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百日照（1950-10摄于沈阳）
1
在繁杂的上海都市，有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弄堂，这条弄堂，有个雅名，叫做“巨星里”。那是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叶时期的故事。在巨星里石库门楼的天井内，零零乱乱地靠着墙根摆开，其中一把连竹色也基本褪尽了的小竹椅，前边右腿已经折断了，用细铁丝绑了根木棍勉强支撑着。小竹椅上坐着一个瘦弱的女人，熟练地打着毛衣。她年龄五十出了头，脸色蜡黄，躯体单薄，右眼角下有一颗明显的黑痣。她的大而富有表情的乌黑眼珠，略微有些塌陷的眼眶，是一双南国妇女特有的眼睛。她的祖籍是中山县，是一个道地的广东人。她会说一口纯正的广东话，但却不愿教会好的孩子们，她讨厌上海人为此而辱骂自己的骨肉为广东佬。她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勤勉尽职的永安公司会计师，我的母亲她有三个弟妹，全是大学毕业生，而且是各有成就。她的大弟是懂洋文又懂粤语的国际旅行社经理，是个打过洋鬼子的老干部，大弟媳是大学里的教授。她的妹妹大学毕业后嫁给了一个军人。她的妹夫是济南军区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她的小弟呢，对政界、军界不感兴趣，埋头学业，从研究生变成了工程师。你谅必料想我的母亲也在上海大都市中受过高等教育，却并不然，她是在街妇巷妪的培育中长大的。
我的妹妹对家族史很有研究，她总是在大人们那里打听家族的变迁情况。是妹妹告诉我：外祖母小时候生活在香港。外祖母的外公原先是世代经商的富门贵胄。后来家境破落，他卖过甘蔗，也开过鸡鸭血店。外祖母的父母都生活在香港，家中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外祖母的母亲在香港拍摄的照片，那时，照相术传入中国不久。
为什么外祖母会嫁给生活在广东中山的外祖父呢？原来，当时的外公正准备移民美国。他们都想移居美国，也就早早结了婚，那年，他们都是十八岁。
外祖父的父亲一直生活在美国，他是过继给自己的姑父后，从广东中山移民美国夏威夷。外祖父是老大，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我叫外祖父的弟弟为二叔公，叫外祖父的妹妹为姑婆。二叔公和姑妈都居住在上海虹口，那是漂亮的小洋楼。
当时，外祖父在香港永安公司谋职。香港设永安公司创建于1907年，初设于澳大利亚悉尼，称永安果栏。
外祖父外祖母婚后的第二年就在香港生下了我的母亲。没想到，外祖父生下我母亲的第二年，外公的母亲也要生孩子了，结果是遇到了难产，外祖父的母亲在生产时去世了，但给外公留下了一个弟弟。
外祖父的小弟被他的父亲接到了美国。不久，外祖父的父亲又娶了妻子。外祖父的父亲在美国开了家中国餐馆，经济上不成问题，但由于他新娶了妻子，原妻所生的三个孩子，也就同时失去了同去美国生活的机会。
但是，外祖父的继母非常和善，经常托人从美国带些衣料等送给继子继女等小辈。
失去了生母，又与父亲远隔重洋的外祖父，那时已经三十岁了。外祖父的父亲要他勇敢而坚强地挑起了这个家。
外祖父的父亲与郭乐、郭泉是同乡，也是经商好友。香港永安公司是当时最著名的一家百货商店。郭乐、郭泉在澳洲发迹后，准备将香港永安公司业务拓展到上海，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创办上海永安公司。
民国5年，郭氏兄弟以每年5万两白银高额租金从哈同手里租得南京路浙江路口8亩15分1厘8毫地皮，建造一栋英式6层巍峨的永安大厦，同马路对面的先施公司相对，铺面商场全部马赛克地坪，楼上均铺打蜡地板，营业面积达1万几千元港币。民国21年，永安公司又买下紧靠浙江路晚清建造的新新舞台，新建一栋19层流线型永安新厦，在第4层凌空架起2座封闭式天桥，与西边永安公司连接，东西2处人员可以从“空中通道”来往。
永安公司的十九层大楼是南京东路上仅次于国际饭店的第二高楼。当年，永安公司高楼上的霓虹灯在晚间特别璀璨夺目，红色的英文字，绿色的中文字，交替隐现，给夜上海平添了几分景色。由于老板是广东人，永安公司一千余名职工几乎是清一色的广东人。
外祖父的父亲向郭乐、郭泉举荐了自己的长子到上海永安公司工作。这个长子就是我的外祖父。外祖父熟读四书五经，还精通英语，善于经营。当时外祖父在香港永安公司任财务，郭乐、郭泉就安排外祖父担任上海永安公司商场低楼区域的财务总管。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工作。
外祖父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包括住房和红木家具，他带着外祖母和我的母亲就离开了香港，一起去了上海。那年，我的母亲才十岁。
不久，外祖父又将他的弟妹也一起接到了上海。比我母亲年长6岁的二叔公，时年20岁，我的姑婆才16岁。
姑婆的姨妈有一个女儿，婚后不久得肺病死了。姑婆的姨妈不希望自己的女婿再娶别人为妻，就将自己的外甥女嫁给了自己的女婿。这个外甥女就是我的姑婆，也是我母亲的姑母。
我们叫姑婆的丈夫为姑公。姑公前妻生的女儿，就是我们的大表姑了。
2
外祖父与郭泉的儿子郭琳爽相知。郭琳爽（1896年-1974年），又名启棠，与外祖父同为广东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人。郭琳爽于1921年岭南大学毕业，获农学士学位。不久，被派往欧美各国考察商情，回国后，于民国11年正式担任香港永安公司署监督，协助其父郭泉管理企业。外祖父与郭琳爽曾经是同事。
外祖父自己在永安公司当了帐房先生，他凭借与郭泉的儿子郭琳爽的友好关系，将其弟弟、妹妹和妹夫都引入了永安公司工作。他的弟弟，也就是我的二叔公在永安公司的雨具部当了经理。姑夫也安排在永安公司工作，主要是负责南货部和羊毛衫部的业务。我的外祖父家族，从此就与永安公司有着不解之缘了。
那时上海永安公司商场中部门分得很细，有四十余个之多。还有大规模的副业，七重天、大东旅社、舞厅、茶室、天韵楼之类。七重天当时是上海首屈一指的酒楼，因设在大楼的第七层，故有此名。七重天配置一色的火车座、弹簧椅，每张桌上都有红色的台灯，餐厅里还附设一个小小的舞池，当时对阔人家的太太小姐、公子哥儿颇有吸引力。
据说，当初郭氏兄弟为永安公司选择建造地址时煞费苦心，为弄清南京路两侧到底哪边人多，便亲自坐镇五龙日升楼茶馆，然后指派两名手下各守于南京路上的一南一北，身边每过一个行人即往口袋里透一粒豆子，到晚上在分别清点各自口袋里的豆子以比较人流量的多少。经过几天的测定，最后得出南京路南侧的人流量高于北侧的结论。于是，郭氏兄弟相互击掌，拍板决定永安大楼坐南朝北，就造在先施公司的对面。
“永安公司开幕预告”在《申报》商连续刊登了长达半个月，郭氏兄弟先进的策划为永安公司带来了市民们的踊跃购买盛况。原先准备销售两个月的货，仅过20天就出现脱销，公司只得急电香港。
永安公司的成功背后也有着阴云。犹太人哈同在1916年将地皮租给了郭氏兄弟，其条件苛刻之极：年租5万两白银，30租期满后须将地皮连同永安大楼一并归还。为不至于失去永安，1930年郭家又在永安东侧修建19层高的永安新楼，预备作为未来的新永安使用，两楼之间还造起了别致的空中走廊，即今天的七重天宾馆和华侨商店。1945年，郭琳爽（郭氏家族第二代接班人）与哈同养子乔治·哈同谈判成功，以112.5万元购回了永安，而整整30年郭家也向哈同付出了高达150万两白银的租金！最后，郭琳爽说“我们永安跟哈同家族宾主30年，到今天算是功德圆满！”
民国23年，在永安公司筹设国货商场，维持半年有余。次年再次筹备并在报上刊登征求国货启事，应征厂商计1000余家，因八一三抗战爆发而流产。
由于外祖父家境条件优越，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舅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大舅在校期间接受了中共地下党的教育，后来秘密参加了新四军，加入了共产党。
五卅运动抵制洋货，永安公司便开辟国货货源，并参加罢市；“八·一三”抗战，永安公司虽被日军炮弹震碎了全部的门窗玻璃，依然捐献钱物，支持抗战。
上海解放前夕，郭琳爽常与外祖父商议未来的前途。外祖父因为受大舅的影响，对郭琳爽就谈起了一些关于共产党的事。
上海解放，富商大亨纷纷外逃，当时的经营人郭林爽拒绝了父亲的包机，坚持留沪。1949年5月26日，郭琳爽没有回家，而是留在了新永安大厦15楼的办公室里。清晨，他听到窗外有些声响，发现街道上有一排排席地而卧的解放军战士，怀里抱着枪，身着灰布军装。
上海解放时，郭琳爽与外祖父配合中共地下组织保护企业，将其完整地交给人民。外祖父代表公司递交了全部经营账册。
1949年起郭琳爽连续多次任上海市环球货品商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1951年2月当选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1956年1月，永安公司在上海百货业中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郭琳爽担任公私合营永安公司总经理。外祖父也一直在永安公司任职。
郭琳爽全权主管上海永安公司其间，深明“创业之维艰，守成之不易”，注重经销商品的质量，使销售和利润数十年高居同业之首。1918年上海永安公司开业 ，确立以经营环球百货为主的经营方针，并附设旅馆、酒楼、茶室、游乐场及银业部。后陆续在英、美、日等国设办庄采办百货，组织土特产出口。至30年代，永安公司跃居上海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之首，在中国和世界享有良好声誉。永安公司在管理上重视进货和资本积累，讲究经营和服务，以“顾客永远是对的”为信条，并重视销售国货。永安百货公司与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等共同构成永安资本集团。1956年永安百货公司公私合营 ，1966年实行国营，1969年改名上海第十百货商店。1988年在改革中，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对商场进行全面改建和装修，同时更名为上海华联商厦。公司创建于1918年，历经上海永安公司，上海第十百货商店，上海华联商厦，是上海首屈一指的高档百货商店。
3
我的外祖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热情的女子，她和我的外祖父同龄，全都属鼠。外祖父出生于1900年4月11日，外祖母比外祖父大一个月，出生在同年的3月11日。外祖父的祖籍是广东中山翠享村。
外祖母出生于香港一个著名中医世界家。我至今保留了她年轻时的照片，还有外祖母的母亲的半身照，那张照片是照相术刚传入香港时拍摄的，可见外祖母家的生活状况很优越。外祖母的弟弟家在香港开设了一家“郑荣药局”。
外祖父10岁时，也就是1910年，他的父亲远涉重洋，从此定居在美国。而我的母亲也是在10岁时，从香港迁居到上海。母亲出生于1920年10月1日。母亲不承认这个出生的日期，总说是我的父亲故意将她的生日改在了国庆节。经查，母亲的生日按农历是8月18日，中秋后的第三天，但按阳历算，父亲没算错。
外祖父的性格看上去很柔和，优雅。平时很注重修饰自己的头发、眉须、衣着，就连举止行动也十分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外祖父十分敬重读书人，看重知识和学问。不然，在我外祖父的桌案上是绝对不会搁置那本中华书局印行的《辞海》。那是一本由黎锦熙先生作序的《辞海》。除了传统中国文化，由于外祖父长期生活在香港，由于营商和交际关系，他还能流利地说英语。
但是，我的外祖父还有另一面的性格，他喜欢习棒舞拳，当然全为健身而已。他是人民公园的常客，他在那里教授别人练武，也带我去过。文革时期，禁止在公园里习武，红卫兵不断推掇他，对他发出吼叫。外祖父似乎被这些红卫兵推来推去地，受到了羞辱。他从此不再去公园练武了。但他愤怒地对我说：“这些乳臭未干的家伙，以为占了便宜，回家后非吐血不可！”这时，我才知道，外祖父练的功一定很厉害，他故意被人推掇时，其实在发功教训这些毛孩子了。
在家里，外祖父走路时步履安详，说话和气。也常带我到上海著名的大三元酒家吃广东早点和喝早茶。但是外祖母没能阻止外祖父的酗酒恶习，以至最终外祖父是殁于酒杯之中。
外祖母长得十分娇小，年轻时出类拔萃的美貌，曾赢得路人回头三顾。但她遵守古老的传统，把忠贞献于外祖父，按照九洲风习管理家政，她从来不准孩子们和大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尤其不允许吃得过饱而发呆。这种家规也沿袭到我的母亲，包括我的兄妹在内，只能坐小板凳围着大板凳用餐。
在外祖母的家政中，女孩子只有料理家务、照管弟妹的责任，唯有男孩子才是振兴家族的栋梁。当然，男孩子必须刻苦攻读，才能榜上有名，腾飞有日。
在外祖母严格的家教中，我的母亲没有修完小学的课程，便在家里带弟妹，洗衣缝裤。其实，母亲念的小学课程，也只是女红课，是学习制绣、编织、裁剪，母亲的手艺，恐怕也就得力于女红课的启蒙教习。母亲在锅盆碗盏中闲荡着辰光，也在针线剪尺中打发了少女的年华。正是家传的信念：“女人应该学会料理家政”，使母亲数十年来跳不开家庭妇女的圈子。
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外祖母的传统家政发生了动摇，促使她不再阻拦她的小女儿去北京人民大学深造，但是对于母亲的教诲，依旧按照古老的传统、九洲的风习延续着。这倒并非全怪外祖母的顽固，其中缘由却是母亲已习惯成自然了，她自己并不希冀改变自己的地位。她心安理得地愿意继续滞留在家庭之中，滞留在那些靠丈夫养家活口的女人堆里。
4
母亲告诉我，我的父亲出生于1920年，小时候，家境并不好。
我的祖父是个精明的老头，在上海开了一爿纸扎店，专门制作花圈、锡箔和纸人纸马，还有纸箱纸柜等祭品。他的纸扎技术很高明，那些纸人纸马都扎得惟妙惟肖，因此，远近来买祭品的人也不少，可是，后来社会上提倡“民主”与“科学”，买祭品的人也就不常来登门了。有一次，祖父突然看到一幅元宵图，图上有明代画家唐伯虎的题诗：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
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
满街珠翠踏春女，沸地笙歌赛社神。
不展劳樽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
祖父灵机一动，便把扎纸店的纸扎项目扩大了，经营起彩灯业务。
祖父自从扩大了彩灯经营，生意渐渐兴隆起来，他的彩灯制作也日益多姿多彩，其中仿制的福州花篮灯，巧妙地融合了彩塑的艺术，结构非常新颖。仿制的苏州夹纱灯，以剡纸刻成花、竹、禽鸟等图案，内外用轻绡裱糊，色彩柔和、精致美观，甚是畅销。在祖父的彩灯制作中，尤为顾客赞赏的是金鱼壁灯，这是上海都市的传统彩灯工艺，壁灯以金鱼在水中嬉戏为主，周围点缀着嫩绿的轻纱，使壁灯的整个画面仿佛处在碧水荡漾之中。
尽管祖父有高超的扎彩灯的手艺，但寻常百姓又哪能天天过元宵、买彩灯呢？没有兴隆多久的纸扎店便日益走下坡路了。父亲小学毕业后，也就只得被迫辍学，跟着祖父，在店里帮起活来。
父亲很聪明，对扎灯技艺一学就会，而且还能扎普贤文殊佛骑狮子、骑白象灯，还能挑选大个鲜桔做成桔灯，在父亲扎的彩灯中多有书画，因为他的绘画基本功不错，加上还有一手较好的毛笔字。父亲的篾丝灯、走马灯、狮子类、老虎灯、兔子灯真是五光十色、玲珑剔透；嫦娥奔月灯、天女散花灯、武松打虎灯和孙悟空大闹天宫灯更是多姿多彩、栩栩如生。
但是我的大伯和叔父却不乐意干这纸扎活儿，为此常常挨打。祖父也就特别爱我父亲，有时就偷偷地给他一点零用钱。
说来，你也许不相信，我的父亲在年轻时还演过戏呢。
在祖父家附近有一个剧团，那时常演话剧。父亲也就拿着祖父给他的零用钱去买门票，看了一次又一次。他被话剧迷住了。久而久之，他和剧团里的人搞熟了，开始帮他们画布景，不久，居然也登上了舞台，演起话剧来了。父亲常得意地说：“那时，我常和李绮年、白云、邵华等在一起玩。”父亲还给我看过一张他在话剧《孔子》中饰演子路的剧照，可惜，这张剧照早丢失了。
后来，祖父染上了重病。母亲整日提心吊胆，求神问卜都不顶事。祖父去世不久，祖母也离开了人间。大伯撇下我父亲和我的叔父，跑到虹口开了一个杂货铺，家里只剩下父亲维持这爿已经毫无生气的纸扎店。
还是父亲帮着祖父扎纸祭品时候，店门口常有一个姑娘抱着她的弟弟来玩耍。那姑娘有时也到店里来看我父亲扎彩灯，渐渐地他俩成了好朋友，不久就结婚了，那个姑娘就是我的母亲。
父母结婚后不到两年，生下了我的大哥，大哥不足一个月就得肺痨死了。又过了一年，也就是母亲生下我二哥的时候，我的父亲把纸扎店关闭了，和我母亲一起抱着哥哥住到了我外祖父家。以后，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父亲一直没有找到工作，那种无法摆脱的沉重负担和痛苦，总是牢牢地压在他的心头。父亲怎么办呢？被现实褫去了生活的权利，再也抬不起头来。
5
上海黄河路被夜的黑幕遮盖住了，屋顶、街树，连一点轮廓也显现不出来。唯有夜的风，在黑沉沉的都市，狭小的弄堂里，蹿来蹿去，就象幽灵一样，不时地呜咽着，使漆黑一团的贫民区更显得悲怆、凄凉！
就在这样漆黑而毫无生气的子夜，母亲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她看见父亲轻轻起了床，披上那件旧褂子出了房门。一家人都惊慌起来，不知出了什么事。一会儿，就听见父亲领进来一个人，在厨房里低声地谈起话来。母亲和外祖母胆怯地把耳朵贴在板壁上听着，后来听到那是我大舅的声音，才放心了。大舅原先在圣约翰大学学习，在毕业前夕，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他突然就一直没有回过家。这么漆黑的子夜，他来干什么呢？
“你走吗？”大舅的声音。
“走是想走，但你不会觉得这样来得太突兀吗……我平素并没有这样贸然作出决定的习惯……但是和你……”
父亲有点儿讷讷了，他伸手从桌上取了酒瓶，慢慢地旋开瓶盖，又在碗柜里取出一只带蓝花边的白色磁碗，缓缓地将酒瓶里的白酒倾倒在磁碗里：“让我再鼓一点勇气。”父亲微笑着对大舅说：“只是我想，我走了之后，这个家该怎么办？”
“家？大丈夫当为国效劳，要知道，我们从事的是人类最有意义的事。你不要再缄默了，也不要再被个这束缚了自己的前程……”
“走！”
父亲下定决心，是刚才喝的白酒壮了胆，或者是他另有盘算，反正，父亲真的下定决心要走了。
“好，太好了，一言为定，你先到扬州，然后再来找我……”大舅站了起来。
大舅又让父亲把外祖父叫来了。外祖父的头和手衰弱得发抖，模样十分难看，一场纠缠不清的疟疾，使得他至今呼吸困难。桌子上堆满了他的帐册、信笺和纸袋，就象纸垒的坟山，简直可以说，外祖父整天就是埋在这坟山里头过日子。外祖父是当时永安公司的一楼财务主管，在那个时代，也够得上是一个好职位了。现在外祖父倚靠着桌子，倚靠着那些没有一丝儿生气的阴森森的帐本坟山，抬起了颤抖的右手，指着大舅：
“你，你又要捣什么鬼？放着名牌大学，不好好念书，又是拆散他们夫妇，你们这样搞行吗？就靠你们这几个书生，也想当李膺、陈蕃？现在这年头，国家的事，谁管得了？你们只要维护好自己的身家财产就行了！”这些话其实是说给父亲听的。
望着外祖父挂在嘴角边的唾沫，父亲止不住心颤肉跳，站在一边，不敢发出一点点声响。父亲自从失去工作后，在外祖父面前就一直是弱者，外祖父虽然从未挖苦过父亲，但落魄的父亲脸色是灰白的，嘴唇常常紧闭着，即使用餐，也是匆匆地将米粒填进嘴里，既不敢多填几粒，也不敢老是让嘴巴张着。
结果外祖父问：“近来找到工作了吗？”
父亲答不出，只得闭紧嘴唇，把眼睛望到灰色的积满尘污的墙壁上去。只有被逼不过时，才凄然答道：“我再去试试看。”
整个屋子突然象凝固了的汽油，虽然没有喧腾，但随时会燃烧起来。
第二天，天还没亮，但也快要亮了。
父亲对母亲说：“我也要走了，也许很久很久不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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