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何健生於1930年入役廣東空軍，時年2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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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乃強在航空學校學習兩年後畢業，他被授予少尉軍銜。此時全國人民紛紛起來聲討汪偽國民政府。重慶國民政府和美英等國也都否認汪偽國民政府。趙乃強出生於吉林，自小在東北長大，他親身經歷了東北淪喪的過程，日滿佔據東北後，他與家人失去了聯繫。沒有了家，也沒有了國，他對日偽勾結強烈不滿。但此時的趙乃強越來越苦悶，他不知道中國的未來在哪裡，也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如何選擇。
那時，同期學員管序東和黃哲夫是他相處最為親近的學友，他們也對汪偽政權感到不滿，對汪偽空軍失去了信任和期望。
這時，常州航校調來了一位新領導，那就是上校教務主任何健生，何健生的傳奇經歷和他對蔣介石和汪精衛的看法，改變了張華對中國社會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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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健生於1926年就讀連平縣立師範學校，於1928年畢業。1929年在廣東憲兵教導隊一期受訓後，當過廣東憲兵總隊第三隊中士班長，上士班長、代理排長。
在這段時間裡，何健生最難忘的是廣東已成了中國空軍之源。孫中山提出的“航空救國”思想和國民革命軍北伐，影響了所有的人。中國空軍的起步，也引起了年輕學子們的強烈渴望。年輕人在空餘時間總會議論廣東空軍的事。
那年，何健生已不安於在廣東憲兵總隊擔任代理排長。未來的人生道路何去何從？他去了廣州，在廣州看到的聽到的都是關於航空救國的事。還有廣東空軍的那些事。
何健生与当时被卷入“航空救国”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在1930年，也就是何健生20岁时，他在广州毅然报名参加了广东空军。何健生被正式批准入役广东空军，分配到空军掩护大队。
1931年冬，何健生被选送到广东空军司令部空中射手训练班学习。黄光锐、马俭进、刘锦涛都是何健生的前辈和长官，也是悉心培植他成长的老师。
当时，广东空军仅成立两个飞机队，日后扩充至九个飞机队。由一间简陋飞机修理厂，扩大至两间较完备飞机制造厂。
航空学校由第一期办至第八期，培育航空技术人员五百多人。期间还创办了一个轰炸射击班，这个班因为只开办了一期，所以知者甚少。何健生当时就曾在这个轰炸射击班学习过，当时的带教教官是马俭进、刘锦涛。
但年轻的何健生并不知道当时的广东空军与南京政府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南京政府还无法全面掌控广东空军。
蒋介石对广东航空事业之发展，存心觊觎，多方设法收买广东空军航空人才为己用，他委派张惠长为南京航空署署长。1929年，广东航校因张惠长调换周宝衡，自兼校长，因派系权力之争，发生了易长风潮，掀起罢课，致第三、四期，部分有志的青年学子失学，徬徨歧途。其后，张惠长因易长事故，树植派系势力，使广东航空同袍之间常存芥蒂。不久，张知难而退，广东航空处长由黄光锐充任。
何健生在那一年加入广东空军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便是黄光锐。何健生所在的空军掩护队扩充为警卫团，团长是张子璇。
1933年，何健生被调配到广东空军第四队当准尉见习员。何健生所在的广东空军第四队正、副队长为谢莽、邓显刚。何健生曾参加了轰炸系和通讯系高级飞行训练。
那时，广东空军成为全国最有战斗力的空军，亦为抗日战争初期基础力量。
1931年，广州从化机场，何健生在广东空军第四轰炸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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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健生自1930年参加广东空军，至1936年8月在浙江笕桥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学校受训，正遇到了广东空军和中央空军的离合期，他见证了这场中国空军的分分合合。
1931年宁粤发生了分裂。以孙科（孙中山先生哲嗣）为首的“国民党太子派”率领部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数十人愤然离京返粤，孙科等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大会一致推举孙科为非常会议主席团主席。两广宣布反蒋，，当时谓为宁粤分裂。
而其时在南京任航空署长的张惠长，处在这种政治复杂情状之下，无可讳言的，逼于政治上的当时形势，不得不率同所有粤籍在京空军人员随同回粤。至此，广东空军人员参加中央空军建军工作有年的热烈心愿与抱负，也为之烟消云散。
1931年，何健生摄于广东空军
1931年春，张惠长由京率领粤籍空军人员回粤后，其时粤方正式另行成立国民政府。张惠长奉命扩编空军实力，成立空军总司令部，并奉命任总司令。黄光锐任参谋长兼空军第一路司令，胡锦雅任空军第二路司令。谭秀、邓粤铭、陈友胜、丁纪徐、刘植炎、吴建文分任队长（扩编为六队），杨官宇任空军学校校长。至此，广东空军与中央空军遂告分途发展。孙中山手创此革命空军至此以后，乃亦演变成为地方上的广东空军。那年冬天，何健生被选送到广东空军司令部空中射手训练班学习。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华，十九路军奋起浴血抗战。史称“淞沪抗战”。广东西南政委会辖下之空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张惠长）为支援十九路军上海抗战，将广东空军组成一队混合机队（由驱逐机与轰炸机配合）北上参战。当时，南京政府辖有飞机6个队，分驻各地区，亦有个别机队人员参加支援。
令人瞩目的是中央空军和广东空军联手在淞沪抗战中，展现了中国空军的战斗意志和民族团结。可以坦诚地面对历史说，此役为中央空军与广东空军之共同抗战，亦即为我国空军对外作战的先声。由是而言，中央空军与广东空军虽然各自发展，但遇到外患危急时，则不约而同的，自然会合共同抗战，可于此役表现无遗。
“淞沪抗战”爆发之时，蒋介石已在宁粤和议后被迫下野，他正住在溪口，表面上不问政事，实际上仍然操纵南京政府一应重大政策。蒋介石于“淞沪抗战”爆发后复出主理军事。
1936年6月1日，两广发动“六一事变”。夏秋之间，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假借“抗日”为名，实行联日反蒋，表面上以“西南政委会”名义，电请南京政府领导全国抗战，实是企图发动内战，与蒋介石争天下。
广东空军人员，因深感外患日亟，国难严重，知非促成全国统一，无以团结御侮，于是不顾一切，毅然以在义的行动，全体驾机群飞离开广东归附中央，并发表宣言，呼吁和平统一。粤方当局亦为之有所感动而归政中央，遂得化干戈为玉帛。
当广东空军全体飞机飞到中央时，蒋介石正在庐山召开谋求解决全国统一的军事会议，忽然得到广东空军有此明大义的举动，奋欣之情，溢于言表。蒋介石随即召见广东空军人员，予以热烈慰劳予嘉勉。
由此，陈济棠恃自以为王牌的空军完全消失，陆军将领亦多数通电反对，陈济棠洞悉大势已去，遂不得不于18日当天宣告下野。“西南”半独立的局面从此结束。“两广”人民避免一场内战带来的灾难。
至此，广东航空终告瓦解。1936年，广东航空学校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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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空军归并于国民党中央空军后，国民党中央军对广东空军采取了歧视排挤态度。航校第三期空勤人员，原中校的反降一级（中校降为少校）。广东空军有200多位现役飞行人员，都要经过所谓的“甄别考试”，且全都被评为“丙下”，即甲乙丙等，然后又分上中下。如丙下等于第九级，三等九级是最后一级。最后一级是听候淘汰的。在人员档案中，所有广东空军人员，均冠以“幸进”二字，即非蒋介石笕桥航校嫡系人物，是侥幸混进来的杂牌货。因此原广东空军人员存有不满心情。
1936年秋，何健生被分配在中央空军第九大队二十七队“雪莱克”（SHYOK）攻击机部队，当准尉本级爆击士。何健生本是广东空军准尉射手员，合并中央空军后竟把军官改为军士。著名空军英雄高志航原为东北空军上校，也被降为上尉。由于广东空军、东北空军都受到了中央空军的歧视排挤，所以，何健生与广东空军的众多航空人员一样，受到了中央空军的排挤和歧视。他由广东空军准尉军官改为军士，并于1936年8月在浙江笕桥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学校受训，为准尉受训员。
到抗战前夕，笕桥航校共培养了六期学员，合计六百多名飞行人员；到抗战结束，共培养了十六期，有一千七百名毕业生参战。
但是何健生难以忘怀的还有一段在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屈辱经历。由于何健生对蒋介石不忠，笕桥航校便停止了何健生等人的空勤职务，并将他们送往杭州飞机制造厂当准尉本级机械士，分配在发动机车间，一天到晚叫他们和飞机发动机打交道，接受重体力劳动。俨如无罪人被关进了有罪狱。这段经历居然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有关。
笕桥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学校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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笕桥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学校
广东空军归附中央空军后，中央空军对原广东空军的众多航空人员进行了排挤和打压。父何健生也受到了歧视和打击。
当时“雪莱克”超低空飞行训练，只有飞行员，缺少轰炸和射击空勤人员。正好广东空军有空中爆击手20多人。爆，是指轰炸；击，则是指射击。出于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急需，归并中央空军的广东空军航空人员也只好被拉进去当炮灰。何健生便是其中之一。
何健生被安排担任中央空军二十七队当准尉本级爆击士。二十七队队长是孟广信。准尉军衔未变，“员”改为“士”而已。实际上，何健生由广东空军准尉军官改为军士了。并于1936年8月，他又被安排去浙江笕桥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学校受训，改为准尉受训员。
广东空军归附中央空军后不仅受到了歧视排挤，而且被中央空军视为可以利用他们成为打击共产党的工具。
何健生接受“雪莱克”超低空飞行训练短短两个月后，他所属中央空军二十七队就奉调去西安。奉命转移到西安的还有二十六队。二十六、二十七队都归属空军第九大队，大队长为刘超。
空军第九大队到西安干什么？原来蒋介石想指挥这些飞机去打共产党。但是老蒋的算盘打错了，西安除一个宪兵团是嫡系外，几乎全都是被蒋介石打引号的“幸进”军队。空军第九大队也不是他的嫡系。
1936年12月9日，西安市一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游行示威。并打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号，其中东北大学的学生人数最多。这次游行请愿对张学良可以说是刺激最大的一次，成为西安事变的一个导火线。
学生的游行队伍在集结过程中，遭到了警察的阻挠。警察开枪打伤了东北竞存小学一名小学生，游行学生群情激愤，临时决定到临潼蒋介石住地去示威。蒋介石得知学生要来华清池示威，命宪兵二团在十里铺架设机枪阻拦。同时让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打电话给张学良，要他派兵镇压，并连声说要“格杀勿论”张学良闻言立即驾车，追到十里铺。
张学良对学生说，我把你们的意见转达给蒋委员长。我们还是要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他说我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不实现我的诺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处我张学良于死地。这是张学良丢失东北之后，第一次落泪。如今在西安事变纪念馆中，依然陈列着张学良的演讲稿《中国出路唯有抗日》，可见他坚决抗日，收复故土的决心。
张学良向学生作出承诺以后，驾车来到华清池五间厅面见蒋介石，转达请愿学生的要求。又是一次大吵，蒋介石说你张学良是个两面派，你怎么能既代表政府又代表学生。对于这些不守纪律的学生，只有用机关枪去打，只有用枪打。张学良当时也火了，张学良说，对青年学生怎么能用枪打呢，你的枪不去打日本，怎么能对准学生呢。
关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有人认为这是张学良经过深思熟虑有准备、有预谋的兵变。但是，张学良却是另外一种说法。他在89岁生日那天说道，今天我忍不住，我对你们说，事情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是“一二·九”学运那天。蒋先生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我想说，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12月11日，按照预定计划，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易俗社邀请中央大员们看秦腔。当晚，张学良在华清池蒋介石处赴宴，蒋后来回忆道，张学良神色匆忙，魂不守舍，精神恍惚，非常奇怪。而西安城内，杨虎城设宴款待中央大员，没有露出半点痕迹，宴会之后张杨分别对部下下达了捉蒋的命令。
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认为，对蒋介石的处理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决定的方针是“放”，这是联蒋抗日的上策。这就是震撼中外的“西安事变”。
经过共产党的调解，蒋介石答应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之后，西安事变才得以和平解决。
但是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像疯狗一样，一方面扣留张学良将军，一方面暗中整杨虎城将军，其次对归并中央空军的原广东空军人员，也进行了整肃。那些不愿为蒋介石当反共炮灰的原广东空军人员几乎都受到了各种打压。
何健生原是准尉爆击士，被认为在西安事变中对蒋介石不忠，便停止了他的空勤职务，从西安解送到杭州飞机制造厂当准尉本级机械士，分配在发动机车间劳动。与何健生一同押解到杭州飞机制造厂的还有他的战友。他们被强迫一天到晚与飞机发动机打交道，接受重体力劳动。
经过一年多筹备，杭州飞机制造厂终于1934年8月在杭州笕桥正式运营。从飞机厂开始投入生产到1937年8月14日日军开始轰炸杭州，飞机厂被迫迁离杭州的3年中；总共生产、组装和修理了道格拉斯侦察机、诺斯洛普轻型轰炸机、“弗利特”教练机、“雪力克”截击机、Vultee攻击轰炸机及寇蒂斯的各类战斗机共计235架。
1939年7月1日，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开工，在1939年10月，飞机厂组装的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1942年，在日军占领缅甸腊戌的危急形势下，飞机厂被迫焚毁撤退。随后，国府航委会宣布中央飞机制造厂立即解散。
虽然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是中国现代第一家飞机制造厂，在中国航空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页，但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说，何健生突然被剥夺了飞行的权利，他无法接受这样的歧视。
蒋介石企图通过高压政策，让这些“幸进”中央空军的原广东空军人员变成国民党的驯服劳动工具。这在何健生的心灵里产生了极大的反蒋情绪，他已清楚地认识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真面目。
何健生后来说，这段经历让他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内部派系争斗，当时只能仰天长啸，希望自己能有重返蓝天，报国为民血洒疆场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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笕桥国民党空军飞机修理厂
1936年年底，何健生因受张学良、杨虎城“西安事变”牵连，被国民党空军认为在西安事变中对蒋介石不忠，便解除了他的准尉爆击士空勤职务，从西安解送到杭州飞机制造厂当准尉本级机械士，发配到发动机车间劳动。
追忆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那段经历，对何健生来说，永志不忘的是他从这里驾机起飞，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首次空战，他带领航机群轰炸了吴淞口日本军舰和阵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制造了卢沟桥事件。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愤慨。
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这时蒋介石还在庐山召开他的党政军首脑谈话会。
作为在广东革命策源地受过孙中山“航空救国”思想熏陶出来的爱国军人，何健生心急火燎。何健生曾告诉弟弟何俊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笕桥机场当时已成为抗日战争初期空战的主战场。
原是准尉爆击士的何健生，便与一同押解到杭州飞机制造厂的战友们联名上书请缨杀敌。
1937年7月10日，航空委员会批准了何健生等人要求归队请缨杀敌的报告。并恢复广东空军原职称：准尉射手员。并派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到笕桥机场，迎接何健生等人到汉口王家墩机场空军十九队（即原广东空军四队）待命。
何健生为重返蓝天，内心无比激奋，满腔热血在沸腾。
1937年，何健生执行轰炸上海日军基地任务前的留影
何健生下定决心，誓与祖国共存亡，一定要利用射手位置狠打侵略者，为国雪耻，为民报仇。
1937年8月13日夜半，日军又在上海虹口攻击中国空军，14日中国空军即轰炸上海租借、军舰，并攻击日本海军陆战队。日机也轰炸杭州笕桥航校及机场。
九大队奉令移防浙江曹娥机场，二十六队当日到达，次日(8月15日)凌晨，二十七队方到达，正用早饭。曹娥临海，无空袭警报系统，突发现日木木津航空队的九架轰炸机，飞临机场上空。二十六队本准备出任务，立即仓卒起飞迎战，以攻击机权当驱逐机用，当场击落敌机三架。而敌机则将炸弹投掷机场，损毁了飞机若干架。当日空战结束，出击上海之任务亦暂中止，后九大队奉令移驻南京。
笕桥是位于杭州东郊的一座古老小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有上千年，作为中国空军的诞生地之一，让笕桥真正走入历史视野的，是六十多年前发生在小镇上空一场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首次空战。何健生参加了这次空战，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记忆。
1937年8月13日，日本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中国军民打响了著名的淞沪抗战。
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从防地起飞，分批轰炸日寇占领的上海军事据点和船舰，我机安然返防。
1937年8月14日14点50分，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
令长谷川清命令驻台北的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于空
袭杭州笕桥机场，企图摧毁新生的中国空军力量和机场设
备。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笕桥航校教官高志航率队长郑少愚、李桂丹两机群（共计驱逐机27架），分途拦击。击落日寇96式轰炸机3架。
何健生记得很清楚：1937年8月14日那天下午，日军轰炸机部队木更津联队同时对上海淞沪地区的城市、村庄进行了狂轰滥炸。
高志航大队长率机击落6架日本海军航空大队战机，“八·一四”空战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光辉的战绩。在以高志航为代表的中国空军健儿赢得了完胜。“八•一四”笕桥空战大大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气焰。该战役被称为“八·一四”笕桥空战，这一役大大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气焰。这一天也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
在以后的作战中，日本航母经常出没于中国的东南沿海，配合陆上的作战行动。日本当局狂妄地叫嚣，依靠这样的军事力量，在3个月之内就可灭亡中国。
1937年8月15日，日寇从台湾与济州岛调最精锐的鹿屋及木更津等海军航空队轰炸机60架，轰炸我国沿海各省主要机场和城市。
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杭州上空击落日寇94式轰炸机16架。
中国空军第三、五大队及航校空军在南京上空击落日寇94式轰炸机14架。
8月16日，日寇飞机20架分袭杭州、南京等地。中国空军第三、四、五大队在杭州、南京上空击落日寇94式轰炸机8架。
1937年8月17日，中国空军第四、五、七大队，由副大队长孙桐岗，队长刘粹刚、董明德、杨鸿鼎、李桂丹分批率领霍机17架、诺机12架、可机15架轰炸日军虹桥镇阵地及司令部。击落日寇驱逐机1架、轰炸机1架，敌陆军损失惨重。
由于敌高射炮火猛烈，中国空军闫海文座机中弹，跳伞误落敌军阵地，举枪击毙围敌数人后，自杀殉国。敌人为之感动，立“支那空军勇士之墓”碑。
1937年8月19日，中国空军第二大队龚颖澄、谢郁青各率诺机7架，第四大队长李桂丹率霍机6架掩护，轰炸白龙港日军航空母舰，炸沉敌巡洋舰一艘。中国空军沈崇海座机被敌击中，加足油门向敌军舰俯冲，同归于尽，壮烈殉国。
中国空军的几个大队都已与日军交火了。空军八大队的将士们等不及了。这次轰炸任务的领队长机驾驶员是归国华侨黄普伦大队长。何健生被编入空军八大队，当时是长机组的领航轰炸员。
20日下午4时，准尉爆击士何健生所在的空军第八大队19队奉命轰炸上海江湾日军司令部和吴淞口日本军舰和阵地，以配合步兵进击。这是何健生第一次进行对日空战。
何健生负责领航3架德国造的亨克轰炸机，沿长江向东奔袭。
当时全国仅有6架德制“亨克”（HENKEL）重型远程轰炸机。原属广东空军第四队（队长谢莽）。移交中央空军后，使用了一年。因缺乏零件补充，和有些损坏维修，就拆这架飞机零件，补那架飞机所需。在淞沪战役开始后，仅有3架能供作战出动。其余3架只能留作零件备用。这就是空军十九队的战斗力。这种飞机当时的航速只有每小时250公里左右，活动半径为750公里，载弹量为1000公斤。何健生在淞沪战役中就是这种飞机的战斗员。
一心报国的何健生心急如火。8月20日下午5点30分，何健生领航这3架德国造的亨克轰炸机终于进入轰炸上海江湾日军司令部航路，高度从1500米下降到1000米左右。敏捷睿智的伯父，将瞄准器十字架环牢牢地套在日军司令部的楼顶上，一枚又一枚的炸弹，在日军司令部的楼顶上开了花。
当天的晚报立即作了报道，江湾日军司令部被我军夷为平地！
8月22日，何健生参加了第二次对日空战。那天上午7时起，何健生又带领航机群轰炸了吴淞口日军占领的码头和阵地。当机群进入轰炸航路，何健生突然发现在前方1000米处冒出3架敌方舰载96式驱逐机，寻隙向我机群进攻。何健生灵机一动，缩小了编队的间隔、距离，逼使敌机无法接近。与此同时，瞄准目标，迅速将炸弹投向日军的阵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何健生后来回忆说：“那天，我从瞄准镜的十字架环中看见的日舰旗杆上并不是膏药旗，而是青天白日旗，我当时有些发愣，但小日本军舰的外形是改变不了的，他们竟想鱼目混珠！我炸弹照扔！把日本军舰炸沉了。不久，《号外》报道说，我空军夜袭杨树浦敌军阵地和吴淞口敌舰，敌舰仓皇乱发60余炮，我空军从容轰炸。敌舰召开首脑会议，竟然挂起青天白日旗，其畏惧我机的怯懦之情昭然可见。”
当何健生所在的轰炸机群从淞沪一带胜利返航时，当地广大市民欢欣鼓舞。轰炸机群返回基地着陆时，当天路透社还作了报道，报道称，淞沪空战的胜利完全是中国空军英勇作战取得的，并没有英美飞行员。
8月23日晚，何健生第三次领航机群出动，轰炸了上海宝山、崇明和停泊在吴淞口内的日舰。
淞沪会战中，何健生领航轰炸机群多次出征，袭击日军码头、军舰和指挥所等，取得了重大战果，上海、南京等地各界群众欢呼庆祝。1937年8月下旬，轰炸机群从淞沪一带凯旋，广大市民欢欣鼓舞。
时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女士携带物品，亲到南京句容机场慰劳祝捷。何健生等作战人员受到宋美龄的祝贺慰问，并获得她赠送的人造革皮夹克礼物，在皮夹克衣袋上绣有“捍卫祖国抗战到底
宋美龄赠”金字。财政部长孔祥熙和空军将领黄光锐一起，来到南京大校场欢迎凯旋的勇士。
路透社记者也赶到到机场采访报道:“淞沪抗战完全是中国空军英勇作战取得的胜利。”
何国晖珍藏了那时他的伯父何健生与记者们的合影照片。
民国26年10月15日晨，何健生（右2）轰炸日军归来，下机后与陈祖陆、严方、王志斌、肖文史合影
从1937年8月20日开始，何健生所在的空军第八大队19队奉命轰炸上海江湾日军司令部、吴淞口日本军舰和阵地。当时空军19队使用的是德制“亨克”轰炸机，在“亨克”部队五次出动，打击淞沪日本侵略军中，何健生有于8月20日、22日、23日先后参加了三次空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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