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飞鹰张华传 第2章 沈阳 著

 

第2章

 

桦甸松花湖

 

1

 

赵乃强出生于中医世家，他从小就听父母讲述有关“悬壶济世”的故事。

从古至今，人们常把中医行医雅称为“悬壶”，对德高望重、医术精湛的老中医的职业生涯，多美誉为“悬壶济世”。

“壶”，便是葫芦。传说东汉时，一个叫费长房的人想学医，有一天在街上见到一个挂着葫芦的卖药老翁，据称老翁医术高明，凡施药，必药到病除，遂悄悄跟随老翁。后见到老翁化作一道烟钻进葫芦里，知其非凡人，乃诚心拜老翁为师，并学成得其真传。费长房为纪念老翁，行医时总是把一个葫芦挂在身上，后世医家纷纷模仿，葫芦逐渐成为名医招牌。

葫芦与中医结缘可谓源远流长，相传太上老君精心炼就的长生不老仙丹，就装在他的法宝紫金葫芦里。神话里的八仙之首铁拐李，成仙后还钻研药理，炼制了不少膏丹丸散，身上总背着一个葫芦装药，以致有一句歇后语广为流传，“铁拐李的葫芦——不知卖的是什么药”。而中医高手济公活佛，身后也爱背着一个葫芦，闲时盛酒快活似神仙，行医时则神奇地从葫芦里取药治病救人。

如果说上述故事不过是传说的话，那么，事实上在历朝历代里，中医药行业一直把葫芦视为职业徽标或吉祥物，并相传至今。古代走街串巷的摇铃老中医都会背一个葫芦，因葫芦轻便易于携带，是古代版赤脚医生的“红十字药箱”。

中国医学史上很多赫赫有名的医药学家如陶弘景、孙思邈、葛洪等，他们也信仰道教，喜欢炼制丹药，药葫芦是他们不离身的宝物。千百年来，中国各地各种大大小小的医馆、中药铺，店面上都会竖一个铜制的药葫芦作为招牌。

父母对赵乃强的教育，较多的便是中医中药知识，文化理念是要懂得“悬壶济世”，救人于病痛，医疗众疾。祖上乐善好施，凡是有人来求医，就会从药葫芦里摸出一粒药丸，让患者用温开水冲服。

在清末民初，东北鼠疫大流行。发生在1910年10月末至1911年4月中旬的清朝的一场鼠疫，这次鼠疫波及69个县，共死亡6万余人。

那时的中医都在忙于控制疫情，赵乃强的父亲也一直在忙于治疾疗医。

 

2

 

早在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中就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至于“疠”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

瘟疫，亦称大流行，最常见的是鼠疫，又称黑死病，有腺型、肺型和败血症型三种，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三次跨洲际的传染力。最早在《旧约圣经》中已出现类似鼠疫侵袭亚述军的记载。首次的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疫情持续了五十多年；14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发病1至3日之内死亡，大约死亡一千七百万至两千八百万条生命，死亡人数占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意大利、英国死者半数，据称是由中国商人和蒙古军队传入。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于1855年，正值中国清朝后期。其它的疫疾还有痘疹（天花）、大头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

1910－1911年，东北发生鼠疫大流行。东北鼠疫来源于患有鼠疫的土拨鼠。1910年夏，俄罗斯帝国境内西伯利亚出现由土拨鼠（旱獭属）引发的鼠疫，而此时有华工前往西伯利亚捕杀土拨鼠制作皮毛。

1910年9月16日，在俄罗斯帝国的达乌里亚发现了首例患者。10月初数名华工染病身亡，俄方于是驱逐染疫华工，其中两名被逐华工到了满洲里。

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一家客栈爆发鼠疫并出现死亡案例。而从俄罗斯返回中国的两名工人曾住在这家客栈。此后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务工者开始乘火车回乡过年，鼠疫沿着铁路线蔓延。

1910年10月27日，哈尔滨的俄国租界出现了第一例鼠疫患者。11月7日，哈尔滨傅家甸也出现了鼠疫患者。 

此后，傅家甸在三个月内约有5000人因患鼠疫而死亡。截止至1910年12月初，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达到一百多人。而从哈尔滨返回长春的商人将鼠疫传染给家人，致使当地约有2000人死亡。

为此，隆裕太后任命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担任全权总医官，负责东北鼠疫疫区防疫救治。

1910年12月27日，伍连德首次对鼠疫死亡患者进行尸检，并从尸体身上发现鼠疫源头鼠疫杆菌。伍连德后来又在俄国人加工的皮毛上发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伍连德认为此次鼠疫属于会人际间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的肺鼠疫而非人鼠传播的腺鼠疫。

1911年1月，隆裕太后指定协和医学堂为鼠疫防治中心。

1911年1月2日，奉天发现首例鼠疫患者。后来从1月4日至2月1日，大连、北京、天津、保定、旅顺、芝罘、济南先后出现鼠疫患者。

清末时期东北地区爆发了鼠疫，但是为何当时东北地区的各路中医没有能够起到作用呢？这其实和当时中医忘记了一条最简单的方法有很大关系。

　　鼠疫传染速度快、死亡率高，死亡人数之多超过一般传染病，其惨状如民政司张贞午亲临防疫会演说词所说：“人世之最惨者莫如瘟疫，而瘟疫中遗害最毒者莫如百斯笃（鼠疫）一种。别种瘟疫传染犹缓，而百斯笃传染最速；别种瘟疫医治得手可救十之五六，而百斯笃一发即死，无可医治；别种瘟疫因热而生，遇寒即灭，而百斯笃不然，虽遇零数度以下之严寒仍然猖獗。”

天花、霍乱也是烈性的传染病，但由于发生的频繁，致使民众多少有些认识和了解，在心理上有所防备。而对于这场鼠疫，民众知之甚少，而又有如此快的传播速度和烈度，加之当时有限的医疗水平。于是民众很容易产生极度的恐惧，这种恐惧远远超过一般的自然灾害。

当时的《大公报》上有一段演说也很能说明当时民众的恐惧程度和状态，“诸位呀，请看看东三省的瘟疫，是何等的厉害呀，初一起时，不过在哈尔滨一埠，没过几天，吉林见了，奉天见了，百人受病，生不得一，比水灾、火灾、刀兵灾不更加十倍厉害吗？”

　　中国传统医学的不足其实是造成民众恐惧和中医没能发挥威力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医讲求寒热、表里、虚实等，一直认为“气”是外感疾病病原，认为传染的途径主要由口鼻而入。“由于缺乏对疾病的多元传染渠道的认识，中医治疗时疫往往以施药和针灸等方式进行个体诊治，基本没有有组织的空间隔离观念。”也就是说传统的医学往往“重治疗，轻预防”，缺乏对整体进行有组织的预防，没有隔离的政策。“在‘防疫’这种范围广泛的空间协调行为中，中医无法实施有效全面的隔离策略，而阻止瘟疫向四处蔓延。”

中医这种对鼠疫的无能为力，导致死亡人数每日十几人至几百人，有的全家毙命。“凡在哈尔滨一埠，送往时疫医院中待治者，人数已达一干六百。而中国旧医家，仅持古旧书中所传打针诸法治之，初则十人九死，后竟无一人生还。医院者，良可叹也，夫中国旧医救疫之法，失败如此，以致疫势日增，死亡山积。”

于是，民众在防疫上表现为丧失理智性，转而迷信鬼神。“乡民们不知是病之原由，谓邪气所致，家家用桃木小弓配以五色线，并用小袋装黑豆挂之门首谓可除邪，其愚可怜己极，然不足怪也。”“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黄巾教，又名黄天道教，到处煽动愚民入教，入教者发给黄巾一幅，缠在头上，俨如汉代的黄巾军，声称入教者即可避免瘟疫。”

在当时疫情严重而中医又无法挽救的情况下，民众转而求助于迷信方法避疫，看似愚昧，而且丝毫不起防疫的作用。但在对鼠疫病因没有科学的认识情况下，民众采用迷信的方法是可以理解的，至少在心理上求得一种安慰，减轻对鼠疫的恐惧。

东北鼠疫不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还严重影响经济。在奉天出现了挤兑风潮。在铁岭、锦州、营口、安东等地，因交通阻断，市面缺货，大量商铺倒闭，商品价格疯涨。在哈尔滨，因货物减少，关税的征收受到影响。学校和工矿也纷纷停课和停产。

清末东北大规模爆发鼠疫，中医束手无策，民众多采取逃避的方式来避开瘟疫。东北地区多以山东、河北等地的苦工，鼠疫一旦发生，人们纷纷返乡避疫，结果使灾情更加严重。

 

3

 

    了解鼠疫中中医的真实表现其实是一件沉重的事。

    鼠疫究竟有多可怕，我们先看看历史。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是査士丁尼大鼠疫，自6世纪中叶绵延至8世纪，夺去欧亚大陆上亿生灵。第二次自14世纪中叶始延续300年夺去欧洲大陆近一半人口，当时称之为黑死病。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于19世纪下半叶，从云南、孟买发源，最后汇聚于北满，其后有山西鼠疫，东北第二次鼠疫，以及欧亚非其他地区鼠疫，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才销声匿迹，全球死亡达数千万。从公元541年到1941年链霉素大量生产使人类掌握了制胜武器为止，人类在鼠疫面前进行了惨烈而无助的抵抗。每一次鼠疫大流行都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1910年的东北大鼠疫是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一个关键环节，这次鼠疫与历史上鼠疫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腺鼠疫，死亡率大约70%，前者是肺鼠疫死亡率100%。伟大的中医发展到此时，它关于瘟疫的理论已经达到无法再进半步的境界，以《伤寒论》和清代温病学说等“博大精深”的绝世武功所武装的中医在这场惨烈的鼠疫抗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很惊讶，腐朽的清政府一开始就采取了无比英明的决策，委任回国不久年仅31岁的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主持东北防疫工作。这个名衔很大，其实当时的西医极少，伍连德上任到哈尔滨只带了一名学生，整个哈尔滨没有一名华人西医。清政府举全国之力后续派来支持的西医也只有协和医院、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和北洋医学堂总共二三十名西医。以这一点人来对抗史上最牛鼠疫这才真正无异于一把细沙投入洞庭湖。

1910年12月，哈尔滨出现大规模鼠疫。其时，日俄双方均向清廷施压，要求独立承担北满防疫。而现代医学仅在16年前（1894年）才由日本北里柴三郎和法国耶尔森从香港病人身上发现鼠疫的病因“鼠疫杆菌”，尚未发现或发明有效治疗鼠疫的药物。

伍连德临危受命，以“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的钦差身份，仅带一名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尚未毕业的学生于12月24日晚来到哈尔滨。他会怎么做？

    在此前，已有2名北洋医学堂毕业的医生在哈尔滨瘟疫中心地带傅家甸（24000名居民）开始防疫工作。他们受到的是法国观察医学的教育，观察症状虽认识到是肺部的瘟疫，但无法查明病因和鼠疫联系起来。另外，号称东方巴斯德的北里柴三郎则是拘泥于实验医学的方法，他早已派学生在东北研究解剖了四五万只老鼠，却没有分离出鼠疫杆菌，因而不敢断定这是鼠疫。伍连德受到的是最先进的英美医学教育，临床和实验兼顾。他首先从观察判断是一种新的鼠疫，后命名为“肺鼠疫”。于到达疫区的第三天即12月27日，伍连德在傅家甸的贫民窟里实施了中国医生的第一例真正的人体解剖（在其大力倡导下，三年后北洋政府通过了中国第一部解剖条例），显微镜下看到了器官切片中的鼠疫杆菌，三天后细菌培养基中长出鼠疫杆菌团证明血液中存在活的细菌。仅几天时间，伍连德证明了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无疑。

    仅仅证明是鼠疫并不能解决问题，伍连德第二步做的是流行病学调查，竭力要弄清楚传播的环节。2012年1月2日，清政府派出首批增援人员，只有1名，北洋首席医学教授法国人迈斯尼。他和伍连德之间发生重大分歧，伍连德认为哈尔滨冬季并没有老鼠的大量活动，且日本人的实验没有从老鼠分离出细菌，这次鼠疫是一种新的类型，以呼吸道传染为特征，因此隔离是控制鼠疫的重要措施。而迈斯尼坚持认为灭鼠才是迅速扑灭鼠疫的唯一重要措施，与老鼠是否带菌没有关系。这种分歧其实质是法国观察医学和英美现代医学两种医学模式的不同。非常难得的是，清政府选择了更先进的英美医学，拒绝了迈斯尼要求主导防疫的要求。迈斯尼不理会清政府指令，自行抗鼠疫，1月5日到俄国铁路医院检查病人，1月8日被染，1月11日死。他殉了他的道，死得其所。迈斯尼是哈尔滨防疫队伍中唯一一个死亡的西医医生，他死后再也没有医生敢要求出任总指挥。

    伍连德没有高深的引经据典，辨证论治。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戴口罩，一种他设计的“伍氏口罩”；准备了大量消毒用的硫磺和石碳酸；将鼠疫流行中心傅家甸全面隔离；建立医院分诊病人；征集中医、警察、义工等进行培训；阻隔关内外交通等等。尽管如此，哈尔滨鼠疫死亡持续上升，死亡气氛到处弥漫。到底还有什么环节没有考虑到呢？1月28日，伍连德来到傅家甸坟场，数不清的棺材和尸体停放在露天长达数里，这就是原因了，坟场是鼠疫杆菌的天然冷藏柜和培养基。伍连德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焚烧尸体。但是当地政府和乡绅都不敢附议，电报朝廷。1月31日圣旨到，奉旨焚尸，大火烧了3天。第二天日死亡人数就从183人降到168人，此后逐步下降。这次大规模焚烧尸体被公认为是东北鼠疫防控的转折点，也是历史上第一次。

伍连德行使钦差权力征集警察和部队之外，也召集了一批中医（包括自愿参加者），对这个杂牌防疫队伍进行了简单培训后投入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抗瘟疫战斗。至战斗结束，根据伍连德的统计，其中哈尔滨防疫队伍的殉职情况如下：20名医生殉职1名（即法国军医迈斯尼），殉职率5%；29名医学生殉职1名，殉职率3.5%；中医9名殉职4名，殉职率44.4%；检查员31名殉职2名，殉职率6.5%；警察688名殉职30名，殉职率4.4%；卫生队206名，殉职11人，殉职率5.3% ；骑警80人殉职5人，殉职率6.2%；救火员20人殉职5人，殉职率25%；杂役550人殉职102人，殉职率18.5%；厨师60人殉职4人，殉职率6.7 %；救护队150人殉职69人，殉职率46%；士兵1100人殉职63人，殉职率5.7%。总共2943人，297人殉职，殉职率10%。长春166名卫生防疫人员殉职，其中中医死亡率达54%。

中医在这场鼠疫大战中并没有退缩，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崇高医德，其群体之所以死亡率比西医甚至其他杂役都高，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西医理论不信邪，经常不戴口罩，喜欢切脉，没有消毒意识等。不知是否应该庆幸，当时清政府没有召集全国更多的中医力量参加这场鼠疫战斗。

如果说第一次东北鼠疫中中医谱写了一曲悲壮之歌的话，第二次东北鼠疫中的中医表现就是一场闹剧了。第二次鼠疫发生在十年之后即1920年，这十年中伍连德一刻也没有放松，他创建并领导的东北防疫总处艰难维持，十年磨一剑，终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次防鼠疫委员会没有征召中医，只是要求中医们一旦发现疑似病例立即通知防疫总处。

可是，传来连续几名中医死于鼠疫的消息。伍连德调查了几家中医诊所，这些中医们要么辩解所接诊病人按中医理论不是鼠疫，要么收了诊金要养家糊口，都交给防疫总处的话他们的收入怎么办？伍连德此时已不是钦差，说的话不起作用。于是去找中医的组织“中医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是中医刚自发成立起来的，豪言要消灭瘟疫。伍连德摆事实讲道理，试图和那个老中医会长解释清楚鼠疫的危险性和防疫的重要性。但是，老中医根本听不进，坚持瘟疫不可怕，按中医理论可以扑灭这场时疫。伍连德无法取缔这个中医研究会，闹到市政府。不料当时市政府也以维稳与和谐为目标，竟然要支持中医研究会，还成立了中医鼠疫医院，选用12位名医，研究出了几个“秘方”，同时不忘从无比紧缺的防疫经费中划走4000元。

4月1日，哈尔滨中医鼠疫医院隆重开张，各界名流纷纷道贺不提。应中医要求，伍连德送来10名经西医确诊的鼠疫病人。5天后没有消息，伍连德以为伟大的中医真的创造了奇迹，拟亲自再送10名患者过去。就在此时，中医院送来一封言辞谦卑的信，上次送的10名病人全死了，不要再送了。

伍连德这才到各中医诊所宣布政府命令，诊所早已纷纷关门，那个中医研究会的副会长不知去向，几天后在街上发现他的尸体。原来他也不信邪在给病人看诊时被传染，尸体被妻子抛到街上，可怜一代名老中医，落得如此下场。

通算两次鼠疫中，各地中医参与防疫的约200名，死亡80名，高达40%，原因竟然主要是拒绝戴口罩。中医博大精深的四诊合参和辨证论治在这场大瘟疫中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经过一系列防疫措施后，1912年3月1日，哈尔滨的死亡人数为零。距伍连德到达哈尔滨2个月。伍连德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封锁。4月18日，鼠疫被彻底消灭。4月23日，隆裕太后宣布东三省鼠疫肃清。

  

4

 

1940年2月，杨靖宇将军遇害。桦甸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民主联军处于低潮，再加上当地疾病流行，父老乡亲都生活在苦难之中。

赵乃强自小梦想学医为民治病，在主张济世救民的朝鲜人朴大夫的影响下，他17岁时报名投考沈阳医大。

当时的沈阳医大，即满洲医科大学。満州医科大学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于1911年在奉天创办的医学院校，1945年随日本战败而改为国立沈阳医学院。1948年被并入中国医科大学。

1907年，野战铁道提理部（南满铁道前身）总裁后藤新平在奉天建立了大连医院奉天分院。1911年，日本关东厅都督与日本政府批准在大连成立南满医学堂，最初为医科专门学校，学制四年，同时招收日本学生与中国预科生。大连医院院长河西健次兼任首任堂长，并聘请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出任名誉总裁（此后张锡銮、段芝贵、张作霖先后继任名誉总裁）。1911年11月12日举行了开学典礼。1914年，山田基被委派为堂长，同时奉天分院改为医学堂附属医院。1917年预科分出，改为南满中学堂。

1922年5月，根据日本国内大学令，南满医学堂由专科升格为本科，改名满洲医科大学，学制七年，同时成立预科；校址由大连迁沈阳。1926年建立专门招收中国学生的四年制专门部。此后，南满医学堂附属奉天医院也先后改为满洲医科大学附属奉天医院、满洲医科大学医院。1937年，学校内设立药学专门部。

1945年日本战败、东北光复后，满洲医科大学停办，国民政府教育部、交通部派员接办了学校，先后更名中长铁路医科大学、铁路医学院。1946年正式更名为国立沈阳医学院，由徐诵明出任院长。1948年11月被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接管，并入中国医科大学。

原南满医学堂、满洲医科大学旧址现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北二马路92号、南京北街155号，校园内保留下来的建筑包括本馆（现中国医科大学基础二楼）、附属医院本馆（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楼）、礼堂、图书馆等。2008年，南满医学堂旧址被列为沈阳市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列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

历任南满医学堂堂长有河西健次（1911年－？）、山田基（1914年－1920年）、稻叶逸好（1920年－1922年）。

历任满洲医科大学校长有稻叶逸好（1922年－1935年）、久保田晴光（1935年－1937年）、松井太郎（1937年－1939年）、守中清（1939年－1945年）。

由于满洲医科大学完全由日本人所控制，对招收中国学员严格限制，赵乃强没能被录取。

赵乃强在朝鲜人朴大夫的劝说下，让他去北平报考北平医学院。朴大夫的同学赵树屏是著名的中医。

赵树屏自学医之日起，便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昼间随父侍诊，夜晚则精研医理。学习所得则随时信笔著录。曾备有三种笔记：一为“读书札记”，专记学习内、难、伤寒等经典著作之心得体会以及质疑等。二为“困学丛录”，专记先贤的嘉言懿行、学说主张、治疗方法、师承授受，以及可供相互参证之处，皆择要记录，积累素材。三为“零金碎玉”，专记读书偶得和侍诊的医疗验例，以及所见所闻的零星重要数据，即或是一方一技之微，莫不认真随笔记录，以资学习参考。

赵树屏为清太医院医官赵云卿之长子，其父赵云卿为清代有名儒医，曾任京兆医会会长，兼掌医学讲坛。赵树屏幼承庭训，异常聪颖，宣统元年(1908)，年仅18岁即获得“贡生”。青年时期，受“科学救国论”、“进化论”等新学影响，曾奋志攻读外语。1914年毕业于顺天高等师范英文系（即今师范大学前身）。曾从事教育工作。后在课业之余，于父亲身边侍诊，钻研岐黄之术，渐精医理，献身于中医事业。苦学七年后，于1924年正式考取中医，其后又师事名医萧龙友先生，深得其教益和支持。

那时赵乃强的舅舅在北平一所高校当教授，赵乃强母亲就让他先去找舅舅，可以取得一些助学资金。然后可去找赵树屏相助。

赵树屏，江苏武进人。其临证特点为：取各家之长，融汇贯通，不拘一格，自成体系。1952年以后，担任卫生部技正兼中医科长、中医司副司长。同时，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及北京市卫协副主任委员。着有《关于国医之商榷》、《肝病论》、《中国医学史纲要》、《中医系统学概要》等。

 

赵树屏(1891～1957)

 

但是等赵乃强到达北平时才知道，他的舅舅因战乱已去了重庆。赵乃强因举目无亲，他也没能见到赵树屏。

 

5

 

当时的北平国医学院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医教育摇篮。1929年，京都名医孔伯华先生联合京都中医界名流共倡设立了北平第一所国医学院，历时十五年，先后培养了七百余名高级中医人才，在我国中医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目前，活跃于我国中医界的名医耆老及传承弟子，大多数秉承了公推院长孔伯华先生所提出的“诊务实效，教育传承”这一基本宗旨，为我国中医事业的不断发扬光大，做出了卓越不凡的贡献。

说起中医教学那些事，现今很少有人知晓当年举世震惊的“废止旧医案”。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民国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举世震惊的“废止旧医案”。该议案之废止中医三条原则为：一，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零年）为止；二，禁止设立旧医学校；三，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

 

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授意取缔中医

中医是我国五千多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基础理论体系在两千多年前已具雏型，在长期的临证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和独特的治疗方法，并产生了近万种医药书籍，建立了一系列医事管理和医学教育制度。而这个“废止旧医案”，却将中医的生存与发展推到了存亡变局的历史关键节点。

自“废止旧医案”之日起，全国中医界掀起了大规模的请愿与抗争活动。在北平，孔伯华、施今墨等京都名医组织了华北中医请愿团，与来自全国15个省市，132个团体的262位代表一起，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代表大会”，孔伯华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并前往南京国民政府请愿。

 

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中医请愿团

 

这次请愿与抗争活动的高明之处就是，不做中西医优劣问题的讨论，而是将其提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政治高度进行论辩。在南京期间，请愿团分别与蒋介石、汪精卫、焦易堂、陈果夫、张静江、孔祥熙、叶楚伧、李石曾、薛笃弼等国民党要员进行了谈判，最终迫使蒋介石饬令撤销“废止旧医案”。

两千多年来，中医一直守护着中华民族的健康，但在明清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接触、交流，基于现代科学的西医开始传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引发了中西医之间强烈的碰撞和冲突，这是发生所谓“废止旧医案“的客观的历史背景和根源所在。随着“西医东渐”所带来的时代冲击，这次存亡变局中幸存下来的中医，形成了中西医文化“共融共通”之相互依存关系。

在“废止旧医案”这一历史事件中，不仅有惨烈的政治斗争，还有真正医术层面上的巅峰对决。京都名医孔伯华向民国政府改组派人物汪精卫，正式提出：找十二个病人，你们先挑六个，用西医治；剩下的六个病人交给中医治，如果我们输了，再谈取缔中医的事。孔伯华分到了六位分别患有高烧、咳喘等症的病人。结果中医治疗的效果十分显著，病人迅速恢复了健康。事实胜于雄辩，在中医存亡变局中，的确起到了力挽狂澜之奇效。

经过“废止旧医案”劫难之后，虽然中医界的联合请愿与抗争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当时国民政府仍由西医官僚主持，大多崇洋媚外，歧视中医，并为中医执业者设置重重阻碍，导致了中医人才的大量流失。甚至于在西医方面，偌大中国，当年西医执业者仅六千余人，连碘酒都要全部进口，仅上海一台X光透视机。由此可见，当时的国民医疗健康已完全陷入绝望之地。

 

6

 

显而易见，在经历了“废止旧医案”历史事件，导致中医人才大量流失之后，中医的生存与发展之道就寄托在人才培养和教育传承方面，这就是命脉所在。

因此，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等京都名医，借请愿与抗争活动之滚滚大潮，应恢复与振兴中医之浩浩大势，联合创办了北平第一所国医学院－北平国医学院。

北京国医学院创立于1929年，历时15年，先后培养了七百多名高级中医人才，打破了民国时期北平没有高等中医学府的局面，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日军侵略中国。伪政府干预北平国医学院教学事务，要求开展中日中医药交流活动。但受到全院师生的全力抵制，校址被迫三迁，办学经费严重不足。

1939年，董事长萧龙友以七十高龄年迈告退。

1940年，日伪当局扰乱学校秩序的事件逐渐增多，欲接管北平国医学院。全院师生并没有屈服于日伪当政局的压制。

1944年，院长孔伯华提出：日本侵领北平，欲收医学院为“国立”，余以兢营十五年之学业，不欲委之外人，遂自行停办，以待时机。至此学院正式停办，全院师生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孔伯华谱名繁棣。山东曲阜人。孔子第七十四代孙，我国近代杰出的中医学家和中医教育家，与汪逢春、萧龙友、施今墨并称北京四大名医。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卫生部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中医学会顾问等职。在学术上，主张治病必求其本，临证注重湿与热。伤寒、温病融汇贯通，为医林所景仰。着有《时斋医话》、《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后人及弟子整理有《孔伯华医集》一书。

孔伯华（1885－1955）：院长

 

全国解放后，孔伯华先生将北平国医学院资料全部献给国家，并上书毛泽东主席陈述中医教育。他在信中说：“愿努力发挥，以其理法臻于至善，达于全球，然必先从教育人才始”等语，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称赞。一九五五年，先生病逝北京寓所，当日，周恩来总理亲往先生寓所吊唁，国家为其成立治丧委员会，举行公祭，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李济深等主祭。

由于 “七七事变”日军侵略中国后， 1940年，日伪当局扰乱学校秩序的事件逐渐增多， 1944年医学院正式停办。

赵乃强的舅舅因战乱已去了重庆，此时作为陪都的重庆正遭受着日本军队的狂轰乱炸。加之北平国医学院也处于存亡之时，因此张华陷入了迷茫之中。

 

1940年4月，被日军轰炸后的陪都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