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10日，在朝鲜上空的一场空战中，美国空军第四战斗机大队第334中队中队长、美国空军的三料王牌飞行员戴维斯，被志愿空军空四师12团三大队长张积慧击落并当场阵亡。戴维斯的陨落，固然是一个悲剧，但是，作为一名军人和驾驶战斗机的飞行员，从他驾驶战机投身到战争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与死亡为伴。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如同我国古代出征的战士们抱定马革裹尸还的决心一样，戴维斯在朝鲜的天空血染长空，魂飞天外，是这种选择的必然结局之一。戴维斯的真正悲剧，不在于他的阵亡本身，而是，在他死后由美方发表重要史料里，对戴维斯最后之战的记录，把一些不实、甚至是污蔑之词，强加于戴维斯。那些看似对戴维斯的表彰和赞美，如果细细品味，深入分析，则恰好相反，它不但有太多掩盖真相的谎言，有些情节甚至是给戴维斯脸上摸黑，玷污、扭曲了这位空中战神的英雄形象，让这位曾经叱咤长空、风云一时的空战英雄于死后含垢蒙羞，被冤负屈。
历史有时同样会变得谎诞。击毙戴维斯的战斗英雄张积慧也经历了一段蒙冤受屈的噩难。
中国空军司令部成立于1949年11月11日，四野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任司令员，四野十三兵团政委肖华任政委。副司令员为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副政治委员为军委航空局政委王弼。二野十七军军长王秉璋任参谋长，四野十四兵团副政委吴法宪任副政委，四野五十一军政委杨春甫为干部部长，后勤部长为四野后勤部运输部长。
刘亚楼1946年起担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是享有直闯林彪办公室特权唯一的人。刘亚楼于1939年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以少校军衔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后来长期担任林彪的参谋长。1949年以十四兵团司令员的身份指挥五个纵队34万兵力发动天津战役，是他的成名作之一。
刘亚楼铁面治空军，据说当时包括副司令员在内的许多干部都怕他。1965年因患肝癌病逝，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了林彪1954年2月初写给刘亚楼的一封信“刘亚楼同志，我对高岗的意见，请你转达。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并请他考虑。毛主席对我非常重视，非常信任，他的意见不妥。我不会考虑。”此信澄清了林彪与高岗和饶漱石的关系。
刘亚楼逝世以后，空军政委吴法宪转任司令员，原副政委余立金任政委。
文革后的许多文章在谈及文化大革命时，往往忽略前期的活动，“断头式”的直接进入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掌权的时代。从而把整人的帽子全部戴到他们头上，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文革初期是革命的对像，是最先挨整的，空军就是典型的例子。
对空军的文化大革命，普遍的叙述是：1966年6月，吴法宪主持召开的空军党委3届11次全会。会上，刘震和副司令员成钧等揭批吴法宪的错误，吴法宪立即以他们“在空军搞罢官夺权”的罪名以空军党委的名义上报。在林彪的支持下，打倒了空军副司令刘震和成钧。
据吴法宪回忆录记载， 1966年4月下旬，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国西部上空进行一次空投氢弹的试验（第三次核试验，实爆时间为1966年5月9日）。空军司令吴法宪和副司令员成钧亲自前往组织实施。
核爆后，吴法宪接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电话，要他和成副司令员立即返回北京，开会讨论《五一六通知》。后来余立金又来电话讲，叶群（林办主任）转告要吴法宪尽快赶回北京（有文章透露是因为叶群到中央文革副组长、军队文革组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那里去，正好空军某副司令员也在座。这位副司令员不认识叶群，以为叶群是家属，所以继续和刘志坚谈空军准备批刘亚楼，刘志坚连连使眼色不让他说。而叶群不认识这位副司令员，和刘志坚说空军有位副司令员，想把老婆药死，没想到说的正是这位在座的副司令员。叶群回到家，立即给吴法宪打电话，说你后院起火了，你还不赶快回来。此说法源于时任空军副参谋长的王飞，其中所指的副司令员可能是刘震）。
1966年6月4日，由吴法宪召集的空军党委常委会议召开，史称空军党委3届11次全会。出席会议常委7人，8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本来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五一六通知》的问题，然而会议刚一开始，副司令员刘震、曹里怀和副政委王辉球等人就向吴法宪发难，提出：‘你作为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对《五一六通知》不主持开会，不组织学习、讨论，躲到外面检查工作，迟迟不回北京，不抓‘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了什么？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按兵不动，是什么态度？’当时就向我轰了起来，上纲上线，给了我迎头一棒。我当时还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根本不知道，常委一些人已经在北京酝酿和串联了一些日子。在我回京之前他们已计划好了，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在空军闹一场，要把我拿掉。”（《吴法宪回忆录》页572）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应当有几个原因。
一是文革开始是刘少奇主持的，来势很猛，从机关到学校都动了起来。空军司令不在家没有开展起来，大家心里着急，把责任归结到吴法宪和余立金身上。
二是此时贺龙主军，有传言贺龙有意让成钧当空军司令员。成钧出身于贺龙的红二军团，打倒吴法宪是为成钧让位置。
三是批吴法宪实则是揭刘亚楼的盖子。时任总政主任萧华在此前的3月25日在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称：“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的关系就很不正常，和刘亚楼同志的关系也极不正常。当然，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的工具，直到临死才说出自己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268号附件三，萧华：《坚决保卫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篡军反党的阴谋》。）吴法宪、余立金都与刘亚楼关系交好，接的是刘亚楼的班。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第573页）：“只见刘震带头，……常委里面，只剩下我和余立金、邝任农站在一起。张廷发在会议上不表态，他对刘震他们的行动不满，但是也不和我们靠在一起。看到常委会开成这个样子，真是让我伤心。”
此时的空军党委常委会由十一人组成，即：吴法宪（书记，司令员）、余立金（副书记，政委）、王秉璋（副书记，副司令员）、成钧（副书记，主管防空和导弹部队的副司令员）、刘震（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曹里怀（主管训练的副司令员）、谭家述（主管防空军的副司令员）、常乾坤（主管工程和院校的副司令员）、徐深吉（主管后勤工作的副司令员）、张廷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辉球（副政委）。
6月6日，空军党委召开全会，包括空军党委委员五十多人，各军区空军的主要领导和空军领导机关二级部部长以上领导四十余人共九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我讲了大约有十分钟。我刚讲完，几个常委就冲出来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抢着上台发言。讲的大致意思都差不多：空军的‘文化大革命’搞迟了，吴司令在西北躲风，迟迟不回来，迟迟不作讨论，不作决定，对中央的指示，对《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动，耽误了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他们几个这样一讲，立即就使得会场的气氛非常紧张。”“他们看到了当时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先例，就想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凭借着他们在常委会占多数的优势，来强行改组空军的领导班子，把我和余立金赶下台。”（见吴法宪回忆录第574页）。
松植：《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页301）中对这次会议也有描写“会议一开始就秩序大乱，吴法宪、余立金根本压不住台。有的对吴法宪、余立金义愤填膺；有的对刘亚楼痛心疾首。有的常委在说到刘亚楼一言堂、一长制、飞扬跋扈、压制民主时，竟痛哭流涕。会议一开始大家的矛头就异常集中：揭发批判刘亚楼、吴法宪、余立金、江腾蛟的‘罪行’或‘错误’。”
列席会议的北空副司令员李中权在《李中权征程轶事文集》（北京：蓝天出版社，2001，页404）中回忆道：与会者“对刘亚楼同志，特别是对吴法宪的作风问题、生活问题、工作问题、干部问题等等，列举了大量事实，提出了许多意见，我也在会议期间发了言。吴法宪装出一副可怜挨整的模样，只是低着头在本子上默默地作记录。”
《聂风智将军传》写道：“与此同时，下面部队如武汉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沈阳军区空军等，却由于在学习268号文件中揭发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纷纷打来电报开始向空军党委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南京空军空四军所辖的驻江苏盐城的空31师和盐城基地，突然给空军党委发来一份电报。电报列举了刘亚楼的许多错误，以及提到刘亚楼就无法避开的空军党委其他一些领导人的错误。电报措辞极为强烈，最后向空军党委提了三条要求或建议：“撤消刘亚楼的讣告和悼词，重新评价；将刘亚楼的骨灰搬出八宝山；改组空军党委现有的领导。”
无需多说，仅按这些文章所述的情况，就可以想象得到空军党委会议批刘亚楼和对吴法宪的批判到了何种激烈程度。
这种情况下，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和处理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叶剑英下令总政治部向空军派出工作组。工作组由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友之为组长，包括青年部副部长萧麦萍等三人。叶剑英秘书李文芳也一起来到空军，代表叶剑英表态支持了吴法宪。
据吴法宪书中所言，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又到了军委副主席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贺龙当时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
贺龙的话是后来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检讨中提到的。而《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则称，贺龙当时说过：“看来，空军这个标兵是有些问题。过去不但你们受了蒙蔽，我们也受了蒙蔽，林副主席也受了蒙蔽。有问题揭开来好。有问题不揭，将来焐［捂］出大事来，那损失就大了！”
贺龙的话无论怎样解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在空军党委会议进行中，未经军委研究表态至少是轻率的，有拉偏架的嫌疑。
吴法宪回忆录（579页）说：“大概是到了七月初，在连续批了我们一个来月之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对我们采取措施了。于是，由刘震牵头，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署名，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控告信。这份控告信一共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概括了大家在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有十条是对着我的，拉了这样一个材料。当时林彪在大连休养，这封控告信由刘震打电话到大连，找到‘林办’的秘书，将信的全文传了过去。”、“林彪在得知信的内容后，对叶剑英称：“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该批评，但是这种作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页580）
范硕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叶剑英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纪实》一文中说：叶剑英听了林彪对海、空军党委全会、扩大会议的意见后，“在当晚就报告了邓小平，小平说他完全同意。第二天7月4日在刘少奇那里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和军委常委贺龙、聂荣臻、陈毅和叶剑英都参加了。会议提出了三条意见，其中的第三条为
“用党委全会和党委扩大会议这种方式撤换领导的做法是错误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显然不赞成刘震等人的做法。
吴法宪回忆录中写道：“七月二十日上午八时，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议。到会的有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四位老帅，林彪没有出席，陈毅因工作原因也没有到会。空军党委常委全体成员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总政工作组的成员没有参加这个会议。”（页581-582）
范硕的文章写道：这次会议由贺龙主持，叶剑英传达了中央军委常委会的精神。其中提到“针对空军常委中有人搞小动作，企图撤换空军两个第二把手的问题，提出批评。他形象引用三国人物的典故，批评某些人‘罢官’‘夺权’斗争，真是‘天下英雄谁敌手，可惜今日无曹刘。’”
《聂荣臻年谱》则记录有：“7月11日上午，出席第五十三次军委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空军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聂荣臻在会上说：“空军建设已有十多年，应该肯定是有成绩的。我们建设一支空军是不容易的。这虽然不能归功于刘亚楼一个人，但刘亚楼是有一份的。……你们硬是要把刘亚楼搞得很臭，说标兵也是假的，硬要把空军几十万人搞得灰溜溜的，这是否有利？这是一个关系到几十万人的荣誉问题，这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我很担忧……中央已经明确指出，搞地下活动的性质最严重。”（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1021）聂荣臻的态度显然也不支持刘震等人。
据吴法宪回忆录讲，林彪从大连回来听了他关于四人曾经到贺龙报告及贺龙的表态后，提出：‘这件事，你要他们写一个材料，然后送给我。’。于是吴法宪就找到成钧四人写了材料报林彪，吴法宪和余立金联名附了封短信。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现送上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四人所写的材料，请阅。现在看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所以开成这样，是因为有两条线操纵着。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一条红线，贯穿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始终；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在控制着这次会议。”（吴法宪回忆录页590-591）
这一点虽然是吴法宪回忆录所述亲，却值得怀疑。因为贺龙当时并没有被打倒，他不敢向毛泽东和林彪直接提出贺龙黑线的问题。
空军党委于1966年8月20日以刘震为“彭黄反党集团成员”、“在空军搞罢官夺权”上报军委，9月12日，军委令其“停职反省”。而张廷发的罪名，则是“罗瑞卿在空军的代理人”，“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罗瑞卿分子”。显然，张廷发的被打倒主要原因是与罗瑞卿关系密切，还有文章称是叶剑英下的指示。
10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调整后的常委会由十二人组成：吴法宪（第一书记，司令员）、余立金（第二书记，政委）、王秉璋（副书记，副司令员）、成钧（副书记，副司令员）、罗元发（副书记，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空司令员）、曹里怀（副司令员）、谭家述（副司令员）、邝任农（副司令员）、常乾坤（副司令员）、徐深吉（副司令员）、王辉球（副政委）、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
1966年9月7日，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叶剑英和总部领导萧华、杨成武等接见了参加全会的人员。叶剑英、杨成武作了讲话。９月８日上午，吴法宪在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会议于当日结束。
还有一种说法是，9月8日军委召开常委会议，小范围讨论贺龙问题。参会的有林彪、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刘志坚、邱会作等人。根据会议记录，林彪说：“主席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只选看了一些综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级干部中打个招呼。主席已找贺龙同志谈了，要他以后不要这样搞，人家不满意。”、“在空军大闹要搞掉吴法宪，就是他煽动的。打掉吴法宪，替成钧开路。”、“海军他想扶苏振华，搞掉王宏坤、李作鹏、张秀川。”、“材料很多了，总参、空军、海军、工程兵、政治学院、国防工办、公安部、卫生部，到处发现他伸手夺权，……他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关系很密切。”
李作鹏和邱会作回忆录都提到大约在1966年秋天，在北京的各军兵种负责人被通知到京西宾馆，由肖华、杨成武带队，乘车去叶剑英家看有关贺龙的材料。叶剑英对军队干部说：“主席对贺龙很不放心，不少人揭发了他的问题。整理了一些材料，大家来看一看。总理刚才打电话来，特别强调要注意看投敌问题。”这些材料大都来自贺龙比较亲信的部下的揭发材料，仅有一份是周恩来提供的一封信，此信是贺龙写给其一位国民政府任职的旧交（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李仲公）。
此时贺龙兵变的风声已经传出，但1966年12月28日仍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坐在毛泽东身旁，说明至少到1966年底，贺龙虽然受到批评，却仍然在位。
1967年1月19日下午，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向他提出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提出贺龙、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这是贺龙问题正式调查的开始。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与卡博、巴卢库谈话，说：“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指王尚荣）、副部长（指雷英夫）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说明军队内部斗争的责任人中央基本认定是贺龙。
贺龙专案组的成立时间是1967年9月13日，总负责人是专案组二办主任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为贺龙组组长。贺龙专案涉及的人包括许光达（装甲兵司令）、刘震（空军副司令）、成钧（空军副司令）、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长）、雷英夫（作战部副部长）、金如柏（军事法院院长）、李贞（空军干部部长）、谭友林（工程兵副司令员）、廖汉生（北京军区政委）、黄新廷（成都军区司令员）、杨秀山（武汉军区副政委）、张仲翰（新疆军区副政委）、向黑樱（南空参谋长、贺龙侄子）等军队高级将领。
种种迹象表明，空军文革开始后的斗争是贺龙被打倒的直接诱因。但是，最终为贺龙定案则源于老部下的揭发。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公开讲话，毛泽东说：“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
空军这次党委会，本来是揭刘亚楼批吴法宪和余立金的。结果带头挑事的刘震和中间派张廷发受到处理，而积极参预的成钧副司令当时安然无事，后来却随着贺龙的倒台一起被审查。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除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外，空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空军党委常委刘锦平等先后被停职审查。原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马宁（正军级）出人意料地调任空军司令。同时提拔的还有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为政治委员
马宁出身于二野12军，解放前任12军作战处副处长。他是５５年授衔校官（上校）中唯一在1964年晋升为将军的，是中国空军第一个飞行员空军司令。担任过空军师长、军长，调任前为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正军职）。
据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曾向毛泽东建议，要选一位能上天的空军司令，能下海的海军司令。据此，马宁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空军“战斗英雄”邹炎（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46岁）、张积慧（空1军军长，46岁）被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杜玉福（空12军副军长，43岁）被任命为空军副政治委员。
海军航空兵“战斗英雄”王万林（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45岁）、“八•六”海战“战斗英雄”孔照年（海军广州基地副司令员，48岁）、海军潜艇22支队支队长高振家（44岁）被任命为海军副司令员。后来，闻名全国的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33岁）和中印反击战战斗英雄陈代富（陆军第54军副政治委员，32岁），被分别破格提拔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和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
马宁能被重用不会如此简单，有一种说法应当可信。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责令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停职反省，派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带工作组到空军指导工作，以保证空军整体工作的正常运转。在后来中央军委开始酝酿空军领导班子的人选时，按照与林彪集团没有任何瓜葛和牵连、空军司令员要能上天这个条件，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曾任12军军长的李德生作为马宁的老上级向周恩来和毛泽东推荐了马宁。
新一届空军领导机关除司令员和政委外，还包括张廷发(少将、二野)、成钧(中将、三野)、邹炎（上校）、张积慧（上校）、曹里怀(中将)、邝任农(中将)、薛少卿(少将)为副司令员，高厚良(少将)、杜玉福（上校）为副政委。这是一个典型的去四野化的空军领导班子，也是业务型突出的领导集体。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高厚良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副参谋长梁璞任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空军原政治委员王辉球调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病逝，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罗元发专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副司令员谭家述免职。
文革后的1977年4月，原空军副司令、政委张廷发（比马宁大四岁）取代马宁任空军司令员。空军副政治委员高厚良为空军政治委员，曹里怀、成钧、吴富善（原广州军区顾问）、何廷一（空军副参谋长）为空军副司令员，旷伏兆（原地质部副部长）、黄立清（沈空政委）为空军副政治委员，王定烈（原南空副司令）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刘世昌（广空副政委）为空军政治部主任。
原空军政治委员傅传作（61岁）免职、副司令员邹炎被免职，副政委杜玉福降为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领导机关会飞的只剩下副司令张积慧一人，并在不久降为工厂副厂长(1978年7月免职)。
而海军“下过海”的副司令员王万林降为海军航空兵副司令，副司令员孔照年被下放到海军工程学院任副院长，副司令员高振家降为海军潜艇学校副校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孙玉国按正团职被转业，武汉军区副政委陈代富被免职审查，后任师政治部副主任（正团职，后转业到南阳地区银行纪律检查组组长）。
这些当年周恩来选的能“上天下海”的空海及陆军高层领导，最终的结局还不如原来的职务。
空军司令张廷发和海军司令苏振华都出身于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外界一直以为他是邓小平的爱将之一，其实都是华国锋的人。只不过当华国锋与邓小平发生矛盾时，张廷发及时转向邓小平，而苏振华与华国锋一条道走到黑，最终因华国锋检阅海军事件受到冷落。张廷发因邓小平保住了地位，却因为太过锋芒毕露得罪了叶剑英、杨尚昆等老人，最终不得不在67岁时辞职。这个年龄在老人当道的时期并不算老。接替他的是另一位空军英雄王海，此人是山东乳山人，与张积慧同属威海地区。
张廷发在任副司令时，却给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的悲剧人生。
山东荣成人张积慧是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担任过空军团长、师长、军长(接替马宁的空一军)，直至空军副司令。
张廷发在空军整张积慧时说的有鼻子有眼。张庭发仍然延续文革整人的老路，把张积慧说成是文革“火箭干部”。事实上张积慧时年五十岁,而且张积慧是从飞行员、大队长、抗美援朝1953年就是空军团长，此后从苏联学习回来后仍任团长，后由副师长（1960年）、师长（1964年）、副军长（1969年）、军长（1970年）、空军副司令员（1973年），是由各级指挥职务一步步升迁的，可以说没有越级提拔。
张廷发找不到张积慧任何政治错误的事实，因为张积慧一直在军队担任指挥职务，没有参预政治斗争。于是，他就在张积慧的英雄事迹上做文章。
张积慧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击落敌机五架，尤其是击落美国空军英雄、少校中队长、号称“空中一霸”的“王牌飞行员”乔治-阿-戴维斯，从而打破了“美国空军英雄不可战胜”的神话，引起美军，特别是美国空军的巨大震惊。志愿军空军为他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被誉为“空中英雄”、“空中突击手”。朝鲜政府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军功章。
美国空军战史这样描述“2月10日，戴维斯少校率领第4联队的18架下一86为掩护战斗轰炸机攻击军隅里附近的铁路目标担任巡逻，戴维斯少校在西面很远的地方发现鸭绿江的西北方向有敌机的凝结尾迹，于是他和僚机离开了下一86编队向鸭绿江飞去，戴维斯把飞机降低到了3。2万尺，F一86的这次打击显然出乎敌人的意料，仅仅几秒钟就打下了2架米格。当他从后边接近第3架米格时，第4架米格从左后方冲来，一连串炮弹把他击坠于地。”
中国空军对这次战绩的确认是经过一段认证的，当事的许多人对此进行了回忆。
得知美国合众社华盛顿2月l 2日报道美国的“空中英雄”戴维斯于2月10日在朝鲜北部上空被击落，志愿军总部立即令空4师“即速用一切办法查明，戴维新是被我空4师击落或被友军击落或被高射炮击落的。”
经空联司再三核对，10日上午只有空12团的部队在清川江地区作战。
空4师接到指示后，即于2月16日和18日连派两个调查小组入朝实地调查。结果，陆军149师在博川郡青龙面三光里北面2里处山坡上，找到了戴维斯的飞机残骸。
机型F—86 E，机号307。它与张积慧的飞机残骸相距很近，张积慧伞降点距此地仅500米。戴维斯的尸体还在飞机座舱里，在戴的尸身上找到了他的飞行帽、手枪、血型牌和飞机护照，其中军号牌上刻有：乔治·阿·戴维斯少校。
志愿军50军149师给空4师写了证明材料，与张积慧汇报的情况相符。空四师向空联司写了由师长、政委、参谋长、主任等五个签名的正式报告。空联司最后确认：戴维斯为张积慧所击毙。
空联司还给中央发了电报，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戴维斯是被张积慧年击毙。
以下便是《空军首长关于张积慧同志击毙美空军“英雄”戴维斯报毛主席电》电文。
主席并军委：
1.经查明2月12日合众社华盛顿所发表的在朝鲜上空被击落的美国空中英雄戴维斯少校确系被我空军第4师第12团3大队大队长张积慧同志所击落。
2.这场空战发生于1952.02.10，AM7：40，泰川县之纳清亭附近上空，戴维斯率领F86喷气式飞机8架与张积慧所率领之6架飞机交战；空战结果击落敌机2架，击伤敌机1架；我机被敌击落3架。张积慧同志所驾驶之飞机被敌击伤后安全跳伞着陆。
3.戴维斯所驾驶之飞机为F86E型，307号，被击中后人机坠地粉碎（距离张积慧跳伞地点500米）当场找到戴维斯不锈钢证章..........等物品，已拿回北京，还有当地部队50军149师的书面证明信一封。
因此，戴维斯是被张积慧所击毙，直到文革结束都没有人质疑。
然而在文革后，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红人张廷发趁“文革”结束的拨乱反正之机，却向张积慧发难，说他是“黑线人物”，并在1978年发起了一场空军“整张”会议，让一些人捏造证据，歪曲事实，否定张积慧击落戴维斯的功绩。
在这种环境下，一些小人也趁乱出世，不仅苏联空军出来搅局，而且仅空四师就有三人出来声称戴维斯是自己打下来的。
空4师12团2大队第3组双机的长机王泽平和翟子清。此战中国6架米格战斗机中有三架被击落，王德玉牺牲，王泽平与翟子清均弃机跳伞。他和翟子清曾在1985年后向空军申诉，认为戴维斯是自己打下来的。而此时张积慧已被撤职，该申诉信存于空军档案。
第三位是时任空4师12团2大队长侯书军。此人后来在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其任上因黑鹰直升机坠毁事件以中将军衔离休。
黑鹰直升机坠毁事件发生在1991年6月16日，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太恒、副司令员张德福、侯书军带领工作组沿中尼边境调研。视察完樟木口岸边防连后，工作组在聂拉木分别登上来时的三架黑鹰直升机。张太恒司令员等人乘坐由邢喜贵机组驾驶的第一架直升机；张德福副司令员等人乘坐由国逢仁机组驾驶的第二架直升机；侯书军副司令员等人乘坐由胡殿元机组驾驶的第三架直升机。前两架直升机相继向南起飞，第二架直升机在向右转弯180度的过程中不幸撞山，机上人13全部牺牲。死亡人员包括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张德福中将、西藏军区参谋长毛海清大校、成都军区四个二级部部长副部长以及参谋干事等人，机长国逢仁、副驾驶阿罗、空中机械师李先通。13人中，将官1人，校官7人，尉官4人，士官1人。事故结论是，直升机在起飞时遭遇下降气流，导致转弯时撞山。军区司令员张太恒、副司令员候书军等被免职。
侯书军在2002年6月以个人署名、自费印刷出版、私下散发了一份《击落戴维斯的事实经过与事实真相》数万字的印刷品，提出在1952年2月10日清晨空四师12团团编队在清川江大桥上空与美军F-86战斗机的交战中，击落戴维斯的是他自己。文中反复强调张积慧是“骗功”“抢功”，并对张积慧进行人身攻击、造谣和污蔑。有意思的是两人都是山东威海人，一个是荣城县，一个是文登县。两人都是原来山东抗大分校的同学，同是东北老航校第一批飞行学员，毕业后又一起分到空四师，张积慧是12团三大队长，侯书军是二大队长。
事实上各国空军都有一个基本原则，凡飞行员驾机安全返回的，均以射击胶卷为判定是否击落击伤敌机的唯一证据。而在12团当天安全返航的飞行员中，只有两名飞行员对美军的F-86进行过开炮射击。一位是12团二大队的中队长逯松亭，经专家判读射击胶卷，当即认定他击伤敌F-86一架。第二位就是二大队长侯书军本人，经专家判读，侯书军的射击胶卷上没有留下击落或是击伤敌机的任何痕迹，故此判定侯书军没有战果。张积慧因为后来飞机被击落，跳伞逃生，无法获得击落敌机的直接证据。
侯书军承认他的射击胶卷上没有击伤或是击落敌机的任何显影，却认为 “偶然的巧合，意外的碰巧，可能有一发或两发炮弹打中了戴维斯飞机的座舱盖处戴维斯身体的某一致命要害部位，他中弹身亡。”
而据同为空四师１２团三大队担任过齐连壁（当天担任侯书军的僚机驾驶员）机械师的陈佳宁，则提出在12团三大队工作的五年间，乃至调出后与12团的老战友们多次聚会和接触中，从来就没有人对张积慧击落戴维斯一案有过任何异议，一句都没有听到过。
而且据侯书军所述他攻击的是美军的六机小队，而张积慧击落的是八机小队的带队机长，张积慧的交战对象被美军所认可。
到现场救援张积慧的志愿军第447团政委吕品在《白云山战歌》（50军447团在白云山与美军第25师激战11昼夜，顶住了其2个团的轮番进攻，以344人伤亡的代价，毙伤俘美军1400余人，完成了阻击目的，为主力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战后，为了表彰第447团的作战精神，第50军经志愿军总部批准，授予该团"白云山团"锦旗）回忆中也认为是张积慧击落了戴维斯。
志愿军第149师英文翻译莫若健在80多岁时回忆讲的更详细，因为他是唯一懂英文的人，戴维斯的标牌是由他确认的。莫若健回忆中讲到和吕品同一个情节
“面对陆军同志亲兄弟般的的热情，飞行员却焦急地追问：“你们有没有看见一架美国飞机掉下来？”吕品回忆“跳伞的飞行员急迫的询问我团战士有没有一架美国飞机掉下来，但当时在场的人并不知情。”（莫若建回忆录）这个情节说明张积慧在被击落前不但向敌机开过炮，而且，他认为击落了敌机，假如没有这个前提，张积慧就不会如此急迫的发问。
直接救援张积慧的第447团一营二连指导员艾维仁（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1990年7月晋升中将军衔），当时还把张积慧当成美军飞行员，率领战士们冲上去大喊：“董替安克特”（不要动）。
政治语境下的许多事实被颠倒，在张积慧被撤职的情况下，这些造谣者确实得势并获得一时的快感。
张积慧1980年被下放到成都420厂当副厂长，1983年任烟台市副市长，负责烟台莱山机场建设。1987年，任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数年后，张廷发被免职，张积慧受诬陷的事情才得以复查，击落戴维斯一事，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历史终于还张积慧以清白。
1990年7月，经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张积慧大军区副职待遇，收回部队离职休养。
张廷发结局也不太好。
张廷发作为政治局委员级空军司令员于1985年被另一位空军战斗英雄王海接替，虽然年事已高，但时任海军司令员的刘华清比他还大两岁，到1988年还升任军委副主席。张廷发后来被增选为中顾委委员。依他的政治局委员身份至少也应当安排进入中顾委常委，直到1987年选举时他仍是委员。
张廷发2010年3月25日在北京逝世，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等出席葬礼沉痛悼念。
香港媒体为此事进行了解读报道，认为对张廷发的备极哀荣是“有消息称，由于他对一些元老如杨尚昆、李先念等不放在眼里，发生言语冲突，被指华国锋的”残余势力。1985年黯然下台。按常理做过政治局委员的人，本应出任中顾委常委，却只能屈居委员。”、“作为中共领袖邓小平的老部下，但却因追随华国锋，得罪了一批中共元老，因此卸任后地位曾受到贬抑，当局有意在其身后替其一洗冤屈”。
空军是海陆空中的“骄子”，一方面负责领导人的专机服务，接近高层中枢。另一方面基地遍布全国各地，机动性强且是现代发展军种。正是这种地位上的条件，使空军在高层的历次政争中都深陷其中，成为多灾多难的军种。
本文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来源于文革后的回忆文章。尤其是《吴法宪回忆录》。这些文章只能作为参考，不可作为全部史实真相，事实上中国还没有一部真正的史书能说清那些事。
但有一点是确凿无误的，那就是击落戴维斯的是战斗英雄张积慧，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真相。真相已经为张积慧洗雪了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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