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炮兵学校参加通化平暴浴血记

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延安炮校奉命挺进东北，接收日军装备。炮兵学校从延安出发，途经陕、晋、察、冀、热、辽六省，行程1500余公里，到达沈阳郊区。后又几经辗转，迁移到通化。

通化地处长白山南麓，中朝边境，是通往长白山区和关内的中心要道。日伪统治时期在通化设省会和关东军司令部，建有兵工厂、飞机场、军械仓库、银行、货币印刷厂、医院等。1945年12月2日，东北局在通化成立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朱瑞、政委吴溉之、副司令员刘西元。后方司令部所辖的单位有总后勤部、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兵站部、东北银行以及炮兵学校、航空大队和通化支队等。通化位于吉林东南部，是我军在东北的技术兵种基地，集中了航校、炮校等单位，自然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

1946年1月6日，东北局电示后方司令部朱瑞、政委吴溉之，要抓紧在通化地区发动群众，肃清土匪，整顿部队，使通化地区成为可靠的根据地与巩固的后方。于是当时主力部队由朱瑞司令带领忙于山区剿匪。

1946年2月2日，分省委书记吴溉之得到消息，以孙耕尧为首的通化国民党党部和以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为首的日本军人，以推翻共产党在通化建立的民主政权为目的，组织暗藏在通化市区的3000多日本关东军为骨干，并联络市区外匪特日部队，总人数达1.2万人，密谋发动暴乱。

那时，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已宣布投降，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正式宣布结束使命。结束抗大使命后的人员安排，大部分到部队任职，部分学员分配到位于哈尔滨的新成立的军政大学。一分校学员徐国通分配到通化专员公署任职。徐国通直接参加了保卫专署大楼的战斗，参加了搜捕残敌的斗争，听取了关于暴乱始末的报告。

徐国通回忆录《惊心动魄的通化2.3暴乱事件》，详细记叙了下列事实和情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抗大一分校按照上级指示，由山东开往东北，最后一批学员在通化快大茂子村分配工作，我和宁有才、宋绍文等同志分配到通化专员公署。宋绍文任教育处科员，宁有才任民政处科员，我任秘书处科员。

专署办公大楼系原伪满通化省政府办公大楼。当时我亲眼目睹到，通化市人民当时沉浸在解放的欢乐之中，大街小巷、男女老少喜笑颜开，商店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戏院里座无虚席。我们参观了通化葡萄酒厂，那里的工人同志有秩序、紧张地劳动着；还参观了为我军培养第一批航空驾驶员的航空学校。在教练机上，我的同学向我们介绍了飞机的性能和构造、飞行原理等。人民政府（当时在通化主要有专员公署和市、县政府）有效地行使着职权，人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武装，（当时有通化支队、市、县大队等）和公安部队。炮兵学校等也设在通化市，各类学校均已开学……。这一切都使人感到，通化人民已经安居乐业了。我当时就认为，革命成功了，寒冬已经过去，春天已经来临。和平、建设、幸福得到了体现，不仅一派祥和，甚至已经得到了美好的享受。每到星期天或每天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宁、宋和我在秘书处、教育处、民政局等地方聚在一起，或在地毯上盘坐、打滚，或坐在沙发上左右转圈，或到戏院看戏，那种情景，简直是美滋滋地妙不可言。

然而，现实并不像我天真的想象那样，革命并未成功，斗争仍是严酷的。

尽管针对局势变化，党的省分委和专员公署广泛地开展了“提高警惕，加强战备”的教育，反对在花花世界里贪图享受的思想，但形势严峻的背后，是当时的军政和民众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专员公署的办公大楼是原伪满国通化省政府的办公大楼，在当时算是现代化了，有暖气、洗脸间、澡堂、水冲厕所等，办公室里还有地毯、沙发、写字台、转椅、钢丝床等。徐国通回忆说：这一切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人生中的第一次享用，而且是第一次见到的，在心理上有些美滋滋，有一种“革命胜利了”，可以享受享受了的感觉。

也就是在这个时段，蒋介石的国民党占领了沈阳、抚顺等地并继续东进，敌进我退的局势仍在发展。

当时主力部队由朱瑞司令带领在山区剿匪，市内仅有3个连500多兵力。吴溉之随即下达紧急命令，进入战备状态，并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带领30余名警卫战士，包围了暴乱指挥中心，活捉了孙耕尧等首要分子。通知各部队、机关，一方面布置兵力，一方面逮捕内应分子，抢先占领主要高地。

徐国通回忆录记叙了那天晚上的会议：

1946年2月2日晚7时许，专员机关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在会的党员我记得共有十几位：蒋亚泉（专员）、夏骏青（秘书长、支部书记）、甘××（民政处长、支部委员）、杜平斋（教育处长）、郭绍仪（教育处付处长）、刘西淼（公安处长）、朱××（司法科长）、总务科长、宁有才、宋绍文、徐国通、田洪起（秘书处的警卫员）、专员的警卫员。会议由支部书记夏骏青同志主持，蒋亚泉、甘处长传达了省分委紧急指示，大意是：“提高警惕，立即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暴动阴谋”。传达中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地下县党部书记孙耕尧，勾结日本关东军已投降的师团参谋长藤田，阴谋策划发动暴乱。这一阴谋已被我公安部门破获，其总部设在转盘街一栋二层楼上，经抄查，缴获了全部暴乱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2月3日凌晨，首先占领电灯公司、电话局，3时47分，玉皇顶上发火为号，电灯三亮三灭，各路发起总攻。一路占领通化支队（我军分区）；一路攻占专员公署；一路占领公安局；一路攻占航空学校。并开出坦克若干辆、飞机若干架助战；一路攻进监狱，放出被押的关东军大佐以上战犯；一路攻占市、县大队和市、县政府。打入上述各单位的潜伏人员需伺机而动，在未取得“胜利”前仍旧隐蔽，以防万一失败后准备再举……。在缴获的文件中，有潜伏在各单位的具体人员名单，在专员公署内潜伏者有十余人，其中有警卫连的两个排长、一个文书、一个机枪班长。

传达完上级上述指示后，专署领导和支部决定：

（1）成立指挥机构。指挥部由蒋亚泉、夏骏青、甘处长、朱科长组成。蒋亚泉负责对外联系（主要是打电话与领导机关和通化支队联系）；夏骏青负责军事指挥，朱科长协助（夏骏青当过县大队长、副团长，朱当过军事股长有战斗经验）。

（2）收缴一切留用的伪职人员的武器，包括长短枪和洋刀等。

（3）派专员的警卫员担任警卫连长，秘书长的警卫员田起为政治指导员。两挺机关枪由连长、指导员分别操控。

（4）警卫连的两个被拉拢潜伏的排长和机枪班长、文书，一律拘留看押。

（5）由连长、指导员率领警卫连守住一楼和二楼，但不准到三楼。这一措施的用意有两条。一是坚持抵抗不能后退，二是防止隐藏在我们内部未被查明的敌人闯到三楼。

（6）所有在大楼住宿的干部（当时没有职工宿舍，外来干部都住在办公楼里）一律住到三楼，并分工守住三个楼梯口。公安处长刘西淼和徐国通被分配把守三楼西楼梯口，宁有才和另一位同志守住东楼梯口，其他同志均布置在中间大楼梯口。守卫三楼的人没有重武器，但每人至少有两把手枪，有的同志还有手榴弹。当时，专署还有十二人的警卫班，都佩戴驳壳枪，也住在三楼，主要任务是守卫中间楼梯。

安排就绪后，已是夜间11时，夜幕笼罩着的整个大楼非常肃静，天气十分寒冷。这是大年初一之夜。刘西淼看着手表，时针正是2月3日凌晨3时47分。敌人果然完全按计划行动了。接着又是一灭、一亮、一灭。整个通化市一片漆黑，东南方向的玉皇山，果然腾起一炷熊熊火光，顿时杀声连天，敌人向通化专员公署大楼冲来。

由蒋日勾结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开始。暴乱以数千名原日本关东军士兵组成的突击队为骨干，上万暴徒疯狂地手持战刀、斧头、枪支，全市枪声、爆炸声、喊声响成一片。暴徒们冲上大街，抢夺武器，杀人放火，打砸店铺。

敌人分路进攻的主要目标有专员公署、公安局、通化支队司令部、航空总队、炮兵学校等。当时省分委（地委）领导机关并没有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因为那时党的机关不公开，不挂牌子，省分委办公地点挂出的牌子是“通化建国联合会”。据说暴乱前敌人曾打听过“建国联合会”是什么意思，结果得到的答复是“搞经济建设的”，因此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事实上省分委的自卫力量相当弱，没有战斗部队，只有首长的警卫员和少数干部及随身携带的自卫手枪。

直接参与武装暴乱的达九千余人，大部分是日本人，也有一些中国人。由于缺乏警惕，通化专员公署、专署警卫连，市、县政府，市、县大队、电灯公司、电话局等要害部门，都分别潜伏了一些被拉拢者或叛徒。

在激烈的战斗中，攻占专员公署的敌人攻占了二楼。这时，窗户已隐隐发白。

正在这危急时刻，楼外突然传来了呼喊声：“同志们！坚守你们的岗位，不要向楼外打枪，我们是通化支队，来支援你们了”。楼内响起了夏骏青显得沙哑、但仍然十分有力的声音：“通化支队来了，把敌人坚决消灭掉！”警卫连的战士们呼喊着“杀！杀！”很快就把敌人统统赶出了大楼。在两面夹击下，敌人乱做一团。战斗已经结束了。底层整个大厅布满了尸体。

在平暴中，朝鲜义勇军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当时通化城防兵力空虚，连炮兵学校在内也不过千余人。炮兵学校有坦克和大炮，自然成为敌人进攻的重点。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炮兵团团长宋承志临危不乱，带领炮校官兵在朝鲜义勇军的支援下，消灭了向炮校进攻的敌人，使叛乱者劫夺坦克的阴谋破产。

在平暴过程中，我军惟一失守的是公安局。公安局是一座黄色二层小楼，被当地百姓称为“小黄楼”。这里收容着伪满洲国皇室成员，包括“皇后”婉容和“贵人”李玉琴等。敌人偷袭占领了公安局，打开拘留所，释放了里面的战犯。当他们准备带走皇室成员时，我军几路增援部队赶到，向这股敌人展开猛烈反攻。日军依托“小黄楼”进行顽抗，用机枪封锁了进攻道路，我军几次冲击都失利。平叛指挥部命令炮校前去增援，尽快解决这股顽抗的暴徒。

宋承志指挥炮校援兵包围公安局，在附近广场上架起1门野炮。为了保护这座建筑与居民，战士们反复地向楼内守敌劝降，首先向国民党“地下军”喊话：“被欺骗的中国弟兄们，敌人的暴乱已经失败了!你们不要跟着日本人跑，快投降吧!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处理，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弟兄们，你们的老婆孩子正等着你们回家过年呢!”随后又用日语向日本人喊话：“战斗已经结束了，里边的日本人都出来吧，现在出来，什么事也没有，我们会帮助你们的，快点出来吧!”

公安局内的守敌很快停止了射击，我军战士上前，稍顷，枪声突然爆响起来，同时飞出来几颗手榴弹，几位战士当场倒下。原来，这是敌人阴险的诈降伎俩。

宋承志见敌人如此卑鄙，怒不可遏地命令开炮。炮校学员拉动了野炮的引火绳，一发炮弹呼啸着飞向“小黄楼”，在墙壁上炸开了一个大窟窿。接着，又有2发炮弹命中楼体，直接穿进楼内爆炸。在我军的炮火攻势下，占领公安局的守敌举白旗投降了。

宋承志指挥战士进入“小黄楼”，开始收缴敌人的武器。这时，楼内的一个日军见宋承志使用驳壳枪，判断他是东北民主联军的指挥官，便在暗处瞄准开枪。跟随的参谋沈昌见状，急忙扑到宋承志前面，子弹正好击中他的头部。宋承志挥起驳壳枪，击毙了那个日本兵，但沈昌却因伤势过重牺牲了。

这场公安局争夺战是通化平暴中很关键的一仗。公安局地处市区交通中心，堪称控制整个市区的枢纽。暴乱平息后，通化军民举行了追悼烈士大会，挂起了“沈昌等烈士浩气长存”的挽联。

在平暴战斗中，航空总队抓捕了两名叛乱分子，成功地控制了局势。

在党政军民全力反击下，战局很快由防守变为主动出击。吴溉之、刘西元发出反攻命令后，通化支队、专署警卫连、工人自卫队、朝鲜义勇军等各部，从四面八方冲出阵地杀向敌群。敌人四处逃窜，溃不成军。仅两个小时，就平定了蒋日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暴乱，此次战役击毙暴乱分子500余人，俘虏3000余人。3月9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刊登了《辽宁国民党内法西斯反动派勾结敌寇举行通化暴动，人民武装予以镇压，两小时悉数扑灭》的新华社电文；该报10日又发了短评，揭露国民党策划暴乱的罪行。

平定“二·三”反革命暴乱，粉碎了蒋日妄图颠覆共产党长白山根据地的阴谋，为党中央在通化建立第一个军事大后方扫清了障碍。

1946年2月10日，为统一驻通化之主力、地方武装之指挥与领导，原后方司令部改为通化保安司令部，何长工任司令员，朱瑞、刘西元任副司令员，吴溉之任政治委员。原通化支队改为杨靖宇支队，朝鲜义勇军改为李红光支队，统直辖于保安司令部。同时成立了以吴溉之为书记、王铮为副书记的通化分省委。分省委下辖通化、辑安、柳河、临江、长白、抚松、浑江、金川八个县。

经中共中央和军委批准，原抗大总校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军政大学，林彪兼校长，彭真兼政治委员，何长工、朱瑞任副校长，吴溉之兼任副政治委员，徐文烈任政治部主任。军政大学下设炮兵学校、工兵学校、航空学校。

东北军区炮校在辽沈战役前，共培养了两千多名炮兵干部。朱瑞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1948年1月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 。在辽沈战役攻打义县时，炮兵司令朱瑞光荣牺牲了，但他的功绩却是永存的。当年指挥炮校参与平暴的宋承志，在解放后曾任第5任炮兵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