现‘四无’或‘五无’，每个专区有三、四、五个县实现‘四无’或‘五无’，更多的区、乡、社、户和厂矿、机关、团体、企业实现‘四无’或‘五无’……”报道批评了除四害行动迟缓的10个县，要求各级爱卫会建立上报制度，奖励先进。
从1957年到1958年春夏，除四害漫卷全国，特别对捕杀麻雀，一如当年流行的快板书宣传的那样：“有侦察，有伏兵／四面八方来围攻／白天黑夜不消停……”
到了1958年，麻雀更成为人们着意“灭门”的对象，猎杀数量也最“壮观”……
你知道战果有多辉煌？4个月就“剿灭”1．3亿只麻雀！
一位于1958年在商丘县委工作过的老人回忆道：“那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天天喊‘四无’口号，单位要‘四无’，宿舍要‘四无’，城市要‘四无’，农村要‘四无’。”老人又说，1958年春节期间，单位开始向大家发苍蝇拍、老鼠夹等工具，他和同事经常排着队、拿着工具上街灭害。“卫生检查很严，地上发现麻雀粪便就不合格。”
从1957年年底开始，除四害已经成为河南全省各地“比、学、赶、超”的运动热潮。在1958年2月7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对包括河南郑州、登封在内的北京、上海、甘肃等“除四害”行动积极的8个省份和地区进行了肯定和褒奖。
除四害运动还在升级！
“消灭四害，不但可以在10年内实现，而且完全可能提前实现。”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使这场史无前例的除四害运动进入狂热的状态。《指示》认为：“一个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高潮已在全国形成。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提前实现‘四无’的省和直属市，已有北京定为两年，河南定为三年，上海三到五年……决定今年内实现‘四无’的市、县有河南的郑州、开封、洛阳、焦作、登封……”
值得关注的是，1958年3月2日，《河南日报》头版用一个版的篇幅报道了“登封提前实现‘四无’县”，并配发社论和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对登封的祝词及嘉奖令。
当年4月2日，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又发出《关于消灭四害的紧急指示》，档案记载称：“目前全省已有63个县市基本实现‘四无’，其中开封全专区12个县全部实现‘四无’……苦战一个月，实现‘四无’省。要全面围剿、反复扫荡、速战速决、全歼四害……”
从此以后，与老鼠、苍蝇、蚊子并列的小麻雀，被彻底打入“冷宫”，迎来了命运的严冬。
一份河南省除四害进度档案，作了这样的统计：“从1957年12月21日到1958年4月下旬，全省灭鼠1．35亿余只、麻雀1．39亿余只，灭挖蚊蝇（包括蝇蛹）18万多市斤。”而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
当年“围剿”麻雀奇观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发生。如四川省邛崃县成立“除七害运动委员会”，明确提出把麻雀定为“头号敌人”，并划分出了1945个“战区”，“战斗员”总数21．8万多人，当地打麻雀的“先进经验”还被拍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
1958年4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消息称：“4月19日，北京市300万人总动员，一天歼灭麻雀8．3万只。”
5
那时候别说郑州和上海、北京这样的市区了，就连许多农村也见不到麻雀了。麻雀之所以受害最严重，是因它最容易被发现，并且比老鼠、苍蝇和蚊子好对付。
事实上，1956年出台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把麻雀当成“四害”之一曾引发了学术界的一些质疑，麻雀也因此曾被优待过。
麻雀跟老鼠、蚊蝇不一样。麻雀是一种杂食性动物，繁殖期食害虫，并以害虫育雏，当谷物成熟时，多结群飞向农田啄食。当时就有动物专家提出麻雀的益害不能一概而论。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些意见并没有被采纳。
直到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动物学界就麻雀问题展开过争鸣，一时间《北京日报》、《文汇报》等报纸发表了不少探讨文章。后来在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对原来的除四害条文作了修改：“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
庆幸的是，“麻雀冤案”持续近5年，最后在一些科学家的力挺下，经毛泽东亲自批准，麻雀终于从“四害”名单中清除。
“除四害”有合理性，讲究卫生更没有错，苍蝇、老鼠、蚊子到现在不还在消灭吗？爱国卫生运动不还在搞吗？可是，为什么这么大的中国，居然没人懂得维持自然界均衡的重要性？如果一味靠人力非要去打破这种均衡，那就破坏了生态环境，违背了自然规律，到头来受害的还是人类。
消灭麻雀原本是为了保粮增产，然而城市里没有稻田麦地，因此对当时的我来说，消灭麻雀最直观的成果是树上的虫子增加了。
那时因物质匮乏，城里人也几乎家家户户都养了几只鸡或鸭，以待春节时候享用。
喂鸡鸭最好的饲料就是树上的虫子和地下的蚯蚓，这些事情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们这些小孩头上，于是我经常会去马路上或附近花园里采集虫子。
为什么不是捉而是采呢？因为那时树上最多的是一种我们叫“皮虫”的虫子，它外面裹着一层软的像树皮一样的壳，而且能像蛛蛛吐丝那样吐出长长的丝，把自己悬挂在树枝上。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不用捉，只要轻轻一采就到手了。
这些虫子的天敌是麻雀，麻雀死光光了，虫子家族就迅速膨胀起来，于是乐坏了我们这些以采集虫子为课余生活一部分的孩子们。
树上还有一些刺毛虫。在我的记忆中，六十年代初期最多。第到盛夏时节，每棵树下的地面上都可以见到许多刺毛虫。
现在想起来，恐怕与麻雀所遭受的灭顶之灾不无关系。
全国在这一时期，这场以杀灭麻雀为核心的“除四害”运动，作为“大跃进”的序曲，在1958年6月农业放卫星，以及当年10月号召开展“大炼钢铁”之后，迅速偃旗息鼓了。
麻雀遭受劫难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对它存在与否的争论也没有了意义，但留给我们的反思却不会消失……
对我而言，留下的深刻印象却是哥哥为消灭麻雀而挨揍的那些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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