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曾克林
1945年8月31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在日本投降后通过了《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杜聿明为保安司令。然而此时的我军马不停蹄，已经有10万人开进了东北。9月，伍修权作为中央任命的东北局最初的五位成员之一，随彭真、陈云等被派往东北。
根据中共中央挺进东北的决定，曾克林部乘火车于1945年9月5日深夜开入沈阳后，遇到极为混乱的局面。9月14日，曾克林搭乘送别洛卢索夫上校的苏军飞机回到延安。9月15 日，曾克林抵达延安后，向八路军总部汇报了东北的情况，同行还有两位苏军代表，他们是去延安和八路军联络，让八路军接管整个东北的代表。
曾克林向刘少奇、朱德等请示汇报后，别洛卢索夫上校接着与朱德谈判，并送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亲笔信，主要是讨论苏军和共产党、国民党在东北的关系问题，要求我军不要进入沈阳等大城市，以免美国插手。但又暗示，不要“公开”进入，不等于不能秘密进入。
当晚，刘少奇在杨家岭窑洞彻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杨家岭会议”改变“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战略决策，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
中共中央决定：从延安等地派到中南华东的部队和干部一律改派东北，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2万干部到东北。成立中共中央临时东北局，彭真任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任委员；林彪转赴东北，统一领导军事工作。
1945年9月16日，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段子俊、莫春和在曾克林陪同下，乘坐苏联到延安的专机飞往东北。1945年9月18日，曾克林陪同彭真、陈云、伍修权等回沈阳。但从延安出发的东北局领导乘坐的苏军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时意外地撞到一个小土包上，除陈云外，其余人都负了伤，彭真被撞成脑震荡。
9月18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苏联红军进踞东北之机，先于国民党抢占东北。在东北局的领导下，16军分区部队以沈阳为中心，兵分5路，赴东北各地收复失地，收缴敌伪武器，接管日伪政权，进行剿匪斗争和维持社会秩序。在无数条公路和乡间土路上，10万军队和2万干部继续向东北疾进，一双双脚底板与国民党的车轮展开了竞赛。
曾克林带着朱德总司令任命他为沈阳卫戍司令部司令员一职的正式委任书，乘飞机返回沈阳。乘飞机往返于延安和沈阳，这对曾经用一年时间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曾克林来说，是多么巨大的变化，于是他对飞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时，我16军分区21旅政委刘光涛率领一支部队，正在向凤凰城连山关一带追击敌人，他们在凤凰城西大约5公里的山中发现了一支日军飞行大队，于是迅速将他们包围。
刘光涛政委向曾克林和唐凯报告了这一情况，曾克林随即向“东总”（东北局成立后，东北我军领导机关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了报告。
曾克林同时对这支日军飞行大队作了调查。苏联对日宣战后，关东军被红军的万钧雷霆击得粉碎。接着，日本政府宣布投降。这一系列闪电般的变化，使得关东军所属部队顿时成了无头苍蝇，到处乱窜。当时在沈阳附近的辽阳奉集堡机场，驻扎着日本空军第2航空军团第4练成飞行大队。这是一支机动性的飞行部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99式高级教练机，任务是训练从日军其他兵种调来的初级将校军官和学生出身的特别操纵见习官兵。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这个飞行大队的人员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在沈阳的日本第二航空军第四飞行大队已乱成了一团，一无粮草，二无弹药，人人感到走投无路。这天夜里，队长林弥一郎把十几个部下召到了一块，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林弥一郎（はやし やいちろう）是日本陆军航空兵少佐。他是日本大阪府南河内郡人。
林弥一郎于1932年被征招入伍，成为一名航空二等兵。1932年9月到1935年，林弥一郎经历了三年多的刻苦训练，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和飞行教官，并晋升为航空兵曹长军衔。由于技术出色，1938年5月，林弥一郎成为一名少尉候补生，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训。当年年底，以优等成绩结束了陆士的学业，正式以陆军少尉飞行员的身份被分派到飞行第54战队担任战斗机飞行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久，54战队进入中国战场参战。1942年8月，在桂林上空，林弥一郎驾驶的97式战斗机曾经与陈纳德的P-40展开过激战，并且飞机被打了34个窟窿，但他却成功的从战场脱离，飞回日军占领下的广州白云机场。
太平洋战争中后期，54战队长期驻守北千岛的占守、幌筵岛机场，负责防御从北方来袭的美军轰炸机。日本军事力量最早的在本土防空作战中的的战绩和最早的空战损失都出在54战队。
林弥一郎在54战队期间，由少尉逐级晋升为大尉，并担任第3中队的中队长。在与美军的B-24、B-25轰炸机的苦战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战争经验。1944年11月，林弥一郎晋升为少佐。一名普通士兵出身的军人能够晋升到校级军官，这在非常强调科班出身和论资排辈的日本陆军中属于相当少见的例子。随后，林弥一郎调往中国东北担任驻沈阳的第101教育飞行团第4练成飞行队队长，扎在沈阳东南的奉集堡机场，负责新战斗机飞行员的战斗训练和中国东北地区的防空任务。
日本宣告投降后，林弥一郎所在的关东军第2航空团第四练精飞行队，既不愿向苏军投降，也不愿向我军投降。9月9日，大队长林弥一郎带领300余人，抛弃机场和40多架飞机，在苏联红军、八路军和国民党军的夹缝里南逃，企图混作难民寻机回国。9月底，当关东军第2航空团第四练精飞行队来到距凤凰城大约5公里的小山村上汤时，曾克林部21旅发现了他们。曾克林查明林弥一郎航空大队的人马，已经于9月29日流窜到本溪以南的摩天岭山区。摩天岭山高路险，日军因不相信八路军的俘虏政策，企图倚仗山势负隅顽抗。如果攻占摩天岭，这批日本空军技术人员必定会被消灭在炮火之下，但曾克林多次人派人送信上山，林弥一郎都不相信。一连僵持了几天。
曾克林分析林弥一郎的心理，他过去对中国人民犯下许多罪行，怕八路军将他们招降后不信守诺言，受到凌辱。于是他决定一面派人接管机场，一面派部队追到摩天岭，准备把这批航空技术人员争取过来，为我所用。曾克林组织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21旅12团12连指导员聂遵善奉命上山劝降。希望说服这批日军，消除他们的顾虑……为了组建航校，曾克林绝不会放弃这个意外收获。
当夜，东北民主联军聂遵善奉命率领一支精锐骑兵部队，闪电般地向这支日军部队包抄过去。这支日军部队由于最终缺乏食品，决定向中国政府军投降了。
此时的林弥一郎内心十分痛苦：“看来日本是战败了，咱们怎么办？”他问了半天，没有一个人回答。
“想不想活着回国？想不想家乡的亲人？”
“想啊，做梦都想啊！”
“那好，想回国的举起手来！”
“刷”的一下，在场的都举起了手。
“我们马上出发，向岫岩走，那里有一个日本开拓团，我们向他们要一些粮食，再往朝鲜走，然后从那里坐船回国。”林弥一郎说出了他的行动计划，马上得到了全队的同意。
这支部队在大风雪中走了12天，来到了一个叫上汤村的地方。林弥一郎看了一下地图，发现离岫岩还有不小的一段距离。于是，他命令部队就地休息，明天一早再赶路。这天夜里，风雪中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
林弥一郎一听就知道，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部队，他心里十分紧张，看来他回国的计划要完了。日军拿起武器，作好了战斗准备。借着月光可以看到村外的骑兵黑压压的一片，林弥一郎心想：“这一次完了，完了！”
“我们是东北民主联军，你们放下武器，就地投降！绝不伤害你们！”有人用日语喊话。林弥一郎知道东北民主联军是共产党的部队，纪律严明，优待俘虏。但此时，他已不知所措了。
“东总”指示21旅组织了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劝降林弥一郎。我方谈判小组由5人组成。八路军会谈小组组长是八路军16军分区（前身是冀热辽16军分区）第21旅12团12连领导员聂遵善。八路军16军分区的部队首长是曾克林和唐凯。这支部队是1945年后第一支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也是首支抵达沈阳的八路军部队。12团12连指导员聂遵善带领谈判小组，由凤城县伪县长三桥（日本人）带路并兼翻译。
谈判开始时，林弥一郎等深感侵华罪行严重，对向我军投降顾虑重重。聂遵善先是指出，日军兵败军散，退路切断，下山投降是唯一出路。接着，又向日军交代了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他说：你们虽然参加了侵略战争，但那不是你们的意愿。过去你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当作朋友，以礼相待。
谈判过程中，日方几次探询我方代表官衔，聂遵善回答：“我是旅政治委员特命全权代表，官衔不大，但言必有信。”这番话使林弥一郎解除了顾虑，他召集几位日军军官商量后，决定接受我军提出的条件，下山投降。于是，聂遵善对林弥一郎说：你们愿意和平投降，我们表示欢迎，并尽可能为你们提供方便。我们为你们选定了一个离这里不远，条件稍好的宿营地，请你们明天把队伍带到那里，交出武器，我军将举行受降仪式。
第二天，21旅派出一部分干部战士提前到达受降地点作了准备，在那里摆了一张6尺多长、3尺多宽的桌子。 当林弥一郎带队来到指定地点时，21旅的代表对林弥一郎说：请你们把飞行装具放在桌子上，武器放在地上，军官的指挥刀不愿交出来的可以不交，这是对你们的诚意作出让步。于是，日本航空队员一个接一个走到桌子前把飞行装具和武器交了出来，受降仪式就在这平静的气氛中结束了。
日本航空队被解除武装后，分散居住在当地老百姓家里。这时的东北因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达14年之久，人民生活非常困难，我军官兵和老乡一样吃高梁米和玉米，但为了照顾日本人爱吃大米的习惯，部队千方百计到老乡那里筹买一部分大米给日军飞行大队送去。
10月上旬的一天，曾克林和唐凯在本溪16军分区司令部举行了一个欢迎会，由刘光涛政委将林弥一郎大队的十几名代表请到司令部。当林弥一郎等被带进一间教室模样的房间时，只见桌上已经为他们摆好了丰盛的中国菜。曾克林和唐凯、21旅旅长杨树元及刘光涛等打着手势请他们入座。面对丰盛的酒菜，林弥一郎等10名代表迟迟不动筷子，担心这是“送行酒”。曾克林见状就先下筷子，边吃边重申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
三杯酒下肚，话就多了。林弥一郎对身边的唐凯说，我们不知何时才能回日本，能不能找点适当的工作给我们做，修路也行，下井挖煤也行，我们可以自食其力。
唐凯故意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呢?
林弥一郎说是飞行部队，有飞行员、机械员和其他技术人员。
曾克林说，好，你们要尽快回到奉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等待处置。 席间，曾克林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重申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并表示一定保证日军的生命安全，要他们安下心来，变敌为友，与我军合作。
开始，林弥一郎等担心吃了这顿饭，中国人会处置他们。听了曾克林的讲话，看到我军干部又说又笑，不断地向他们劝酒，他们也就敞开喝酒吃菜了。
聂遵善对林弥一郎说，你们在中国境内参加了战争，这不是你们的意愿。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了这场战争，成为敌人是迫不得已，现在做敌人还是做朋友，你我有了选择的自由。 过去，林弥一郎对八路军一无所知。聂遵善有情有理的一番话和从容儒雅的绅士风度，让他暗自吃惊。也许这一刻对改变他对中国人的印象是决定性的。 林弥一郎表示，我只是希望得到人道的待遇，我的部队中哪怕有一个士兵被杀，都是我无法承受的罪过。
林弥一郎并非贪生怕死之辈。日本空军史是这样吹嘘他的：“林弥一郎是以勇猛果敢而闻名的战斗机驾驶员。1944年6月，他在桂林上空与美国空军P-40式战斗机编队的空战中，他驾驶的‘九七’式战斗机连中34弹，发动机被打坏失灵，他仍驾驶飞机指挥中队继续作战，正如林弥一郎自己所说的那样：‘九死一生，忘我战斗’。最后他竟然驾驶这架伤痕累累的飞机奇迹般地飞回了基地。”
但林弥一郎服从了良知、命运和真理。在真理面前，武士道精神只不过是一只风干的蝉壳。而选择投降恰恰证明了他的胆识和勇气。当然，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人是复杂的，时事的复杂使人更加复杂，但林弥一郎此时的表现及他后半生的历史似乎都支持前述判断。
饭后，曾克林对他说，这次没有请大家都来吃饭，所以给你们准备了一点肉，带回去给大家分享。 当林弥一郎看到“一点肉”的时候，简直要惊呆了：这“一点肉”竟是5头牛和50只羊!看着八路军官兵诚恳的笑脸和朴素的衣装，林弥一郎流下了热泪。他们缴械后，当地军民即送来了一袋袋稻米，还有蔬菜和鸡，而在日军统治下，老百姓吃大米是要按“经济犯”论处，重则要杀头的。
曾克林收降了日本王牌空军的林弥一郎部。几天后，一名东北民主联军的指挥对林弥一郎说：“请你管好你的部队，我要护送你们到沈阳去。”
“为什么？”
“这是上级的命令，一定要照办！”
林弥一郎预感到了什么，他告诉他的部下全部照办。大约有一个排30多人的兵力，荷枪实弹地护送他们，一直上了火车。火车到了沈阳，又换上了两辆汽车。汽车一直开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林弥一郎一脸迷茫，他不知等着自己的命运会如何安排？
1945年10月中旬的一天，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东总”和东北局把林弥一郎请到沈阳。当林弥一郎被护送到位于沈阳的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后，他的心仍未安定下。
东北局书记彭真很客气地请林弥一郎坐到了对面的椅子上。还问了一下他的身体和生活情况，这是很随意的寒暄。彭真接着转入了正题：“我们请你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林弥一郎正襟危坐，紧张地听着。“我们想请你们协助我们建立一支空军！”彭真说，听说你们想找事做，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请你们协助我们建立航空学校。
建航校?林弥一郎对此毫无准备。 林弥一郎吃了一惊：“可是，可是，我们都是战俘！”他审慎地说道，面带难色。
“这一点，请不要顾虑！”坐在一边的伍修权说。
“我们完全相信你！”彭真一副大将风度，落地有声。
“你们不要有顾虑。”伍修权说，我们一贯认为，日本侵华罪行应由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承担。我们要求你们留下来，协助我们建航校，一定保证你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贵军承诺保证生命安全，我们深信不疑。”林弥一郎说，“这些天同贵军的接触已证明了这一点。” 林弥一郎见彭真点头赞同，便接着说，关于建航校，这是很复杂的事情，需要时间，还需要飞机、燃料、器材。这要具体谈，否则我无法说服我的同事们。我实际上已无权指挥他们了，只能靠说服，靠条件。
“你说得很有道理。”彭真接过去说，“关于飞机、燃料、器材等，相信在你们的协助下，在这么大的东北地区是会找到的。你所讲的条件是指什么呢?”
林弥一郎低头思索一番后，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我们需要得到应有的尊重，学飞行生命攸关，没有正常的师生关系是不行的；
第二，必须保证身心健康，飞行体力消耗大，希望能考虑到营养和日本人的生活习惯；
第三，飞行教学周期长，因此要解决好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有家属的须保证家属的生活，独身青年具备了条件就得允许他们结婚。
听了翻译，彭真与伍修权交换了一下眼神，坦诚地说：“你所提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飞行教员就得享受飞行教员的待遇；年轻人结婚也没问题，八路军干部也是有家属的；至于你们喜欢吃大米，我们会尽量保证供应，不过在东北土地上搞大米比较困难，如果出现断顿，只好请大家委屈一下了。”
林弥一郎深受感动，“唰”地一下站了起来：“既然贵军如此信任我，我决不退缩，将竭尽全力，只是……只是……”
彭真看出他有为难之处，便说道：“有何难处，还请大胆讲！”
“我还有几个条件！”
“请讲！”
“作为飞行教官有下达命令的权力，这一点在俘虏和胜利者之间很难做到！”
彭真马上回答：“给你这个权力，我们能够做到。”
“还有，教官和学生之间，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没有这一点就无法教学！”
彭真又说：“这是没有问题的，你的条件都是理所当然，如果担任我们的飞行教员，那就要有教员的权力和待遇。”
“那好吧，我同意来当！我也可以说服我的人帮助你们。”林弥一郎答应了。
彭真一听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会和你很好地合作的。”
彭真
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此时开诚布公地表示欢迎他们协助共军创办航空学校，待条件成熟后再送他们回国。谈话过程中，林弥一郎始终盯着伍修权腰间佩带的一支小手枪，他的这一举动曾引起了警卫员的高度警惕。当林弥一郎在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被说服答应协助创建中国航校，筹建中国空军时，林弥一郎在起身告辞瞬间，又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谈话结束时，林弥一郎突然提出：“伍将军，您是否能把您带的这支柯尔持式手枪送给我作个纪念？”这支勃朗宁手枪是伍修权的心爱之物，伴随他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出生入死久经考验。在一般人看来，将这支手枪送给刚刚放下武器的敌人，似乎不太可能。但伍修权考虑到，林弥一郎之所以提出索要这支手枪，意在试探我方对他们的信任程度。伍修权大步走到他面前，拔出枪递到他手里，说：“这支枪从长征到现在，我一直带在身边，今日送给你作为纪念吧。”
伍修权
这支漂亮的白色手枪是第三次反围剿时从张辉赞的一个副官手中缴获的。伍修权毫不犹豫地从腰间解下手枪，递到林弥一郎手中。哪有刚交枪就索枪的道理?林弥一郎为八路军将领雄阔的气魄和富于人情味的举止所震惊、折服。这一举动使在场的日本军官又惊又喜、十分感动。林弥一郎大队接受了协助建航校的要求。他们一致表示，愿意留下来为建设中共空军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后来，林弥一郎回忆说，他刚开始工作是“为了吃饭，为了活下去，为了安全回国；看到共产党人真诚地对待他，他认为只有想方设法完成培养飞行员和其他航空技术人员的任务，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经过谈判小组的努力，林弥一郎终于打消了顾虑，率部下山投降。为了争取他们，曾克林亲自赶到摩天岭下，设宴招待林弥一郎一行。与他们多次谈话，使这批日军俘虏不再要求回国，表示愿意为八路军服务。曾克林高兴地把他们带回到奉集堡机场。经过清理，拥有46架飞机，17位飞行员、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地勤人员180多人。
东总将这支队伍暂名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通过劝降和接管林弥一郎航空大队，曾克林将军对现代化的的军事装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以后的战斗中，他又受命组建了我军第一支战车（坦克）部队“东北野战军战车师”，担任首任师长。全国解放后，曾克林将军又参加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奉命组建解放军空军第一支战斗部队“航空混成旅”和海军航空兵第一师，担任了海军航空兵副司令员兼第一师师长，并以军级干部的身份参加飞行员训练班，成为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职务最高的飞行员。他还曾亲自驾战机巡逻在祖国的万里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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