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本一夫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1946年1月1日，在原沈阳航空队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全队500余人，在通化召开了成立大会。1月初，以朝鲜义勇军东边道先遣队为基础，成立了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
王弼、常乾坤等非常激动。王弼、常乾坤等从延安来的航空技术干部与航空人员汇合铁岭后，按照东总和东北局的指示，他们争取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成立的基础上，尽快创建中共历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航空学校。航校建校工作高速度进行。一方面，千方百计汇集航空技术人才；另一方面，组织大批人员去收集航空器材。
经东北局同意，王弼率领部分人员分赴延吉、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东北各地搜集航空器材；常乾坤率领其余人员迅速赶赴通化进行校址建设。 搜集航空器材是当时一项非常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当时的东北，日军仓皇溃逃，遗留下大批残缺不全的航空器材装备和机场设施。为了不使这些器材落到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土匪手里，筹建航校的同志们在东北局领导下，紧急动员，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四处寻找。除沈阳等地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来得及抢运以外，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北安等地，机场周围、山沟、村镇，凡是有航空器材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在刘风、蔡云翔率领下，大家一个一个地寻找飞机轮胎、仪表、铝皮、胶皮垫子，一桶一桶地寻找汽油、滑油。为了收集器材。
创业者们顶风冒雪，不舍昼夜，四处奔波。火车不通，他们就用牛马大车运送航空器材。在各地人民群众的协助下，这些航空器材最后都运到了目的地通化。当时收集到各种破旧飞机120架，发动机300多台，仪表100多箱，油料2000大桶。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搜集到各型旧飞机120架，发动机200多台，仪表100多箱，油料近千桶，还有不少其他航空器材。这些“破烂”就是当时航校的全部家当，也是后来航校训练的主要物质基础。
当时国民党飞机常来空袭，日伪残余和土匪骚扰破坏，加上东北气候严寒，冰天雪地，很多同志累病了，有的被笨重的器材轧断了手脚，甚至终生残废。有的误入日军毒菌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常乾坤向东北局汇报了已经在通化成立航空总队的消息后，东北局书记彭真提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意思是要长期埋头培养人才，不要显露头角。他要求速去通化，与航空总队商量，尽快地将航校成立起来。
于是在常乾坤、王弼率领下的其余人员，到达铁岭后，就又迅速赶赴通化进行校址建设。
他们在离开铁岭前，听说在铁岭附近的平顶堡山里，有一个原日本人的秘密仓库和修理厂。常乾坤、王弼决定让欧阳翼、王琏、史久一、龙定燎等留下，去平顶堡搬运这批器材和设备。他们欣然受命，坐上一辆胶皮轱辘大车，很快就消失在大雪之中。他们这一去，对以后老航校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原来，这个秘密仓库里存放着飞机的各种仪表、附件，以及200台发动机和几百桶汽油。没有这次器材的搜集，以后得到的空机壳是不会起作用的；航校修理厂也修不出飞机和发动机；机务队要保证飞行、训练教育，都有会遇到很多困难。
其他同志则在常乾坤、王弼率领下，乘着苏军派来的大卡车，从铁岭到了开原。稍作休息后，又换了一辆卡车，经西丰、去东丰。路过东丰时，车从机场通过，只见机场上停满了飞机，约有30来架。
大家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飞机都很高兴。但可惜的是，这些飞机都不是完整的。有的舱里设备已被卸走，有的表蒙子被子弹打碎，有的轮胎被卸走或被割走，有的飞机活动翼面全被划破。所有的飞机，除了发动机、螺旋桨不走外，只剩下一个空壳了。因此，虽然飞机很多，却也不需要派人看管。于是，这支队伍没有停留，继续前进，到了海龙。
常乾坤、王弼带大家进驻海龙时，是1946年2月2日，正值春节除夕。住房安排好，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年夜饭。
常乾坤、王弼就要张开轶打个电话给在通化的刘风。
张开轶在晚上9时左右给刘风打通了电话，告诉他：“我们已经到了海龙，准备明天就去通化。”
不料，刘风接到张开轶的电话后，立即急促地大声说：“这里要暴动了！你们在海龙等着！”刘风很快放下了电话。
常乾坤、王弼和张开轶知道通化出事了，非常担心。张开轶又给刘风打电话，却再也打不通了。
通化怎么了？这个除夕晚上，彻夜未眠。正当常乾坤、王弼带领大家兴奋地准备去通化的时候，通化却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由国民党特务策划的日本人暴乱事件。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一投降，我八路军及新四军的一些骨干，马上开动，沿着长城里外以及山东、苏北，日夜兼程，分水陆两路源源抵达东北。由9月至11月，短短三个月间，各路部队先后到达东北，有十一万人。中共中央又从各地抽调党政军干部二万多人，一同进入东北。
9月15日，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委员有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林枫。此后陆续派往东北的高级干部又有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先后到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竟达二十人之众，政治局委员就占有四名。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副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任副总司令；1946年1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除八路军、新四军外，并包括东北旧有的“东北抗日联军”、“民主自卫军”、“自治军”。
由此，在甚短期间内，我党在东北便建立了掌握党政军的初期架构，开展工作。但遭遇到的问题及困难亦不少。
在东北民主联军司令林彪以及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的支持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在通化宣布成立，轰轰烈烈的中共长白山通化战略大后方建设，引起了日蒋惶惶不安。
苏军对日宣战后，日本关东军更是潮水一般涌进通化，通化市区的机关、学校及通化城周边地带住进了5万多日本关东军部队。1945年8月11日，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和参谋长秦彦三郎乘飞机逃至通化，准备在这里指挥防御作战。
8月12日，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为首的关东军司令部和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大员及皇后、皇弟、侍从等也先后撤到通化。8月14日，山田等关东军首脑得知次日有重要广播而返回长春，当晚收到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关于停战的电报。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关东军司令部仍指示各部队：“在铁路干线上的部队解除武装外，在偏远山岳地带的部队则尽可能的避免解除武装，保存其力量。”8月22日，苏军进驻通化，驻通日军全部被缴械。
但是，日本投降后，隐藏于通化附近山林和矿区的日军还有相当的数量。以藤田实彦大佐为首的日本关东军125师团残部3000余人，潜伏在老岭山脉南向的石人、林子头（今白山市辖）；以富永中将为首的关东军3万人，潜伏在蒙江（今靖宇）、长白、抚松、临江一带。除此，八·一五光复后，原驻在四平、海龙的日军北支部队一部分未被缴械的武装人员也逃到了通化。
此时，共产党的十万大军已挺进东北，而国民党的正规军在东北则没有一兵一卒。在通化的国民党地下人员也只建了一个县党部，尚没有和我对阵能力。所以，日、蒋勾结，一拍即合。原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与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耕尧见面后，密谈武装暴乱、夺取政权等事宜。
最后达成“孙田”（田指藤田实彦）暴乱协议。此前，为了组织暴乱兵力，他们还成立了“军事收编委员会”，派出9组特务，到长白山区四处联络日本潜伏军，最后组成了一支12300余人的反共队伍，其中以驻在通化市区的3000多日本关东军为骨干。暴动时间最后敲定在1946年2月3日（正月初一）4时。
2月2日下午，我党我军侦得了敌人暴乱的企图，并于当晚摧毁了敌人的暴乱指挥部。除夕黄昏，中共通化分省委就日蒋勾结准备发动暴动之时，召开了紧急会议，拟定平暴方案。刚于1月1日新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也接到了日蒋准备发动暴动的消息。航空总队中有不少航空人员都是日本人，但如何应对这次暴动中可能发生的事，对航空总队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为此，在通化的航空总队政治部立即新成立了一个日本人工作科，对外则称技术人员工作科，科长是从延安调来的杉本一夫（前田光繁）。政治部内部又定了几名干事。张华在延安军委航空组工作时就认识杉本一夫，因为他在东北上学，会说一些日语，在语言交流方面，张华与杉本一夫沟通就容易一些。在这以后的日子里也有过交往。所以张华不仅是通化暴动的见证者，也是平暴的参与者，从与杉本一夫的接触中，他知道一些鲜为人知的事。
对从延安反战同盟来的杉本一夫来说，2月2日的中国农历除夕夜晚是一个绝对难忘的、令他紧张的夜晚。在那个夜晚，杉本一夫负责立刻翻译出从姜际隆家搜到的日文暴乱文件。因为时间紧迫，翻译与行动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例如：敌人发起暴动的信号是在“玉皇山放起狼烟”，当翻译出这一情况后，我军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通过翻译发现在公安大队有一些通敌分子，领导上又立即将这些人抓起来进行关押。
就在杉本翻译日文暴乱计划文件时，航空总队也截获了一份日文暴乱计划文件——这是我方获得敌人要发动暴乱的又一条线索：2月2日那天晚上，藤田派出女特务佐佐木邦子，在省立医院附近同航空总队的日本人联络，把行动命令交给了林保毅航空队的见习士官，我方侦察员立即逮捕了这两个特务。这份日文暴乱计划很快就交到了航空总队副政委黄乃一手中。黄乃一命令他的翻译顾青立即将这份日文暴乱计划文件翻译出来。杉本一夫把顾青翻译的这两个日文文件提供的线索，很快就传达到了各有关单位，清理内奸和进行防御的行动，在暴乱即将来临之前紧急进行着。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的情况极为复杂。面对这种复杂情况，2月2日晚上，当航空总队政治部主任白平参加中共通化省分委的紧急会议回来之后，航空总队的领导们便进行了紧急研究，决定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监护措施。决定对整个航空总队的日本人，采取分片集中管理的办法，由学员大队大队长刘风负责组织实施。
2月2日的那个除夕夜晚，对张华来说也是一个绝对难忘而紧张的夜晚。张华回忆说，那时刘风急匆匆地跑到他居住的宿舍说：“不好了，日本人要发动暴动，你们不要离开宿舍，要监视那些在航空总队的日本人，也要保护他们。”刘风说完就走了。
张华赶紧拨出了小手枪，与他同宿舍居住的田杰和陈明秋没有武器，只能随手抄起木棒当作武器。张华他们居住的宿舍隔壁就是航空总队的用餐食堂。食堂旁边是几排平房，这些平房就是航空总队中的日本航空人员的宿舍。因为张华会说日语，当时安排他居住在这里，是为了语言勾通方便。讲起那天发生的事，张华说，他和田杰、陈明秋一直从宿舍窗口监视窗外的动静。根据刘风的指示，他们不能随便离开宿舍，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很快，刘风就带着很多人冲到了日本航空人员居住的宿舍前，每扇门都有一人把守着。大约有一个连。张华回忆说：突然，传来了枪声，接着就感觉到那些日本人居住的平房里传来了骚动声。战士们用枪筒在每个宿舍外都敲碎了一块玻璃窗，将枪筒伸向窗内。很快，航空总队的日本人都被刘风等从集体宿舍里带走了。
刘风将两名刚被捉来的日本俘虏交给了张华，让他们严加看管。张华举着小手枪，一直警惕地瞄准着这两个日本人。张华他们按要求没有离开自己的守卫阵地。过了一会，刘风和杉本一夫带着几名战士来到张华的宿舍，把那两个日本俘虏带走了。
若干年后，张华才知道：那些把守日本航空人员宿舍门口的人，都是航空总队学员大队的学员，这些学员都是刚从延安调来的，共有100多名学员，全是中国人。刘风当时是学员大队的大队长。张华回忆中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一个日本人披着一袭白布，隐蔽在雪地里，悄悄地在雪地里匍行，想暗杀守门的航空学员。结果被当场击毙。由此，被枪声惊醒的日本人骚动了起来。刘风当机立断，立即下令将航空总队分居在各处的日本航空人员，集中在通化一中的大教室里，先进行训话，要求日本航空人员就地休息，不得擅自行动，人民武装一定会保障大家的安全。刘风这样做，既是监护了航空总队日本人的行为，也保证了他们的安全。同时，刘风将从延安调来的100多名中国学员，也集中到通化一中第二排、第三排教室中，将秧歌队使用的高跷腿子和几支短枪、几把指挥刀和少量手榴弹集中起来，准备在暴动发生时用以自卫。
但由于当时的通讯联络条件所限，隐藏在通化市内和周边的准备进行暴乱的敌人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因此，暴乱已不可逆转地按时启动了。
2月3日（初一）凌晨四点，街上的路灯和家家户户守岁的长明灯，忽然连续闪灭了三次，寂静的夜空，枪声大作，全市一片混乱。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图谋“复兴”势力勾结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开始了。这就是惊心动魄、震惊中外的，历史上称作通化“二三事件”。也称“通化暴乱”。
2月3日，国民党勾结日本人及土匪的武装暴动开始后，暴乱者手持机枪、步枪，挥舞战刀分数路向市内我行政公署大楼、向驻军司令部、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重要目标发起进攻。我自卫武装五百余人英勇抗击着十几倍的暴乱者。
当时最让人愤怒的是原关东军卫生部队的残忍。原本关东军的这所野战医院投降后愿意为八路军服务，当时就将这支部队保留了下来……不料后来这支部队在暴动中成为骨干，并残忍地用手术刀等医疗器械将中国军队的伤员统统挑死。
暴动组织者是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原伪满洲国通化省宣传部长孙耕尧（双料特务）。他在暴动开始前就被被逮捕，按照他的供述部分，我部队迅速将混入我专署和炮兵学校、航空总队的叛乱分子逮捕，切断了叛乱分子获取重武器的渠道。孙耕尧本人则在暴乱中被处决。数千名叛乱日俘基本没有武器，所以无法真正威胁当地两个连的民主联军。随后，朝鲜人民义勇军即李红光支队（实际上是由原来的东北抗日联军发展起来的部队）约三千余人赶到，将叛乱日俘迅速击溃。日方叛乱头子原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暴乱失败后被逮捕。
平暴后经调查，林保毅所在的航空总队里有两名军官参与了暴动计划的制定，这两名军官被逮捕后受到了审问，航空队的其他日本航空人员包括林保毅在内，也遭到了严厉的审查。
“这次暴动事前你知道吗？你参与制定计划了吗？”审问是严厉的。
林保毅显得很镇静。他答道：“暴动的时间我不知道，但事前我听说过，可我并不相信；但我也向总队领导汇报过这件事。”
“你的部下有没有人参加？”
“这个，我不知道。”林保毅摇了摇头，又说：“他们中间有人向我报告了这件事，我对他们说，任何人不得卷进事件中去，要采取相应措施……”
“有人参与了这件事，你不知道？”
“不知道。”林保毅很干脆地回答，“谁要参加了，是他个人的事，应当受到军法的制裁。我希望你们仔细地调查……”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保卫人员的口气很严厉，“你是带了手枪的，对不起，请你把手枪交出来！”
林保毅感到受了很大的委屈，这比上次作为战败者交枪更叫他难受，他连忙说明道：“我这支手枪，是民主联军首长伍修权同志送给我的。”
“我们不管是谁送你的，你现在必须交出来。”保卫人员的口气仍然是严厉的。
林保毅成了“暴动主谋”。理所当然地要将其隔离，同时要求其交出随身携带的手枪。这对林保毅来说，比当时缴械还要艰难，这是他的荣耀。
那是林保毅第一次到沈阳“东总”时伍修权赠送的纪念品。眼下没有办法了，林保毅不无痛惜地从腰间抽出了这支他珍爱的手枪，递给了对方。
林保毅被隔离审查了。后来他才知道，航空总队里确有两个日本人参与了这次暴动计划的制定，并且决定带两个排去协助暴动，只是由于士兵们不愿盲从，才未能得逞。
当时在刘风的指示下，航空总队对暴乱名单上列有名字的日本飞行员小林狂介中尉和铃木亨中尉，进行了看押传讯。小林狂介和铃木亨就是刘风当时交给张华、田杰、陈明秋看押的日本俘虏。但他们矢口否认与暴乱组织有联系。
林保毅也是这次暴动的策划组织者？确实令人震惊。但是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刘风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措施：刘风将林保毅请到了副政委顾磊的办公室，由副政委顾磊、副政委黄乃一、政治部主任白平、民航队长蔡云翔、训练处长何健生和组织科长刘西科六人陪同，用和林保毅聊天的方式，稳住他的情绪，也防止意外事情的发生。在此期间，为应付紧急情况和发生不测，何健生提出了建议：将所有人的手枪，集中保管。副政委顾磊采纳了何健生的这个建议。
软禁中的林保毅，心情是平静的。他没有参与暴动的一切活动，他相信经过审查是会水落石出的，借这隔离的机会，倒可以集中精力来拟定教学指导要领。林保毅是个有丰富经验的飞行教员，他认为一个航校在教学上头等重要的是教学内容的统一。 当林保毅默默地完成了教学指导要领的时候，上级也解除了对他的隔离。林保毅又立即忙于航校的紧急搬家。 然而他却不会想到，在这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他的生命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判决”。
事也凑巧，他领导下的日本飞行员小林狂介中尉和铃木亨中尉，因参与暴动而被捕，审问时他俩拒不开口。后来审讯人员变换了方法，问他们：“你们的负责人是谁？”他俩误以为是问航空队的负责人，便随口答道：“是林弥一郎！”于是审讯人员向上级报告时，便变成了“暴动负责人是林保毅”。
根据小林狂介中尉和铃木亨中尉的“口供”， 林保毅成了“暴动主谋”。当时情况复杂而混乱，中共东北局有关领导认为林保毅是伪装钻进军队内部的敌人，为了镇压暴动，下令尽快把他处决。
然而，航空总队的领导在是否执行“处决” 林保毅的命令时，产生了分歧。有的领导认为林保毅是伪装的阴谋分子，应该立即处决。中共中央也曾经三次下令要求中共东北局处决林保毅。
但是当时中共“日军反战联盟”的主任前田光繁坚定反对，前田光繁就是杉本一夫。杉本一夫一直担任中共“日军反战联盟”的负责人。
航空总队政委黄乃一等领导，也不相信林保毅会是“暴动的主谋”。他以自己对林保毅的认识和感觉，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暴动与林保毅无关，黄乃一坚持要尊重事实，因为误杀好人是违背毛泽东同志教导的。面对上级几次表示要处决林保毅，都被航空总队的领导拒绝了。于是在政委黄乃一出面并做保下，林保毅才免于一死，但是东北航空总队的人事权转移到了杉本一夫的手中。
有关此事，林保毅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35年后的1981年8月，林保毅访问中国时，才从黄乃一的口中听到事情的真相。两年后的1983年5 月，林保毅在日本会见了因处理中国民航局业务工作而正在日本的中国民航局的政委黄乃一。林保毅将黄乃一请到大阪藤井寺市的家中，阖家向黄乃一致谢，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航空总队在参与通化平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确保了当时在总队内的300余名日本航空人员的安全。总结平定通化暴乱这段历史，可以说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这场战斗的胜利，为党中央在通化建立第一个军事大后方扫清了障碍，为取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和扭转东北战局奠定了基础，因而加快了东北全境的解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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