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夏天，新中国的曙光已经照耀了世界。
毛泽东此时正在考虑着如何让中国的空军能插上翅膀，飞上蓝天与日月共舞。
在那年的６月至７月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当前的形势作了反复研究分析后认为：今后的战局，对两广只有歼灭桂系军队较为费力，对西北正在布置歼灭马步芳的战役，除此，大陆上已无更多大仗可打。但在海上尚有解放台湾、海南岛两役需费大力，而且国民党正企图以台湾为其进行军事抵抗和经济封锁的指挥基地。故欲达全胜，必须渡海解放台湾，而渡海作战的关键必须有空军和海军。但现有的空军力量太弱，难以担当渡海作战的重任。
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再次提出了建立空军的问题。
毛泽东在信中说：“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６个月至８个月，同时购买飞机１００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致决定加快建立空军的步伐。
周恩来随即着手进行组建空军的各项具体工作。
首先是关于空军司令员的人选，中央军委最终拟定由第四野战军第１４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担任。刘亚楼是赫赫有名的开国上将，也由此成为共和国空军的创始人。
刘亚楼与中国空军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东北野战军（四野前身）参谋长任上，曾兼任过东北航校校长一职。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十分关注航空事业，着手培养航空人才。1925年至1936年的11年间，中共先后派出5批共20多人，分别到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航空班和苏联的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先后学成的有常乾坤、王弼、唐铎等人。中共有了自己的军队后，于1937年秋，利用与新疆军阀盛世才所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及其“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的教学条件，抽调了43名红军干部到新疆学航空。这支没有正式番号的第一支红色航空队，当时称之为“新疆航空队”。寒暑4年间，有38名学员学成，其中21名成了飞行员、17名成了机械员。
抗战胜利后，日军在东北地区遗留下一批航空训练器材和基地设施，与此同时，我军收降、缴获一个完整的日本航空队的人员和飞机。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央军委于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简称“东总”）航空学校。创办这所航校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培养飞行、地面各专业人员，后来它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人们亲切地称它“老航校”。
刘亚楼就任东总参谋长后，对航校厚爱有加。为了解决航校急需，他在1946年下半年曾特地到旅顺口，找到苏驻军领导人，请求帮助解决日本飞机发动机所用的活塞圈。苏驻军领导人马上安排其海军基地修理所生产了一批新活塞，交他带走。
刘亚楼对常乾坤等当时的航校领导嘱咐道：“培训飞行人才的计划，无论如何都不能耽搁。现有飞机和汽油都很缺乏，应珍惜，用它来培养我们自己的经过考验、今后在创业中能当骨干的干部。每一滴汽油都要用在这样的同志身上，这是不能含糊的建军方针与原则性问题。”
当时航校面临的困难，不仅是飞机少而陈旧、航空器材奇缺，更严重的是缺少油料。有人试过请求苏联支援，苏联怕引来国民党政府交涉和国际舆论，不肯援手。而航校已有20多架飞机投入训练，耗油量很大，原先收集的航空汽油的库存量日益减少，眼看告罄在即，航校就要面临停飞。
航校副教育长蒋天然受命解决燃料问题。他与科技人员经多次试验、研究，成功地用96度的高纯度酒精代替了汽油。然而，如何弄到那么多酒精呢？在中共东北局和东总的交涉下，苏军移交了马家沟、太平桥两个酒精厂和2000多个工人。要恢复这两个厂的生产投资，需3600万元。当时，陈云表态：“为了我党第一所航校不停办，准备拿出100万东北币来试产高纯度酒精，其余资金另想办法。”
东北局决定巨额投资后，刘亚楼找蒋天然谈话，说：“我们的钱来之不易，是硬挤出来的，你们要掂量着用。从1946年7月1日起，两个半月要生产出1000大桶（每桶160公斤或180公斤）酒精，你有绝对把握就干，没有绝对把握就不干，不要花了大钱又落空了。”
蒋天然当即表示有绝对把握，可以完成任务。刘亚楼说：“口说无凭，蒋天然你敢立军令状吗？”
蒋天然说：“立就立！”
刘亚楼也不是开玩笑，马上叫人拿来纸笔。蒋天然也是立马就写军令状：“1946年7月1日 开始，至9月15日 为止，我负责创制1000大桶96度高纯度酒精，如不能完成计划，甘愿接受总部军法制裁。”
刘亚楼接过，看一眼，神色凝重地说：“蒋天然，你听好了，军中无戏言！”
蒋天然也掷下一句话：“参谋长，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刘亚楼回到哈尔滨后，马上找来酒精厂负责人，这两个厂从1946年10月开始投产，到年底就盈利1000多万元。他对厂负责人说：“你们不仅要继续生产高纯度酒精，还要为航校解决经济困难出力。”从此，两个酒精厂积极捐钱为航校购置飞行员装备，如飞行帽、飞行靴、飞行手套等等，还主动购买了散落民间的飞行器材送到航校。航校教学与生活逐步得到了改善。
航校的问题渐渐浮出水面。由于航校成员来自四面八方，由老红军、老革命，也有从汪伪和国民党空军来的起义人员，还有归降的日本战俘。学员则大部分是来自解放区的部队骨干。队伍思想复杂。那些根正苗红的骨干认为航校大权不应该让位于那些起义人员，应该由真正的共产党人掌控。
在前期组织飞行计训练中，由于飞机和航空器材缺乏，对如何充分利用现有飞机和航空器材，加速培养飞行人员以及统筹安排方面，校内也存有分歧意见。许多来自解放区的学员，因迟迟不能上天，思想出现急躁情绪等，提出要回原单位，还提出要到前线去打仗。
面对航校复杂的情况，刘亚楼耐心地做工作。最后，刘亚楼提出了“短小精干，持久延长”的办校思想。后经中共东北局批准，这一“思想”正式规定为航校的办校方针。
刘亚楼第一次到航校，就记住了解放军第一批飞行员的姓名：林虎、王海、孟进、张积慧、刘玉堤……
在刘亚楼和谭政直接指导和具体关心下，航校确定了治校方针，迈出了坚实而可喜的发展之步。1947年4月，林虎、刘玉堤、韩明阳等一批政治成熟的学员，分别被编为飞行一期甲乙班，来到黑龙江勃利附近的千振机场，在日制“九九”高教机上开始自己的飞行生涯。
此后，刘亚楼还多次来到航校检查工作。为了贯彻落实办校方针，加强航校领导，于这年9月任命刘亚楼兼任航校校长，东北军政大学副政委吴溉之兼任政委，常乾坤任副校长，王弼任副政委，薛少卿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成立了以吴溉之为书记的中共航校党委临时委员会。同时组建了2个飞行大队，对航校处、大队一级的组织机构亦作了调整。
由于有了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班子，突出了党的领导，航校各类人员团结一致，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酒精顶替汽油，麻绳代替保险带，用自行车气筒给飞机轮胎充气，螺旋桨不够，就几架飞机合用一个，甚至用马拉着飞机走向跑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航校正是从这种旁人无法想象的一系列困难中闯过来的，锻造出了中国空军和航空事业的一批栋梁之材。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航校条件有所改善，环境也日趋安全。校部从东安先后迁牡丹江市、长春市，训练规模和开设的期班也随之扩大。继飞行教员培训班、飞行一期甲乙班和一、二期机械班毕业后，又开设了二、三期飞行班和三、四期机械班，还办了场站班、通信班、气象班、仪表班，在校学员达320余名。
到1949年冬，比照刘亚楼原定计划，东北航校因条件所限、只训练出24名领航员，其余计划都超额完成。中国空军的创业者们，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实现了艰难的起飞。
在回顾航校不同寻常的岁月时，航校第一任校长、开国中将、曾任空军副司令员的常乾坤撰文说：“在老航校创办的初期，对于办校的方针、指导思想、阶级路线、作风建设等，亚楼同志一开始就有明确、具体的指示，……对老航校的工作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东北航校飞行学员、后来的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亦说，刘亚楼“为航校的建设作出过重要决策，为克服办校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作过宝贵的指示”。
抗战胜利后，延安外国语学校（在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队基础上建立）的部分学员，随中央派驻东北的干部队伍前往东北，分别派到各部队，担任俄文翻译。
刘亚楼从苏军回来就职东总参谋长，深感今后不管打仗还是建设新政权，都要和苏联打交道。为了培养更多的俄语人才，他建议以延安外国语学校的俄文系为班底，在东北建立一所规模更大的外国语学校。
中共中央采纳了这项建议，并指令刘亚楼负责筹建。1946年11月7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在哈尔滨成立，由东总直接领导，刘亚楼兼任校长，东北局外事处长卢竞如任副校长，一批懂俄语的干部相继来校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学校属军事干校性质，专门培养军政翻译。
翻译这个行业，当时在东北老百姓心目中名声很臭。因为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人的翻译官到处欺压百姓，老百姓苦不堪言，怒称翻译官为“翻译狗”。东总的参谋训练队，此时也在外国语学校里开办，他们中间有个别学员也受到这种影响，骂外国语学校的学员是“翻译狗子”，讥笑学员在校园说俄语诵俄文是“放洋屁”。
刘亚楼经常给参谋训练队讲课，很快就知道了这事。他严肃地批评了参谋学员，并不失幽默地指出：“你们学的教材，都是我从苏联军事书刊上译过来的，你们说‘放洋屁’，不放这‘洋屁’你们什么也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翻译过来的，谁能说这是‘放洋屁’？”
刘亚楼还说：“你们是未来新中国的军政翻译，肩负建设新中国和建设新式军队的任务。苏联的先进经验，也要通过你们介绍过来，应该认识到这个专业的重要性。”
如此一席话，直让参谋学员们刻骨铭心。在他的关心下师生们都身穿黄色军服，胸前佩戴“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属外国语学校”的校徽，英姿飒爽，朝气蓬勃。
1946年底，国民党疯狂向北满进攻，战局吃紧。外国语学校随同总部迁往松江省（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后，东北局和东总根据刘亚楼的建议，任命东北大学副校长张如心兼任外语学校政委，相应提高学校规格。
为了让学校的师资建设上台阶，刘亚楼请来李立三的苏联 夫人李莎来校当俄语老师，并在当地聘请了同情中国革命的苏联侨民舍列波娃、库兹尼佐夫和帕涅文等人任教。
在战火纷飞年代，拿出偌大气力来筹办外国语学校，虽有中央决定，但筹办人如无远大战略眼光，也很难做出成效。
刘亚楼要求外语学校，不仅要在政治和业务上对学员严格，还要在较短时间内出人才。根据他“不要死板正规办学”的指示，学校一年四季招生，一年四季也都有学生毕业。
当时也有一种担心，学外国语言时间太短，今后管不管用？刘亚楼找来有不同意见的张天恩等教职人员谈话，在耐心指出建立外国语学校与党的战略意图紧密关联后，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翻译人才，满足战争和建设的需要；因此，学员只要掌握一定数量的词汇和基本语法，出去边实践边学习，工作一逼就上去了，这就叫‘在工作中成长’。”
刘亚楼向教师们介绍了自己留苏期间学俄文的体会，那就是多记词汇，懂得基本语法即可，主要在实践中敢说敢用。他还说：我虽然语法不如你们，但我比你们讲得好；我不讲语法，但我当翻译一次也未出过失误。的确，对刘亚楼的翻译速度和翻译能力，外语学校的教职人员有目共睹，不少人自愧不如。
刘亚楼很关心学生的成长，在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第二次下江南凯旋后，他都亲自到校给全校师生上课。
1947年7月，随着北满局势日趋稳定，学校迁回哈尔滨，年底迁往市郊马家沟新址，校舍在日伪时期日本女子高等学校的红楼内。学校环境优美，红楼在层层绿树环抱之中，可谓“万绿丛中一点红”。不久，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学校又迁到市内南岗大直街一栋白楼内，改成高等学府。后改称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简称哈外专，1958年成为黑龙江大学。
为了增强学员学习信心，刘亚楼把新婚妻子翟云英也送到外国语学校就学。此外，在兼任校长的两年多时间里，刘亚楼军政事务繁杂，仍不忘解决学校的困难，在办校经费和设备供应上大力支持。1948年11月东野提前出关时，刘亚楼还找来学校政治处主任王季愚，说：“我要进关了，给学校4辆汽车吧！”
解放前夕，哈尔滨外国语学校在校生达1500余人，中国教师五六十人，外籍教师有百余人。哈尔滨外国语学校在学校体制、教学经验、师资队伍等方面，为新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外语教育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全国解放后，一批新型的、革命化的俄文专科学校和外国语学校才得以迅速地建立和发展起来。
从延安调到到满洲里担任对苏贸易办事处主任的郑拓彬（解放后曾任国家外贸部部长）等人，曾进入哈外专深造。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阎明复，也是这所军事学院的学生，而且和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是同班同学。阎明复至今仍记忆犹新，甚至能记述刘亚楼校长讲话时的神态和细节，说他讲课很有特色，不是坐着讲，而是背着手，在台子上走过来走过去。2007年5月，他还写了《忆刘亚楼校长》一文，文末满怀深情地说：“老校长早已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高大形象，对我们的谆谆教诲，连同他为国家创建的卓越功勋，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从昔年闽西武平老家的崇德学校教员，到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育长，再到东北航校、测绘学校、哈尔滨外国语学校，刘亚楼几执教鞭，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英才。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可谓桃李满天下。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拟定刘亚楼为中国空军首任司令，显然也是十分正确的选择。
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１日，周恩来召见了刘亚楼，向他谈了建立空军的设想，并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和领导机关的组成方案。
刘亚楼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报告。
协议中的空军领导机关由第四野战军第１４兵团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
１９４９年８月１日，党中央派刘亚楼率王弼、吕黎平赴莫斯科，参加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根据中苏双方商定的原则，就苏联帮助中国组建空军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商谈。
在刘亚楼赴苏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见了他，就与苏方洽商进口飞机一事又商谈了许久。
毛主席对刘亚楼说：“我已经给斯大林拍了电报，告诉他我们现在正在组建空军，请他尽力帮助我们，尤其是在购买飞机这个问题上，我们资金困难，还要苏联方面给予方便才是。”
苏联，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会见了刘亚楼。
刘亚楼在中国政府最初订购４３４架苏式军用飞机的军火清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两个半月后，２０架苏制雅克—１２型军用战斗飞机，作为第一批交货的空军装备，加入到人民空军行列。
刘亚楼也从此真正地步入了中国空军的最高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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