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街道上，屋顶上，到处覆满了白霜，结成了薄冰，干冷而坚硬，路上的行人匆匆忙忙，薄冰被踏得簌簌作响。悬铃木的大叶子 也已经在寒风中纷纷凋落了。冬天，又降到了人间。
哥哥瑟缩地坐在家门口的石台阶上，暮色正弥漫开来，他孤独寒冷，在家守了一天，现在正等着母亲的归来。他把两只小手拼命地来回搓着，小手被冻得又红又肿。
父亲悄悄出走了，母亲要支撑着她和哥哥的生活，那时我还没来到这个世上。一吃过早饭，母亲连家也顾不得收拾一下，就出去帮人洗衣服了。这时，哥哥就会一个人独自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有时一直等到太阳西落时母亲回家。饿了，就掏出母亲留给他的冷大饼咬上几口。
父亲出走后，外祖父的脾气更坏了，酒越喝越多，有时伸着脖子就象个鸭子似的，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倒酒。几乎每天从早晨起来就喝酒，一瓶白酒最多喝上一天。他的脸色从白转黄，渐渐变在黑褐色了。喝醉的时候，照例是破口大骂，骂的对象自然是自己人，他老是骂父亲无能，没有出息，也骂他的大儿子擅自放弃了圣约翰大学的学业，失去了影踪。
母亲从不过问外祖父的事，任凭外祖父怎样说长道短，她却漠不关心。
母亲最终选择离开了这个家，她带着哥哥寄居在我的堂伯母家。堂伯父是知名的独脚戏演员，在电台里开设了个人专档播音节目，还行医卖药。母亲与伯母家亲如姐妹，无话不谈。当时居住在泰兴路。
母亲能做一手好女红活，裁剪衣服，编织毛衣，刺绣枕套，都是她的绝活。闲时，母亲还常与儿时同学和闺密们聚在一起，谈的都是时尚服饰打扮和流行电影。母亲还爱学吹口琴。
生活并没有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唯一的希冀是能得到父亲的消息。我的大舅秘密参加了新四军，父亲和叔叔也参加了新四军。但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并不知道这些事。
母亲根本没有化时间照管哥哥，而哥哥冬夏春秋都与堂伯父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有时，哥哥只有坐在门口等母亲回家。
狭小的弄堂就象一个万花筒，哥哥看着那些喝得满脸通红的抽黄烟的人，手里还提着酒瓶，摇摇晃晃，擦着墙根一跛一跛地走去；他看着卖豆腐的小贩挑着担子，敲打着竹筒走去；来来往往，行人变幻无穷，唯有他坐在门口，无论冬夏春秋，他都被失去父亲的孤独占有。
天已墨黑了，哥哥由焦急已经失望了，只要母亲回来，孤独就会消失，可是他看不见母亲的身影，有什么办法呢？母亲常为儿时闺密们量身裁剪衣服，有时很晚回家。
一天积累的困乏，使年幼的哥哥无力再支持下去。他仍然坐在门口等待母亲回家，伯母劝他回家，也劝不听。
这时，在幽暗的路灯下一个女人颤颤地晃了过来。
“妈妈！”
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在哥哥脸上吻了一下，然后拉着他的手，就象往常一样，回到了已经离开一整天的家。
妈妈回来了，这是哥哥一天中最高兴的时候。可是，今天怎么啦？妈妈一下子倒在床上就闭上了眼睛。
哥哥没精打采地把一个手指放在口中咬着，慢慢地靠着窗口坐了下来。哥哥过早地体验了没有父亲陪伴的孤独，但他懂得疼爱母亲，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窗外，远处的居家亮着灯，弄堂里的路灯也亮着，在这世界之外的屋子里，却是死一般的漆黑。
哥哥曾不止一次地想过父亲，他向母亲问过爸爸那里去了，可母亲总是说，爸爸做生意去了，于是他就盼望父亲回来，父亲回来一定会给他买好吃的……
突然，哥哥跪到母亲身边，摇了她几下：“妈妈，你快来看，外面停着一辆汽车，车上走下一个拎箱子的人，大概是爸爸回来了。”
妈妈用手轻轻地打了哥哥一下，连眼也没睁一下，又睡去了。
哥哥突然问母亲：“你为什么不去看看爸爸呢？我要爸爸呀！”
妈妈突然瞪大了眼：“你吵什么！你不知道我很累了吗？告诉你，你的爸爸早死了！”
妈妈说完翻过身去了。她一点也没察觉到自己的儿子正在伤心地哭泣。
原来母亲又去了外祖父家，想打听大舅的消息，可以从侧面了解父亲的去处。结果被外祖父骂了一顿。外祖父反对母亲的这段婚姻，总认为我的父亲没有出息。
我的母亲始终不知道父亲的下落。
当母亲孤独地带着我哥哥时，堂伯母和堂伯父伸出了援助之手，尽力帮助我的母亲和哥哥。我母亲带着刚满周岁的哥哥就是在堂伯父家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母亲无法从外祖父、外祖母那里打听到父亲的消息，反而被外祖父骂了一顿，感到很委屈。她对父亲的毫无信息失望了，就将火气发泄到了我哥哥身上。
哥哥哭了，独自趴在窗口上，他是很相信妈妈的话，原来自己盼的爸爸早死了。一直到弄堂里的路灯灭了，窗外是浓浓的黑夜，他昏沉沉地睡着了，睡梦中依然是梦见黑沉沉的夜，连一点儿光也见不到。
2
母亲的手平展着，按在搓衣板上，她发痴地盯着这双手，连连叹息。因为自己是寄居在伯母家，她就主动揽起了伯母家的家务劳动。夏天里，这双手弄得又粗又硬，冬天里，这双手弄得又红又肿。一双手已经失去了弹性，骨节突出，手掌上开始长了茧子。
母亲举起十指，对着阳光照去，只看见那十根手指，黄澄澄的，干木棍似的，没有一点儿血色，那张瘦削而苍白脸上嵌着一双捉摸不定的眼睛，两只眼珠子就象蒙上了一层薄翳。
母亲弯下了腰来，将洗衣盆里的衣服绞干了，晾在外面的晒衣绳上，然后，将搓衣板擦干净，伸出红肿的手指，将搓衣板用力地塞到床底下，搓衣板一下子被推到了床底下的墙角里，震起了一股灰尘。而母亲却长长出了口气，好象觉得舒展了一些。
“这是真的吗？真的吗？”
母亲自言自语地说。她右手和左手互相扭缠着，使得指节间发出轧碎核桃一般的脆声，体现出她惊人的狂热感情。
她松开了手，慢慢地从怀里掏出了那封已经被捏皱了的信纸，坐在床沿上，将信纸平铺在被子上，用手反复地展平信纸上的皱褶，再一次念了起来：
“昨天已经过去了，在昨天的梦幻中，我一直在想，我们将永远不会见面了……我是在硝烟、炮火中度过昨天的。我自从离开扬州后，就通过船老大，找到了共产党，我参加了新四军，先是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你的弟弟在一起。你怎么也想象不出，当我从‘抗大’毕业后，我那双靠扎纸灯挣钱养家糊口的双手，拿起了大枪，后来又开坦克车，我还当上了坦克连的连长，还获得了一枚勋章。现在，我们胜利了，这个战争洗礼过的世界纯洁了，现在，我多么想你呀，我们分开得那么仓促，那么久远，现在是该团聚的时候了……孩子已经长高了吧，我真想他，他应该会叫爸爸了吧……你早点来我这儿吧，我已经为你准备了很宽的住房，我们该是团聚的时候了……我等着你，我整日整夜地等着你，你快点来到我的身边吧……”
这是父亲写给母亲的信，是父亲走后六年中给母亲的第一封信。这封信是堂伯母转交给母亲的。父亲显然知道母亲居住在伯母家，信就寄到了堂伯母那里。
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念着父亲的信，脑海里又映现出前些日子堂伯母和她说话时的情景。
我的堂伯父叫沈朔风，是上海滩颇有名气的播音演员，曾在大美、华泰、友联等电台里主持过故事双飞凤、描音戏、话剧等专题节目。他甚至还是姚慕双、周柏春的前辈呢。
堂伯父是个温和老实的人，心地极好。我的堂伯母也是热情心善的女人，作为我母亲的堂嫂，她是我父系家族中唯一和母亲友谊最深的亲人。我的祖父和伯父的父亲是兄弟关系。
母亲和堂嫂关系亲密，父亲是早知道的，但是不知出于什么缘故，父亲在事业成功的时候，第一封发给上海的信居然不是寄给母亲的，而是寄给堂嫂。
我的堂伯母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她告诉我母亲，我的父亲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堂伯母，这是一封糟糕透顶的信。父亲在写给堂伯母的信中居然打听母亲这些年是否改嫁了，或已经有了外遇。
堂伯母把这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母亲，母亲为此大哭大闹，害了一场大病，直至她已年近80岁时，每每说起这件事，还耿耿于怀。
也许是父亲毕竟没有忘记母亲，终于给母亲写来了这第一封信，是来自遥远的东北、时隔六年之久的第一封信。母亲还是被感动了，她长叹一口气，把信揣进怀里，大声地喊叫着我的哥哥：
“孩子，快点过来！我要和你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带你去见你的爸爸！”
“爸爸？爸爸不是死了吗？”哥哥显得十分惊讶。
母亲流着眼泪说：“孩子，看，这是你爸爸来的信，他在东北，叫我们去。”
哥哥笑着跳着叫着：
“啊！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3
狂风怒吼着，雨越下越大。雷声隆隆地滚过古老的土地。那铺天盖地的雨点，汇成了激流，在古老的土地上冲刷着，雷声又象那轰击旧世界的炮声，一阵一阵，响彻天空，滚过大地……国民党南京政府就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候垮台了。
雨后，空气格外地清新。
拥挤的人流，杂乱的车站，已经显得不再使人讨厌了。当母亲带着外祖母和我哥哥登上从上海去沈阳的火车后，她在车窗边朝外观赏的时候，发觉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笑意，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好象昨天的苦难没有存在过一样。
火车轮子终于哐当一声响了起来，接着是汽笛大声地呼叫着，从上海到沈阳的列车缓缓地驶出了月台，沿着平行的铁轨往北前进了。
哥哥高兴地搂着母亲的脖子，紧紧靠着外祖母，好奇地透过车窗玻璃，瞭望着远方。一棵棵大树往后急促地倒去，车轮子哐哐地好象在演奏着一首交响乐曲，听起来特别令人快活。不仅哥哥好奇，就连母亲也感到奇怪，这些树呀、河呀、房子呀，都是平时看惯的东西，可是现在都变得新奇了，变得很有趣味了，就好像第一次见到一样。
新生的日子是永远令人快活而难忘的。
为了迎接这新生的日子，到遥远的东北去享受一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母亲摘下了手指上的戒指卖掉了，用卖戒指的钱铺了路，沿着这条路朝北迅速地靠去。母亲一共有三只戒指，卖掉的戒指是她最心爱的一只。
但第二只戒指也很快失去了。
母亲到达沈阳后，没有想到，自己浴血奋战厮拼疆场的丈夫，除了几枚立功章和几件旧军装之外，一无所有。面对空荡荡的沈阳住宅，母亲的第二只戒指就转眼变成了简单的家具和锅盆碗盏。
母亲又用最后一只戒指为父亲换了一套呢制的中山装，换了一套父亲一辈子中唯一的仅有的一套中山装。这套中山装是母亲亲自剪裁制作的。
听我母亲说，当时唯一感到痛苦的是我的外祖母，因为当她看到我的父亲后，就悲悲惨惨地起想了自己出走多年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舅父。
我的大舅秘密参加了新四军，外祖父事先并不知道，也一直没有联系。外祖父、外祖母也不知道我的父亲和叔叔此时也参加了新四军。
当军时，国民党搜捕共产党员家属的活动日益频繁，许许多多无辜的共产党人家属遭到了杀身之祸。
当沈阳解放后，外祖父、外祖母才知道我的父亲和叔叔都参加了解放军。他们从父亲那里知道，大舅也参加了解放军。
外祖母与我父母在沈阳住了大概半年之后，大舅父来消息了，他已在南京军事学院当了一名解放军教官。不久，外祖母就离开了沈阳，赶到南京去了。
外祖母坚持要去南京看望儿子。结果，外祖母在途中却被一个挑着扁担的难民不小心地将扁担撞上了她的鼻子，从此留下了后遗症，鼻子经常流鼻血。
外祖母去南京后，也就是我母亲到沈阳的第二年，我就在沈阳来到了这个世界。
又过了一年半，我的妹妹也来到了这个世界。
接着，依然是间隔一年半，弟弟加入了我们这个家族的行列。
沈阳，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地方，因为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是在这里得到的。
我父亲的血曾经洒在这片土地上，而我，正是在洒有父亲鲜血的土地上，开始走向人生的，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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