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校长白起（右）和训练处处长何健生
1946年5月15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从通化转移到牡丹江后，黄乃一到东总汇报请示工作。在这期间，东总确定王弼调返航校，任航校政委。常乾坤仍任校长。他们都是曾在苏联学过飞行、领航和航空工程的专家。东总同时拨给航校电台及所需机要、报务人员。
黄乃一闻知这一消息，非常高兴。他在回校途中与王弼带着电台人员及机器，一起绕道去了佳木斯察看机场。王弼和黄乃一在佳木斯拜会了时任佳木斯市市委书记张闻天，并提出，如果形势发展需要时，航校很有可能迁往佳木斯。张闻天对我党有了第一座航校，十分高兴。他表示，航校如搬来佳木斯，将给予大力支持。
从佳木斯返回牡丹江途中，当王弼、黄乃一乘坐的火车抵林口时，前面铁路已被土匪切断，不能再继续前进了。黄乃一就用所带电台，向牡丹江军区发报，请他们通知航校派飞机到林口来接行。在等待飞机的时候，王弼一行察看了当地一家最大的火锯厂，也就是木料加工厂。这个厂原先同日本人掌握，现在与其它厂一样，都有停工了。王弼说，我们修理牡丹江校舍时，缺乏木材，以后这个厂不仅可以为修建牡丹江航校提供木材，还可为将来迁往东安修房提供木材。黄乃一于是就决定派航校管理科科长蒋金庭到林口组织这家火锯厂恢复生产。
没过多久，蔡云翔、何健生驾驶一架运输机飞到了林口，将王弼、黄乃一一行人员及电台等接回到航校了。
王弼就任东北老航校政委后，就面对有关飞机转场牡丹江的事。白起副校长和蔡云翔教育长、副教育长蒋天然，向常乾坤校长、王弼政委建议：培养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才，这是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意图，也是我们的光荣任务。要飞机上天，首先要有各种航空技术人才，要有飞行教员，要有教领航、机务、维修、气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为了争取尽早开始航校教学和训练，应该在现有人员基础上选择一批曾经懂得并有实践经验的航空人员进行复飞训练。
常乾坤校长、王弼政委同意并支持这个建议，但一连串的难题也摆在航校领导们的面前。当时航校在通化时已开办了一个飞行教员训练班和一个机务教员训练班，但由于迁移牡丹江，因此没有实质性运作。常乾坤、白起和蔡云翔等校领导于是确定在此基础上恢复开办飞行教员训练班和机械教员训练班。这两个训练班的学员其实都有驾驶飞机或领航、机务、维修、气象方面的实践经验和实际技能。只要经过短期复飞训练，就能立马恢复技能，重返蓝天。
蔡云翔对常乾坤说：“820机组人员原先就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领航员、机械师和地勤人员，让他们复飞是很简单的事。问题是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飞行教官，有了飞行教官才能带教出更多的航空人才。因此，我们开办这两个复飞训练班，是培养自己的航空教员。能开飞机，并不一定能成为飞行教官。”
常乾坤非常支持蔡云翔的想法。因为当时使用的基本上都是日式教练机，因此可由留用日籍人员担任教员，进行教学训练。常乾坤与白起商定，仍然按通化时的开班办法，带飞训练可由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林保毅和教育长蔡云翔、飞行科科长吉翔三人负责。王弼政委提议让蒋天然担任这个训练班的班长，刘风担任训练班的党小组长。
首批飞行教员先确定来自延安的学习飞行的干部，这些干部可成为骨干力量，政治强，技术好。还有就是820起义的那些同志，他们原先就是飞行员、机械员，复飞时间不用太长。他们能从汪伪空军起义到我们的队伍，要相信他们、帮助和支持他们。蒋天然要带好这个班，就得注意关心学员的团结。刘风不仅要多关心全体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还要协调和处理好与日本教官们的关系。
在东北老航校全部从通化转到牡丹江前后，常乾坤校长就一面进行安顿，一面立即挑选原来学过飞行，有一定基础，估计能在最短时间内就能担任飞行教员的人，也包括已在通化恢复飞行的人。那时航校的领导班子很团结，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经过认真仔细的挑选，这些人被确定后就组成了两个教员训练班。即飞行教员训练班和机械教员训练班。
复飞教员班的培训目标是未来的空军高级指挥员。担任复飞训练班的教官由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林保毅和教育长蔡云翔、飞行科科长吉翔三人负责。其中带飞训练的日本教员有林保毅、黑田正义、平信忠雄、系川正夫、长谷川正、加藤、宫田、山本、大澄、木暮，带飞训练的中国教员是蔡云翔、吉翔。
参加牡丹江复飞训练班的12名飞行员，则仍然是参加通化飞行教员训练班的魏坚、刘风、王琏、吴凯、张成中、许景煌、谢廷杨、欧阳翼、张华、于飞、顾青、秦传佳等。
从通化延续到牡丹江的飞行教员训练班，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最早的空军教员培训班，目标是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这些曾经的飞行员重新复飞跃上蓝天。
王弼政委说，6月1日是航校在牡丹江正式开学的日子，这两个复飞教员训练班和机务教员训练班也同时正式开课。急于想复飞的蒋天然则提出，这几天，我们都闲着，能否现在就开班？蔡云翔也说，只要落实了参加复飞的人员名单，随时都可开学。
王弼政委征询常乾坤的意见。常乾坤对王弼说：为解决教员和教材问题，我们可以带头并动员全校所有懂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的干部，兼任一些课程，并动手编写新的教材。王弼政委同意并支持这个建议，表示自己也可在这方面支持和配合。
副校长白起则提出可让训练处处长何健生为整个复飞训练提出训练计划，包括培养目标、学习课目、时间安排和教学进度。同时进行相关协调，并物色和挑选未来需要培养的新学员。
因此在1946年6月1日牡丹江航校正式开学前，飞行教员训练班和机械教员训练班已在5月下旬提前正式开课了。飞行教员训练班开班后，学员为能重上蓝天，都十分激动。
但意想不到的事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飞行教员训练班学员们基本掌握飞行理论后，6月7日，接校部通知：“今天飞行”。
学员们在中灶饭堂（当时的空勤灶）吃完面条后，都回宿舍穿上了布飞行服，戴上了白帆布飞行帽，乘坐敌人1938年出厂的汽车到了机场。由于当时形势紧张、条件艰苦，各种航材和飞行设备都非常缺乏。教员和学员们只好用普通的风镜代替飞行眼镜，自己动手用布缝制飞行服和飞行帽。飞行学员穿上了布飞行服，戴上了白帆布飞行帽，便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这在世界航空史上也可算是一个奇迹了。其实，就连那些所谓的教练机也是世界之最了。没有保险伞，就用麻绳做保险带；坐垫和靠垫是用麻袋填上谷草做成的……如此简陋的航空设备和条件，当登上飞机时，飞行员就已经与危险为伴同行了。
那天的飞行科目是“航线起落”，规定每人飞四个起落。由日本教员林保毅带飞的学员是魏坚，飞的是九九高级教练机。飞行科长吉翔教员带飞的学员是许景煌，飞的是英格曼初级教练机。
吉翔让许景煌试飞，当飞第三个起落时，他发现飞机发动机转数不够，于是就飞下来检查修理。当检修好后，吉翔准备带飞许景煌第四个起落时，学员王琏说话了：“该我飞了，你已飞了三个起落了，如飞机再坏，我们今天就飞不上了”。 王琏是朝鲜人，后来担任朝鲜空军司令员。
当时，其他学员也和王琏一样，都想先飞，都想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迅速掌握和恢复飞行技术。这下，许景煌急了：“按规定每人飞四个起落，我才飞了三个，应该再飞一个才对啊”。
最后，飞行科长吉翔决定仍带飞许景煌。没想到飞机起飞后，在第一个转弯前，飞行高度还不到100米，发动机就又发生了故障，油门已开满了，好长时间，飞机还拉不起来，失去了动力。待飞机快要冲出跑道时，才渐渐地离地上升。转第一个弯时，飞机还很正常。可是，转第二个弯时，飞机发动机就停车了，螺旋桨不动了。这时应该利用飞机的余速，顺着飞行方向降落在宽阔的田野里。但吉翔一想田野还是有些不平，虽然人不会撞伤。而飞机一旦被碰坏，飞机碰坏一架就少一架。这时，他想到的是爱护飞机比爱护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吉翔为了保全飞机，就告知许景煌做一个180 ْ转弯，回场着落。因而许景煌就转向机场，准备飞向机场降落。但是当转弯时，飞机的余速已消失，随着飞机立即失速，操纵系统失去了作用，飞机就朝着机场上的洋灰铁筋筑成的飞机堡猛撞了，飞机失速坠地。这一撞，飞机撞扁了。前座舱的仪表撞到吉翔的脖子上，吉翔为培养人民空军自己的飞行员，为开拓和发展人民航空事业而当场牺牲了。
许景煌呢？被撞昏了。至于，怎样从飞机出来的？怎样抬到医院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大家把许景煌抬到地方医院，医生看到许景煌满脸是血，胸脯、下腹的血也把飞行服湿透了。医生检查了一阵说：“不要住院啦，没有希望了”。
这话把校务处处长李连富同志急坏了，立即向医生问：“他死了没有”？
“还没有”。
“没有死为什么不收”？
“收也没有用，迟早问题”。
“既然还没有死，一定要收留”。
院方终于把许景煌抬上二楼病房里。
经过三天三夜的检查、治疗，许景煌终于慢慢的清醒了。看到魏坚、谢廷杨二同志在病房里日夜轮流照顾许景煌，使许景煌十分感动。连续守护他的日本女护士是日本教员黑田的妻子。
苏醒后的许景煌，这时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焦急地问训练班班长魏坚：
“吉翔同志怎么样？”
“稍微受点伤，很快就会好。”
“飞机一定撞坏了，坏一架少一架，对不起党。”
“飞机稍微撞了一下，修理厂已修好了。现在，同志们天天飞啊。”
“我的伤好了，还要飞行，不知身体还适合飞行不？”
“医生说你身体很快就能恢复，可以再飞行。”
魏坚这些回话使许景煌感到无限慰藉与希望。政委王弼、副政委黄乃一、校长常乾坤、副校长白起和刘风、何健生等许多同志经常来看望许景煌，首长和同志们的关心与爱护使许景煌念念不忘。
许景煌躺在病床整整25天，连动也不能动。胸部、腰部痛得很厉害，稍微一动就痛，连咳嗽也痛。看到自己的膝盖已比大腿粗的多，也知道自己是变得很瘦了。
生和死做了一场搏斗，生终于战胜了死。许景煌的伤算治好了。但经医生鉴定：内脏受到重创，多处骨折，胸廓已经变形。许景煌属于三等残废，已不适合飞行。这使许景煌太失望、太苦恼了，而且很惭愧。
许景煌是随常乾坤和延安抗大工程队的同志一起来到航校的，他是在延安时期就最早参与中国航空事业建设的开拓者。航校迁到牡丹江后，航校领导决定让他学习飞行，将来当飞行教员。当许景煌深沉在失望之际，校长常乾坤给许景煌对他说：“参加建设人民空军，什么工作都需要，飞行没有油料、器材的保障，也是飞不成的。现在飞机、器材和油料很缺，需要很多同志来做这工作，经研究安排你今后去做这项工作。”于是，许景煌就接受了这项工作。
吉翔是参加蔡云翔发起的汪伪空军起义人员之一，在蔡云翔驾机飞到延安后，他与白起、何健生、秦传佳等从地面起义加入了新四军，后又转到东北解放区。在东北老航校筹建过程中做了很多工作。他还与刘风一起承担了接受日本航空队人员的工作。他的飞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飞行员中也是较好的，所以让他担任了航校飞行科科长和飞行教员训练班的带飞教官。
航校飞行科科长吉翔
没想到，吉翔出事才一个星期，航校教育长蔡云翔在飞行中也出了重大事故。
当时，国民党继续进攻南满，通化地区吃紧，原在通化的东北币还没能北运，北满又急需钱。由于梅河口铁路交叉点屡遭敌机轰炸破坏，铁路运输经常处于中断堵塞状态。总部指示航校派飞机去通化往北满运东北币。航校领导研究决定并报东总总部同意，派飞行技术最好的蔡云翔去执行这项重要任务。蔡云翔驾驶双发运输机从牡丹江起飞后，到中途站敦化着陆加油。
当时敦化军分区司令部正好有几个干部南调，顺便搭机去通化。由于人和行李较多，还带了几桶准备回程用的汽油，飞机超载了。从敦化起飞后，飞机爬高就很困难了。蔡云翔便选择在一片原是森林、后失火烧光，从空中看来似乎较平坦的地方迫降。不幸飞机撞在一棵树桩上，飞机随即爆炸起火，全机人员遇难。
事故发生后，航校派副政委顾磊率领事故调查组前往敦化，在敦化军区的协助下，沿航线地面及现场做了详细访问、调查，得出了上述判断，并带回骨灰和遗物。
蔡云翔、吉翔的牺牲，是东北老航校的重大损失。航校报请东总总部批准，追认蔡云翔、吉翔为共产党员，定为烈士。老航校召开了追悼大会。两人都安葬在牡丹江的北山南麓，并在面对大路的位置上修建了墓碑，纪念他们在人民航空事业奠基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
蔡云翔、吉翔双双折翼魂归蓝天，使老航校沉寂在悲伤之中，与蔡云翔、吉翔一起生死与共举义参加人民军队的昔日同事，更是悲痛欲绝。1945年8月20日，汪伪空军飞行员蔡云翔等驾驶“建国号”飞机起义，开创了汪伪空军起义的先例。这次驾机起义的机组六人，都参加了东北老航校的创建和建设。之后，白起、何健生、吉翔、陈静山、秦传家等汪伪空军飞行员，也从地面起义成功。按照中央向东北发展的方针，这些航空人员们全部被派往东北筹建航校。
从陆路起义的何健生、白起、吉翔等到达甘泉县杨家庙解放区,走到盱眙县黄花塘受到了热烈欢迎,并随新四军北撤到山东。在山东时还奉命来到海阳县留格区,执行了一次特殊的飞行任务。
原来,1945年9月的一天,上午9时许,山东海阳县留格区大辛家乡南庄村民兵张吉俊正在南大沙锄白薯,突然看到一架日本飞机落在离他很近的海滩上。接着有三个日本鬼子爬出来,原来这架飞机左发动机发生故障,需要迫降抢修。躲在白薯垄沟里的张吉俊悄悄地靠近飞机，从飞机北面的机翼下转到后面，一抬腿上了飞机。他看见上面两个小窗户开着，机舱里还有一个鬼子正在忙碌着，周围干活的几个民兵也悄悄地围过来。张吉俊看到有了帮手，就不顾一切地跃进机舱，和鬼子厮打起来，把鬼子打晕后，他的左手背也被刺了一刀。民兵张训兹、张钦振跳上飞机来相助，把这个鬼子拽出机舱。
张吉俊在机舱和鬼子搏斗时,其他民兵高喊着冲过来。一个鬼子向民兵打了数枪，没打中，拔腿就跑。民兵张松套朝他扔了一颗手榴弹，没炸死他。但民兵从四面八方冲来，人越来越多，那鬼子见走投无路，拔枪自杀。另外两个逃跑的鬼子,被民兵活捉。
在审讯三个俘虏时，其中一个傲慢地讥笑说:“你们中国人只会种高粱，能开得了飞机吗?飞机到你们手里也只是一堆废铁!”
正当大伙十分为难时，白起、何健生、吉翔、陈静山他们乘坐陈毅军长的小车到了。接到夺到鬼子飞机的消息后，上级让这批汪伪空军扬州起义人员对飞机进行检查。
飞机发动机出现了严重故障，在无零件、条件差的情况下能否修好，大家都很担心。这架飞机恰巧和蔡云翔等驾驶起义飞到延安的那架一样,也是日式九九双引擎运输机。这些起义人员立即动手检修，经过紧张工作，终于把飞机修好。机体上印的日本红膏药等标志洗刷掉,在机身两侧写上“中共”两个大字,标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飞机。
1945年，白起、何健生、吉翔、陈静山奉命到东北筹建航空学校，在途经山东海阳县，修复了当地民兵缴获的日本飞机。这是继820号后八路军的第二架飞机。图为起义人员与当地民兵的合影。左六是民兵队长张吉俊。
根据上级决定,白起他们要把这架飞机转移到离这里一百多里的桃村去隐蔽起来。为了完成这次海滩上的起飞任务,他们临时编组分工:白起任机长(正驾驶),吉翔任副驾驶,何健生当领航员,陈静山负责做好飞行前的机务工作。
一天早饭后,飞机腾空而起,广大军民欢呼:“咱的飞机上天啦!”白起驾机低空盘旋一周,何健生、吉翔、陈静山向军民们致意、告别。军民们又掀起欢呼高潮,飞机摇晃着机翼与大家告别后便爬高向北飞去。人们像欢送亲人那样一直目送着它,直到它消失在蓝天白云之间才散去。
不一会儿飞机到达桃村,在一片比较平坦的地里安全着陆。军分区司令员黄经琛亲自来欢迎。“八路军的飞机来啦!”人们互相传颂着。这一消息传开后,几乎轰动了整个胶东半岛。远在百里之外的周围群众络绎不绝地到桃村来参观飞机,人山人海。这架日式九九双引擎运输机也是八路军的第二架飞机。
蔡云翔和吉翔都是牡丹江复飞教员训练班的飞行教官，不幸的是两人先后在两次事故中牺牲。给教学又增添了难度。为了继续坚持复飞训练，尽早培养出自己的飞行教员，副校长白起和训练处处长何健生主动请缨替代蔡云翔和吉翔的教员工作。
白起曾在法国学习航空，是高志航的同学，被称为张作霖空军中的八大金刚之一，起义前是汪伪空军少将。何健生从1937年到1942年，共执行过大小26次轰炸日军的任务。在空战中，曾有六次被日军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都化险为夷。曾被授予二等宣威奖章。
白起、何健生都有熟练的航空经验，丰富的航空理论，因此他们完全能胜任飞行教官任务。
在校长常乾坤和政委王弼、副政委黄乃一的支持下，白起、何健生替补了蔡云翔和吉翔复飞教员训练班的飞行教官空位。白起、何健生与林保毅等日本带飞训练教官一起，担任了牡丹江复飞教员训练班的教学任务。
飞行教官何健生、陈静山与吉翔
老航校从通化转移到牡丹江畔的海浪机场后，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校长常乾坤和政委王弼、副政委黄乃一为了能培养更多的飞行学员，让他们尽早得到系统学习，决定提前结束飞行教员训练班和机械教员训练班。于是在通化开学的飞行教员训练班和机械教员训练班于6月初在牡丹江结业。
东北老航校由此完成了第一批飞行教员和航空机械教员训练培训。经过短期训练后，这些曾经飞翔过蓝天的飞行员很快重新飞上了蓝天；一些曾经具有机务专业技术知识的专业人员，结合当时的航材、设备等条件，学习到新的知识。这二个班的学员都是老航校培养的航空教员，有些教员在训练班学习期间还同时担任学员训练班的教员，并承担执教任务，开始培养第一批飞行学员和航空机械学员。这是中国空军史上，完全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前所未有的航空人才培养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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