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训练开始的时候，由于飞行教官主要是日本人，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语言不通。平时在地面教学时有翻译，可是翻译不懂飞行和技术术语，往往翻错了，弄出了许多笑话来，增加了教学的难度。
至于飞机上天就更难了，只有两个人——教员和学员，语言沟通不了。
有一次在起飞线上，日本教官林保毅看到一个学员驾驶飞机着陆时，竟在跑道上蹦了三蹦，他感到奇怪，这是很危险的。一连见几个学员着陆时都犯了同样的毛病，经了解，才知道是内田之五的学员。
林保毅便找到内田之五，生气地问他：“你怎么教的？让他们在跑道上蹦几蹦？”
内田之五红了脸，道：“没有，我没有教他们蹦，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内田之五是个十分认真负责的日本教员。这次学员着陆时出现“蛤蟆蹦”的情况，他也正在纳闷呢，不想林保毅已经注意到了。
“你好好问问学员，他们是怎么理解着陆动作的。”林保毅说，“看看问题是不是出在翻译那里。”
“是！”内田之五把学员和翻译都找来一问，事情明白了：原来内田之五是告诉学员们，飞机着陆时应该让前后三个轮子一齐落在跑道上，术语叫做“三点着陆”，这样飞机才能平稳地降落。可是由于翻译人员不懂飞行，不明白“三点着陆”的意思，竟然翻译成着陆时飞机要在飞机跑道上蹦三下，于是就出现了“蛤蟆蹦”的现象。
这样的差错，弄得内田之五气也不是笑也不是，好不容易才把这个错误的着陆动作纠正了过来。
从老航校培养出来的一批中国空军将领在以后的回忆录中都会说起那些令人难忘的日本飞行教官。
经党中央批准，在1944年山东野战军抽调了一批有战斗经验、有文化、又年轻的、身体比较好的骨干战斗英雄，成立了抗大一分校二大队五队，共有一百多人。那时检查身体时没有体检设备，就让体检者坐个转椅，另外挂上个黑板，黑板上写着几道算术题，也就是几加几、几减几等于几之类。还有就是放了一对锣鼓，敲一下锣，你左腿动；敲一下鼓呢，你右腿动。就这样挑选出了一批中国最早的航空飞行人员。林虎也不知道自己是合格没合格，反正他分到战斗机分队去了。其实那个时候，林虎已经负了伤，但检查身体时没检查出来，看着他年轻还有活力，就叫他去学飞战斗机了。
林虎回忆说：有了学员，还要有教员，不过当时中共部队里像方子翼一样，懂飞行的中国人简直是凤毛麟角。于是一支整建制三百多人的日本空军俘虏，作为教员出现在老航校的教职员工队伍中。日本人曾提出两条要求，一条是保证他们三百多人的生命安全；第二是在条件适当的时候，能把他们送回日本去。毛主席、周总理就回了个电话，说答应他们这两个条件，但是还有一个条件，这些日本人要把飞行和地勤管理技术教给我们。
航校初建时，只有一些破烂的日本飞机，面对这些日本飞机，中国学员还不能掌握修理、维护技术，不会驾驶飞行，那还得靠日本人来教。所以学员对这些日本人也很尊重的，因为他们愿意帮助我们，教我们这个改装它的飞机，那还得靠着他们。日本人也很尊重中国学员，他们很守纪律。
有了飞机，有了教员，万事俱备，但是当时学员们的学习，却变成了最大的困难，很多人都记得当时在老航校里，流行着一句口号“攻下文化碉堡”。
但长达14年的中日战争，在两个民族之间，已经种下了深深的仇恨和隔阂，如今他们要在一起生活、工作和学习，老航校的教学，就在中日人员间复杂的情感交集中展开了。
在另外一堂数学课上，有一个刚刚入校的学员卜刃，他因为自己是高中文化，所以呢，被任命来教代数，讲到公式X+Y的时候就卡住了，台下提问：“为什么XY代表两个未知数呢？”
卜刃回去想了一宿。
第二天，他来上课的时候呢，写了这样一道算式：X加Y等于“人加牛”，他说X代表人，Y代表牛，如果不知道几个人几头牛的时候，又不能把人和牛混着算，所以呢，就要用X和Y代替了，这样台下的这些放牛娃们终于就明白了。
不过讲到航空理论的时候啊，就没那么容易了，写上空气动力学的一大堆公式之后，同学们还是不明白，飞机到底为什么会飞得起来？教员们实在讲不通，于是想到了用实物教学的办法。
有些学员是从山东刚来的，学习相当困难，他们文化程度太低了。
刘玉堤是在1945年快过年时，去了东北航空学校。那时东北因为接收了日本的一些飞机，还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队。当时上级在刘玉堤所在的全旅官兵里，只挑选了三个文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战士，去学习飞行，刘玉堤说当他得知自己能去当飞行员时，那种激动无法言喻。
因为刘玉堤在延安的四五年里，自己攻读了一些数学、物理方面的知识，是高小文化程度，可是当时在飞行员当中，他已经算是个知识分子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除了枪和炮，他们连像样的机械都没见过，就更不要说飞机了。
刘玉堤回忆说，当时教员给他们讲课的时候，提到很多的专业术语，学员们根本就听不懂。比如说像飞机的“油压”，像视野的“能见度”等等这些，对很多人来讲都是闻所未闻的词，所以死记硬背，就成为了学习飞行理论唯一有效的方式。
那时候为了学习。看见戴眼镜的人，学员就会认作老师而去请教。
刘玉堤说，学了大概有五六个月，那相当不简单了，都要一点点地学，日本教员基本上都是采用模型和实物来教学。
幼鸟学飞，雏鹰展翅，对于第一次迈进飞机试飞，这是刘玉堤至今难以忘怀的记忆。
刘玉堤是在1945年10月，跟随常乾坤从延安前往东北，辗转了近一年之后才达到老航校。当时刘玉堤被分配到机务队维护飞机，他多次跟领导央求，才插班到飞行一期乙班学习。在第一次上机训练之前，他又突发肺炎住进了医院。一个月后，刘玉堤出院了，便迫不及待地要登上飞机。
为了实现自己的飞天之梦，
刘玉堤就到处打听有关驾机飞行的经验，他好学爱问，总是问这个问那个，因为其它学员都飞得差不多了，有的飞了二三十个起落了。
有个叫华龙毅的一个同学，告诉刘玉堤说：“推这个飞机上的操纵杆，大概有一桶水的重量。”刘玉堤说：“好吧，有一桶水的重量，我记住了。”
过了两天，副主任教员系川带刘玉堤试飞了。
刘玉堤在第一次试飞时，牢记着推操纵杆要用一担水的重量，那个时候，他力气很大，所以，头一个起落挺好，接着是第二个连续起飞、落地，以后再接着就起飞，刘玉堤就推这个操纵杆。突然看到跑道前面就是一个碉堡，结果刘玉堤就老没松杆，日本教员系川就在后边帮忙拉杆。刘玉堤推杆时忽然觉得操纵杆好沉啊，结果推着、推着，最后一晃，他的手一松，这飞机就“呼”一下正好起来了。没想到，这个按照标准天地线和飞机的角度太大啊，还得收点油门。刘玉堤一收油门，飞机下降了。急得日本教员系川赶紧叫他不要动弹，飞机又起来了。
当飞机下降后，日本教员系川刚一下飞机，刘玉堤就关车了，这一关车，又一加油门，把日本教员系川摔到在地下了。日本教员系川是主任教员哇，说什么也不肯再带刘玉堤了，他指着刘玉堤说：“你啊，不能飞行，这个动作太粗”。
日本教员系川不允许刘玉堤学飞行了。刘玉堤一急，就去找队长刘风，经过再三蘑菇，最后刘凤还是让他学飞了。不过，为刘玉堤换了个教员，这个教员叫筒井重雄。
当时，学习飞行时的动作粗野，几乎是土八路出身的中国学员的一大通病，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有的学员把“柔和”两个字写在飞行服上了，有的还在操纵杆上包着装满图钉的布，力气一大就会把手扎破。
动作粗糙的刘玉堤，换到另一个教官筒井重雄门下了。筒井重雄，原名木暮重雄，是原日本陆军飞行学校的少年航空兵，1945年在山东被俘获，后来加入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为反战做出了大量工作。老航校成立后，筒井重雄被推荐前来担任飞行教官。
刘玉堤后来回忆说：筒井重雄对我好像很有感情啊，特别细致，从来也没有发过脾气。那个系川好像有点法西斯的味道，他们那个队的那些教员们，有好多有点法西斯样的。
筒井重雄给刘玉堤单独开起了小灶补课。筒井重雄在地面弄了一个练习器，那是个木头的练习器，其实是根棍子，他让刘玉堤把着训练，掌握和控制推拉操纵杆的力量。
筒井重雄在回忆中也说过：我告诉过学生，在起飞前滑翔的过程中，会感受到60公斤的重力，刘玉堤在滑翔时没有感到这一点，虽然速度很快，已经可以起飞，但他一直没有拉操纵杆，我对他说赶快拉啊，刘玉堤仍然在体会，在最后一刻他才让飞机起飞。后来，他已经能非常熟练地掌握和控制推拉操纵杆了。
当时，学员们都想尽快地学会飞行技术，为了争取更多的飞行时间，训练中的学员们还会发生一些小争执。
日本飞行教官佐藤靖夫回忆说，对于每个学员的飞行时间，学生们记得非常清楚。哪怕是他们记的这个时间，和我写的时间相差一分钟，那就会引起不愉快。他们会对我有意见：“怎么我的飞行时间少了一分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他们要想更多地飞行，飞行时间越短，而放单飞越快，那就是最好的学生了。
第一次感觉飞行，学员们在天空中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徐登昆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地和天老远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印像，这叫做天地线。你看着这个天地线飞行，是平的。我们有一个还没试飞过的同学就问我：“你看到天地线了吗？”
我说：“看到啦。”
那个同学就又问：“这个天地线有多粗？是井绳这么粗，提水的井绳，还是纳鞋底子的麻绳这么粗？”
我说：“它不是个绳。”
他说：“那是什么？不是绳，叫什么天地线？”
徐登昆说：“那时，我们在休息时也有跳的、蹦的、高兴的，当然也会有哭的。有时驾驶飞机时还唱歌呢。我们爱唱八路军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但在飞机上没唱这个。一开始，才唱了一句，就会马上停下不唱了，因为坐在我们旁边的是鬼子哇。这首歌是不能唱了，就唱一首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吧，反正是“嗷嗷”地喊着、唱着，飞上天的感觉特别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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