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童年时代最爱思索的东西无非是鸟为什么会飞，花儿为什么有各种颜色，月亮又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可是当我从童年走向少年的时候，我开始思索的问题，你简直不会相信，因为这些问题同我的年龄已经非常不谐调了。
这种不谐调思索是从和我的朋友乔林分手的时候产生的。
乔林和我一样大，我们是小学同班同学，上学、放学和听课都是一样的，但是，他的课外生活却和我完全不同，我能够无忧无虑地在书桌前看很多装帧精致的画册，或者躺在被窝里边吃糖果边听父亲讲述娓娓动听的神话故事，而乔林却要在烈日下背着一个大木箱，高声地叫卖：“棒冰要伐！棒冰！”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街道旁边，我坐在乔林的身边。乔林低着他的小脑袋，好象凝视着从他面前飞驶而过的各式各样的车轮子，车轮子扬起了一阵阵尘灰。我默默地望着他，突然，我第一次发现他那小脸蛋上出现了象我们这样的孩子所不应该有的忧郁的神情。
“我要到乡下去了，也许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他毫无表情地说。
“为什么？”我吃惊地问。
“不知道，也许应该是这样。”
“是你父亲要你去的吗？”
“我从小没有父亲。”他的头垂得更低了，眼睛里显露出无限的悲哀。也许是我不该草率地提这样的问题。
乔林似乎明白他的悲哀使我显得不安，于是抬起头来，对我说：
“你是一个共产党干部的儿子，而我呢？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我们迟早会分手的，也许我们本来就不应该生活在一起。”
“不，不，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也不知道，或许我会带坏你的，即使我不带坏你，反正也不允许我们在一起。”
“谁？谁会不允许？”
“不知道，反正我想不允许……”
“你是怎么啦？你是不是不舒服？”我不安极了，继续追问他。
“要知道，共产党和反革命是不能在一起的，你是共产党干部的儿子，我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我们怎么能够在一起呢？况且，我们已经开始长大了，你要天天去读书，我呢？我家已经没钱了，我不得不天天卖棒冰，我们怎么还能在一起呢？我家什么也没有，没有钱也没有感情，父亲不爱我，我也不要父亲爱我，难道我要一个反革命分子爱我吗？”
“你是共产党干部的儿子，我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这句话，使我觉得万分奇怪，为什么同样是儿子，却要分成两种不同的儿子呢？我怎么也不能理解这两种儿子为什么要而且必然要分开的理由，这实在是件怪事。
乔林终于还是和我分手了。
我心里头一次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思想：世界上划分为两种父亲和两种儿子，生活给予他们的恩赐也是不会公平的。
2
记得，那天放学时，乔林约我同行回家。
乔林第一次给我讲了关于他父母的事。
乔林的父亲年轻时在盐城开了个小饭馆，这个小饭馆也曾是新四军的落脚处。
那时乔林的母亲身材高挑，眉目清秀。她质朴干练、心地善良，是个心直口快是个热心人。左邻右舍、村里上下，都喜欢到这个小饭馆用餐。用餐时也会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聊。母亲听说谁家有急难事，她会主动前去帮忙。谁家有了闹心事，母亲也会前去劝慰。谁家缺粮少食，她会慷慨接济。
新四军进驻盐城一带后，平静的小山村里突然来了一批十八、九岁阳光热血的新四军女兵。那是新四军军医处的医护人员。她们说，“要在这里建最好的军医院”。人们都惊讶不已，难以置信。
乔林的父亲叫来了一批乡亲，帮助新四军清理杂草垃圾、打扫蛛网灰尘、粉刷残墙断壁、修缮屋顶悬樑，几间破旧的农舍焕然一新。医院因陋就简，垒上砖块，门板就是病床，工作台也是旧砖垒起来的……
乔林的母亲也常去医院跑进跑出，端茶送水，与那些新四军女兵无话不说。严然像别人帮她家干活似的。
在这些日子里，乔林的母亲又发动村里妇女帮助照顾伤病员，做军鞋、制军粮……乔林的父亲却并不知道，乔林的母亲成为村里第一批秘密共产党员。乔林的母亲入党后干劲更足了，她积极动员丈夫及村里的男人帮助新四军抬担架、运弹药。
不久，新四军军医处的医护人员接到命令限期北移，奔赴延安。这时有个女兵刚生下一个女儿，接到北移延安的命令后，无奈之际，她将女儿留下，委托乔林父母代为收养。乔林父母与这些新四军军医处的医护人员依依惜别。
乔林对我说，女兵留下的那个女儿就是他现在的姐姐。家人只知道那个女兵姓杨，一别之后就再无消息，在解放战争时期便失联了。
乔林的父母去上海打工，上海解放时生下了乔林。他的父母也曾告诉那个收养的女孩子自己的身世。他们一直想找到她的生母。
没想到意外的灾难来临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时，乔林的祖父突然被划为地主，祖父被打死了。祖母不服并上告，说自己的儿子收养过新四军的女孩，女孩现随自己儿子生活在上海。组织上派人到上海找到乔林的父母，要求出示收养证明。
上海解放之初，大上海并不只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华美光鲜，废墟、垃圾、流行病，甚至露尸和暴露在地面上的棺木，到处都是。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刚刚运转起来的上海市卫生局，就召集有关人员研究整治方案，组织力量突击清除垃圾。一周内清除堆积垃圾15000多吨，沙袋泥土3189吨，掩埋浮厝3034具。1950年后，“清洁运动”被纳入“爱国卫生运动”，长年不断。而直到1951年底，上海市卫生局殡葬管理所还不断收到人民群众的大量来信，要求处理露尸浮厝。
当时露尸浮厝比较集中的是在斜土路、瞿真人路（瞿溪路）一带，乔林姐弟和父母就居住在那一带的棚户村。那里的露尸浮厝层层乱叠，最多达四五层，臭气四溢，野狗争食，目不忍睹，严重妨碍卫生。据统计，1949年6月至1954年10月底，上海共清除浮厝24万具。
乔林说，他的父亲就是清理这些露尸浮厝的清洁工。乔林的父亲是个老实人，没有文化，也不善言词。组织上派人到上海找到乔林的父亲，要求他出示收养新四军女孩的证明，他一时不知怎么解释为好。乔林的母亲个性很倔，那时她还是街道负责“爱国卫生运动”的干部。乔林的母亲愤怒地责骂从盐城派来的人，但是乔林的父母拿不出证明，也找不到证人。结果，母亲受到了诬陷，指控她是冒充革命历史，被撤了职，开除了党籍。父亲忍了。母亲却不服，她开始骂组织。
乔林悲哀地对我说：父亲和姐姐被强制胁迫，要求揭发母亲的言论，母亲被打成了反革命。父亲在组织的帮助教育下被迫选择与母亲离婚，表示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从此全家落难。
父亲被允许带着姐姐留在上海。母亲却被强制遣返盐城老家，母亲带着乔林离开了上海这个家。
乔林流着泪对我说：我不得不离开学校、离开上海了。母亲教育我，一定要有出息，让我长大后一定要找到那个新四军女兵，讨还清白。
乔林和我分手了，他今后该怎样生活？靠什么生活？他还能念书吗？他还能和谁在一起玩耍呢？我为乔林担心起来。
3
幸福的，黄金般的，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时光，就象一阵微风，轻轻地飘走了。留下的只是对童年珍重的回忆，这些回忆使我感到快乐。但是，每当我想起乔林，我就会蜷缩成一团，钻进被窝里，用被子把自己小小的躯体裹得严严实实。
“你为什么蜷成刺猬似地睡觉呢？”父亲对我说。“把腿伸直。”
“我不想睡，我是在，我是在想乔林。”我一下子推开了被子，爬了起来，我搂着父亲的脖子，把乔林和我分手的事告诉了他。
父亲没有言语。他用手抚摩着我的头皮，然后把我的手紧紧地抓在他那有力而温暖的大手掌心里，紧紧地按在他的嘴唇上。
房间里一片寂静，半明半暗。
我把头偎在父亲的怀里，喘着粗气，双手更紧紧地搂住他的脖颈，对父亲说：“爸爸，我的好爸爸，我多么爱你呀！”
父亲淡淡地笑了一下，用双手抱住我的头，紧盯着我的脸颊、鼻尖、眼睛！过了一会儿，让我坐在他的膝头上。
“你真的非常爱我吗？”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
“真的，爸爸。”
“记住，你真的爱我，那就永远不要忘记我。在任何时都不要忘记我。你不会忘记吧？”父亲说完把我抱到床上，让我躺下后，给我小心地盖上了被子。
“睡吧，我的孩子。”父亲走了。
4
在生活中，父亲成了我欢乐的源泉。但是父亲的脾气很怪。
父亲富有进取心，但过于自信；父亲待人宽厚，但过于倔强。他看不起他周围的人，甚至认为别人都是庸庸碌碌的，似乎只有他才是搞事业的，这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天性的骄傲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恼怒自己的聪明才智所得到的成就太少了。于是他开始嗜好吸烟、喝酒，甚至空发牢骚，对人对事横挑鼻子竖挑眼，总觉得生活还不尽自己的心意。
直到现在我还闹不明白，父亲是很聪明的人，为什么就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再好的苹果也会有烂掉的时候。
父亲中等个子，长得五官端正，走起路来迈着坚定而有节奏的步子，眼睛很有神。
我的父亲很喜欢音乐，于是他又自信音乐是人类最早的艺术，早在人类第一语言还未出现之前，作为第二语言的音乐就出现了。他夸奖音乐是感情的速记，是一种文字不能表达的感情，能反映各民族、各国家，成人、小孩，男人，女人的各种喜怒哀乐的感情。他还说音乐具有煽动性。
为了证明他的论点，他给我讲述了贝多芬的例子。贝多芬有一次演奏第九交响乐时，观众鼓掌达五次之多，要知道，当时给奥地利皇帝鼓掌最多的也只能是三次呀！因此警察说贝多芬的演奏具有暴动性质。贝多芬逝世的时候，有十万人为他送葬，警察又说是在闹暴动。
尽管父亲有一整套关于音乐具有煽动性的理论，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被他平时爱哼哼的音乐所煽动。
父亲最爱吟唱的是岳飞的《满江红》，只要他高兴，他就会把双手背剪在身后，在屋子里来回踱来踱去，嘴里拉着长腔吟唱起来：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河山，朝天阙。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有时我极力想再回到那些儿时的景象中，欣赏着父亲吟唱《满江红》，但是使我惊异的是，我刚一进入先前那种梦想中的境界，就发现这一切都显得异常虚幻；最使人惊奇的是，这种回忆已经无法增添我的丝毫的乐趣了。相反，我的心灵上却会投下一片惨淡的阴影。
5
我的母亲与父亲完全不同，几乎是两种性格的人，志向爱好也不同。我一辈子也没有弄清楚，他们是怎么相恋相爱结为夫妻的。
我的母亲长期和那些家庭妇女们交缠在一起，养成了一种没有追求和理想的陋习。闲暇，母亲也爱看些连环画，其中无非是《聊斋》故事，谈鬼说神，便成了她顶欢喜的消遣。不过，她是个无神论者，而且常用她的无神论意识来嘲骂那些虔诚的善男信女，表示对他们的轻蔑。不信鬼神，使她总是自信地凝视着她的周围。即使是一个美满的家庭被毁了，她还是十分自信，以自己能力为自傲。以自己亲手塑造的家庭而欣然得意。
“他头上有两个发旋，脾气倔得要命。”
这是母亲常常对那些女人们议论我的话。每当她和那些年复一年厮混在一起的女人们闲聊的时候，她就会没完没了地叙说着自己的小儿子——我。我那时并不理解，现在回忆起来，我在母亲的心目中不就既是痛苦又是欢乐吗？
“我生下他的时候，这小赤佬简直要了我的命！要不是那个产医高明，我早就给这个小赤佬折磨死了。”
有时，母亲还会突然停下手中的针线活，硬把我拉过去，为的是寻找折磨她的证据。她扒开我的乱蓬蓬的柔软的头发，大声地对着那些爱管闲事的女人们说：
“瞧，你们都来瞧，这两个发旋旋得多少深，倔透了，就象伊的大赤佬！”
你一定想象得出，我有多么窘，我讨厌那些女人，也抱怨自己有这样的母亲。只要母亲的手一松开，我就紧闭着嘴唇，站在她的身边，斜着眼盯着那些哈哈大笑的女人们。
“嘴巴又能挂个油瓶了！”
“侬的小儿子确实很倔！”
爱嚼舌头的女人，叽叽喳喳地又唠叨了起来。我非常憎恶她们，我转过身，头也不回地离开她们。
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每当回忆起它，我的脑子里就会浮现出母亲和那些饶舌的女人们，聚在一起闲扯的情景，至今，这种不愉快的思索，往往引起我的抱怨，抱怨母亲时就会想到我的父亲，就不仅仅是抱怨了，而是感到痛苦，因为我怎么能忘记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命运带给父亲的遭遇实在太不公平了。
母亲说我倔，说我折磨她，并且把我拉过去，扒开我发头上的发旋做证明，让那些爱嚼舌头的女人们看，以至我如何难堪、发窘，她是全不理会的，似乎她应该对我这样，做母亲的就应该在儿子身上享有这样的特权，这个特权在中国世世代代都是这样，人们都习以为常，母亲也自然如此。
可我呢？我烦透了，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并没有这个世代习以为常的特权观念。我讨厌母亲对我有这样的特权。
“既然这样，又何必让我降生到人间呢？”
“啊——小赤佬，你还要顶嘴！”
母亲涨红了脸，她意识到我的反感情绪了吧！但她又对我的“敢顶嘴”教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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