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老航校初创时，还不允许中国人和日本人结婚。为了帮助日籍技术人员解决婚姻问题，当时航校领导就想办法吸收一些年轻的日本妇女，到航校做护士、卫生员、保姆之类工作，创造条件使他们彼此之间增加了解的机会。
一位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斗过的日本女护士本多歌子，就是其中之一。
本多歌子在77岁时，作为神奈川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重访了中国。
本多歌子是个乐观、热爱生活、充满激情的老人。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为中日民间友好而奔忙，她说她的青春属于中国，从10岁到26岁的16年青少年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她每年都要到中国旅行一次。
当年她以日本人的身份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跟随部队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如今她仍与战友们保持联系，战友们给她写信仍是以“本多战友”、“亲爱的本多大姐姐”相称。每一次记者与她见面，都会听到她自豪地说：“我17岁就参军了，我是‘八路军’……”她说去中国对她来说就是“回娘家”。
本多歌子生长在一个日本一个很注重传统礼仪的家庭。1937年歌子才10岁，在小学当教师的父亲带着全家参加了山形县的大谷村开拓团，后来他们随团来到了中国黑龙江的阿城，开拓团有150户，分成忠、勇、信、义四个部落，各部落都有一个头领负责，他们向驻扎在附近的有两千人的关东军部队提供粮食供给。
那一天是本多歌子终身难忘的，1945年8月15日，正是日本的盂兰节，父亲从开拓团本部回来，铁青着脸说：“日本败了，你们都穿好衣服到开拓团本部去。”
一家人把屋子收拾干净，女性都穿着和服出门了。后来歌子才知道，日本战败的现实让父亲很难接受，父亲本想先杀了家人而后自绝的，但是被周围的亲朋制止了。
父亲是个恪守大和民族传统精神的人，崇尚一种“大义凛然”的风范。不过，歌子说父亲对中国百姓很友善，常把家里吃的用的穿的送给周围的中国人。也就是从那时起，从父亲的行为中，歌子理解了中日民众彼此和睦相处的重要。
歌子一家与开拓团的人一起到关东军兵营生活了一段时间，那里的物资十分丰富，木炭、高粱等囤积了很多，那些日子过得还算安宁，苏联兵虽已到附近但也没有来打搅他们。
1945年11月，东北民主联军派人来到了开拓团，动员日本女子去当随军卫生队护士，歌子的姐姐已经去阿城的难民医院工作，于是歌子就义不容辞地跟民主联军走了。
初到部队，歌子很不习惯，在一间临时用做病房的仓库样的房子里，横七竖八地躺了很多伤兵，时令虽是冬天，但房间里闷热异常，恶臭难忍。早上吃过饭之后，歌子就投入看护伤员的工作，一直干到傍晚才能回宿舍，还要边吃晚饭边用小铁罐消毒绷带，一天她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17岁的歌子以自己的坚强铸就了特殊的青春记忆。
由于过于疲劳，她一度出水痘，高烧说胡话，只得暂时回到了阿城，到了春天身体才得以恢复，她又回到了医院。
1946年，歌子跟着部队来到了珠河。一天，她突然听说家人回国了，就有些坐不住了，和一位日本人同伴一起逃跑，但在车站被人发现带回了部队。
歌子向卫生队长请求让她回阿城一趟看望家人，保证回到部队，得到了批准。两个女孩连夜奔回阿城，歌子这才得知父亲已带着开拓团员们先行回国了，只有姐姐留下来。歌子拉着姐姐伤心地哭了，姐姐为了安慰她，给了她一件早已准备好的、用父亲的衣服改成的长袖衫，歌子如获至宝地把它放在背包里，以后行军一直背在身上，好像父亲一直在身旁看着，给自己鼓励一样。这对歌子来说也是一个精神源泉。
歌子所在的卫生队是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炮兵团卫生队，队里共有十人。部队的医疗条件很差，医护人员常常人手不够，歌子都能胆大心细地应付，有时她还把自己的血输给伤员。
队伍总是在晚上行军，四周漆黑一团，歌子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她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决不能掉队，跟着部队走。她记得部队在长白山深山中行军，常被大雨淋湿。因为是严冬，一个人决不能打瞌睡，否则会被冻死。睡觉时大家都穿着军服，几个人偎依在一起用稻草盖着睡觉，在部队里大家都没有什么男女意识。吃饭时大家都站着，折下小木枝削光滑一些就当筷子用。
军旅生活很辛苦，歌子却觉得过得有滋有味的，精神上很充实。早上6点起床，然后“一、二、三、四……”地喊着口令跑步，行军时大家还意气风发地唱歌，歌子记得特别牢的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等。有一首歌名字虽忘记了，但她对一句歌词印象至深——“日本鬼子交了枪……”歌子没有系统地学过中文，起初不了解歌词的意思，战友们用小木棍在沙地写字教她认字。
在卫生队里与歌子一起的还有一位日本女孩叫大内市子，两个女孩在一起聊天，她们相约，如果谁在战斗中牺牲了，另一位要拿着对方的一撮头发回日本。
她们也想家，有时梦呓般地说：要是没有日本海该多好啊，我们就可以走路回家了。她们为自己的异想天开而感动，说着说着，还快乐地唱歌跳舞。
在卫生队，大家都很照顾这两个日本小妹妹，夜行军时就不时地让她们坐在马背上。
行军时部队住在百姓家里，歌子感觉百姓对共产党的军队很友好。
有一次在百姓家，歌子刚脱下帽子，房东老太太很惊讶地说：“原来你是个女的，我还以为你是男的呢。这么小就当兵真不简单。”
老人拿出鸡蛋请歌子吃，歌子说部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以也不能随便吃百姓的东西。在部队里大家都穿着同样的衣服，不但男女不分，连官兵也不分的。歌子所在的东北民主联军后来编入第四野战军，部队的首长是林彪，歌子说：“我见过他，但在一群人中我总是不容易分辨出他来，共产党的军队里不管当官的还是当兵的大家都是满脸灰尘，大家一起干活，吃的是一样的饭。”
有一件事让歌子永志不忘，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一位卖甘蔗的老太太，歌子看到她脸上有个伤疤，便问她是怎么回事，老太太说：“是被日本鬼子用枪捅的。日本鬼子要强拉走我的女儿，与他们拼抢时我被鬼子的刺刀捅了。”
歌子立即告诉老太太：“我就是日本人。”
没想到老太太一点也不惊讶，反而善解人意地说：“你跟日本鬼子不一样，日本帝国主义才是日本鬼子，日本人民和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
歌子听了这话，感动得流下泪来，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老人却有着如此觉悟，歌子心里想着：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做了那么多坏事，我现在参加中国革命军队，要尽自己的力量来补偿。
“是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培养了我。”歌子真诚地说，“八路军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深入人心，日本军队和蒋介石的军队不是为了人民，只有共产党的军队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战。”
歌子还特别欣赏共产党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干部、士兵不分等级，互相提意见，自我反省，以此来加强部队的思想力与战斗力。
有一次，歌子被派去学习营养学，回去后高高兴兴地为部队干部做了一顿好饭特意端去，没想到那人不知为何正生气，把气发到了歌子身上，突然把歌子做好的饭打翻了。倔强的歌子与那位干部顶起来：“你是共产党员，你本应该教育好我这个日本人才对，你怎么能以这种态度对待下属？！”
过了两天，部队的政治委员来到歌子的住所，向她表示歉意，说没有教育好干部。那位发脾气的干部受到处分被调走了。直到今天，歌子还在感慨，当年的共产党军队多好啊，没有等级观念，当官的犯了错，照样受处分。
在新中国建国前后的两三年里，歌子随四野转战南北。在她的记忆里，既有站在山海关领略宏伟长城第一关的赏心悦目，也有穿梭在枪林弹雨中的惊心动魄。在她的印象中打得最艰苦的一役是1946年春的四平街攻防战，到第四次进攻才打下来。虽然只是个卫生员，歌子记得当时林彪的战略部署受到部队中不少人的非议。
在四平街，部队得不断地躲避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一次，歌子和市子一起躲在高粱地里，听着飞机的轰鸣声在耳边响起，似乎飞机与自己擦身而过，歌子扯开嗓门喊：“市子，你还活着吗？”
那边市子也大声呼应：“我还活着，你要小心……”
当时歌子碰到帮共产党军队培养飞行员、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日本人教官林弥一郎，还“质问”他：“你为什么不早点让我们八路军的飞机上天啊？”
让林弥一郎只有苦笑，后来，林弥一郎在很短的时间里很艰难的条件下为八路军训练出了优秀的飞行队，可以说像歌子这样既是同胞又是战友的人给了他莫大的鼓励。后来，曾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贡献的日本人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国者友好会”， 林弥一郎担任会长，今天歌子提起他，仍是尊敬地称之为“会长”。
1947年，歌子随部队来到沈阳，在那儿她才有机会洗了一次几年都不曾享受的热水澡，在行军途中最多只能擦擦身。
1949年天津解放，歌子参加演出了话剧《纸老虎》。从天津到长沙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歌子所在的四野几乎是不战而胜。从汉口渡江到武昌，在那儿他们迎来了新中国建国的大喜日子，歌子与战友们一起欢呼雀跃，留下了幸福的热泪，那一刻，她完全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了。
1949年11月开始，歌子随部队北上，1950年1月到达哈尔滨。同年6月，抗美援朝开始，歌子也报名要前往朝鲜前线，却没有得到批准，为此她想不通，向部队首长提意见。部队领导只好耐心做她的思想工作，说因为她是日本人，考虑到国际影响，就不要到朝鲜去了。为此歌子又一次听从组织分配南下到了江西井冈山附近泰和的第七十二预备医院，专责结核病疗养工作。
1952年，歌子收到了久无音讯的父亲的来信，信上说：“请一定回来……”
1953年，歌子办好了回国的手续，依依不舍地告别战友告别中国从上海乘船回日本。
归国前，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与为中国解放战争做出贡献的日本人相约，由于中国与日本还没有建交，本应发给他们的解放军纪念章先由中方保管，日后再发给他们。
1977年，中国政府恪守诺言，通过中国驻日使馆给他们送来了纪念章。现在歌子珍藏着华北解放纪念章、华中解放纪念章、东北解放纪念章，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她说，这些珍贵的纪念章是她青春的最好证物，她为参加了中国革命而自豪。
1978年1月，本多歌子随日本归国者访华团访问中国，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廖承志接见了他们。歌子说廖承志的日语说得比日本人还好，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过。
廖承志还亲切地问她：“什么时候参军的？”
歌子自豪地说：“十七岁就参军了。”
廖承志感叹道：“真不简单啊。”
这段对话让歌子回味至今。廖承志送给她一幅字，上书：加强友好，并肩前进。这幅字现在还挂在她家客厅的显眼处。
回首在中国的十六年经历，本多歌子说她把青春献给了中国，把中国留在了心中。共产党的教育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为人民服务”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教益影响了她的世界观，照耀了她的人生。
回日本后，歌子来到了父亲落脚的横滨，通过了护士考试，后来35年连续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她说自己一直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与同事真诚地交换意见，共产党说了，人总是有缺点的，改了就好。就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还是谦虚地说：我这人有缺点，比较固执己见。
本多歌子在工作之余曾经到日本的一些大学演讲，向日本的年轻一代介绍中国的事，她挂起中国地图，细数自己在中国大江南北留下的足迹；她复印了许多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送给学生，讲述当年中国人民军队神奇的力量……如今每年的“八一”建军节，她都会收到中国驻日大使馆的请柬，参加建军节纪念活动。在中国的战友们还邀请她到中国去安度晚年……
作为神奈川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本多歌子还在为中日民间友好而不遗余力，协会每年都要举行许多活动，与中国留日学生开展交流等，本多歌子还曾经让中国留学生住在自己家，为留学生垫付学费……她担心的是：他们这一代从中国归国的人渐渐年事已高，以后中日友好事业可有人来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