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商业和商人资本活动历史悠久，早在秦汉以前已相当发展，在《春秋》及《左传》等史籍中都记载有巨商出现。从《史记》的《货殖列传》中亦可看出有关商人在关中、洛阳、三晋和山东等地经商的具体情况。但我国自周、秦、汉以来，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占有极大优势，商品经济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江南一带更臻繁盛，包括集镇在内。
上海地区的贸易起源，已难稽考。在对外贸易方面，据清同治《上海县志》记载，上海在宋时属秀州，隶两浙路，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市舶提举司及榷市场，说明当时已有一定数量的对外贸易。市舶司专置官员以主绾（联络）对外贸易，其职务为一方面“稽征番货”（管理外商船只货物税收），一方面“管理贡事”（管理外国贡使并保护、监督内外商民之交易）。
元朝初年，政府倡行海运，而上海有水域之便，一度成为海运船只荟萃之处。祝桥地处沿海，潘泓港成为当时重要的出海口。明代上海一带时受倭寇骚扰，曾施行“海禁”，清初亦施“海禁”，闭关自守，上海对外贸易每况愈下。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延废除海禁，翌年在上海设立“江海关”，专司海舶税钞。后因清政府又限外商只在广州一口与华人互市，上海对外贸易基本停顿。这时长江一带尚无西人足迹，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英人不断到上海一带调查，要求通商，为清政府拒绝。祝桥近邻东海，属偏僻之地，更无对外贸易之说了。
在国内贸易方面，上海旧属松江府，棉区集中，棉纺织手工业兴盛，自明清以来，土布和棉花的国内贸易相当发达，由于土布手工业的兴旺，还有土布制成日用品的商品，如据明范濂《云间据目抄》记载：“松江旧无暑袜店，暑间穿袜者甚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主……”又如上海浦东地区盛产高丽布，旧时主要做面巾之用，亦远销南北各省。当时祝桥地区的袜业却十分发达，祝桥南六灶绣品声名远扬。
但上海地区的内贸不只是松江的棉花、布业等与其他地区的粮食及手工业品的交换，上海地处南北海运中心，长江腹地广阔，并由于江南物产丰富，因而贸易发达，促进了商业资本的繁荣和沙船运输业兴起。据《上海古迹谈》关于“商船会馆”记载：“上海各种商业，当尚未辟租界通商以前，轮船尚未入口，以沙船为大宗，允称首屈一指，各商设立字号，如严同春、严大生、陈丰记、郭万丰、王信义等，每号多者有船三四十艘，少者二三十艘，其余亦有十余艘或数艘者，往来山东、牛庄、烟台、天津一带，获利甚巨……”又据吴贵芳著《古代上海述略》转引《皇朝经世文编》等记载：“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作为沙船业行会组织的商船会馆，建立于上海县城东的马家厂，规模宏敞。……黄浦江中碇泊着有上海、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等地的沙船……”当时“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百余号”。足见沙船贸易的繁盛。从惠南镇到上海曹家渡通航船只颇多，祝桥镇是中途重要的转运中心。
在鸦片战争前，由于上海地区贸易的发达，早已形成“南北二市”，尤以南市兴旺。《上海县续志》：“在中外未通商以前，南市以豆业为领袖”，各业大小行号都萃聚其间。南市为早年上海的商业中心，这里的市场组织是往往一个行业集中在一条街，保留着不同程度的行会习惯。《上海闲话》记载：“至历史上原有地名现时仍为社会所通用者亦以城内及南市一带为多”。在南市很早就有豆市街、菜市街、白衣街、花衣街、万竹街、篾竹街、竹行弄、筷竹弄、咸瓜街、火腿弄、药局弄、典当弄、洗帚弄、草鞋湾路、剪刀桥路、硝皮弄、铁锚弄及面筋弄等以行业命名的街道里弄，到现在有的路名还相袭沿用，这些地区都是各行业早期经营比较集中的所在，所谓“店多成市”。又据《上海闲话》记载：“南市各业交易，在昔均以上半日为限，至午后则无所事事矣！”南市沿黄浦滩一带，码头衔接，帆墙如林，米行木号多开设此处，即“里街亦市廛繁杂，居民栉比。”早年银钱业行号也大都开设于南市，这与南市当年商业兴盛有直接关系。
据《上海古迹谈》关于“潮州会馆”的记载：“潮州会馆……始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小东门外之洋行街……。”当时闽广船只集泊在南市大、小东门外，商务活跃，“港岸上也出现了为闽广商人经营的专门发售洋货的行号，这些行号集中的街道，就叫做洋行街。”
北市早年以新闸沿吴淞江一带的市面较为兴盛。上海开埠后，北市建制包括租界区域，商业繁荣，上海港发展到鸦片战争的前夕，另据嘉庆十九年（1814年）陈文述《上海县志?序》述：“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烦剧”。上海地区已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清季末叶，人口迭有增加，五方杂处，万商云集，上海不仅为我国唯一大都市，而且也是世界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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