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毕业照 1968（那年我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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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秋天，那是我告别中学时代的最后日子。也许，我与当年很多红卫兵的经历有相似之处，其实并不一样。
经过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我读过苏格拉底的作品，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那么苏格拉底为之而奋斗的理想是什么？
我也读过雨果的作品，他说“人类的心灵需要理想甚于需要物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超过物质需要的理想吗？
伏尔泰告诉我们：“在理想的最美好世界中，一切都是为最美好的目的而设。”那是他的无知或谎言。
伏尼契更是说：“一个人的理想越崇高，生活越纯洁。”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人的活动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
如今回想起来，这些关于理想的理想化说词，并不能指导我们去为自己找到一条真正可行的人生道路，人的理想志向往往和他的能力成正比。但是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培养，却无法都能发挥作用。有时能力越大，结果受害也就越深。文革中被打倒的那些功臣、文化名流，难道没有能力？没有知识？离开了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所有关于理想的说词，其结果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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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梦想，纪伯伦说过：“我宁可做人类中有梦想和有完成梦想的愿望的、最渺小的人，而不愿做一个最伟大的、无梦想、无愿望的人。”也许，将理想化作梦想，更实际些，既然是梦，那就是虚幻的、空浮的，梦醒之后，一切依旧。也许会有梦想成真的事发生，那又会有多大的概率？人生如梦，社会如梦，世界如梦，人只不过是世界梦工厂里的一颗螺丝钉，需要将你拧在哪里就拧在哪里，不需要时，就可抛弃，就可扔进炉火中重新融化。
那年，老三届的孩子们被告知，你们可以真正地走向社会了，你们将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或做工，或务农。
文化革命的本意或许是为了让所有的人过上平等的富裕生活，打倒封、资、修，让全中国人民迈向天堂般的共产主义。
但整个运动过程，从起步时就充满了血腥的世袭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对儿混蛋，高干子弟盛气凌人地穿上军装，挥舞皮带，臂缠袖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血统论的指导下，那些工农子弟再现了父辈们打土豪分田地的威风，他们只知道“龙生龙，凤生凤”，却忘记了“老鼠的儿子只会打洞”。
很快，这些曾经疯狂的红五类子弟，遇到了大麻烦，他们的父亲一个个在运动中倒下了，为了不甘心让自己落下黑七类子弟的命运，他们团结了起来，成立了一个“联动”组织，这些组织成员，为了保护世袭的荣耀，又拿起了武器，甚至可以鞭打自己的亲生父母，背叛曾经高喊过的“三忠于”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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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六六届的初中生，一个在生理上还没有真正发育成男人的孩子，一个自小失去了父亲关怀，在混乱不堪的社会中长大的人，能懂得什么是自己的理想吗？我的父亲在与共产党的敌人浴血奋战中，去追求过自己的革命理想，结果在共产党发动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倒下了，连他的尸骨也未能让子女看上一眼。我已经不属于红五类子弟，但也不承认自己是黑七类子弟，那么我是谁家的孩子？为什么一个孩子的成长，首先要以家庭出身、阶级成份去划分？
文化革命在深入，血统论依然在横行。在红卫兵被充分利用之后，应该解散那些组织了，他们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且还可能引起新的集团产生。
掌权的和重新掌权的人，共同作出了一个规定：让红五类子弟优先报名参军，事实上很多高干子弟已经穿上了军装，昂首踏进了兵营；也可以用推荐的名义变相保送他们上工农兵大学。红五类子弟还可以优先进入工矿企业，非红非黑子弟可以到社区街道工作，唯有黑七类子弟只有一条路可走，到农村去，那是可教育好子女改造自己的光明大道。“工农兵大学”，顾名思义，就明白了黑七类子弟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力。
我想起了雪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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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独自来到了母校，校园里静得出奇。我去风雨操场转了一圈，那里安置了几张乒乓台。
因为当年我是自带午饭上学的，后来是自带生米在学校里蒸饭的，所以那些回家用餐的同学，总是委托我帮忙先抢占好乒乓台。有时，我也帮助他们去抢占篮球架。
这些同学都长得比我高出一个头，有得已像男子汉了。这些同学回家吃完午饭后，就会匆匆赶回学校，第一件事，就是让我和他们一起打乒乓或打篮球，我不喜欢运动，原因是个子太矮，打乒乓球时，够不上近栏网的球，他们会特意放长球给我；打篮球时又特意将球全抛给我，说多打篮球会长高个。有一次，我接篮球时吃了个“萝卜干”，右手中指小骨折，至今还长得有些弯曲。
没想到，我的付出有了回报，在文革时期，他们是我的真正朋友。只要我一出现在校园里，他们就会围着我嬉闹，听我讲故事，讲历史。无形中这些人高马大的同学成了我这个学生孩子王的护卫，没人敢欺侮我。
我要感谢的是那天发生的事。在上海市公安和消防发生武斗后不久的一天，一些在武斗中被追击的人逃进了我所在的中学。我正在校门口出黑板报，我立即上前阻止这些手持棍棒的人闯进校园。他们就对我挥舞起棍棒，我左闪右躲，避开了袭击，同时随手捡起一根课桌断腿作自卫。正在学校操场打篮球的同学们赶来了，一场搏斗就此开始。
这时在校的教师已经通知驻扎在学校马路对面的“文攻武卫第五指挥部”，那些武装工人冲进校园，驱赶了在武斗中被追击而逃进了我校的那些人。
学校重新恢复了平静，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在随手捡起那根课桌断腿作自卫时，没注意到那根课桌断腿上留有一颗钉子，这钉子居然被我握在手里，至今右手掌心近第二指的下方还留下了一个“Y”型的疤痕。
后来，我也曾去过“文攻武卫第五指挥部”参观，原来这里的厕所最有特点，据说一泡尿可以直通黄浦江。又听说袁世凯曾经在这幢洋楼居住过。洋楼的邻舍就是孙中山故居。不久前，我才第一次去孙中山故居参观。我离开母校，已是事隔三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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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给了我太多的回忆。
学校北墙篱笆外，就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故居。那时园内有一个树桩搭建的“门”字型架子，不知是干什么用的。但我会溜进园里将这个“门”字型架子当作单杠练习，想让自己快快长高。我和同学也常会溜进小园拍照。
校园东墙外是复兴公园，只用篱笆隔开，同学们将篱笆挖了个洞，常到公园里去玩。只有我可以自由地进出公园大门，原因是我的身高只有1米19公分，符合公园规定的免费入园标准。公园也不是对我才那么仁慈，他们最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免费让我们这些学生进入公园，条件是免费为公园义务扫秋天里的梧桐树落叶。
母校的分校设在皋兰路。当我坐在分校的教室里上课时，目光总会隔着窗户去看对面那幢小洋楼，那就是我曾经的家。父亲受到政治运动冲击后，全家被赶出了这幢洋楼。透过窗户，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正在我度过童年时代的房子里玩耍，我的心总不会平静下来。
即使那条不足400米的皋兰路路面，也会留下我的记忆，在夏天的时候，烈日将柏油路面烤得发烫，我和邻居的孩子们会光着脚丫在滚烫的柏油路面上赛跑。
还有神秘的东正教圣尼古拉教堂、卫立煌、虞洽卿故居……记忆从未离开我的脑海。
回顾整个文革时期，我只走完了一半的路程，另一半路程是在农场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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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在动乱的文革时期，我还是个孩子，我就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决心和想达到的目的。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永远是世袭的专制社会，也不相信什么以血统论为基础的血缘治国。
古人说，人生难得一知己。但我并不这样认为，至少当年的中学校友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戴巴棣、吴煜、沈樟锷、俞洁明、严隽復、吴雨星、朱晓明等。
不仅这些学友是我的终生知己。还有我的师长，同样是我不离不弃的知己。江校长已去世了，江校长的夫人沈希老师和女儿江涌，时常与我保持通信。陈云山老师因车祸离世了，但许云海老师、王桂芬老师还与我保持联系，一日为师，终身难忘。
我主动报名去了农场务农。但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时，农场连队派人调查我在文革中的“造反”情况。江校长不仅肯定了我的成绩还特意到农场来看我，约我返沪时到母校拍摄了这张照片。江校长嘱我好好保留此照，今后有人怀疑你在文革中的表现，此照是你的护身符。合影的校领导都可以证明你在校时的清白。
我返沪时到母校与校领导拍摄了这张合影照，此照是我的政治护身符。
太阳升起了，我终于搁下了笔。望着窗台上放置的瓶插野花，虽时令三九，花儿正在阳光下吐出淡淡的芳香。
从凌晨三点多起床开始写作，现在已是上午八点半了。时间在静静地流淌，人生在沉淀中慢慢感悟。
2021年1月26日
庚子五九第一天
中学毕业前与学友告别于上海虹口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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