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起草的《建设中国红色空军计划》原稿
中国共产党在未取得全国政权之前，为了培养航空技术人才，给日后创建人民空军培养“种子”和骨干，采取了各种灵活变通的办法。例如，通过统战关系公开地派一些人到国民党办的航空学校学习；求得苏联共产党的帮助，派人到苏联空军航校学习深造；还采取过另一种办法，那就是由党组织指定一些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青年同志，在不暴露政治身份的情况下，报考公开招生的国民党空军航校。
在1938年前后，虽然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汉奸、特务等右派势力仍有活动。共产党人公开报考国民党空军航校是不行的。
人民空军成立之前,中共便通过国民党创办的航空学校“借巢育鹰”，培养了一批批航空人员，并陆续派往他们赴苏联深造。
1924年9月，我党派刘云、冯达飞、万鹏、郭一予、唐铎等九名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广州航校一期学习飞行；1925年8月由学校派送苏联深造。
1925年7月，我党又派常乾坤、徐介藩、李乾元、黎鸿峰、金震一、刘铁仙6人进入广州国民党航校第二期学习飞行；1926年学校派送苏联深造。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工农红军，在建军后仅一个月，就在苏联选派人员进入苏联航校学习，为以后建立自己的空军做航空人才的战略储备。1927年9月，我党选派已在苏联学习的王弼、岳少文、蒋余材、罗国器、钱均等12名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苏联空军航校，学习飞行和机务工程。王弼毕业后，留苏联空军工作，历任上尉机械师、准校工程师、总检验师等职。
1935年-1939年，我党选派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学员刘风、王琏、李凡、王春、刘武、辛尼亭、孙毅卿等七人进入苏联第三航校学习飞行。辛尼亭和刘武学习中途被淘汰。1938年9月王弼回国。1938年10月，王琏、李凡、王春毕业回国到达新疆。刘风和奥古辽夫1939年5月毕业，奥古辽夫留共产国际，刘风回国到新疆。
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为培养人民空军储备航空人才，就布置一些青年同志在不暴露政治身份的情况下，报考国民党空军的飞行学校和机械学校，利用国民党的航校为我们党培养航空技术人才。同时还通过地下党的工作，动员、教育和争取国民党空军航校和工厂的青年航空技术人员，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梁帮和、吴恺、魏坚等同志，就是在这时考取国民党空军航校开始学习飞行技术的。吴恺、魏坚经过学习，辗转回到延安。梁帮和在航校学习一段时间后，被校方选送到美国留学深造，后来牺牲了。学习航空机械的还有张开帙、杨劲夫、熊焰、顾光旭等同志，他们也转道回到延安。这些同志到延安后，先后在摩托学校、工程学校等单位工作或学习。
1938年9月初，常乾坤在任弼时安排下，甚至没有等到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就匆匆从莫斯科回国到达新疆迪化。常乾坤希望能到“新疆航空队”当教员，想利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但是他的愿望失落了，与他一样受到冷遇的还有从苏联和延安等地来到新疆的王弼、刘风、吴元任、林征等航空骄子。
盛世才为什么拒绝王弼、常乾坤等到“新疆航空队”执教或学习呢？了解一下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就明白了。
当时，新疆王盛世才在统一战线的口号下，同意“联俄亲共”，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军校，包括建立了属于他的航空队，但他并不知道这个航空队里到底有多少中共党员，航空队里的中共学员不仅全都改名换姓，而且全部隐瞒了党员身份，即使有了个不能公开的党支部，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成立之前，党组织归属于苏联迪化领事馆领导。也包括“新兵营”中建立的党组织。“新疆航空队”里的党员，不能亮出党员身份，不能谈共产主义，不能发展党的组织。
有关新疆和“新兵营”的情况，由共产国际驻新疆代表陈云通过苏联迪化领事馆的电台，发电报向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汇报。即使向延安的党中央请示，所发电报也得先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审阅后再转。毫无疑问，是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控制着新疆的党组织。王明是盛世才的挚友。盛世才已经与蒋介石暗中谈和，蒋介石明确地要求盛世才肃共。盛世才怎么会起用毛泽东和任弼时派来的人？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又称为“洛川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报告。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号召全党克服一切困难，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会议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朱德为副主席的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地位。
1938年9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并且批评王明不要争“领袖地位”。那时，任弼时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毛泽东坚持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改变了王明主张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始终坚持要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要建设自己的军队。要将军队的领导权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掌握。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苏联学习航空的常乾坤、王弼、刘风等10余位同志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回国参加抗战和航空建设。经过延安中央军委的认真研究，为了打通新疆和苏联的通道，决定将部分共产党培养的八路军干部陆续派往新疆，同时为了替未来创建人民空军作规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加快培养自己的人民空军储备人才。将一些在苏联学习过航空的中共飞行员也调回国内去新疆发展，培养和储备共产党的未来空军人才。正是这个决定，八路军干部和在苏联学习飞行的航空学员，分批来到了新疆。
1938年8月，八路军干部郑德、林征、吴元任、周元清、叶远之、李春华、任平、王占山等八人先行到达迪化。1938年9月，王弼、常乾坤在苏联学习航空后，一起回国抵达新疆。1938年10月，我党派送苏联学习航空回来的李凡、王琏、王春、王田到达了新疆。1939年5月，刘风从苏联第三航校学习飞行毕业后，回国到达新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八路军干部和留苏飞行员受命从延安或苏联云集到新疆后，都接受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领导。
盛世才是个多疑善变而精明的政客，他当然不会让我党留苏回来的航空人员和从延安来的八路军干部渗透到他直接控制的“盛世才航空队”。盛世才的拒绝，是他严防共产党渗透到他领导的航空队教员和学员队伍，以免对他掌控的航空队带来威胁。1938年夏起，盛世才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发生一定的转变，他从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转而对中共采取限制和敌视的政策。我党原本准备派员到“新疆航空队”的计划，就此落空了。
针对盛世才的拒绝，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的中央军委作出了重要决定，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里，由我党自己独立创办一个航空训练班，培养自己的航空储备人才，同时加强对“新疆航空队”中学习的中共学员进行飞行和政治教育，确保这些学员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于是就开始筹建我军第一个航空训练机构，这个机构的全称叫“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航空训练班”。
建立“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航空训练班”的目的，还不仅仅是培养懂得飞行专业的飞行员和飞行教员，还需要通过这个机构收集新疆与航空发展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组织等情报。主持新疆中共党务的最高领导邓发就是特工首领。邓发是执行这项任务的主要负责人，邓发将郑德、李凡、王琏、王春、刘风5个人抽出来组成一个航空班，继续争取进入盛世才航空队当教官，但仍遭盛世才断然拒绝后，邓发又把延安来的林征、吴元任、周元清、叶远之、李春华、任平、王占山也编入航空班，由常乾坤、王弼担任航空理论课教员。
谁能胜任“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航空训练班”的领导，这是一件大事。王弼当时任这个航空班的党支部书记，但没有从事地下斗争的经历。为了确保这个航空训练班的组织领导和机构完整，中央军委决定由周恩来物色领导人员。事实上，周恩来早就有了打算。为了打入新疆的航空军事领域，于1938年8月首批先行到达迪化的吴元任等8名八路军干部中就有郑德。于是在周恩来的推荐和安排下，郑德担任“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航空训练班”班长。
郑德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进入广东航校第五期（1930-1932年）学习飞行技术，因此他具有专业的航空知识。郑德又是共产党早期派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航空学校学习的地下党员。他了解如何在对方的航空学校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在抗战初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郑德曾在抗大担任过教员工作，他具有教学经验。
周恩来起用郑德，因为他很明白：利用新疆王盛世才与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比较好的关系，从新兵营和延安派出人员进入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和飞机修理技术。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他也明白所谓的“新疆航空队”并不是一个行政或军事组织，并不在中共的控制下。尽管“新疆航空队”也有党组织，但这个党组织既不能公开讲共产主义，也不能公开过党的组织生活，更不能发展共产党员，“新疆航空队”发挥不了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应有作用，只是隐瞒了党员的个人身份而单纯地学习飞行知识。“新疆航空队”党支部也不是“地下党”，从没有提供过任何关于新疆和盛世才的航空军事情报，中央特科也从没有给“新疆航空队”党支部或任何党员布置过地下战线的任务。郑德则是既学习过航空知识又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强者。周恩来专门调郑德赴新疆，不单纯是为了领导中共航空技术人员的培养和训练组织工作，因此郑德还承担着更重要的任务。
新疆八路军航空训练班正式成立后，由从苏联回来的资深航空专家常乾坤担任航空理论课教员，讲飞行原理和领航技术。担任支部书记的王弼也兼任讲课，讲航空发动机。当时的航空班学员有：林征、吴元任、周元清、叶远之、李春华、任平、王占山、陈凤岐、李凡、刘风、王琏、王春、王田。郑德时任班长，因为他坚持自己也是一名学员，与大家一起听课。同时，每逢星期日，在盛世才航空队学习的我军学员也到八路军办事处航空班，由常乾坤、王弼给他们答疑学习中难点，补习航空理论，对他们进行业务学习辅导。
由于郑德担负着许多重要的工作，教学任务也就主要落在常乾坤和王弼肩上。
常乾坤和王弼一边授课，一边翻译资料、编写教材。常乾坤编译的航空教材有《飞行原理》、《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王弼编译的航空教材主要是《航空发动机原理》。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书籍成为东北老航校的教材，人民空军成立后初期创办的七所航校，也都普遍使用了这批教材。
当时在邓发领导下，郑德在新疆收集到不少情报。随着盛世才对共产党关系的恶化，以及1939年至1940年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到来，郑德已意识到这一点，为了保存中共空军后备人才，于是报告中央军委：由组织上决定，“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航空训练班”的教职员分批回延安。
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新疆的情况，随着1940年新疆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的中央军委急调王弼、常乾坤等回延安，不仅是为了保护和保存他认为可信的干部，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有更大的志向，他已经为中国的未来进行谋划，他要人民军队去掌握制空权。根据郑德的报告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决定八路军驻新疆航空班全体人员分批撤回延安。
1940年1月，“新兵营”的人撤回延安。郑德决定：从延安来的航空班学员林征、吴元任等也返回延安。这批学员，一行6人于1940年6月撤回延安。当年9月，他们回到延安后，任平、李春华返回社会部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周元清原来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回到延安后，到《晋西北日报》社担任记者，后来到中央工作。叶远枝因一个案子身亡。只有吴元任、林征仍在航空战线继续学习、工作。
1940年10月，按照中央要求，航空训练班的其他人员分批撤回延安。郑德正式决定：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航空班的8名教学员，分两批从新疆撤退回延安。郑德亲自带领李凡、王春、王田三人第一天走，王弼带领刘风、王琏、常乾坤三人之后再走。没料到郑德四人在通过胡宗南部队的封锁线时，在从兰州到西安的返回延安途中，被胡宗南部队截获。后来郑德和李凡被拘押，关在西安的监狱里，受尽严刑拷打，被烙铁烙遍了他的前胸和后背，最后均英勇牺牲。王春下落不明，王田逃出后回到延安。这给新疆航空训练班人员以极大的震撼。
由王弼带领的第二批人得知消息后，便改换身份，经过化妆，终于穿过敌人的封锁线。王弼、常乾坤、刘风、王琏等人闯过国民党层层关卡到达西安，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人护送，于1940年底到达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新疆督办盛世才取得苏联的援助，扩建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附设航空训练班，公开招收第三期飞行班和第二期机械班人员。当时，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陈云利用航空队招生机会，与盛世才达成协议，于1937年10～11月，从红军西路军进疆人员中选调25名，从延安选调19名(1人因身体原因返回)红军和八路军干部参加航空队学习。当时编成两个班：飞行班25人，机械班18人，两个班建立了一个不能公开的党支部。1938年3月开课。但这二个航空训练班，并非一个航空队，真正的航空队隶属于新疆边防督办公署。由盛世才直接控制。事实上也不存在“红军航空队”一说。新疆军阀盛世才在1942年后大变脸，反苏反共，投靠了蒋介石。在共产国际和王明路线的错误指导下，新疆党组织由此被盛世才轻而易举地消灭了，这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翻阅共产国际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共产国际和王明推行的那一套，在毛泽东的眼里是行不通的。放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一切依靠洋人的金钱和物质支持，在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指导下，培养不出自己的航空人才。
为此，毛泽东筹划加快培养自己的红色航空人才。1940年初，中央指示新兵营人员撤回延安。
抗战爆发后，王弼与常乾坤积极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一到新疆，原以为能为培养中国未来的航空人才出力。结果受到了盛世才的拒绝。但王弼与常乾坤在新疆时，也对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航空专业技术学习上考量，盛世才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没有特殊的教育方法。分析盛世才的为人，他也不可能真心诚意地替共产党去培养空军人才。要建立人民空军，就需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学校，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和干部队伍。
王弼于1940年11月抵达延安后，于11月23日向中央和军委呈报了《建设中国红色空军计划》。在这份计划中，王弼拟定了3个6年计划。通过这3个6年计划的实施，我党我军将在18年之后拥有一支强大的红色空军。由王弼撰写的这份计划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也中国空军史上第一份关于筹建人民空军的实施计划书。
王弼和常乾坤回到延安后，常漫步在延河边，二个留苏学习航空知识的同班同学，志向相同，都想回国报效国家，都想让中国的蓝天主权回归人民。可是新疆的经历，使他们对空军的未来担忧：仅靠苏联的支援和军阀的认同，能打造属于自己的红色空军吗？要建立人民空军，就需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学校，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和干部队伍。王弼与常乾坤是同学，无话不谈，他们的交流话题转向了更高的层次，已不再是纯技术的航空知识讨论。
王弼和常乾坤开始对延安作了细致的考察，在这片土地上寻找答案。那时的延安已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王弼于11月23日向军委和中央呈报了自己撰写的《建设中国红色空军计划》后，他又起草并与常乾坤联名给军委和中共中央写信《中国红色空军兵种建设计划》，于12月1日上报给毛泽东和朱德。
王弼、常乾坤在计划书中明确提出：“近几年来科学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因此空军的技术与组织更加复杂。要建设一个有系统的、强有力的空军，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计划书认为：首先要培养大批航空干部，还要有制造飞机的干部，单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办不到的。计划书中写道：“有了懂得飞机的干部，才会购买飞机，方能修理、保管及使用飞机。最后待我们的材料、设备、技术等条件成熟时能制造发动机、制造飞机。”“建设空军单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办不到的。”进而，他们建议开办航空工程学校。他们从战略角度，论述了创建空军的紧迫性，重要性，可行性。王弼、常乾坤从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发展的形势、需要出发，阐述了建设一支“中国红色空军”的重大意义。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主张将培养专业技术干部这一重要任务必须马上提到日程上来。
王弼、常乾坤向军委和中共中央汇报了他们10多年来，在航空方面的学习和实践的情况，说明他们以及与他们一起从苏联学习航空的共产党人，有能力创办属于自己的中国航校。他们航空报国的迫不及待的心情溢于言表。
王弼、常乾坤的计划书摆到了毛泽东、朱德的办公桌上。他们的意见受到军委和党中央的重视。1940年底，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王弼、常乾坤。并就组建航空学校和筹建红色空军等问题作了详细地了解。
毛泽东说：你们给我的信，我收到了。今天请你们来详细谈谈。
王弼和常乾坤汇报了创建空军的设想。这并非虚妄。他们说，第一步是办航校，可先办一所小型的，集中一批干部学习航空理论知识，为将来建空军准备干部。王弼、常乾坤特别指出建设空军首先要培养航空人才；表示他们和一起回来的刘风、王琏等人有能力创办航校，
毛泽东时而提问。听取汇报后，笑着说：我看暂时还不能建设航空学校，我们还没有飞机，连教练机也没有。但可以先建立个工程学校，学会了开汽车、坦克，那么将来一定能开飞机。这个工程学校就是将来建设航空学校的基础。
毛泽东对朱德说，你这个总司令要抓好工程学校，要把创建红色空军的事宜提到日程上来。我们急需航空人才，要想法设法集聚人才，只要愿意为我们建设红色空军的人，就要欢迎他们来。
毛泽东又说：“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但要有决心和耐心。”毛泽东还风趣地对王弼说：“我国历史上也有个王弼和你同名同姓，他是个文人，你是武将，你这个武的要争取胜过文的。”
在毛泽东、朱德的支持下，延安拉开了筹建和发展中国红色空军的天幕。《建设中国红色空军计划》和《中国红色空军兵种建设计划》是中国空军史上最重要的历史见证。王弼与常乾坤俩人已不再为新疆的迷茫经历困惑。他们的梦想将在延安变成现实。事实上，以后的东北老航校选址和迁移，筹建和发展，也都是按照这份计划书的建议实施的。“培养中国航空红色种子”的提法，也源自这份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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