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1
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
何健生在抗日战争中，多次参与了对日空战，血洒长空，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在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卖命，自己的选择是出于民族大义，是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
何健生出生于广东，他最早的从军服役是加入了广东空军。广东空军归并于蒋介石控制的中央空军后，原广东空军受到了排斥，何健生甚至因涉及“西安事变”，不仅受到降级而且被剥夺了飞行权力，发配到杭州飞机场打工。淞沪抗战爆发后，出于空军战斗人员的缺乏，何健生要求重返蓝天杀敌的请缨才被接受。
在武汉会战时，由于蒋介石的无能和指挥失误，日本人占领了广东，家乡沦陷，更使何健生对蒋介石政府加深了不满。
1941年12月8日（美国时间12月7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并宣布与德、意处于战争地位。
当媒体公布这一消息后，群情振奋。但何健生却感到十分惊讶：自己多次参加了抗日空战，居然那时的蒋介石政府并没有向日本正式宣战！
令何健生对蒋介石不满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蒋介石对苏联和共产党的态度。
1937年8月，中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提供大量抗战物资的同时，选派了空军直接参战。
因为当时苏联还未向日本宣战，因此，支援空军称为援华航空志愿队(主要是驱逐机)、援华航空运输志愿队(主要是运输机)。1O月，第一批志愿空军轰炸机9架抵达兰州。到第2年11月止，到达兰州的飞机已有50架，志愿参战人员150多人。据统计：抗战初，先后经兰州飞转各地的苏联驱逐机、轰炸机、运输机约有千架。驻兰参战的空军，有苏联志愿队驱逐机一队，战机十多架，另有十几名地勤人员。
何健生在苏联航空志愿军的指导下，学习了许多航空知识和作战实践。他与苏联飞行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当他在凤陵渡上空人机负伤的情况下，苏联飞行员组成机群掩护他成功冲出敌机的火力，安全返回基地。他对苏联空军有着特殊的情感。
苏联空军志愿队在华期间，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当时官方统计，至1940年，日军在陆上和空中共损失飞机986架，其中苏联空军志愿队击毁日机539架。日军王牌飞行员的“四大天王”中，有三位被中苏空军击落。
同时，有211名苏联飞行员在中国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人员，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他们中有功勋卓著的大队长，也有一般机械师，年龄最大的41岁，年龄最小的仅22岁。
但是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随后停止了对华援助，并撤走了苏联空军志愿队。他一度感到非常迷茫。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何健生对蒋介石的不满，也是如此。
2
1941年初，世界形势继续蕴酿着巨大的变化，日本乘英、美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机，积极谋求南进，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美国也希望利用中国抗战拖住和消耗日本，因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
日本强烈感到自己在远东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以中、苏、美、英为对象的，因而处理中国问题必须和解决南方问题、北方问题综合考虑，作长期打算。基于这种背景，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这两个文件在1941年1月16日的大本营会议上获得批准，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天皇的裁决。
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宣言，中国被列为世界“四强之一”，并与美国正式结为同盟。
中美结盟似乎再次印证了长久以来的一种说法，即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但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原本是两个相当疏远的国家，长期以来它们各自处于对方对外关系的边缘。如果不是日本疯狂的扩张和侵略的推动，它们在相互接近的道路上很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何健生好学习，他开始研读有关报刊和书籍。对美国政府有了新的认识。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提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这常常被看作是中美“特殊关系”的开端。其实，这个政策只是美国对列强的外交，提出的是列强在中国的竞争规则，其目的是为美国未来在中国的商业扩张保留机会。它印证的是中美关系的疏远而不是密切。就本质而言，当时的中美关系同中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同。
1931年“9·18“事变，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并连夜占领沈阳城。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9·18事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日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公然挑战，但美国只做出软弱的响应。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提出“不承认主义”，但并不打算采取实际行动。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政府执政后，面对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孤立主义情绪，对中日争端推行的基本是一种任随事态发展的不介入、不干预政策，甚至还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美日关系，以避免冲突。美国袖手旁观的态度并不奇怪，因为它在中国并没有什么需要保护的特殊利益。
1930年代上半期，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中美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一点。1933年5月，中美之间签订了一笔价值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1935年5月，中美两国财政部又以备忘录和换文形式达成了一项白银协议。
何健生还知道，那时的美国参与了中国航空业的起步，这是与中国国防建设有关的唯一方面。1932年美国空军上校裘约特（John H. Jouett）率领顾问团来华，协助中国建立了中央航空学校。从1933年至1937年，美国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飞机供应者。在抗战爆发后的头半年里，仍有279架美制飞机运抵中国，此后才急聚减少。尽管美国在帮助中国发展航空业时谨慎而低调，但它毕竟在中国空军的萌芽阶段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令何健生费解的是：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为什么不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
何健生后来才明白，原来蒋介石的设想是通过短暂的抵抗引起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出面干涉，尽快结束中日冲突。蒋介石不向日本宣战，却希望用小抵抗来引起西方列强干涉，简直是荒唐的想法。
当时，蒋介石的外交工作重点在英国而不在美国。九国公约会议和托德曼调停相继失败之后，蒋介石国民政府才认真考虑制订战时外交政策的问题。
1938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内部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战争期间中国到底能从哪里获得最大支持，是从英、美、法三国，还是从德、意两国，或是从苏联。官员们分成三派，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直到1938年中，国际形势渐趋明朗，讨论才告结束。蒋介石得出的结论是：“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国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国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侠义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斯福总统必能有所作为。”
经过这一番讨论，蒋介石国民政府最终确定了以争取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方针。6月9日，蒋介石把中国战时外交方针综括为以下几点：（一）对英美应有积极信赖的方案提出，应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二）对苏俄应与之联络﹔（三）对德应不弃不离。
为尽快加强对美外交工作，1938年9月，蒋介石国民政府派遣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电胡适，列举对美方针，计有四项内容：（一）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二）尽快争取美国财政援华﹔（三）促请美国对日实行“隔离”政策，限制美日贸易﹔（四）期待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并以美国牵制英国，防止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日妥协。这份电报表明国民政府已形成明确的对美政策，美英之间已以争取美国为主。此后，这四个方面就成为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任务，中美接近的过程由此启动。
谋求美国的财政支持和贷款是蒋介石国民政府争取美援的重点。“7·7事变”的第二天，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Jr. Morgenthau）签署《白银黄金互换协定》。按照这个协议，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年里，中国共向美国出售了价值达1．38亿美元的白银。次年春季，美国允许中国将与此有关的部分贷款用于稳定通货以外的目的，这就形成了事实上的购货贷款。利用这笔贷款，中国购买了价值4，800万美元的战争物资。
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国与美国达成了战争期间的第一笔贷款协议，即桐油借款。按照这一协议，美国进出口银行将向中方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年息4.5厘，期限5年，中方公司在此期限内向美方公司出售22万吨桐油。这笔贷款的主要作用是购买汽车及改善滇缅路的运输。一般认为，这笔贷款是美国援华和战时中美合作的开端。
蒋介石夫妇与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期间亲切交谈
1940年3月和9月，中美之间又以类似办法达成了两项贷款协议，价值2，000万美元的华锡借款和价值2，500美元的钨砂借款。这两项贷款年息减为4厘，其他条件也较桐油贷款优惠。虽然按照合同条款中方仍不能购买《中立法》所禁运的军火，但事实上中国政府利用这两笔贷款不仅购买汽车、兵工材料、航空汽油等军需物资，还采购了价值2，684，700美元的45，000支手枪及其他军事器材。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双方又对钨砂贷款合同作了修订，中方才得到更大的优惠。
从1939年起，国民政府开始把争取同英、法、美等国开展军事合作的问题提上日程。这一年初春，日军占领了中国的海南岛及南沙群岛，南下意图明显。3、4月间，国民政府拟就一份中、英、法合作方案并送交英、法、美、苏四国政府。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中、英、法三国首先在远东开展军事、经济合作，在适当时机邀请苏联参与，并请美国作平行行动，各国对日采取一致步骤，共同维持在远东的权益，对日作战各国不得单独与敌停战或议和。
事实上，对于中国的这项提案，英、法、美互相推诿，谁也不肯明确表态。此后，蒋介石国民政府还多次向美、英等国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可是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努力毫无结果。
蒋介石自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政策之后，国民政府为争取美援绞尽脑汁，但所获甚微。
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时，蒋介石曾预料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可能好转，但此后一年形势反而日趋险恶。
1940年夏秋之际，法国在本土的抵抗崩溃，只好听任日军进占印度支那。英国在希特勒跨海作战的叫嚣下惶惶不可终日﹔当日本以宣战相要挟时，它只好关闭了中国仅存的对外通道滇缅路。
美国虽然宣布实行对日禁运，但它向中国提供的援助仍极为有限。中国争取美国援助之所以十分艰难，一方面在于美国国内中立法的掣肘，另一方面则在于罗斯福政府一直谨慎地在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之间寻求平衡，其援华的最低目标是维持中国抗战不致崩溃，最高限度是不致引起日本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
国民政府的官员们的感触是：美国的援助不到重庆政权“最吃紧之危机，或暴敌最横行之时”决不出手，尽管这几笔钱对美国不过是如摩根索所说的“不比一艘战列舰的价值大的钱”，但对重庆却每每起到“打强心针之效能”。求援的艰辛经历使蒋介石百感交集地说：“对敌国易，对友邦难，受人接济，被人轻侮。此种苦痛不能大忍，则决不能当此重任。”
中美接近的过程是在1940年秋季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之后，才陡然加速了。一方面，国际形势的演变使得罗斯福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强中国的力量以牵制日本﹔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利用这一机会向美国施加了压力。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之后，驻美大使胡适曾致电中央，建议趁“世界大势已极分明”之时召回驻德、意大使，以表明中国的气节和立场。
令何健生和许多抗日人士一样，他们对蒋介石此时的决定非常不满。蒋介石居然决定“对德、意暂取静观”，同时散布对日和谈的消息，以给外界造成中国去向未定的印象。
随后，蒋介石分别约请英、美大使长谈。10月18日，蒋接见美国大使，强调了三点：第一，国民政府“所虑者，惟中共猖獗”，“我人至今已不患日寇敌军之侵略，而患国内经济与社会现状之崩溃”。如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则中共自无所施其技矣。”第二，要使国民政府继续抗战，“非有美国在事实上之继续援助不可”。“惟美之空军与经济之援助，乃足以固我动摇之经济与民心”。蒋介石要求美国每年向他提供500至1，000架飞机，并派遣美国空军志愿飞航人员来华，“此实美国惟一替代对日作战之良策也”﹔同时“深盼今后对我贷款化零为整，一次贷我以巨款。”最后，蒋介石再次提出中、美、英三国合作的问题，他希望先建立一个有实无名的同盟，并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发展，“我国当随美国之领导自无待言”。
在日本挑起侵华战争之际，蒋介石居然称“不患日寇敌军之侵略”“所虑者，惟中共猖獗”，引起了何健生等坚持抗战的将士不满。
11月下旬，罗斯福出于担心“蒋汪之间正在进行一些活动”，要求摩根索迅速供给中国一笔巨款。当月30日，在日本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的当天，罗斯福发表声明，宣布对华贷款1亿美元。这笔巨额贷款中一半是财政部的平准基金贷款，另一半是稍后才谈妥的进出口银行的金属借款。随后，罗斯福要求国务院、财政部及陆、海军各部门寻求可行途径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
但在蒋介石围剿中共新四军的事件发生后，美国的援助一度有所停顿，但当日苏可能签订中立条约的消息传出后，美国再次加快援华步伐。从1941年起，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逐步纳入了租借法案援助计划之内。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宋子文与美方交涉军事援华重点为三项：第一，由美国提供训练与技术援助，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空军﹔第二，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30个师﹔第三，帮助中国建设滇缅铁路和公路，并提供运输车辆等。7月，罗斯福派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来华，出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8月，美国宣布以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为驻华武官兼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 缩写AMMISCA），其主要任务是负责租借物资援华。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美立即结为同盟。这不仅在两国激起了过多的幻想，也掩盖了中国抗战以及中美之间存在的种种问题。与美国结盟是重庆政府梦寐以求的目标，当这一目标突然实现之后，蒋介石已无心全力抗战。他认为，英、美、荷在太平洋上早已商定共同作战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视中国无足轻重，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实力”。同时，他又感到，由于美日战争的爆发，“我国抗战……危险已过大半，往日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不复存在了”。毫无疑问，蒋介石在日本侵华之际，却越来越把中共视为更危险、更主要的敌人。
美国突然卷入战争打乱了刚刚展开的援华计划。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和中国处于美国所有供应线中最细长的一条的末端，决定了美国没有能力向中国提供大量的现代化军事装备，中国战场注定只能依靠极其微薄的资源去对抗大量的敌人。但是，蒋介石并不打算根据实际情况自力更生地进行战争，对重庆政府来说，战时中美合作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不断向美国开列索要物资和贷款的清单。
租借物资援华从一开始就受到交通问题的困扰。1941年，根据第一次对华租借拨款的数额，美国拟向中国输送4，500万美元的物资，其中1，500万美元的物资用于滇缅铁路的建设。但是，由于找不到足够的船只，实际只有2，600万美元的物资由美启运﹔这些物资输送到中转港口仰光后，又因中国唯一的对外通道滇缅路拥挤不堪而大多滞留在那里﹔由于管理混乱，从缅甸运出的物资途中又遭很大损失，到达重庆时几乎只剩下三分之一。
美国负责租借援华事务的马格鲁德报告说，中国要求更多的现代装备，不是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而是要使中央政府在其他国家用外交压力把日本逐出中国之后变得更加安全。与此同时，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做法也引起了以史迪威为代表的美国军方的日益增长不满。他们要求罗斯福对蒋实行“交换”和“压力”政策，以援助作为迫使蒋介石抗日和改组中国军队的条件和砝码。
战争期间，中国对飞机的需求最为迫切，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也首先集中于空军。1940年春，日本空军对重庆及四川各空军基地轰炸使中国空军再次陷入困境。在租借法案实行前，中方已向美方提出在1941年3月前补充新式飞机500架，并由陈纳德在美招募志愿飞行员来华。在租借法案实行后，中国发展空军的计划是达到1，000架作战飞机，第一步是组织驱逐机350架，轰炸机150架，并根据损失按月补充逐步增加。但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仅得到100架P-40式战斗机。
作为军人，何健生同大部分战友一样，希望在大敌当前之际，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为保家卫国，视死如归。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渐渐被民众识破，何健生的性格决定了他对蒋介石的憎恨。这也是他一生不与蒋介石为伍的原因。
3
说起美国飞虎队，中国人似乎并不陌生。飞虎队（Flying Tiger）全称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后改为第14航空队），由美国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创建。主要工作区域前期以中国云南为主，后期以湖南湘西芷江机场为主。但却很少有史料阐述中美联合空军曾轰炸越南日军嘉林机场的那段历史，何健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飞虎队”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陈纳德1893年9月6日出生于得克萨斯州，拥有出色的飞行技术。
陈纳德与蒋介石、宋美龄合影
1937年7月初，应国民政府邀请，陈纳德抵达中国考察空军，担任顾问。考察快结束之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纳德接受宋美龄的建议，在昆明市郊组建航校，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空军，他还积极协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迫于日本外交压力，陈纳德的活动逐渐转为非公开。
1941年，陈纳德将军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当年7月中旬，陈纳德回到中国时，已有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到达中国。分为亚当和夏娃、熊猫及地狱天使三个中队。
由于战前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认为到必要时，只要有钱，何愁买不到飞机，因此，她想出一个办法，把空军的经费储蓄起来，暂时停止购买飞机，只要现有的飞机能维持经常训练就行。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全面进攻，东南沿海主要港口尽数被日军占领，使得引进先进战机之路基本断绝；加上西方多国担心刺激日本，纷纷拒绝向中国出售先进战机，这一时期的战机价格反而大大提高。
国民政府的战机和飞行员在作战中损失较大，加上采购飞机运送、组装、试飞、换装需要不少时间，导致战争初期中国空军被迫使用许多更加老旧的战机升空作战，并过早地在残酷的消耗战中将本来就不多的战机和飞行员损失殆尽。面对无兵可用的窘境，宋美龄才设法与陈纳德联络，耗费十余倍于中国飞行员、数倍于美国飞行员的薪水聘请美国飞行员，同时花重金保障其生活。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上校为该大队指挥员”，以高价（陈纳德部的第一批100架霍克-81战机单价45000美元）采购战机供其使用。陈纳德立即开始对志愿队成员进行专门训练。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志愿队人员的战术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1941年9月1日，志愿大队部设在迁移到云南垒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
在飞虎队建立时，陈纳德根据队员飞机上的标志（飞虎队队员们在飞机上作画），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机首闻名天下，其“飞虎队”的绰号在战时需要鼓舞士气之故迅速传播。
陈纳德将飞虎队按作战编成了3个中队：第一中队由前陆军驾驶员组成，队长是罗伯特·桑德尔，即“亚当和夏娃队”。第二中队外号“熊猫队”，杰克·纽柯克指挥。第三中队由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驾驶员组成，命名为“地狱里的天使”由阿维特·奥尔森担任中队指挥官。初期仰光驻一个中队，垒允驻两个中队，一般近距离作战也可呼应。
Hawk-81A2（P-40c）飞机是飞虎队的主要装备，也是太平洋战争初中期美国陆军的主力战机。筹建空军志愿队之时，除开飞行人员的招募，战机的调拨也是一大难题，由于欧洲战争同样吃紧，加上纳粹德国（1939年9月1日～1945年5月8日）于当时欧洲大陆的海上封锁相当严密，美国当时同样也对欧洲战场提供军事援助。后由英国移让了100架P-40c机运到仰光将由钱昌祚接收，转给中杭厂制造装配合格试飞，再拨给美志愿队领走。这种战斗机装有1台水冷活塞式发动机，流线型机身和机头下方硕大的散热器，构成该机优美的外形，梯形下单翼装有武器，可收放后三点起落架。它的最大飞行速度为552千米/小时。二战期间，P-40c主要对手是日本零式战斗机。对比而言，P-40c机动性不如日本零式战斗机，但具有较高的俯冲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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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由于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的战机和飞行员在作战中损失较大，使得本已珍贵的战机和飞行员难以得到补充，而难以组织空中力量截敌。日机有时甚至在无战斗机保障护航的情况下，就出动轰炸机起飞进行轰炸。
1941年12月7日，陈纳德率第1中队和第2中队到昆明。
据史料记载，飞虎队首次作战是在1941年12月20日。空军前敌总司令部电讯监察台侦测到，日本82中队10架九九式轻轰炸机在毫无护卫下由越南起飞轰炸昆明。监察台总台长陈一白将军急告陈纳德，飞虎队所有战机升空迎击，拦击10架入侵日机，在首次对日空战中击落敌机6架，而志愿队无损失。飞虎队一战成名。此役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不到两周遭遇的惨败。
何健生与1763号战机
何健生珍藏了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上何健生跨上了1763号战机。他曾在这架座机上多次轰炸日寇基地。那是发生于1942年1月22日的事。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大举进犯中国。1941年，何健生所在的国民党空军第二大队驻成都太平寺机场，太平寺机场是我国当时最重要的空军基地，担负着保护大西南、滇缅公路上空和南亚抗日的艰巨任务。第二大队11中队队长是邵瑞麟，何健生在第二大队30中队任上尉轰炸员，队长是潘万全。潘万全少校是吉林农安人，在抗战中牺牲，被列入南京抗日航空烈士中国烈士名单。
嘉林机场（越南语：S渀 bay Gia L洀）是越南北方最大城市与越南首都河内市的两个民用机场之一，位于市区东部的嘉林县(Huy渞 Gia L洀)，距河内市区7公里，嘉林县城2公里，嘉林火车站(Ga
Gia l洀)5公里。
嘉林机场在越南战争时关押战俘，也是空军基地，越南南北统一后改为民用机场。该机场附近就是越南国家航空公司的总部，共有两条跑道，一条长2000米，另一条长1200米。
1941年底至1942年初，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德国法西斯兵临莫世科城下；意大利法西斯强占了南欧和北非的大片领土；日本法西斯强占了大半个中国，并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妄图通过对东南亚国家的占领，采取南北夹攻之势，吞并整个中国，占领亚洲及太平洋战区。为了达到此目的，1941年冬，日军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越南嘉林机场集结了各型飞机共450余架。
为了粉碎敌人的战略企图，1942年1月22日，我滇缅战区司令部命令中国空军第一、第二轰炸大队起飞轰炸嘉林机场。中国空军第一、第二轰炸大队事先已经集中到云南沾益机场了。
上午9时，云南沾益机场的停机坪上，一排排S.B.3型轰炸机做好了起飞准备。
第一大队的飞行人员在副大队长杨仲安、领航主任杨槐的带领下整齐地到达指定的集结地停机坪前的柏油滑行道上，等待王叔铭司令做起飞前的最后指示。
杨仲安（ 1906～1978）广东宝安县（今深圳龙岗区）人。杨仲安与何健生曾同在笕桥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学习，杨仲安是第三期飞行科毕业生，也是何健生的客家同乡。
杨仲安飞行裝照
杨仲安幼时看见一架飞机在大鹏湾上低空盘旋呼啸，惊为天神，立下将来要骋驰长空的宏愿，并用铁针将飞机图型刺青在左腕处，以明其志。12岁时随舅父周氏赴美，定居纽约，在寄宿美籍家庭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后与乡亲合伙在纽约、芝加哥经营餐饮业颇有成就。经商之余，在纽约长岛学习飞机修护及飞行技艺，与华侨青年同好集资购买中古飞机一架，加入当地航空俱乐部，将飞行当成业余嗜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加快侵华步伐，响应“华侨航空救国会”号召，毅然放弃个人事业，考入美国华侨航空学校 (波仑Portland航校)第二期，1933年毕业后立即乘船返国，欲投入对日抗战。转经香港到达上海回国，当时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战斗气氛高昂，杨仲安将美国护照撕毁，扔入黄浦江中，示其壮士一去不复返之决心。从此杨仲安便未有过以华侨身分返美的念头。
杨仲安返国后加入中央空军，又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同学中多为全国各名校投笔从戎的青年学子，如罗英德等人。杨仲安的飞行教官为高志航 (殉国)，同组同学有郑少愚 (殉国)、乐以琴 (殉国)及王世箨将军。当时中央航校时有七位美国退休飞官任教，杨仲安自告奋勇当英文翻译，由于广东国语与普通国语的差异，数十年后，第三期同学间还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镖说官话”的笑谈。杨仲安的英文名字叫Bill，同学们称他为“老镖”。
杨仲安在美学飞时，曾研习天气仪器飞行，并具有使用先进装备长途飞行能力，中央航校毕业后，即分发至仪器飞行学校 (那时称盲目飞行)，负责训练及提高新进人员的天气飞行技能。随后分发至攻击机队及空军第26侦察机队，曾任中队长，即现台湾空军第四侦察中队的前身。后来第26中队转换为战斗机中队，数十年后，杨仲安二公子杨以纶中校亦任26队中队长，父子同任队长，为空军留下佳话。三子杨锦文亦投身飞行事业，曾任空军第一联队F-5E
少校分队长，雷虎特技小组成员。父子三人同为空军飞行战友，当时并不多见。
杨仲安后历任笕桥空校飞行教官、高级班轰炸机组少校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空军第一大队中队长、大队长，赴美受训空军人员副领队官，空军基地司令部上校参谋长。
1942年杨仲安被派任中美混合大编队空中总指挥官，率领中国空军苏联制造最新型SB-3远程轰炸机18架、美国飞虎队 (Fling Tiger) P-40战斗机8架、共26机编队，轰炸越南嘉林机场日军部队，此乃中国空军首次越境出击之纪录。
但出征时刻临近，第二大队原定领队、30中队队长潘万全少校却因故未到机场。
潘万全当时是何健生的直接上司。
潘万全少校吉林农安人，后在抗战中牺牲，列入南京抗日航空烈士中国烈士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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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领队，机群无法出征。作战起飞的时刻就要到了，即将出征的机群没有备份的指挥员怎能升空作战呢？这时，第11中队队长邵瑞麟少校挺身而出，向王叔铭司令请战。
邵瑞麟(1913-1942)辽宁新民人。年幼时，聪明好学，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军大举侵犯东北，看着家园被毁，同胞和亲人被屠杀，年轻的邵瑞麟认识到，只有赶走了强盗，国家才有安全，百姓才有宁日，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雄心壮志，他和妻子阎萃英逃进山海关，让妻子在北平一亲戚家帮工糊口，他则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前去报考黄埔军校，就读于骑辎专业。
邵瑞麟
当邵瑞麟以优秀的成绩从黄埔军校第八期骑辎科专业毕业时，日军已侵占了整个东北，直逼华北，日军的飞机大炮在中国大地上肆意横行霸道，邵瑞麟领悟到：“要把日本侵略者早日赶出中国，光凭勇敢的精神和一腔爱国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拥有先进的武器。”
恰在这时，他又被送到笕桥中央航校学习，因为邵瑞麟非常刻苦学习，于1935年从航校毕业时，被留在学校担任飞行教官。何健生还曾经是邵瑞麟的学员。
由于邵瑞麟军事技术过硬，训练飞行有术，很受空军司令部器重，他还随中国空军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受到了斯大林元帅的亲切接见。后来，他又与中国空军供应司令王叔铭一道接收苏联援华S-B轰炸机30架。
这时，战事越来越紧，邵瑞麟回国后又被委以重任，前往新疆伊犁肩负训练中国空军飞行员的特殊任务。在新疆时期，何健生又成了邵瑞麟的学员。
何健生记得，邵瑞麟在新疆伊犁训练飞行员期间，他的妻子阎萃英带着3个孩子住在成都，当日军对成都和重庆进行大轰炸时，阎萃英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跑警报，尽管一家人时时在胆战心惊中度日，但胸怀抗日救国热情的邵瑞麟根本无法顾及他的妻子和孩子，正当邵瑞麟把一腔热血都倾注在祖国的空军事业，努力培养中国蓝天骄子时，日军的大轰炸更加疯狂了，在这个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邵瑞麟主动请缨，要求离开训练基地，进入空军战斗大队，他要亲自架机冲锋在前勇杀顽敌，保卫自己的祖国。
邵瑞麟的请求，得到了空军司令部的批准，1941年底，他被任命为中国空军第二大队第11中队中队长，何健生在第二大队第30中队任上尉轰炸员。他们后来一起进驻成都太平寺机场。当时，成都太平寺机场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肩负着保卫大西南、中缅公路和南亚抗日战场领空的重要任务。
1941年12月7日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对东南亚国家的占领，南北夹攻，迅速灭亡中国，霸占亚洲及大平洋地区。
为了更好地对日作战，准确而又狠狠地打击日本强盗，邵瑞麟多次驾机到日军驻地投放传单和进行军事侦察，每次出征前，他的妻子阎萃英都要为他精心整理衣物，心中默默地为丈夫祈祷，盼望着他安然无恙地归来。邵瑞麟凭着高超的飞行技术和丰富的作战经验，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飞到日军机场上空拍摄了大量图片资料，每次载誉归来，都受到官兵们的热烈欢迎，不少人还称他为“孤胆英雄”。
空军司令部当即决定，由姜献祥任第二大队总指挥，邵瑞麟任副总指挥，立即准备升空作战。
姜献祥于1949年迁往台湾，已升任中将，曾出任空军军官学校第九任校长。
姜献祥是邵瑞麟多年的同学兼挚友。当空军司令部决定由姜献祥任第二大队总指挥，邵瑞麟任副总指挥时，陈竟筠也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担任领航员。
领航员陈竟筠烈士
陈竟筠，广西省容县人。陈竟筠，原名陈积勇，高大帅气、英俊挺拔。1928年从容县中学毕业后参加革命，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广西航空学校炮射士班学习、毕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学习、毕业。历任第五路军飞机教导大队第四中队侦察员、中央空军第三十四队队员、空军第二大队第11中队轰炸员，升至中尉一级。陈竟筠与何健生同属第二大队。陈竟筠还曾与何健生一起到新疆和兰州培训学习并接收苏联飞机。
在何健生的印象中，陈竟筠从小特别聪明，爱读书，身材高大魁梧的他在矮小的广西人中显得有点鹤立鸡群。从考入广西航校的那一天起，他就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竟筠，那是“进军”的谐音，他要报效国家。
何健生回忆道：在当时，能考进航校，一是要身体素质好，二是要文化素质高，这两点他都具备了。在校期间，他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在射击方面表现优异，老师和同学们都赞他为“神枪手”。当时部队驻扎在宜宾时，他经常在对面的小山上教人射击，而且还是一个革新能手，常常都有一些革新的建议，多次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
何健生说，他曾与陈竟筠一起参加了轰炸宜昌机场战役。因为在那次战斗之前，他已经负伤，头上还有包扎的伤口。按照飞行员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上飞机作战的，会引起伤口崩裂或大出血，而他却一再请求上级同意他飞行，反复地说，“我没有问题，我可以作战”。
在何健生的记忆中，他与陈竟筠驻扎在成都太平寺机场时，陈竟筠的妻子吴绍清和母亲一起来到了机场。由于没有地方住，他就带了两个战友，开了一辆卡车到附件农场买来一车毛竹和稻草，一天之内自己动手搭建了两间茅屋，连那张床都是竹子做的，捆绑用的也是竹子，盖上稻草后屋檐全部用剪刀修剪整齐。由于美国队工作保密性大，他结婚后一直住在集体宿舍，只是偶尔回家坐一坐就走了，个人生活用品和资料都放在宿舍里。他知道战争的残酷和可能的后果，平时尽可能给家人储存一些物资和布匹之类的东西。
空军司令部决定由姜献祥任第二大队总指挥，邵瑞麟任副总指挥时，时任第二大队30中队的上尉轰炸员何健生也就归属姜献祥、邵瑞麟领导。
6
1942年1月22日10时10分，空军第一大队9架S.B.3型轰炸机，在副大队长杨仲安、领航主任杨槐的带领下顺序起飞。紧接着，第二大队9架飞机在副大队长姜献祥、中队长邵瑞麟的率领下也按顺序起飞了。
驻扎在成都太平寺空军基地的两个轰炸大队共18架轰炸机迅速起飞到达云南蒙自机场，会同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航空志愿服务队桑德尔中队长的P-40机9架，进入越南境内对日军嘉林机场执行轰炸任务。美国志愿航空队的9架P-40战斗机的主要任务是掩护机群。
中美27架轰炸机和战斗机混合编队，组成一个大机群，像蓝天上的一把宝剑刺向敌人的心脏。
中午12时，中美联合机群飞抵河内嘉林机场上空，嘉林机场上空布着一层薄薄的白云，飞机在云上飞行，还能透过云层看到地面上的明显目标，只见日机排列成行，毫无准备。
进入轰炸航线之后，由于远距离看不清目标，就用计时轰炸法进行概略瞄准。近距离肉眼能看清目标，就用光学瞄准器进行精确修正，取得了极为理想的轰炸效果。何健生回忆说，进抵目标上空时，因云幕遮蔽，使用计时轰炸法，投弹地点约在海防上空20哩处。
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姜献祥和中队长邵瑞麟抓住战机，立即下达攻击命令。驱逐机俯冲扫射，轰炸机低空投弹，共倾泻炸弹20余吨，数十架敌机遭到毁灭性打击。
炸弹投下后，何健生将精密瞄准器转向180度,用45度角观察自己的弹着点，只见停机坪上一片火海，十几架日本轰炸机被炸毁，燃起熊熊大火。报载：“我空军轰炸大队猛炸敌军军事目标，投弹20余吨，敌损失奇重。”
在第一大队领航主任杨槐下达返航口令后，第一大队顺利通过敌人高射炮区。
第二大队领航主任陈竟筠正在下达转弯口令返程时，由于邵瑞麟指挥座机位置暴露，碰上敌人的高射炮火力网。
在敌人高炮的密集射击下，机身不幸连续被击中起火。冒出滚滚黑烟，飞机上下左右不停地摇摆。
这时，邵瑞麟向姜献祥挥手示意，让他把机群带回基地。
姜献祥向邵瑞麟点了点头，含着眼泪下达了机群返回基地的命令。
南京中山陵园文物管理办公室《空军忠烈录第一辑》记载：“陈竟筠、邵瑞麟、凌春堂所驾的1982号机因飞机故障，被日军高射炮击中，坠入越南南汶河，同殉。烈士追赠上尉。”
姜献祥是邵瑞麟多年的同学兼挚友，目睹这悲壮的一幕，他含泪从机舱中向邵瑞麟挥手永别。其他驾机的战友也纷纷举起右手，向邵瑞麟庄严送别。
何健生看着着火的1982号飞机在云层中冒着长长的黑烟，像一条翻滚的黑龙。突然，机翼向左猛侧，机头冲向大地，一声巨响之后，飞机爆炸了。邵瑞麟和所驾的1982号轰炸机撞向大地，三名机组成员壮烈牺牲。
坠地的1982号战机上除了陈竟筠、邵瑞麟外，还有湖南衡阳籍射击士凌春堂。
邵瑞麟、陈竟筠驾驶的飞机被击中爆炸时，何健生和同机的战友，与其他驾机的战友一样，都纷纷举起右手，向陈竟筠、邵瑞麟、凌春堂庄严送别。
也就是在行军礼告别的瞬间，何健生的1763号座机被敌机突然击伤了，左发动机停止了工作，用右发动机单飞50分钟到马关后，右发动机也停止工作。
被逼无奈，何健生被迫跳伞。机上另外两名飞行员则在强迫着陆时机毁人亡。
这就是在轰炸敌战区嘉林机场战斗中中国空军损失两架轰炸机的全部情况。
之后一年中，日军因缺乏护航战斗机，西南地区都没有见到从越南发起攻击的轰炸机队。
何健生出征前寄给弟弟何俊生的照片
7
1942年7月3日，陈纳德根据美国陆军部和蒋介石的命令，解散美国航空志愿队，而以志愿队部分队员为主组建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美国航空志愿队在中国、缅甸、印度支那作战7个多月，以空中损失12架飞机和地面被摧毁61架的代价，取得击落约150架敌机和摧毁297架敌机的战绩。美国航空志愿队共损失26名飞行员。
美国航空志愿队解散之后，飞虎队所留飞机和人员归并美国陆军航空队第23大队，与派驻中国的第16战斗机中队组成美国空军驻华特谴队，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骨干力量。陈纳德改任美国驻华航空特谴队司令，军衔仍为准将。
日军得知飞虎队解散的消息，遂将原在南洋的第3飞行师调往中国，企图一举歼灭新组建的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7月份，日空军对华中的美空军基地发起进攻。陈纳德采取空中游击战术，以奇袭和机动的作战方式打击日军。到7月底，共击毁日军战斗机2架，轰炸机12架。自己损失战斗机5架，轰炸机1架。
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谴队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陈纳德上任后，强烈要求罗斯福总统加强驻华空军力量，夺回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并伺机攻击日本本土。后陈纳德担任中国空军（而不是中国战区）参谋长。
美国志愿航空队改为第14航空队，除了协助组建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外，还协助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以突破日本的封锁，人称“驼峰航线”
。航线全长800多公里，横跨喜马拉雅山脉，沿线山地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经缅甸到中国昆明、重庆，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飞行路线起伏，有如驼峰，驼峰航线由此得名。
在这条航线上，中美双方3年多共向中国战场运送了70万吨急需物资，人员33477人，航空队共损失563架飞机，牺牲1500多人以及诸多失踪机组人员，如果加上中国航空公司所损失的飞机和飞行员，这个数字将会更加巨大。
虽然牺牲巨大，但是航线的开通意义重大，是继滇缅公路暂时性的断绝之后的又一重要运输线，成为当时维持抗战的空中生命线，是飞行运输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驼峰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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