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解放自己

序言

解放自己

波特兰先生

2020年5月写于魔都上海

1

当你偶然看到我写的这些文字，也许毫不在乎，这些文字好比野地里的草芥，任凭风吹雨打，任人践踏，都不会获得同情和可怜，更不用说会有人按赞。在这个世界上，你懂得，人们赞扬的只是天上的神仙，敬畏的只是地狱下的阎王。如果人间有什么可以赞扬的人，那就是历朝的帝王宰相、士子精英、英雄模范，还有风流才子、网红大咖，甚至出了名的地痞流氓和明星妓女。你不要先给我一个定义，将我看成一个白痴或无赖。

有人将你视为上天，是你创造了宇宙万物、日月星辰、大千世界，是你给了人类、动物和植物生命，甚至还决定了万物的生与死。人们都说福在天上，升天便能得到永生。

既然你是万物的主子，你创造了生命，那么你为什么又创造了那么多的病毒细菌，让那么多的禽类、畜类和人类死于莫名的感染？我看，你是从天而降的瘟君，你教唆疫鬼们肆虐横行，祸害了整个世界，社会变得无序，信仰变得虚无，精神变得脆弱。人类在恐慌中开始失落和茫然。面对死亡随时可能的临近，我和所有人一样，应该在不多的生命时间里反思人生的意义。

我至今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又将去哪里？

你能告诉我吗？你又是从哪里来？你又想到哪里去？

你让所有的人都对着你仰望或下跪，你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你是带给人类和万物福音的神。你是充满仁爱的大救星，你是拯救生命和灵魂的造物主。可是，你为什么不给我们普通大众平等、自由的权利，所谓的人类文明史只属于权贵和那些虚假的谎言。

我不是在说疯话，请老天爷睁眼看看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专家学者们是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这些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或建筑群；也有人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关注的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截至2019年7月，中国已有55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7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世界自然遗产14项，在世界遗产名录国家排名第一位（55项）。

中国的文化遗产包括长城、莫高窟、明清皇宫、明清皇家陵寝、天坛、颐和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布达拉宫、承德避暑山庄……你看到的是辉煌和不朽，我看到的却是帝王们的奢华和无耻、百姓们的血泪和痛苦。

你可以赞美埃及的孟菲斯及其墓地金字塔、伊朗的伊斯法罕王侯广场，伊拉克的亚述古城，印度的泰姬·玛哈尔陵，柬埔寨的吴哥窟……我却同样看到的是奴隶们的血泪和痛苦。

从希腊巴赛的阿波罗·伊壁鸠鲁神庙和雅典卫城，到意大利的萨沃王宫和卡萨尔的罗马别墅；从德国的维尔茨堡宫、宫廷花园和广场，到法国的凡尔赛宫及其园林。有哪一个建筑群不是建在民众的白骨之上？

即使在近现代，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的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原爆遗址)，你又能给我什么启示和点拨？

统治者和权贵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中彰显了他们曾经的辉煌和荣耀，历史却永远不会将任何奴隶工匠的名字镌刻在一砖一瓦上。好比中国人会为长城唱赞歌，那是颂扬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他的专制独裁成了永世不倒的强国定律。

你能告诉我，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为何永远不会消灭？

上天，你应该给人类一个明确的答复。

这是我的天问，也是对上天的问责。

2

世界上有无数宗教信仰，这是人对上天的敬畏和崇拜。我与众生一样，我相信上天的存在，我改变了原先的无神观，但我不知道上帝、佛祖、真主，谁会佑我和天佑与我一样的脆弱人群？

我的主，你就在我的心中。我要与你对话，我坦诚地对你说：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通过写作，把自己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但我写的不是个人传记，我不想将我的不满归罪于曾经伤害我的人，还有责骂那些无知和愚蠢的人，显然我只能隐去这些人的真名。当然，我也不是在写小说，虚构我不曾接触过的那些人。我写的只是我。或许，我准备写作的是传记体小说。

年轻时，我读过卢梭的《忏悔录》。这本书是卢梭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断断续续完成的。此后，他在孤独和不幸中活了将近八年，继续写了这部自传的续篇《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
　　《忏悔录》就是卢梭悲惨的晚年的产物，如果要举出他那些不幸岁月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内容，那就是这一部掺合着辛酸的书了。

在历史上，有多得难以数计的自传作品。写自传总是在晚年，一般都是在功成名就、忧患已成过去的时候，然而对于卢梭来说，他这写自传的晚年是怎样的一个晚年啊！
　　1762年，卢梭五十岁时，曾刊印他的著作的书商，建议他写一部自传。但卢梭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显然是因为自传将会牵涉到一些当时的人和事，而卢梭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情况到他的《爱弥儿》出版后有了变化，大理院下令焚烧这部触怒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作品，并要逮捕作者，从此，他被当作“疯子”、“野蛮人”而遭到紧追不舍的迫害，开始了逃亡的生活。他逃到瑞士，瑞士当局也下令烧他的书，他逃到普鲁士的属地莫蒂亚，教会发表文告宣布他是上帝的敌人，他没法继续呆下去，又流亡到圣彼得岛。对他来说，官方的判决和教会的谴责已经是够严酷的了，更沉重的一击又接障而来：1765年出现了一本题名为《公民们的感情》的小册子，对卢梭的个人生活和人品进行了攻击，令人痛心的是，这一攻击并不是来自敌人的营垒，而显然是友军之所为。卢梭眼见自己有被抹得漆黑、成为一个千古罪人的危险，迫切感到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于是在这一年，当他流亡在莫蒂亚的时候，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开始写他的自传。《忏海录》就是这样一个激进的平民思想家与反动统治激烈冲突的结果。它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压迫面前维护自己不仅是作为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人权和尊严的作品，是对统治阶级迫害和污蔑的反击。

《忏海录》使我感到可贵的是，书中充满了平民的自信、自重和骄傲，总之，一种高昂的平民精神。

自传是应用写作中一种较常见的应用文体。中国古代的精英司马迁、王充、江淹或者陶渊明，都写过自传。 古代和中世纪少有自传文学存在，直到15世纪，这种形式才开始出现。年轻时读过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也读过《鲁迅自传》。

我从小爱读书，或多或少接触过不少名人传记，有的是学校推荐阅读的，如《雷锋的故事》，还有关于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焦裕录的英雄故事。也有的是自己对某个名人感兴趣而去读的。如著名的自传：《富兰克林自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的前半生》《甘地自传》《达尔文自传》《我的奋斗》《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马克·吐温自传》《亨利·福特自传》《四十自述》《沈从文自传》《张忠谋自传》和萧红的《生死场》。

你应该明白：中国文人多注重道德伦理，自传是否全然代表“真实”而“正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了美化自己，通常有大量的“想像”与“虚构”成分。中国古代以“家风”“世德”为主的自传，全是歌功颂德，忠君爱国。大部分时候，我在读这些名人自传时都会感觉到很励志，觉得这些名人的人生故事太牛掰啦。合上书后，也就不再有异想了。

因为，当我老了，我渐渐发现那些名人自传里的故事，有可能是假的，而自己却把它当成了真的。有时作出了另类选择，看名人自传还不如直接看看杜撰的小说更好。

当然，我也不能断定那些名人是为了美化自己而故意造假愚弄大众，而是人的大脑系统天生的缺陷而造成的。

人都有记忆，但记忆有三个特点：

第一，人们能记住一件事情的大致情节，但记不住关于这件事情的细节。

第二，如果人们非要去回忆过去的细节，他们就只能编一个出来。哪怕他们非常真诚、非常努力地要去回忆起准确的细节，其实都会在不经意间通过捏造事实来填补缺失的细节。

第三，人们总是会相信自己捏造出来的记忆。

在中国的政治运动中，任何官员、军人及公职人员都 必须写自述，也就是自传，特别要讲清自己的历史问题。这些自传有多少是真实和虚假的成分？随着政治运动的变化，一些重大政治罪犯出狱后都开始撰写回忆录了，尤其选择在海外出版，真实成分有多少可信度呢？红二代、红三代也开始撰写前辈的故事，除了功劳之外，谁能看到这些人写父母曾经的错误？

我说这些，你也许不高兴。我怎么会与你争论？我只是提醒自己，在读人物传记，尤其是个人自传的时候要留个心眼。很多个人传记有意或者无意地充满了编造出来的谎言。

3

有人对我说，读人物传记不如读小说，因为小说家告诉我们，他写的这个故事都是假的，其实，他们哪有那么高超的想象力呢？其实，他们经常会“借用”其他人的真实的人生故事。正是由于他们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是假的，所以，他们才会肆无忌惮地给你讲那些最不可思议、也是最真实的故事。相反，真实的传记可能更虚假，看起来虚假的小说反倒更为真实。

今日中国，求职的人都需要在履历表上附上自传。那些自传只会拨高自己，绝不会坦诚地讲自己的缺点和过失。

世界进入商业化后，商家大腕都抛出了惊世传记，将自己描写成不可一世的商神。

十九世纪，回忆录成为出版商的某种噱头。一本不可信的自传出自一个非裔美国人之手，他声称自己是个白人，在书里描写了自己数年来假扮美洲原住民的经历。这本书就是《登山者、童子军、拓荒者以及克劳族印第安人首领詹姆斯·P. 贝克沃思的人生和冒险》（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James P. Beckwourth, Moutaineer, Scout andPioneer, and Chief of the Crow Nation of Indians）。这是一个流浪汉故事，1856 年一经出版就极为畅销。

美国的自传发展至此，显然在书封上的“自传”“回忆录”“个人叙事”等字眼已经与书中内容的真实性没什么关联了。确实，被人冒名顶替出版自传的情况也并非罕见。     P.T. 巴纳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也建立在欺骗的边缘。巴纳姆成名于 1835 年，当时他把乔伊斯·希思推向了公众的视野。据说，希思已经 161 岁高龄，曾是“亲爱的小乔治·华盛顿”的保姆，华盛顿 1732 年出生时她就在场。一年后，希思去世，验尸报告显示她只有 80 岁左右。1841 年，巴纳姆几乎毫不掩饰地以笔名“巴纳比·迪德勒姆”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极其古怪的第一人称视角的专栏文章。其中一篇讲述了他如何买下黑人老妇“乔伊斯阿姨”，并且为了让她看起来更老一些，拔掉了她的牙齿。这些故事在巴纳姆的自传中也出现了，他的自传出版于 1854 年，在他 1890 年去世之前，每年都会再版。巴纳姆的其他故事显然都是异想天开，但那时的读者根本无法分辨真伪。

在人性扭曲和真相总被掩盖的世界里，当新冠状病毒漫延全球时，新闻、日记、回忆录，同样出现了有损真实性的虚假传染。编造虚假的纪实回忆，为了呈现正能量效果、为了讲个好故事或为了感恩而夸大其词，这种诱惑一直是存在的。自传更需要真实度和可信度。如果回忆录缺少了这些特质，人们怎么会信以为真，甚至为什么还要读它呢？    

　

4

当我们老了，还能做些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活在当下，健康第一。瘟疫大流行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共识。只有政客、精英、大腕们仍然意气风发的争论着规划着未来的宏图。眼下的重要任务是甩锅，谁也不愿承担天大的过错责任。他们不会问责上天，不相信是上天在作恶。

不甩锅的人其实是亿万草民，他们的目光仍然是凝视锅内，民以食为天，百姓担心的是自己锅内还有没有填饱肚子的粮食。他们的愿望是祈求天佑，五谷丰登，风调雨顺。

我与《忏悔录》中的那种平民一样，有平民的自信和骄傲，深信在自己的“布衣”之下，比“廷臣的绣金衣服”下面更有“灵魂”和“力量”。

在我看来，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在那个充满了虚荣的社会里，卢梭敢于公开表示自己对于下层、对于平民的深情，不以自己“低贱”的出身、不以他过去的贫寒困顿为耻，而宣布那是他的幸福年代，他把淳朴自然视为自己贫贱生活中最可宝贵的财富，他骄傲地展示自己生活中那些为高贵者的生活所不具有的健康的、闪光的东西，以及他在贫贱生活中所获得、所保持着的那种精神上、节操上的丰采。

你也许会问，我究竟想干什么？

我是个作家，我只能用我的笔去抒写我的理想。我的理想与亿万草民一样，只是好好地活下去。

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也了解普通人的生活。但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我对世界有我独特而另类的看法。虽然我的生活不比别人好，但至少我的思想和他们不一样。由此，我要写出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我”来。这个我，应该就是生活中自己的真实样子，而不是与生活中真实的自己隔着一层。

人生最难的就是认识自我。也许你要问了，我自己还能不认识自己吗？其实不然。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成长，走过的每一天每一步都在塑造着自己。随着社会的变化，国家的动荡，民族的裂变，宗教的不同，政治的介入，世界环境改变，人类的世界观、价值观、生命观都在蜕变，无论贵贱贫富，很多人变成了自己不希望的样子，自己对自我的认识也渐渐有了巨大的偏差。人性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被搅和在一起。

我老了，写作自传的过程有时就是一个寻找、发现自我的过程，我想顺着一根线，把失去的自己给追回来，我想重新加以审视自己走过的路，对曾经的理想和信仰加以分析，最终真正地认识自己。

那么，怎样才能在我的自传体文章中真实地、生动地表达自己呢？我不得不再次问一下自己：我是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性格如何？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的理想是什么？我希望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我为什么会有以上的爱好与想法？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谁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哪些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

……这么问下来，做个记录，加以整理，也许一份较为具体的自传体长文就出来了。因为写的是自己，素材不缺，认识不缺。

但我的经历和面对的是严酷的现实生活，有些事有些人不能写不敢写不愿写，没必要在可能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存在去写这样的自传，那么，小说创作的魅力可以解脱这种压抑和忧虑。能更好地将自己的悲愤得到掺杂。

5

我是一个小人物，但我自信比那些大人先生、正人君子们高尚纯洁、诚实自然。我写的是我所做过的，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我的经历，我的认知，可以在我的自传体小说里展示一个平民的世界，这是中国社会在20世纪中末期和21世纪初期的真实记录，我会把多样的平民形象带进我的作品中。

我会让你了解中国低层的精神状况、道德水平、爱好与兴趣、愿望与追求。我致力于发掘平民的精神境界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自然淳朴的人性、值得赞美的道德情操、出色的聪明才智和健康的生活趣味等等。平民家庭在那恶浊的社会浩劫时也能发散出清新的气息，使我和我的平民朋友一直保持着美好的记忆。当然我不会掩饰自己的厌恶和鄙视，那些我曾遇见的权贵和上流社会中的各种人物，及其社会的道德沦丧、性情刁钻、伪善阴险。在我的眼里，平民的世界远比上流社会来得高尚、优越。

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遇到过很多可恶或麻木的人，到我年纪大了的时候，有理想和追求的好人还是那样少呢？是好人绝种了吗？不是的，穷人中总有卓越不凡的人。奸邪者大多隐匿在精英之中。

感谢你浏览了我的这些文字。我把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但决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真的。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我的内心会完全暴露出来。人在做，天在看。你会看到我是如何面对人生的不公，我是如何重新认识自己。

我曾是都市里的孩子。我的一生基本上是在魔都上海度过的。孩子毕竟是孩子，不能独立生活，也摆脱不了他们对生活的依附。他们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社会环境，也必然会有不同的生活遭遇。有的人幸福，有的人坎坷，甜酸苦辣拌和着每个不同人物的命运。

我便曾是一位生活坎坷、饱经沧桑的苦难儿童。我用血和泪，写下了自己童年的不幸遭遇，也许会让你读来感到沉重、辛酸。因普照大地的阳光，照在我身上的时间是太短暂了！

我曾经将自己从儿童到少年的经历，写成自传体的小说，《死的活的和疯的》为第一部。这部小说的出版，至少有那么一点好处，让今天生活在和平环境里的少年儿童，知道太阳尽管辐射面大，也会有照耀不到的地方。有些家庭会遇到不辛，有些孩子仍会有苦难，现实生活里也会发生悲剧，人生不可能不遇到风浪，不可能没有艰苦。

著名作家郑马为我的《死的活的和疯的》作序，写了这样一段话：“以这样的题材写成儿童文学作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尚不多见。长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受到‘左’的思想干扰，人为地设置了一些禁区，作者们只敢写喜，不敢报忧，便是其中一例。其实告诉孩子们一些可以让他们知道，并且能理解的社会病态，又有何害？这至少可以启迪孩子们去思考、去认识社会，不至于看到某些不良现象而手足无措，遇到困难就悲观失望吧！增加他们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总是应该的。”

我先有感觉后有思考，这本是人类共同的命运。这一点，我比那些大嘴的公知和精英们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不用假话发声。那些用口号高喊“解放全人类”的人，最终失去的是公信。我也喊过“解放全人类”的口号，但我有自己的反省，“解放全人类”的关键是学会认识自己和解放自己，一个自己不能解放自己的人，又怎么能去“解放全人类”？一个自己能够解放自己的人，首先要解放自己的思想，敢于对民众说真话。

我对人生的看法：

认识自己，要明白我从哪里来？不同的父母、家庭、民族、国家，决定了你人生的起点和归宿。

读懂自己，要明白我到哪里去？不同的族群、社区、学校、岗位，影响了你社交的圈子和前途。

洒脱自己，要明白我能干什么？不同的基因、智商、健康、思想，左右了你潜能的障碍和发展。

解放自己，要明白我生死为谁？不同的阶级、信仰、欲望、品行，约束了你爱恨的自由和选择。

我开始重新撰写自传体小说，我的妻子和女儿，还有家人，她们也许不会看我的涂鸦文字，但我将这些文字存放到网络上，总有人会关注，至少你已经阅读了这些文字。感谢你的信任，但愿你是普通的平民，因为我写的是平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