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局航空委员会秘书长黄乃一
在回忆东北老航校创建史时，相关报道和研究资料往往会说中共中央曾从延安先后调动了三批赴东北的干部，这是事实。但不能忽略了还有一支由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自治军先后选派的干部队伍参与了东北老航校在通化的创建工作。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们的军队吃够了敌人飞机轰炸、扫射的苦头。在无数指战员倒在敌机的轰炸与扫射的时候，我们多想有一支自己的人民空军。但是在艰苦的战争中，我们既没有起码的物质条件，也没有起码的技术人才，建立自己的空军，只是遥远的梦想。自9月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从延安航空组、抗大机械工程班、中央自然科学院、俄文学校等单位，选调30多名航空技术干部，准备分批从延安快速启程开赴东北创办航校。
这支队伍共有20多名干部参加了创建航校的工作。当时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动军队和干部，挺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在延安，号召大家报名，中央党校一、二、三、四、五部一千多人响应，黄乃一也积极报名参加赴东北干部团。彭真同志在延安主持会议，刘少奇致欢送词，欢送赴东北干部团。
在延安时期和东北老航校的筹建和发展过程中，黄乃一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见证人。黄乃一曾用名黄小平，1916年10月出生，重庆江津人，重庆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肄业。1938先后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三分校、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学习，任宣传干事。同年9月任延安鲁艺戏剧系助理、党支部书记。1939年9月任太行第三分区辽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1940年12月后任太行第三军分区武装部部长、第六军分区武装委员会副主任。1942年7月至1943年1月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党校学习。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去了延安，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学习。1945年11月至1947年10月任东北航校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
在1945年的东北战争中，蒋介石已把宝押在了杜聿明身上。8月31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杜聿明为保安司令；东北局势变得十分紧张。 “沈阳航空队”的工作也日渐困难。 同时，因为国民党军逼近沈阳，本溪也很不安全。
1945年9月3日延安赴东北干部团出发，经张家口，11月初到达沈阳。彭真已乘苏联顾问的飞机先期到达沈阳欢迎干部团的到来，并作了东北形势的报告，要求赴东北干部团克服各种困难，去争取胜利。
东北局组织部找黄乃一谈话，说伍修权同志写了一个条，要挑选一个干部去筹建航空学校，条件是“四条十个字”，即“政治强、身体壮、年轻、聪明”。东北局组织部推荐了黄乃一，伍修权同志“选中了”。听了这样的选择条件，黄乃一感到责任重大，如果真要自己去筹办航校，自己决不能辜负组织上的信任。
11月9日，东总任命延安干部黄乃一为航空队政委，与刘风、蔡云翔、林弥一郎共同管理沈阳航空队的工作。当时除正式宣布黄乃一为政委外，其它领导干部都没有正式任命。但当时都将刘风、蔡云翔叫做队长，将林保毅叫做林部队长。
11月10日，彭真同刚任命为新组建的沈阳航空队政治委员黄乃一谈话，要他带一批人到通化去筹备航空学校。彭真要他到航空队后，首要任务是先发动群众搜集航空器材，组织日本技术人员抓紧修理飞机，学过飞行的同志要尽快恢复飞行，熟悉和掌握飞行技术，为航空运输和建立航校创造条件。彭真交待了对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工作方针，指出林保毅的部队是侵华空军，受法西斯和武士道的毒害较深。但他们既然答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就不能把他们当俘虏对待。在生活上要优待，人格上要尊重，工作上要严格要求，思想上尽力帮助。这批人究竟能为我们工作多久，能否尽力地为我们工作，一方面要看整个形势的发展，另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的工作。
彭真向黄乃一介绍了这些人的情况后，提出了对起义人员的工作方针，指出：对待起义来归的人，要始终保持热情欢迎的态度。有的人历史、社会关系复杂，最关心对他们是不只信任。我们须知，起义过来很不容易，要冒很大风险，起义后应该得到信任。工作安排要使他们有职有权，敢于大胆工作。我们应该信任他们，要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经历，了解不是为了追究历史问题，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提高革命觉悟。我们一定要耐心细致地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弱点；对生活、作风上的问题，要教育启发提高觉悟，不宜操之过急，也不能听任自流。
为了做好这些起义人员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和作用，在黄乃一到沈阳航空队任政委的当天晚上。总部参谋长伍修权找黄乃一谈话。他问了黄乃一的简历及工作情况后，同意他去沈阳航空队，并说第二天彭真同志还要找他谈话。可见东北局和党中央对筹建航空学校，对党的航空事业有多么重视。
彭真和伍修权谈话的内容大致相同。他们讲了沈阳和整个东北的情况及战局形势。也讲了中央对在东北办航校的条件分析和决心。
关于“沈阳航空队”当前的任务，他们提出：主要是发动群众搜集航空器材；组织日本机务技术人员抓紧修理飞机；学过飞行的同志要尽快恢复飞行，熟练和掌握飞行技术，为航空运输和建立航校创造条件。他们着重对航空队当前的主要任务；对起义人员的工作方针；对日本技术人员的工作方针；以及对筹办航校在招生和训练工作方面的方针等，都有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但都对黄乃一特别交待了筹建航空学校的各种政策。
彭真指出：日本人十分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林保毅能率部投降，部队也表示愿为我们效力，这说明他在部队中是有一定威望的，部队还是听他的话的。要教育争取所有的日本留用人员，关键是做好他的工作，使他心悦诚服。
伍修权指出：林保毅的部队，是侵华空军，受法西斯和武士道貌岸然的毒害较深。现在之所以答应为我们效力，主要是由于日本战败，他们一时无路可走，为了生活，迫不得已，而不是自愿，更不是什么觉悟。他们是经我军说服，才向我们缴械投降的。尽管如此，但他们既然愿意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当老师，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当俘虏对待。
伍修权又特别提出了对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工作方针：生活上优待，人格上尊重，工作上严格要求，思想上尽力帮助。
伍修权还语重心长地对黄乃一说：这批人究竟能为我们工作多久？能否尽力地为我们工作？一方面要看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的工作，看我们能不能按照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做好教育争取工作了。
彭真和伍修权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如何正确对待“建国号”起义人员说的。因为这是一支在筹建航校时唯一的起义航空队伍。
1945年11月，彭真同志指示：“要尽快赶到通化筹建航空学校，注意争取日本航空人员，埋头苦干，培养干部。”
1945年1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同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地区航空工作的领导，决定在原来“沈阳航空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 “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东总”参谋长伍修权亲自兼任，秘书长是黄乃一，委员有王弼、常乾坤、刘风、蔡云翔、林弥一郎。在伍修权总参谋长的亲自指示下，明确了筹建航校的基本方针，并选址通化。
说起人民空军的建立，不能不说起伍修权。许多人都知道伍修权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给李德当过翻译，曾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任过处长，在延安中央军委作战部、东北军区工作过；解放后又在外交部、中联部和总参、中顾委工作过。但是不知道他与人民空军、海军的建立还有一段密不可分的经历。事实上，伍修权是东北老航校创建时的主要领导人。伍修权时任“东总”参谋长，东北老航校初创时隶属于东北民主联军。但更多的有关论述中国空军和东北老航校历史的研究报道，几乎都忽略了我党空军史上的东北局航空委员会。
1945年11月中旬， 国民党军队全线进攻东北，挑起了内战，局势发生变化。东北局和东总撤出沈阳。先驻本溪，又迁抚顺。此时，沈阳航空队也奉命撤出沈阳后，先驻辽阳，后迁宫原奉集堡，并奉命再迁移通化。
沈阳航空队迁移到通化后，东北局航空委员会秘书长黄乃一专程去本溪，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汇报了在通化筹建航校的各种方案，以及准备情况。11月下旬，伍修权在沈阳又找王乃一、刘风到他的办公室研究筹办航校的事。
第二天，伍修权办公室又通知王乃一、刘风、蔡云翔、林保毅，到伍修权办公室召开航空委员会会议。这是航空委员会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
会上，伍修权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要我们在东北创办航校，东北局决定成立一个航空委员会来加强对航空事业的领导。这个委员会还有我们党早年培养并一直从事航空研究的常乾坤、王弼两位同志，也是委员会成员。他们现正在延安赴东北的途中。”
伍修权指示：“航空队迁到通化后，迅速从部队中选调学生。可成立一个学生训练队，再成立一个飞行队，准备执行临时紧急飞行任务。两个队上面设个总的机构来统一领导。航空队迁移到通化后，总部将筹建航校的事情，委托通化省委兼后方司令部（也叫军分区）司令员朱瑞和政委吴溉之来管。”
伍修权在第一次航空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要求：“我们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东北创办航校，当务之急就是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鉴于目前形势和具体条件，办航校不能照搬外国的办法，也不能照搬国民党的办法，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不能等什么都有了再招生，再按部就班进行教学和训练。应该学习和发扬抗大精神，要求尽快接收学生，教职员一起动手，边建校、边训练，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中国人民早日培养出飞行员和飞机修理人员。”
由此，伍修权提出打破常规、加快建校的指导思想，要求尽快接收学员；他还提出教职员一齐动手边建校，边训练，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机务人员。
但是，教员在哪里？学员又在哪里？黄乃一将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要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航空人员都汇聚到东北。蔡云翔提出，与我一道起义的白起、何健生、吉翔、陈静山以及秦传佳和家属等共二十余人，10月从江苏分批出发，已到达山东解放区。应该急调白景丰、何健生一行到东北，共同参加航校建设。
会议通过了黄乃一和蔡云翔的建议。
在第一次航空委员会会议上，伍修权还对委员会委员进行了明确分工：
一：由刘风主要负责，组织人员去各地修理飞机和搜集航材航油。应先南后北，先从营口、大连、锦州等地开始。飞机修好一架，飞回沈阳一架。
二：由黄乃一负责，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提出招收学生的条件、学生来源、训练方针以及航校机构的设置等方案，交委员会下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东总总部审批。
三：由蔡云翔、林保毅负责组织技术人员修理飞机。
会议明确了为便于开展工作，要尽快把现有人员组织起来，正式成立航空队，并按军队办法实施管理。
在伍修权总参谋长的亲自指示下，明确了在通化筹建航校的基本方针。东北老航校的成立及以后能够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都是遵循了航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执行的。
黄乃一刚到航空委员会和沈阳航空队，便与先行从延安到达东北的第一批航空人员刘风、蔡云翔、田杰、陈明秋、顾青，以及林弥一郎等投诚的日本空军人员一起，组织人力，寻找航材，他们从辽阳、营口、鞍山、大石桥一带，搜集了十余架飞机和一些破烂不堪的航空器材。
沈阳航空队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进行了几乎是连续的三次大搬家。
1945年12月上旬，由于国民党大举进攻东北，“东总”决定航空队由辽阳、宫原迁驻通化。此后，航空队开始向通化转移。
黄乃一、刘风等人和林保毅大队组成的东北民主联军沈阳航空队在迁移通化时，能飞的飞机由蔡云翔、张华、顾青原820机组飞行员和日本飞行员驾机进行转场。这些有经验的飞行员，承担了驾驶飞机转场的任务。那时的飞机质量很差，有的还没有完全修理好，但只要能飞，他们就毫不犹豫地驾机转场。12月下旬的一天，在通化城的上空突然出现了战斗机群，引起了众多通化市民仰头观看。这就是东北民主联军沈阳航空队从本溪转场通化机场。一位日本人在所著的《通化几山河》一书中，对这次转场做了如下描写：“那是一个有沙尘的日子，一架又一架联合编队的战斗机轰鸣声响彻通化上空……战斗机编队在上空绕一周、两周然后首机下降，依次在通化机场着陆。”不难看出，这次转场的场面还是很壮观的。
当时的航空器材是从陆路运到通化的。不能飞的20多架飞机，则由陆路转运。这支队伍的成员身穿中日杂拌军装，用牛、马拉的大车倒拖着卸了翅膀的飞机，浩浩荡荡地在雪原上行进。上坡时，牛马的四蹄蹬塌了土石；在破败不堪的道路上，大车轱辘陷到坑里，这时大家就蜂拥而上，手推肩扛车帮、机头和牛马的屁股，发着喊向前推进。
马拉飞机
航空队队员们将飞机拆散装在大板车上，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在盘旋曲折的山路上进行转移。用牛马大车拉飞机，顶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和土匪的抢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这些航空器材运到了本溪、通化。首开了马车拉飞机的记录。
黄乃一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航空器材十分紧张，暂时不能飞的20余架飞机也必须转移到通化，但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我们只好把飞机的机翼卸下来，装在大板车上，把机翼绑在大板车后边，用牛、马和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向通化转移……老百姓见了，风趣地说：‘牛车拉飞机，真稀奇’。”就这样一直到12月14日，陆路运送的航材才全部抵达通化。
12月15日，部队刚转到通化不久，机务人员修好了一架飞机，林保毅便决定亲自试飞。不幸，飞机起飞时就发生了事故。飞机摔了下来，林保毅受了重伤。
黄乃一立即要求医院全力抢救。几个小时后，当林保毅苏醒过来，看到大家都守护在自己的身边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认识，对他以后的思想转变有很大影响。
沈阳航空队迁移到通化后，稍事休息，根据航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伍修权提出的打破常规、加快航校建设的指导思想，即着手招收飞行学生。
航空委员会秘书长黄乃一迅急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航空人员汇聚到通化。根据蔡云翔的建议，急调已在山东解放区的白起、何健生一行到通化，共同参加航校建设。在伍修权的指示下，白起、何健生等很快接到了东北航空委员会的奉调命令。不久，白起、何健生、吉翔、陈静山、秦传佳等从山东解放区辗转来到了通化。
当初沈阳航空队刚到通化时，首先就遇到住房问题。几百号人没有营房住，只能暂时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但市区中国老百姓的住房很拥挤，只有日本居民的住房较为宽敞。黄乃一就通过航空队的日本人，向日本居民交涉，经同意后，一部分人就住进了日本居民家中。当时，黄乃一与白起一同借住在一个日本土木工程师的家中。
期间，黄乃一、刘风又去总部组织部要来了一批干部：他们是顾磊、白平、刘西科、张培根、张清贵，及警卫连长、指导员和三个排长。
民主联军总部曾指示：沈阳航空队奉命撤出沈阳到通化后，要从部队中选调学生，建立学生训练队，再成立一个飞行队。第一次东北航空委员会会议之后，黄乃一当时面临一个棘手的招生问题。办校，就得要有生源。生源招生的标准又如何确定呢？
黄乃一又与伍修权讨论了多次。伍修权指出：培养什么人当飞行员，这是一件大事。东北在日本和伪满统治下有十几年了，目前是刚解放，不宜就地招考飞行学生。应该考虑从部队里选调。究竟选什么样的人，特别是飞行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你可以征求起义人员的意见，包括日本飞行员的意见。你和他们研究后提出方案。
黄乃一就此事征询白起对新生要求的建议。白起谈起了自己在国外学习航空的经历。白起认为，关键是要让新学员尽快懂得航空知识，对飞机的构造、性能、航空原理等一无所知，又怎么能维修保养飞机，更不要谈飞上蓝天了。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
黄乃一就航校招生标准如何确定问题，还征询了蔡云翔和何健生的意见，两人的回答是：航空人员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身体要好，年轻、聪明。
黄乃一又征询了那些日本飞行员的意见，也基本上相同。唯有林保毅的看法，令黄乃一大吃一惊。
林保毅说：你们今天要选的飞行学生，应该是你们将来建设空军时的骨干。飞行员一旦上了天，他就是飞机的主宰，虽然空中有空域的划分，但那只是一种假设，空中并没有中国的万里长城。地面虽然也有无线电指挥，可是听不听你指挥，那是飞行员头脑里的事了。因此，你们要选的飞行学生，首先和最重要的的条件，是要让你们认为是绝对忠实于你们的人。
林保毅的话很有意思，他提出的是日本式用兵的条件，或者说是一种“武士道精神”，可实际上又是讲了“中国式的政治条件”。林保毅在讲述了这些“政治条件”后，又就飞行学员的文化水平、年龄等条件，谈了要求和理由。
黄乃一通过细致地调查和征询意见，最后向伍修权作了汇报。东总和东北局很快就同意了研究成果，确定了招收飞行学生的条件：
1，要出身好，来历清楚，有较高的阶级觉悟；
2，要体检合格；
3，要年轻；
4，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但是，后来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些争论。因为当时的学员普遍问题是文化水平不高，学习时困难极大。有的中国教员和干部就产生了埋怨情绪，甚至主张淘汰这类学员。不过，林保毅和其它主要的一些日本教员，还是比较服从黄乃一的安排，耐心地进行带飞教育，终于让这些学生飞上了蓝天，有的学生还在朝鲜战场上成了战斗英雄。
黄乃一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林保毅的这一席话和他后来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为我们培训航空人才的意见是中肯的，态度是诚实的，工作也是积极认真的。
有关筹建航校的训练方针问题，黄乃一认为：目前我们处在非常时期，不能按正常情况办学。美国、日本、苏联，以及国民党，他们的航校训练飞行员，都要三、四年。革命战争和当前形势，需要我们在最短的时期内，培养出自己的飞行员和飞机修理人员。我们要从实际出发，针对部队选调来的学生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开展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进行实物教育。
航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后不久，黄乃一按照总部的要求和航空队的原定计划，飞行学员都要要从部队中选调。当时部队都要在前线打仗，上哪儿去选调学员？正在此时，山东抗大一分校于11月底和12月初到达通化，他们带来了1000多名学生，都是战斗部队选送培养的青年战士，或在胶东老解放区吸收的青年学生。这些学生正是选调飞行员的最好对象。
于是，黄乃一立即向吴溉之、朱端报告，并请示东北局，获得了批准，同意从山东抗大一分校选调合格学生到航校学习。
山东抗大分校部分学员
为此，还由航空队抽出政工、技术、医务干部，专门成立了新生选调小组，由白平、刘西科、何健生等组成选调小组，会同抗大一分校政治部和各队党组织查看了该校全体学生档案。原以为“十里挑一”，挑选120名学生问题不大。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初选的基础上，结合与学生谈话了解情况，然后进行体检和测验，最后合格的只有109人。这些新生学员，在12月份转入了航空队。
1946年11月，新四军选调100人入校，其中有郭浩、张执之、杨扶真、陆汀、胡溪涛、姚长川、金山、王健、郑国龙、杜国光、方飞、徐振东、董平波、董兴、郑刚、范刚、施谛等。
新学员年纪很轻，大多数在十七、八岁至二十岁左右。又来自部队和老解放区的农村，都要经过战争环境和艰苦生活环境的锻炼，有较高的阶级觉悟，身体也基本健康。但是，他们中有些在解放区农村上过小学或初中，有的是参军后来部队里学了点文化，多数人的实际语文程度，只相当于正规的高小。
由新四军选调入校的学员
何健生参加了新生选调小组工作后常与蔡云翔谈起新生选调小组工作的事，并征询挑选新学员的建议。蔡云翔、何健生都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又一起从扬州起义来到了这里，对航空人才的要求，自然很快就有了共识。当时的日本飞行教官也是这个看法。
由于航空队人数剧增，为了加强领导和管理，黄乃一向东总请示：能否尽早解决组织人员问题。总部的回答是：等常乾坤、王弼同志到达通化后再说。
当时东北局航空委员会由伍修权、王弼、常乾坤、黄乃一、刘风、蔡云翔、林保毅七人组成，王弼、常乾坤也是委员会成员。此时的常乾坤、王弼带领航空队伍正行进在前往通化的路上，因此没有参加航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不久，常乾坤抵达通化后，他支持了黄乃一的主张。他说，学修理的，可用坏发动机拆卸解剖的办法，让每个学员知道每个零件的名称，应该装在什么部位，起什么作用，工作起来怎样算是正常的，怎么样又是不正常的，如何修理？知道怎么用就行了，少问为什么。
伍修权也指出，涉及到一些较深的基本原理，文化基础差，不易弄懂，形势紧迫，不允许花很多时间用在理论学习上。非学不可的原理，也只要求先知其当然，暂不要求知其所以然。先学实际操作，尽快学会修理飞机，驾驶飞机。以后环境和条件允许，再从理论上学习提高。
这些指示和要求，是当时航校的主要工作的重要方针。在贯彻这些方针的过程中，有的问题有过激烈争论，在实际工作中也有过反复，甚至走了弯路。但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是适合当时情况的，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东北航空委员会及时地统一了全体航空人员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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