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延安炮校奉命挺进东北,炮校分为两部分北上，第一部分11月到达沈阳东郊后，即奉命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炮兵学校。第一期炮兵毕业证是1945年9月(民国1934年)发的，毕业证上签名有:朱瑞、邱创成，匡裕民、刘登瀛、李荫南的印鉴。12月底，第二部分北上至东北沈阳东郊汇合。延安炮校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军炮兵学校。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和军委急需发展八路军炮兵事业，但筹建延安炮校最迫切的就是到哪里寻找稀缺的炮兵技术教员。没有炮兵技术教员，建立炮校也是图有虚名，只好暂时搁浅下来，等待时机成熟。1938年，郑新潮在黄埔军校高级炮校带动积极抗战的东北籍黄埔师生掀起“黄埔学潮”，受到蒋介石接见，但郑新潮等强谏抗战未果。后在东北民主爱国组织阎宝航、高崇民的引导下，郑新潮带着5名黄埔生毕业后奔赴延安，先后受到毛泽东、朱德、贺龙等首长的接见。毛泽东笑着说:好哇!老蒋精心培养的黄埔高级炮校毕业生输送到延安来了，这说明我们的统战工作是有效的。
1939年，由于抗战进入紧迫阶段，延安正渴望急需的炮兵人才。在中央领导和军委的重视下，在教育长郭化若的安排下，延安抗大从此开设了炮兵课程，郑新潮成为抗大首席炮兵教员，上了第一堂炮兵教学课。
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接见炮兵学校的教员和干部，他勉励大家要努力钻研炮兵学科，让学员们真正掌握炮兵专业知识，将来像种子一样到各部队去生根开花结果。炮校像母鸡孵蛋，不断繁衍，不断发展我军的炮兵事业。在谈到炮兵教员所发挥的作用与价值时，毛主席与朱德在大会上幽默地说:三军可夺帅，炮兵教员绝不能丢哇!
此后，由于战争的需要，郑新潮等奔赴东北战场，他参与了创建延安炮兵学校、宣化炮兵学校、东北自治军炮兵学校。1946年3月，东北人民自军炮兵学校奉命迁移至沈阳东郊。同年6月，迁址通化。“东北人民自军炮兵学校”奉命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学校”。后迁至牡丹江市。
当时，由于日军投降后在牡丹江沿线丢弃了大量的重型火炮武器，我军接收后缺乏马匹，出现了无法运送等诸因素。斯大林曾指出:“炮兵是战争之神。”毛泽东也曾指出“军马是炮兵之足。”因此，毛泽东主席在1947年2月25日亲自批准让东北民主联军建立军马基地，驯养军马，供给全国战争需要。我们的军马场是毛主席提出后，才开始筹建的。
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校校长朱瑞在哈尔滨接见郑新潮时说:“马与炮不可分割，纵览中外炮兵发展史，军马是不可缺的部分。”
回忆建立军马场的那段艰难困苦岁月，郑新潮说：1947年2月初，东北炮司后勤部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让我负责筹建军马场的工作。我问给多少人，这个后勤部的领导同志说:“场长是你，干部是你老婆。至于经费嘛，一分没有，你们自己想办法。”我说:“不行，人太少。”他说:“不行的话，就拨给你们六名伤残病员，然后给你们两匹种马。”就这样，我和我爱人邵清廉、六名伤病员(其中还有一名是个十二岁的娃娃)，一行八人，带着两匹种马，这还是日本投降缴获的战利品，在牡丹江谢家沟日本兵营的废墟上建立了全军第一个军马改良场，随后又购进一批种马，当年就繁殖军马上百匹。
郑新潮的妻子邵清廉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筹建延安炮校、宣化炮校、东北自治军炮校、东北民主联军炮校、朱瑞炮校等五个炮校，1947年创建牡丹江军马场。在共产党军中史称:军马女将。她也是全军军马场最早的创始人之一 。
邵清廉，祖籍系金辽满人，祖爷是清代镶黄旗御医，因误诊在众臣的劝护下未斩，被贬为蓝旗，卸甲归田。邵清廉1914年10月生于辽宁新民(1914年区划辽法库县)蓝旗堡，自幼敏学，念道德经，性格直爽，开明豁达，属书香门第，大家闺秀，赋诗吟句、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父邵万生，持祖传秘方，救死扶伤，医术精湛，驰名遐迩，设邵公馆，母邵菅氏。邵清廉在父亲的包办下，于1932年2月与郑新潮在沈阳结婚。
邵清廉1936年在北平
邵清廉从丈夫郑新潮那里接受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并于1936年与丈夫随流亡儒生涌入北平在辅仁学院读书，学习道德经。在邵清廉的身上:一方面，有着中国封建孔孟之道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也有西方基督教的道德约俗。中西双重道德的约诚为邵清廉的优良品质奠定了基础。她随夫立志，与丈夫的爱情与品德的交织构成了她人生的价值。
1935年2月邵清廉与郑新潮珠联璧合。受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邵清廉于1936年与丈夫郑新潮随流亡儒生涌入北平在辅仁学校读书，纳新文化、新思维。后因身孕和战乱回归家园。1937年卢沟桥事变，郑新潮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炮科，涌动抗日爱国的黄埔学潮，面见校长蒋介石，强谏未果。郑新潮不甘平庸，毕业后奔赴延安，受到毛泽东和朱德接见与座谈，毛泽东、朱德倍爱炮兵军事人才，令其筹建抗大延安炮兵学校，任八路军首席炮兵教官。
丈夫郑新潮的远大爱国志向，直接带动了邵清廉的向往，点燃了她心中随夫立志的愿望。具有爱国志向的邵清廉携幼子千里寻夫，从辽宁沈阳新民县徒步奔赴延安，穿越张作霖、阎锡山、日伪等匪夷关卡，挣脱重重封锁线，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坎坷丛生，历时三月有余。于1941年11月26日抵达延安。
延安女子大学
邵清廉在延安宝塔下聆听李贞、张琴秋等讲党课。长子郑云燕在延安宝塔小学，次子郑泽延在延安保育院。丈夫郑新潮则在延安抗大筹建延安炮兵学校。
邵清廉一家人住在延安窑洞的邻居是抗战作曲家张寒晖--《松花江上》歌曲作者。在邻居相处的几年时光里，他们朝夕相处，相互照应，直至张寒晖去世，留下了许多值得怀念和难忘的故事。
延安窑洞生活
1945年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围剿延安。1945年底，邵清廉全家随延安炮兵学校在胡耀邦率领的北上大军赴东北战场，胡耀邦和他率领的东干队，到了10月末才出发。他们走出延安，东渡黄河、沿着太行山脉、燕山山脉，进入冀热辽(张家口承德)。东干队有年过五十的医生、作家、艺术家、老干部，也有十几岁的青年学生。
行军的速度虽没有野战部队快，却不怕困难，情绪很高，团结友爱，互帮互让，歌声不断。当跨越过长城，到了广袤空阔的塞外，大家高兴得忘掉了一切艰辛和痛苦，欢呼了起来。尤其是那些东北籍的干部，一跨入光复了的东北大地，就手舞足蹈地高唱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高粱肥，大豆香……”。
邵清廉随延安炮校到宣化至东北途中
此后，行军前进受到敌军的阻挡，中央军委根据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电报请示，马上任命胡耀邦为冀察辽军区政治部代理主任，同时对东干队的干部就地分配。因邵清廉与郑新潮(东干队)是延安炮校的教员被分配到张家口接续筹建宣化炮兵学校。
经炮兵司令员兼延安炮校校长朱瑞的指示:令延安炮校北迁部队在宣化休整待命，并开始创建宣化炮校。此时，林千、赵大曼、郑新潮、沈毅、邵清廉等迅速投入了筹建宣化炮校(现炮兵指挥学院)。宣化炮兵学校正式成立后，进行了几期培训班的教学课程。
炮校学员
1946年，延安炮兵学校随胡耀邦率领的北上大军赴东北战场，于1947年抵达黑龙江，延安炮校改名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学校。当时东北战场炮火连天，炮兵前线纷纷告急缺马!需要大量的马匹拉炮，运送炮弹。此时，军委炮兵司令员朱瑞和副司令员贾陶指示:由于战争紧迫和急需，加上缺少人手，特派东北炮校的郑新潮与邵清廉立即在牡丹江筹建军马场!
白天郑新潮外出联络，到处去寻找物资，晚上回来亲自动手搭建土房。邵清廉抱着孩子带领4名伤残战士，只有两匹马。在荒野的土地上搭建炉灶、平整土地、修建牧栏。初始组建我军第一个军马场时，总共只有6个人，除了郑新潮与邵清廉外还有4名从前线退下来的伤残人员。全体人员隶属东北炮兵学校，马匹与物资直接隶属军委炮兵司令部调遣。
当时发生了镜泊湖之战:东北抗日勇士“手榴弹雨”重创日军。
1947年秋，军马场刚建立不久，从牡丹江军马场外开来了三辆大卡车，押车的解放军卸下一群日军战俘，上级首长让安顿这批日军战俘。在没有吃住的困境中，邵清廉向上级申要了几口大锅、铁锨等工具、帐篷、油灯等必需品。总算安顿了这些日军战俘。
一天夜间，风雪交加，狂风刺骨，劳累了一整天的邵清廉已经入睡，突然听到门外枪响，十几只狗狂叫，战士喊日军战俘暴动了，越狱出逃!
邵披上棉衣追赶，索性都抓了回来，唯有一个大佐在血泊中剖腹自杀，发现他身上藏着地图。其它战俘也决心自杀，邵清廉因在沈阳师范学过日语，听到了他们的动向，当时俘虏们出现大量自杀军委要追责任的。管战俘的首长纷纷讲话想阻止他们自杀行为，但都无济于事。
无奈之下，最终邵清廉以一个中国妇女的身份向日军战俘发表讲话，她表示你们自杀结束了生命，是容易做到的，但你们的妻子和孩子将蒙受后半生更大的痛苦，她们该怎样活下去?邵清廉的话感动了日军战俘，战俘们当场痛哭流涕，此后无一人自杀。
1948年毛泽东与周恩来根据战俘协议，将他们送回国，在码头分别上船前，日军战俘们流泪感激中共和邵，如果没有邵的一席讲话，他们活不到今天，更想不到有今天，在他们到达日本后的十多年里，这些战俘总是纷纷来信或邮寄东西，在感激之中表示反对侵略战争。
此后邵清廉调入北京军委炮兵司令部工作，在几十年里，电视台上经常报导许多日军归国战俘和后裔纷纷找牡丹江，想寻找当年的恩情，却找不到人了，历史的变迁，物去人非。邵清廉在家中常常看着电视上的报到，拿出许多当年珍贵的老照片讲述当年的情况细节：当年，我们解放军战士吃不饱粗粮，日本战俘却吃大米白面和鱼肉。我们坚定执行中央决议，雷打不动，我们的军队胜于“武士道”。
当时日军在牡丹江畔丢弃的废旧炮，运到马场院子里，由炮兵专家郑新潮负责改装和修理。当时随着马匹的逐渐增多，人员越来越紧张。其间，邱创成任牡丹江市委书记，郑新潮几次找邱创成要人、要马。邱创成笑着说：“好人好马都上了前方，哪里还有人和马?要不就给你们弄几个懂军马的战俘，你们管着他们干活，不然他们也是白吃饭。”
郑新潮考虑了一下说：“可以。”
时间不长，经邱创成批准，果然给军马场拨来了六名日本俘虏，其中三名干过兽医，一名炮兵大佐名叫藤畸，曾留学法国，是日本有名的相马专家。郑新潮、邵清廉既要改造他们，又要充分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军马场不仅注意大批繁殖军马，还注意军马的改良工作，要培育出驮载骑乘全都符合要求的改良马。修好的炮在解放战争中也发挥了作用。
随着战争的需要，军马的急需，郑新潮、邵清廉又扩建了东北扎兰屯，肇东两个军马场，规划红山等一批军马场，建立了36个军马配种站，还在太康、安达等地建立起军马牧草基地。在三年多时间里，军马场共繁殖种马2500多匹，为炮兵输送军马36000多匹，还为部吠联系购买军马25000多匹，为炮兵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军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军马事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表彰等情况。
1947年初牡丹江军马场邵清廉(女)
1948年5月和1949年10月，炮兵司令部和东北人民政府，先后拨给马场20多根金条和16亿元东北流通券用于购买种马，马场从海拉尔先后买回230余匹种马进行繁殖。在此基础上，又先从日本战俘营选挑十几名日本兽医和畜牧技术人员。其后又选派技术人员参加国家农业部聘请前苏联专家在张北开办的人工授精培训班学习，并在今后几十年的育种中严格按苏联的人工授精操作规程进行配种。 新出生的马驹，无论从腕力上还是从奔跑能力上，都分别优于民马。马驹长大后，马场人像欢送自己的子女参军一样，将其头戴红花，敲锣打鼓地送往解放战争的前线。
1948年，朱瑞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的作战中英勇牺牲。为了纪念朱瑞将军，10月3日，中央军委命名东北军区炮兵学校为朱瑞炮兵学校。10月16日，马场改名为“东北军区朱瑞炮兵学校军马场”，这是牡丹江军马场第一次易名。郑新潮继任场长。
1949年11月1日，经炮校党委研究决定，将马场由营级升为团级，组建临时党委。此间，郑新潮依然任场长。
1949年底和1950年初，经省政府和炮兵司令部批准，马场将原来的买草点-肇东牧场和日伪时期的兴安牧场-内蒙古扎兰屯牧场接收作为分场。一年多以后，这两个分场分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马场和第三军马场，牡丹江军马场为总场。以后这两个场又分别改为肇东军马场和扎兰屯军马场，并从肇东军马场分出四方山军马场。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牡丹江军马场先后为兄弟军马场输送数十名场级干部和数百名技术干部，当时，军马场是全军马业技术人员的摇篮。有的转业复员后在全国各地方发挥了作用。
1950年10月1日，时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高岗，在沈阳庆祝建国一周年集会上，骑着牡丹江军马场选送的名为“日门”的日本血统马检阅部队，煞是威风凛凛，所见之人无不夸赞此马培育得好。
1951年6月4日，毛泽东主席亲自委任的中央军委马政局顾问--前清皇亲载涛，在军委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胡小关和马政局(筹)局长郑新潮的陪同下视察马场。传达了“十年马政规划”，观看了马匹调教，登上“阅马台”检阅军马，并挥笔题字“牧马山庄”。
1952年8月1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天坛举行“八一”运动会，马场派李树德等6人带赛马参加了跳障碍、钻火圈、跳板凳、跳高等项目，夺得第一名，获银杯奖。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首长观看了比赛。
1954年8月，解放军总后勤部批示:牡丹江等各场从即日起实行企业化管理，废除军事供给制，部分现役军人办理复员转业。 这一年，由于引进前苏联纯种马87匹，育种方针由“改良民马”转为“纯种繁殖”，采用人工授精的方式，用洋种公马与三河马、草原蒙古马进行杂交改良，培育出洋杂马驹1000余匹。为了更好地适应战争需要，从1963年起，军马场在发展军马的同时，积极繁殖和发展吃料少、耐粗饲、抗病力强的军骡。同时还按照总后勤部制定的符合战争需要的“五大标准”要求培育军马和军骡，重新调整了养马布局，将饲养方法由“舍饲”为主改为以放牧为主。
在牡丹江军马场的几十年养马史上，在曾三次遭受大规模“马传贫”瘟疫的影响下，累计生产军马和军骡12.5万匹，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郑新潮领导协调下，以牡丹江军马场为基地，向朝鲜战场提供运送军马25000匹。
军马场提供的数万匹军马无论在解放战争还是朝鲜战争和对越反击战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军马事业和军马场的创建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战史。
郑新潮在向军委汇报时说:这些都与邱创成给与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郑新潮与邱创成在抗日战争的延安至解放战争期间，两人一直相伴，亲密无间，在炮兵发展战线上凝结了深挚的友谊，1979年郑新潮在香山发现曹雪芹故居遗迹并与邱创成切磋，还共同回忆了在延安创建炮校生活和建设军马事业。留下了真挚深厚情感和回忆。
随着隶属关系的变化，马场的发展历程中曾多次易名。1956年10月隶属黑龙江省农垦局，改名为黑龙江省铁道兵牡丹江种畜场。1961年10月重新归属总后勤部，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牡丹江军马场”。2001年9月整体移交中牧集团以后，定名为中牧集团牡丹江军马场。
今日的中牧集团牡丹江军马场，现下属9个农业分场和1个砖场、1个酒厂分布在宁安市、海林市和桦楠县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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