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率偽國民政府各院部會首腦，前往原南京國民政府考試院大禮堂舉行宣誓就職典禮，宣告汪偽國民政府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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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趙乃強為了尋找自己的舅舅，從北京隻身到了南京去找東北老鄉，老鄉對他說：“你去重慶，要經過日本人的好多道封鎖線，弄不好會被捉起來。”
東北老鄉勸趙乃強可先在南京小住一段時間，再作將來的打算。
那時，汪偽國民黨六大召開後，汪精衛以偽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身份，開始了組建偽中央政府的活動。
1940年1月23日至26日，新老漢奸在青島開始了籌建偽中央政府的談判。參加會議的有汪精衛派代表汪精衛、週佛海、褚民誼、林柏生等，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代表王克敏、王揖唐、朱深、齊燮元等，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代表梁鴻志、溫宗堯、陳群、任援道等。會上，週佛海與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代表李守信會談，簽訂了蒙古自治政府之地位及與中央政府關係的書面協議。
会议决定了伪中央政府大纲、政纲及政策，决定伪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首都定为南京。会议决定中央政治会议于3月初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府于3月中旬成立。会议还对《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伪临时及伪维新两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国民政府机构预定一览表》，以及关于召开国民大会和实施宪政等问题，或原案通过，或授权汪精卫提交中央政治会议决定。
根据青岛会谈达成的协议，3月20至22日，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汪记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邮、曾醒、刘郁芬、李圣五、叶蓬，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代表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朱深、殷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代表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高冠吾，国家社会党代表诸青来、李祖虞，中国青年党代表赵毓松、张英华，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卓特巴扎布、陈玉铭，以及其他方面代表。会议授权汪精卫决定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通过国民政府成立大纲案，拟定伪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首都设于南京，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另附加标志；伪国民政府于3月30日成立。会议决定，在宪法未颁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各院各自对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中央政治委员会为全国最高指导机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主席；设立华北政务委员会，接办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取消后政务；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撤销后，已办政务由伪国民政府直接接收。成立宪政实施委员会，负责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国民政府还都后，宣布重庆国民政府对内对外各种法令及条约、协议、契约等一概无效，所有重庆政府军队应即停战等待命令，所有公务人员应于最近期间到南京报到。会议决定了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及“绥靖”主任人选，并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在林森未到任前，由汪精卫代理。这次伪中央政治会议为伪国民政府的成立，完成了各种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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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在就职典礼上宣读了《国民政府还都宣言》，声称根据中央政治会议之决议，还都南京。全国以内，只有此惟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实现和平与实施宪政为政府最大之方针。对外与日本共同努力，本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使无遗毒。对内革除独裁，对共产党必当摧陷廓清，使无遗毒；重庆方面如仍对内发布命令，对外缔结条约协议，皆当然无效，重庆及地方公务人员务须于最近期间回京报到，所有军队即日停战，以待后命。
当天，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两政府联合委员会发表《解散宣言》。伪临时政府发表的宣言称，国民政府改组还都，宣布实现和平与实施宪政之两大目标，均能吻合临时政府本来目的，两者自当归于统一。伪维新政府发表的宣言称，中央政府即日成立，同人等赞成于先，尤宜辅助于后，所有原设之维新政府，应即宣告解散。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政务院院长卓特巴扎布也发表谈话，宣称蒙古政府乃建设东亚之一羽翼，今后将坚持东亚诸国共存共荣之一贯方向，一致迈进，与往昔无殊。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外交部郑重声明，南京汪伪政府或中国他处存在之其他伪组织，其任何行为当然完全无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汪伪国民政府在继承法统的口号下，其组织机构完全采用了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由汪精卫代理。国民政府下设五院。
行政院长汪精卫，副院长褚民谊。行政院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褚民谊，海军部长汪精卫，军政部长鲍文樾，财政部长周佛海，教育部长赵正平，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工商部长梅思平，农矿部长赵毓松，铁道部长傅式说，交通部长诸青来，社会部长丁默邨，宣传部长林柏生，警政部长周佛海，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岑德广，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罗君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济成，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杨寿楣，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司法院长温宗尧，副院长朱履稣。司法院最高法院院长张韬，行政法院院长林彪。监察院长梁鸿志，副院长顾忠琛。监察院审计部长夏奇峰。考试院长王揖唐，副院长江亢虎。考试院铨叙部长江亢虎，考选委员会委员长焦莹。国民政府文官长徐苏中，参军长唐蟒。
江伪国民政府地方政权机构主要有华北政务委员会，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广东等省政府及南京、上海、汉口3个特别市政府。还有一个以徐州为中心包括22个县的苏淮特别行政区，后改为淮海省。
汪伪政权还设有庞大的中央和地方军事机构。
中央最高军事机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军事参议院院长任援道，军事训练部部长萧叔宣，政治训练部部长陈公博。
地方军事机构有：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叶蓬；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齐燮元；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任援道；苏豫边区“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胡毓坤；闽粤边区“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黄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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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产物，是作为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工具而存在的傀儡政权。
汪伪政权成立后，日本由于仍致力于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而没有立即予以承认。1940年10月，汪精卫派周佛海去日本乞求日本承认。同时，伪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推汪精卫正式出任伪国民政府主席。11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正式出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并发表就职通电，称中日即将缔结的条约为两国之百年大计，惟重庆现在尚倡言继续抗战，言念前途，阻碍尚多。吾人惟有以不断之努力，蕲全面和平之早日实现。11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阿部信行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规定：两国政府为维持善邻友好的关系，应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讲求互相敦睦的措施；两国应在其领域内铲除共产主义分子及其组织；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开发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要的资源，对其他地区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对日本提供必要的便利；对长江下游地区的通商贸易及日本与华北和蒙疆地区间合理供给物资方面，尤应紧密合作。这一条约，远远超过卖国条约“二十一条”。
当天，日、汪和伪满还签署了《日满华共同宣言》，宣称三方互为善邻，紧密合作，以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同日，日本宣布：日本正式承认汪伪国民政府，汪伪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正式承认汪伪国民政府。德国也于当天宣布承认汪伪政权。
那时赵乃强的盘缠快用光了，正在这时他看到南京的报纸上一则广告，说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向社会招收学员。失去了学习和工作机会的赵乃强不能总寄宿在老乡家中，为了生计，他就报了名，随即就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录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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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政府成立后，在南京成立了宪兵指挥部，由日军从北平调来华北伪宪兵一营充作基本队伍，以张诚为指挥。1941年春组成宪兵司令部，由申振纲任司令，士兵扩充到一个团。
1941年9月，汪伪在南京设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为伪军培训军事骨干。1942年1月，以军校一部份毕业生为骨干，成立了警卫师，由李讴一以首都警备司令兼警卫师师长。9月，军委会制定了直辖军队整备至纲及警卫军整备要领。按要领规定，将警卫师与独立第十四旅合并，编为警卫第二师，由秦汉清任师长。
早在1939年初，汪精卫在河内时已着手拼凑其最初的军事组织。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由汪精卫自任主任委员，陈公博、周佛海是军委委员。
因为汪精卫成立伪政权一事，当时尚未获得日本的正式批准，所以军委会虽已成立，除了网罗军事人员外，组建军队的活动实际上并末进行。
同年8月，汪伪国民党在上海召开“六大”以后，随着筹建伪政权活功的开展，汪精卫一伙才开始了组建伪军的活动。
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加速了收编、改编和组建伪军的步伐，扩大了它的军事力量。收编国民党政府的部队和改编原有的各地伪军，则是当时汪伪组军的两个主要途径。
从1940年春汪伪政府建立以迄1941年底，是伪军的初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组建的伪军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1)第一、第二、第三方面军
（2）和平救国军第一军
（3）第一、第二、第二十四集团军
(4)第十军
汪伪军事力量在1942——一1943年期间，有过强烈的发展。这一发展，主要是由于蒋介石政府留在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敌后地区的部队大量叛国投敌的结果。
汪伪军事力量的正式形成和大量发展，是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后，但汪精卫集团的军事活动则是随着它的对日投降活动的进行而在伪府成立前早已开始了。
建立军队，发展军事力量是汪精卫集团蓄谋已久的计划。在公开叛国前，注精卫一伙最初曾计划依靠云南、四川和广东、广西的地方军阀部队，来建立其伪政机然后再组建伪军。然而，当他们公然叛国投敌以后，国民党西南地方军阀并无起而响应的行动，预定的龙云等人的行动也未兑现，而广东军阀张发奎没有跟重庆反目相视，特别使汪失望；同时，日本军队也并未从原定要让给汪精卫的广东和广西地区撤出。因而汪精卫集团的预定计划破产了。
于是，在这以后汪精卫不能不把注意力主要转到自行编组军队上面。而在事实上，汪伪拼凑和组建伪军的活动，也就在这前后开场了。
据汪伪政府公布，“迄三十二年(1943)底为止，综计国军实力已达四十二个师、五个独立旅及十二个独立团，华北方面有十二个集团军及八个独立旅。”
汪伪军总数最高时达100万人，正规军约60万人。
其中包括财政部税警总团。这支部队是由财政部中央税警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佛海为便于控制，把这支部队称为中央税警学校和税警团，置于财政部指挥之下，不隶属于军委会。兵源由日军从被俘的蒋介石军队的士兵中拨充，并收缩忠义救国军和国民党税督团残余人员，武器则由日军供给。税警总团兵力，最多时达一万多人。
汪伪政府也加强了海军建设。汪伪海军部成立后，将原南京维新政府水巡学校改为“中央海军学校”，到1943年先后共招生三百余人。日军将小型兵舰九艘和小炮艇六艘交与汪伪海军，作水上巡逻和军校学生教练之用。汪伪在南京、广州、威海卫三处分别设立要港司令部。总计汪伪海军力量，只不过几十只小舰艇、不足一个旅的兵力而已。
汪伪空军在日本侵略军扶持下，汪兆铭（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于1940年4月30日成立，其政府内便设置了航空署的部门，并归纳由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共同指挥，署长为汪兆铭之妻
虽说由形式上来看汪政权三军齐备，但与拥兵数十余万颇具规模的陆军相比，海空军只能说是聊备一格，而空军更只能算是摆设。汪伪虽有空军之名，但规模还远不如无空军之名的满军航空队。
1940年汪政权“航空署”成立之初，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全署编制包括官兵与文职人员和雇员总共才112人。
“航空署”只能做一些纸上谈兵的宣传工作和整理国军撤退时来不及带走的鸡零狗碎的残余物资。
陈昌祖就任航空署署长之后便开始大张旗鼓四处招募人马，这些人多是来自北洋时期南苑、保定、沈阳及广东等地航空学校的毕业生，也有部分是受欺蒙的沦陷区青年和来自香港的技术人员。
陈昌祖曾赴德国学习航空技术。回国后曾任昆明航空学校校长，军械修造厂厂长，中德航空公司经理。1938年底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1939年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伪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0年3月30日任伪军事委员会航空署署长，1941年6月3日兼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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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政权在组建空军时困难重重，军委会虽成立了航空暑，但直至1941年5月份之前，汪伪空军几乎还是连一架飞机都没有。为此在汪精卫的一再要求之下，日本军队才转让了3架95式教练机。以此为基础而于次年在常州陈渡桥机场设立“中央航空学校”，由航空署长陈昌祖兼任校长，学生来源则是招募自南京、北京、广州等地，另外也有从陆军教导团和海军学校选拔而来。
赵乃强在南京军校军训半年后，即被派送到江苏常州的 “中央航空学校”学习飞行。
赵乃强在中央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时，当时的学校兼任校长就是陈昌祖，陈昌祖时任军事委员会航空署署长，同时还兼任军事委员会陆海空军修械所长。
1941年9月27日，中华民国空军第1大队分队长张惕勤以及飞行员汤厚涟与梁文华驾驶苏联制SB-II轰炸机投靠汪伪政府，并于
到了1942年9月与10月之间，日本海军支那方面舰队又移交了20余架93式、95式与99式教练机给汪伪空军，而中央航空学校也升格为空军教导总队。队长是刘中坛。教导总队名为空军部队，但并没有自主权，仍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之下。
1942年7月30日，陈昌祖特任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0月汪政权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陈昌祖被免职，改由东北空军出生的姚锡九担任航空署署长。
1942年秋，日本赠给教练机十余架，航空署成立了空军教导队。但始终未建成一支作战机队。
1943年10月10日，陈昌祖被伪政府授予空军少将军衔。陈昌祖则后任伪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中央大学校长，中政会军事专门委员会委员。
但同年10月，姚锡九担任署长的航空署却缩编为一个司，后来又缩小为航空科。
姚锡九是江苏宿迁人。曾赴法国学习航空。回国后，1916年任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教官。1921年4月赴东北，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务处处长。后任北洋政府航空署航运厅长。1925年7月13日被北洋政府授为陆军少将。调任南苑航空学校教育长。1929年6月22日任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副署长，同年9月10日调任中国航空公司理事。1931年3月21日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参事，1934年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参事，1935年9月叙任为空军中校。
抗日战争爆发后，姚锡九加入伪政权。1942年7月30日出任汪伪军事委员会航空署长，1943年10月29日任汪伪政府参谋本部总务厅长，空军参谋次长。同年10月10日被汪伪政府授为空军少将。1944年5月任汪伪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抗战胜利后被逮捕，1946年在南京以汉奸罪被执行枪决。
在汪伪政权航空署中还另有一位鲜为人知的空军少将白景丰。白景丰是辽宁省盖平县杨木林于村人，他初中毕业后，于1923年考人张作霖的航空队。后来，他和高志航等人被派往法国学航空，3年后结业回国。当时被派送法国学习航空的共有28名航空员，被分作两部分：一部分进入法国西南克鲁德亚的“高德隆”航空学校，共10名。另一部分进入了对身体条件要求更加严格的巴黎的“莫拉纳”航空学校，共18名。白景丰就是在“莫拉纳”飞行学校学习18名学员之一。他的同学高子垣(志航)、张念勺、姜广仁、杨相林、萧玉玺、宋长凯、杨逢春、王溥泽、齐骥良、王常立、王星垣、孙忠华、孙继先、、尚景新、王中人、王玉山、葛世民(白冰)等人。白景丰曾任国民党空军航校中校飞行教官，后因受排斥到了汪精卫部队，曾任汪伪空军少将。
1943年10月汪政权军委会再度改组时将航空署缩编成空军司改隶总务厅，另外在参谋本部设置空军参谋次长，由姚锡九任参谋次长，陈及胜担任司长。由此可看出汪政权空军脆弱的本质。汪精卫虽颇为醉心壮大空军，但事情发展却与其心愿背道而驰，汪政权空军之后每况愈下，不要说扩充反而越缩越小。
日军之所以在太平洋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还愿意培植汪伪空军，除了以华制华的政治考量之外，用汪精卫的话来说就是要汪政权“有力量分担保卫东亚的责任”。
只不过日军所给的均属于教练机并无作战功能，充其量只能用于战场侦察或反游击等低强度任务。而且拿人手软，日本人提供资源之外，还派遣了指导官严密控制，空军教导总队名为空军部队其实并无自主权只是侵华日军的航空分队。
而汪政权空军亦尚无与国府空军或美军陆军航空队一较长短的能耐，因此航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也就留下来继续训练。
赵乃强两年后毕业，他被授予少尉军衔。后来随空军教导总队转场到了扬州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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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汪伪“航空署”成立之初，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全署编制包括官兵与文职人员和雇员总共才112人。直到1941年5月，在汪精卫的一再交涉之后，才从日军那里获活得了三架九五式教练机，以此为基础而于次年在常州陈渡桥机场设立“中央空军学校”，该校先后共培训过60名飞行员。
汪政权空军另外还组建一个有3架飞机的“国民政府行政专机班”，辖有一个36人的机务连和一个200多名官兵的警卫营。操作的飞机则是日军移交的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主要的任务是所谓的“要人输送”。
汪政权空军从成立到结束，其人员始终摇摆不定，无法坚定效忠汪政府。
不少人都是往来于国府、汪政权和中共之间，屡有叛逃事件发生。
例如1941年9月国府空军第一大队的张惕勤、汤厚涟与梁文华等三人驾驶苏制SB-Ⅱ轰炸机投靠汪政府，张惕勤立刻成了航空署科长，而这架SB-Ⅱ轰炸机也被认为有情报价值，让日军送回本土进行研究。
最大规模的叛离，则是1942年5月常州警卫营200多名官兵集体投靠新四军，次年春又有汤厚涟、梁文华、与曾照德等教官投共。
1944年2月又有汪伪航校教员郭志纬、刘炳球与溥皓璋以及3名机务人员驾驶95式教练机意图向国府投诚，但是却因为撞山意外殉职的事件。
由此可看出汪政权空军脆弱的本质。
汪精卫虽颇为醉心壮大空军，但事情发展却与其心愿背道而驰。
汪政权空军之后每况愈下，不要说扩充反而越缩越小。
1942年10月汪政权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陈昌祖被免职，改由东北空军出生的姚锡九担任航空署署长，不过在经历了所谓复兴空军三年计画的失败之后，航空署还是难逃被裁减缩编的命运。
1943年10月汪政权军委会再度改组时将航空署缩编成空军司改隶总务所。另外在参谋本部设置空军参谋次长，由姚锡九任参谋次长，陈及胜担任司长。
1945年1月撤销空军参谋次长，又降编为空军科。
汪政权空军一再缩编此一结局，显示了汪政权企图建立空军的梦想全然破灭。
当时，年轻的赵乃强并不知道汪精卫政府是汉奸政权。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人民纷纷起来声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讨汪洪流。重庆国民政府和美英等国也否认汪伪国民政府。
这时，赵乃强越来越苦闷，感到自己为了生活真是走错了门。
那时，常州机场附近已是新四军经常活动的地盘。1942年时，装备精良的机场警卫营在顾营长的率领下就投奔了新四军。
赵乃强闲暇时与周围的老百姓聊天，老百姓都说“四哥（新四军）好。”他当然已经很明白人心所向了。
飞行员中对汪伪政府的不满情绪在蔓延， 赵乃强也开始对社会和人生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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