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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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与蒋介石
何健生身陷囹圄，心却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一个战士，怎能在国土沦亡，人民受难的时候而苟且偷生呢？何健生在曾星凯的保释下，虽然答应暂时屈居常州中央航空学校，但无比苦闷。
汤厚琏理解何健生的苦闷，终于说动了何健生暂住在他家里，互相有个照应，也便于交流。
汤厚链告诉何健生：“你的妻子邱淑仪已在从重庆赶往常州的路上，准备来看你。这是曾星凯托人特意安排的。你暂且居住在我家，我们以后可以多商量归宿问题。”事已如此，何健生只得同意暂留常州中央空军学校了。他想等妻子来后再作商量。
这时的南京，多么发人深思。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何健生无限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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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汪精卫与蒋介石矛盾重重。但一般民众并不了解真相。民众只知道汪精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时间较早，又因谋刺摄政王被捕入狱，几乎丧生，汪精卫的名声远播国内外。
汪精卫一直看不起上台较晚的蒋介石，曾成立“国民党改组派”反蒋。直到1931年底汪蒋合流，蒋主军，汪主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后，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
普通百姓怎么会知道汪蒋两个人始终是面和心不和。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清晨，中央委员们先集体到中山陵“谒陵”，九时，返回中央党部开会，由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
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节目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唱完国歌以后，就请汪精卫致开幕词。汪精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搞糊涂了，走上台去，平时口若悬河的舌头竟不怎么好使起来。说话结结巴巴，台下秩序顿时大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不知出于什么先兆，竟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
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入座照相。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用隐藏在照相机中的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柱骨。
现场顿时大乱，中央委员们或纷纷就地趴下，或纷纷钻到门口的汽车底下去，丑态百出。张学良眼明脚快，飞起一腿，踢掉了刺客的手枪，汪精卫的保镖上前将他抓住。
此时蒋、汪不和，成了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那一天偏偏蒋介石又不在场，因此人们包括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内，都以为是蒋介石派的特务搞暗杀。
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介石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陈璧君当场就疑心是蒋介石策划的，大哭着质问蒋介石：“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十分尴尬，但也无法分辩。
事后详查，证实此事与蒋介石的确没有任何关系。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另一颗深埋在后肋骨与脊椎之间，一者因为汪精卫当时身体衰弱，经不起大手术；二者当时的医术不高明，一时间无法取出。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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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汤厚琏在常州碑亭巷和梁文华共同租了一个四合院，他让出一间小房给何健生居住。何健生暂居常州后，心情十分迷茫。他在自述中写道：
曾几何时？日寇在南京惨绝人寰大屠杀。
曾几何时？健生机组就在南京大校场加油挂弹，飞往上海痛歼日本侵略军。
曾几何时？蒋介石在1937年8月18日在南京大校场训话：表彰空军在淞沪打击日本侵略军有功部队的英雄行为。并说：8月14日痛歼日寇来犯空军以六比零取胜，首战告捷。应定为“航空节”。
蒋介石着重指出：“要以轰炸还轰炸”。重复强调：“我们的飞机和炸弹要和敌人的兵舰同归于尽。”慷慨激昂的训话。
汪精卫也在那里大谈抗日论调，便强调：“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蒋汪一唱一和抗日高调，今天看来是心情各异的。
汪精卫这个国民党副总裁，在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1938年12月19日便慌忙叛逃到了越南河内。29日发表了“艳电”，响应日本近卫文磨的威胁蒋介石诱降声明，公开卖国投敌。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历史既为这个民族败类、汉奸头目汪精卫钉在耻辱柱上。
毫无疑问，当时的何健生一直在思考：蒋汪分裂，国家沦亡，中国的出路又在哪里？何健生既对蒋介石失望，也对汪精卫不寄希望，他决心等待妻子邱淑仪从重庆赶到常州后再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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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汪矛盾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从重庆去常州，也决不是一条平坦之路。在航空署少将处长曾星凯的安排下，何健生居住在重庆的妻子邱淑仪遇到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年轻人自称叫刘醒汉，他取出了一块何健生平时佩带的手表，交给了邱淑仪：“你认识这表吗？这是何健生的吗？”
望着那只手表，邱淑仪惊讶了：“他怎么了？”
刘醒汉平静地说：“没事。他现居住在常州，想接你去那里。他的朋友知道我要到上海去，就托我帮助送你和孩子去常州。”
刘醒汉又特意提醒邱淑仪说，现在蒋介石和汪精卫闹翻了，从重庆到常州要经过两个政府的管辖区，为了安全起见，你我就暂以夫妻名义同行，如果遇到盘问，你就不要多说，我会应付的。
原来这个刘醒汉是常州中央空军学校飞行教官梁文华的重庆朋友，他正准备从重庆到上海去，于是就受托将邱淑仪母子顺道带到常州去。
刘醒汉与邱淑仪假扮夫妻，一路上，刘醒汉背着何健生的大儿子何国胜，带着邱淑仪，走出了重庆的大山，又乘船渡江。到达常州后，他就将这母子俩交给了梁文华。自己独自去了上海。
邱淑仪回忆起那段往事时曾说，她只记得那个刘醒汉是个广东人，也许是南洋华侨。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梁文华带着邱淑仪母子，来到了常州的碑亭巷。何健生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妻儿。
梁文华还特意叫来了他的妹妹，对邱淑仪说：“这是我妹妹梁玉珍，她也住在碑亭巷，闲时，你们可多走动走动。生活上有什么难事，对我妹妹说就行了。”
邱淑仪带着儿子何国胜到达常州后，她对何健生说：现在谁能说清楚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区别？谁是谁非，只有历史会证明。我们不如先静观其变，再寻找出路。
在航空署少将处长曾星凯的力保和推荐下，不久，何健生被航空署任命为常州中央空军学校上校参赞。
汪伪航空署少将处长曾星凯和飞行教官汤厚链时常会与何健生闲聊，谈些汪伪空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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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国难当头，抗战正酣，千里神州硝烟弥漫。
1938年12月19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汪精卫，竟伙同周佛海、曾仲鸣、陈璧君等人经昆明叛逃至河内。汪随即发表“艳电”，公开投敌降日。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粉墨登场的汪伪政府，不仅打出青天白日满地红和“三民主义”的旗号，在行政机构的设立上完全照搬内迁重庆的国民政府，比如成立交通部航政司规划经营民航事业；同时，设立航空署，管理发展空军事业。
早在汪精卫密谋“和平运动”之初，就注意笼络收买各路军阀与落魄军人。曾留学德国就读航空工程专业并担任过南京飞机修造厂厂长的陈昌祖，自然成为牵头组建伪空军的不二人选。陈昌祖不仅是汪夫人陈璧君的弟弟，更因为其儿女侄子在河内经历了军统对汪精卫夫妇实施的“高朗街刺杀”行动而关系亲密。陈昌祖当即辞去了欧亚航空公司经理职务，追随“四哥”汪精卫。
汪伪政府成立后，陈昌祖就任伪航空署署长。汪精卫将航空署直属于自己担任主席的军事委员会，以便掌控。原考试院大院被改为汪伪“国民政府”驻地，院内西侧一栋二层小楼，即航空署的办公场所。于此同时，陈昌祖在上海、香港等地搜罗了二十多名原东北、南苑、广东，甚至笕桥中央航校出身的飞行与机械人员进入航空署工作。
按照陈昌祖的规划，航空署应该先建立一所学校，培养自己的飞行员，当条件允许时，编组飞行中队。因此先要有场地与训练设备。陈昌祖向日本军方提出将南京城外的大校场机场或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交还给汪伪政府，结果被日方断然拒绝。
1940年汪伪“航空署”成立之初，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全署编制包括官兵与文职人员和雇员总共才112人，只能做一些纸上谈兵的宣传工作和整理国军撤退时，来不及带走的鸡零狗碎的残余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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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40年，伪航空署就是在这样无飞机、无机场、无训练设备、无飞行学员的情况下无所事事地度过的，建立汪伪“新空军”更是妄想。所以当1940年9月13日，璧山上空，退守西南的中国空军健儿们驾驶性能落后的苏制E式战机迎击日军“零战”时，遥远的南京汪伪政府航空署内，这帮官吏只能摇摇笔杆子，编排些“复兴空军计划”等文字游戏，此外还参考重庆方面空军军官的待遇，给自己拟定了份《空军暂行官佐薪给表》
。
到了1941年5月15日，在汪精卫的一再要求下，日本陆军航空队才将三架九五式教练机移交给伪政府。7月出版的日本《航空朝日》杂志，对移交仪式进行了专题报道，并且简单介绍了日本顾问协助其“重建”空军的情况。其时6月，汪精卫曾出访日本，获日本天皇赠送运输机一架，命名为“海鹣”号，做为汪的专机。但是“海鹣”号的驾驶、维护工作全由日方负责。
有了这三架教练机，陈昌祖终于可以一偿“复兴空军”的夙愿。又经数轮交涉，日本军方出于“向南京国民政府表示友好”，同意将常州西郊陈渡桥附近一个民航备降机场转交给伪航空署使用，同时赠送了一批备用的航空发动机与零配件。但是日方不愿提供飞机日常所需的燃料与润滑油，陈昌祖不得不设法从上海搞了一批低辛烷汽油和润滑油，并秘密存放在杭州原笕桥中央航校处备用。而训练设备，只能自己动手制作。
1941年初夏，这个只有一座草地机场的“中央航空学校”总算开张了，校本部设在觅渡桥畔，下辖教务、副官、政训等办事机构，飞行场在陈渡桥附近。伪航校效仿笕桥中央航校先从陆军军校学员里招收飞行学员的例子，从上海的伪海军学校、伪军官训练团、武汉伪陆军军官学校里招收了32名学生。因为航校建设尚未完工，前来报到的学生只能暂住在一织布厂的三层空楼房内。
中央航空学校先后共培训过60名飞行员，学生来源则是招募自南京、北京、广州等地，另外也有从陆军教导团和海军学校选拔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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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健生后来在中央空军学校认识了少尉飞行员管序东。管序东就曾就读于这所学校，他原先曾是海军学校的学员。
管序东告诉何健生：陈昌祖已不再兼任校长，新校长是高乍新。开设的课程有飞行力学、飞机构造、航空发动机、气象学、无线电原理与收发报实习等。令他颇为意外的是，这里没有日本顾问，不用学习日语，所有教材均为中文、教官也都是中国人。当然，这不意味着日本方面放松了监视。高乍新时任校长后，开学不久，学生中有人传唱抗日歌曲，日本宪兵队得知，直接进校抓人。高乍新也因此事被迫离职。
1941年冬季，日军加紧侵犯南洋，在越南的西贡基地，集结多支陆军飞行队和海军航空队，共计飞机450架。
1942年元旦，常州中央航空学校新任校长刘中檀到任。３月间，又从南京伪陆军军官学校调来30名学生，编为飞行二连。经过正式编组，许声泉为一连连长，林国均、曹家航、彭鹏任一、二、三队分队长；二连连长杨忠义，分队长分别为陈恒太、李城斋、杨建勋。
当时中央航空学校面对骤然增加的学生人数，使三架教练机立刻捉襟见肘。因此只得让两连学生轮流训练，结果一天中飞机起飞着陆次数太多，机件磨损严重。加之航空器材全由日本海军武官府统一调拨。随着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沿着印支半岛一路侵略扩张，军需物资供不应求，留给汪伪军队的越来越少。因此伪航校不时发生因为缺乏燃油、配件，导致训练中断的事情。不少学生也因此失望、动摇，甚至退学。此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令伪航校乃至伪政府极为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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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12日雨夜，由中条山战役中被俘获的两百多名国军官兵组成的机场警卫营，在营长顾济民的带领下，携武器向新四军起义。该营跟随新四军地下工作人员，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抵达丹阳新四军游击区。飞行一连学生查兆龙、毕夏、陈中浩，与警卫营排长顾忠良曾是同学，三人本拟随营起义，可惜因无人接应而作罢。
得知起义一事的伪航校当局惊恐万状，一方面急令关闭机场，所有人员不得外出；一面散布“‘闹事’军人已经全部被前方大部队阻截”的假消息。同时向汪伪政府、伪军与日本宪兵队报告。
不久伪军警与日本宪兵进校搜查，带走并审讯了查兆龙，可是一无所获。
因为此事，刘中檀被免职，改由张惕勤接任校长。
张惕勤甫一到任，就从日军方面接收了十余架九三式、九五式教练机，以及一批航材与汽油，伪航校也恢复了飞行训练。
少尉飞行员管序东对自己的上司上校参赞何健生说起了时任校长张惕勤驾驶苏制SB-2轰炸机，投靠汪伪政府的事。张惕勤驾驶的这架SB-2轰炸机是苏联制造的，因此也被认为很有情报价值，结果让日军送回本土进行研究了。
何健生平时出战使用的就是SB-2轰炸机。一听到这个消息，他顿时眼冒金星。自己是在对日空战时，因SB-2轰炸机出了故障，才被日军高射炮击中，结果跳伞落入敌境被俘，是迫不得已才困居这中央航空学校。可是张惕勤却是背叛了国民政府，主动投靠汪伪，还出卖了苏制SB-2轰炸机制造机密。这是何等地可恶。
何健生根据管序东所说，向汤厚链、梁文华进行了核实，两人都和肯定地说，张惕勤确实是主动投靠汪伪，并出卖了苏制SB-2轰炸机制造机密。
就连曾星凯也愤愤不平地对何健生说，张惕勤背叛了国民政府，是个不可饶恕的罪人。
后来，曾星凯和汤厚链都来找过何健生，他们约何健生一起重返国民党空军，并告知何健生，想重返国民党空军的还有梁文华和曾翼翰。
但何健生对国民党已不抱任何希望，在他眼里的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民族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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