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同班好友俞洁明在文革初期留影（红袖章是捡来的)
1
事隔半个多世纪，能讲清红卫兵大串联来龙去脉的人并不多。回望这段历史，还得从当年北京红卫兵南下上海说起。
2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北京及各地来京的百万群众，并戴上红卫兵袖章，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自此北京红卫兵开始陆续到达上海。
8月26日，北京14所大中学校的红卫兵170多人抵沪。这批北京红卫兵是分散南下的，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和名称，如北京红旗红卫兵战斗小组就是由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学院、北京一〇一中等学校的学生组成。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干成到车站欢迎。北京红卫兵到达上海各校时，各校的师生员工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上海各报报道了北京红卫兵来沪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的消息。
许多学校的师生与团市委、市学联联系，要求介绍北京红卫兵去串联。这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后声称：“到上海来就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并向市委提出解决印刷宣传品、免费搭乘公共汽车等要求。
与此同时，这批北京红卫兵与上海的市民和学生发生多次辩论，其核心问题是市委是不是革命的？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不是正确的？北京红卫兵的行为是不是符合十六条？
8月28日下午，应北航等北京红卫兵的要求，副市长李干成出面接见北京红卫兵。北京红卫兵态度偏激、蛮横，抽掉李干成的座椅，提出“乘车凭证”、“市委怕群众造反”等问题，要求市长曹荻秋立即赶来参加会议。
3
8月30日，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会见北京学生大会，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出席。会中，北京学生冲上台去，认为上海“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提出“改组上海市委”的口号。
为此，交通大学贴出《强烈抗议北京来沪同学胡作非为》、《8月30日文化广场大会真相》、《十滚令》等的大字报，认为会议是对“市委负责同志的极大侮辱”，这部分北京学生“没有组织观念”，并呼吁派人赴京向党中央报告事件真相。
同时，也有少数上海同学认为会议开得好，“我们也要像北京同学这样干才有劲”。
8月31日上午10时，北京红卫兵和部分上海红卫兵100多人，在延安西路33号市委机关门口要求见曹荻秋，并与企图阻拦的工作人员及不同观点的上海学生、工人发生扭打。
在上海红卫兵的协助下，北京红卫兵冲进了市委机关大楼。就此，围绕着北京红卫兵冲击市委机关，上海学生和市民与北京红卫兵发生辩论。住在华东化工学院的北京机械学院97名学生已办票返京，被上海学生从汽车上拉下来，不让离校，要求辩论明白。
9月2日，市委大楼对面的墙上贴出退休工人、老工人等36人署名的大字报《我们老工人要说话》，并预约在静安公园与不同意见者“辩个明白”。后大字报又套红铅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9月3日，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八中、八十七中、育英中学和上海复旦大学、第一医学院等300多红卫兵到市委机关，曹荻秋、杨士法、张祺分别在市委机关办公楼、静安区文化馆、市委接待站等处接见了5批100多红卫兵，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作了说明和解释，但红卫兵仍围在市委门口不散。
9月4日，围聚在市委门口的红卫兵增至1000人。他们成立临时指挥部，架设广播台，宣布上海市委已经“烂掉”，要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话，并多次和维持秩序的工人发生冲突。中午，有100多名北京红卫兵砸碎市委机关办公楼临街的玻璃窗，踏着人梯，沿着落水管攀爬冲击了市委大楼。冲突中有一些人受伤。晚10时，曹荻秋在市委办公楼门前接见了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群众，欢迎上海的工人、农民、学生“炮打司令部”，揭发市委存在的问题，并再次强调欢迎来沪的外地红卫兵，指出北京和上海的学生要团结起来。
9月5日，曹荻秋再次会见并回答了北京红卫兵提出的问题，并表示欢迎揭发。当时大批的上海工人、学生聚集在市委机关门口，要求听取会议实况，经大会主席团同意，在门外安装了拉线广播，1万多人冒雨坐在马路上收听。晚8时，市委机关调派20辆大客车将北京红卫兵送往住地。
4
9月10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到沪，总部设在上海体育宫，下设纵队、支队。总部人员到达时，有关方面派出由摩托车开道的车队迎接，并要求区、县、局各级党委对北京红卫兵的活动提供方便。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第二棉纺织厂与40多名工人模范举行座谈，与上海学生代表在学联举行座谈。座谈会上，北京红卫兵提出“八三〇”、“九四”事件的问题，以及上海如何造反、如何抄家，上海红卫兵如何组织、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等问题。上海的工人和学生根据掌握的事实作了介绍。
9月20日，北京南下兵团的红卫兵在国际饭店门口贴上“鬼见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散布《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并用大嗽叭命令外宾下车走路。北京红卫兵还在上海的许多学校和里弄殴打“牛鬼蛇神”。
10月初，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清华大学井冈山、北京大学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组织开始在上海设立联络站，全面参与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直至“一月革命”后，各地红卫兵组织才撤销驻沪联络站，串联人员逐步撤离。
那时，我看到了北京南下兵团的红卫兵散发的《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也看到了上海街头出现的“鬼见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已经意识到在“红色恐怖”下，我从此就是划归到“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人下人的狗崽子了。
5
因外省市师生陆续到达上海串联，1966年8月15日，上海以市学联为主成立“接待首都和外地来沪革命师生办公室”，各区设立接待站。自8月15～27日，共接待北京、江苏、浙江、黑龙江等地大中学生901人。其中北京学生512人，除161人住上海团校，其余分散居住在全市大中学校。
据现今的资料汇总，当时至9月2日统计，全市共登记接待北京及外地学生10759人。至10月9日统计，全市已接待北京及外地来沪师生37.48万余人，其中北京4.7万余人、江苏8万余人、浙江5万余人，辽宁3.5万余人、广东3万余人等。
1966年10月18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各部委、市人委各局、各区委、各大学党委负责干部会议，王一平宣布为加强对外地学生接待工作的领导，市委决定成立“接待各地革命学生领导小组”，李干成任组长，张浩波（兼任办公室主任）等任副组长。下午，李干成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落实了30～50万人的住宿方案。
会议决定办公室下设秘书组、组织组、宣传组、生活组负责日常工作。大学、中专的接待工作分别由高教局、教育局负责。同时要求各区统一思想，落实接待方案。当日下午或晚上，各区传达了市委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黄浦、南市、闸北等区召开了学校党政负责干部会议。卢湾区召开街道办事处主任会议，统一思想，落实工作。南市、长宁、卢湾、静安、徐汇、普陀等区均建立了区委领导挂帅的领导小组，各区接待办公室一般都有工作人员35人左右。
当时接待工作最突出的矛盾是棉被问题，除向机关、企业、医院抽调以外，卢湾、南市等区还从群众中商借，其中卢湾区借了5400多条，南市区借了3500多条。
1966年10月23日，北京、哈尔滨、郑州、徐州、株洲均有直放上海的列车到达。原因是在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后的学生大批南下，北京、广州等地只出不进。晚10时，车站、码头聚集2万多外地学生。据统计，全市全天共接待外地学生72305人，在沪外地学生突破30万。
10月24日上午，市接待办公室召开市人委机关、各区接待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紧急会议。会议指出原接待30万人的方案已突破，当前必须采取措施，落实接待50万外地学生住宿的计划，并研究制定全市接待80万人的方案。
具体计划分配如下：市级机关负责接待10万人，大学、中专接待12万人，10个区接待33.6万人，其中虹口、杨浦、南市各接待4.2万人，静安接待3.5万人，闸北、黄浦各接待3.1万人，普陀、卢湾各接待3万人，徐汇接待2.8万人，长宁接待2.5万人（以上共计55.6万人）。
与此同时，据各外地来沪学生接待站报告，由于天气转凉，旅途疲劳，外地来沪学生患病率大幅上升。报告称：每个接待点平均每天就诊数达200多人次，有些接待点已发现流行性传染病，如普陀区光新中学有4人患暴发性痢疾。同时，住院的外地学生已达50多人，其中10多人病情较重。长春市一学生患心脏精神性梗塞症，武汉一学生脑癌恶化经抢救无效死亡。另据各接待站报告，外地来沪串联的学生多次发生打群架和偷窃的事件。
10月26～27日，北方冷空气南下，气温骤降。各区接待办发动群众筹借棉被10万余条，市接待办调拨棉被8.7万条，市人委机关、各大专院校、中专自筹棉被20多万条，基本上保证两个学生能合盖1条棉被。
市接待办又从有关部门调拨20万斤库存稻草，供铺垫用。各区也采取措施，如普陀区增发草垫2万条，并动用民政局用于救济的旧运动服。南市区向居民借棉被14764条。许多居民将棉被拆洗干净，并写上“向红卫兵致敬”、“支持革命大串联”等字样。
据10月28日统计，在沪外地学生41.29万多人，全市接待外地学生总量已达1306782人。由此外地学生离沪的水陆交通紧张，北上火车票已登记至11月5日，11月3日前的南下火车票已发放完毕，船票也发放至11月6日。
10月31日晚，上海真如接待站正式开放（接待工作人员72人），日计划8趟列车到站，配备运送外地学生的汽车30辆。当晚共接待6000多人。至11月17日，全市接待外地学生总量共达2765291人次。
6
因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外地红卫兵陆续来沪，1966年8月22日晚，近2000上海中学生红卫兵聚集在北站，要求去北京串连。
上海铁路局向铁道部请示，铁道部一方面同意免票加挂一班列车，一方面会同教育部向国务院报告。国务院要求中共上海市委做工作，建议派少数代表赴京。
为此，市委向各有关部门发出电话通知。8月31日，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中央宣布全国各地全部的大学生和一部分中学生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串联。至9月7日，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全部去了北京，交通大学5000多名学生走掉了4000多人。上海机械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同济大学等院校学生也分别于9～11日走完。
根据中央有关通知，9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成立“上海组织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去京参观领导小组”，规定：中等学校学生每10人推选代表1人，教职工代表按100名学生产生1名代表去京。业余性质的学校学生、农中学生一律不去北京串联。然而除少数人等待市委组织外，大多数人自发组合，外出串联。
9月中旬以后，串联学生由每日5000人遽升为万人以上。我妹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卷入了大串联的行列。
当时上海站上不了车的，就去南翔、松江等市郊火车站爬车、拦车，甚至出现伤亡事故。同时，十六铺码头也发生扒船事件，影响海运。
7
1966年 11月3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
参加接见的红卫兵都由接待站组织进行了两天军训，操练队列。凌晨3点，队伍集合来到天安门东侧的大街，等着开完大会通过天安门。
上午10点左右，会场响起了《东方红》的庄严歌声，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着，林彪向红卫兵发表讲话，再接着，大约200万红卫兵由东向西开始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广播里不时响着周恩来洪亮的声音：“同学们，请快点往前走，后面还有一百几十万红卫兵没有通过天安门！”尽管这样，直到下午3点多还是有很多红卫兵等着通过天安门。
每一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每回都有好几十块。
在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一位原名叫尹本顺，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改叫尹向阳的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寻找他被挤掉的鞋袜。金水桥边的警卫战士让他到中山公园里去找。见到一座小山一般的衣物，他吓了一跳，要找自己的鞋袜，还不是大海中捞针？于是，在管理小山般衣物的工作人员地指点下，他随便找了一双鞋袜。他看见那衣物山里，还有手表、钢笔、钱票等，足可以开个世界上最大型的遗物展览会了。
8
记得，同学洁明来找我了。他生活得很苦，父亲早就被镇压了，他母亲独自养活他和一个姐姐。他有很多难言之苦，胆子也很小。他胆怯地对我说：“学校停课了，我每天不知道怎么过。听说现在可以串联，我很想去外地看看，你愿意吗？”
毛泽东先后6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师生。
北方在10月下旬就已入冬。实在是太冷，南方人的脚丫子冻得更受不了，如果能用热水泡下脚，肯定是最好的享受了。可是没有谁会享受到这一福气。脚臭味随着大串联的步伐一路在迁移发酸。
在这些红卫兵大串连人群中，一般可分为天真革命型、接受教育型、煽风点火型和到此一游型。前三者几乎每到一地，大多数激进分子就会参与当地的侮辱人格、抄家和殴打活动。一路上“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的造反口号，响彻云霄。
有些红卫兵组织还会也利用血统论整同学，当时的口号就有“此反必造，同学必斗”。
如有人署名“东海”贴出的大字报，对附中红卫兵将矛头指向学生而提出自责，并要求造反头头迅速转变立场。此举产生极大的震动，马上就有人立即写了一张化名“太平洋”的大字报，重申了造反大方向是正确的。也许“太平洋”意喻比“东海”大吧，可是年轻学生们的思想混乱变得更大了。
有的学校，干脆搞起了针对同学的批斗会。会上由北京来的红卫兵总会带头，对不同意见的学生进行人格侮辱和拳打脚踢打。那时的女孩挺疯狂，穿上一身绿军装 ，束上一条宽皮带，最为英姿飒爽了。
整个中国乱了，学生们不再读书，而是直接投入了互相斗殴的阶级斗争中。
离开学校，走向社会，这是当时的必要选择。
我同意了洁明同学的建议。那时大串联不用化钱，到处都有接待站。
“我不想跑了太远，也许可以去上海附近转转。”我说。
我们选择了南京。我和洁明登上了去南京的火车。为了行动方便，洁明捡来了两个红卫兵袖章。戴上红卫兵袖章，在那时也就有了掩盖狗崽子身份的“护身符”。
9
在毛泽东第6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师生后，我和洁明终于下定决心，加入了革命大串联的行列。
我和洁明第一次离家远行，也是第一次坐火车抵达南京。
我们首先选择的目的地是南京大学。
在南京，我惊讶地发现一个奇特的景象。
令人感到莫明其妙的是在红卫兵运动中，居然还冒出了一个“黑字兵”队伍。
是在9月6日那天 ，南京全市性的保守派学生组织“南京红卫兵总部”在上海路8号神学院大院里成立。該“总部”中学部的头头是省委副秘书長韩培信的儿子韩建中。
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北操场”是该总部的重要成员。由于该总部红卫兵袖标是红底黑字，故称为“黑字兵”。
江渭清、彭沖和南京军区首长林维先、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周泽等人亲临会场，江渭清亲自为“黑字兵”授旗，江渭清、彭沖等人还戴上学生们送給他们的袖章，成为“黑字兵”的名誉成员。
由于上述背景，“黑字兵”与省市委、南京军区和省公安厅之間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並从各方获得大量资助，因而显得财大气粗、兵强马壮，在江苏省委与造反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脚踢开旧党委”的口号成了一句屁话。
9月9日，南京全市造反派学生以两个事件“人民大会堂事件及雨花台事件”为由，脚跟挨着脚跟地聚集在省委大门口示威。省委紧急打电话给“黑字兵总部”，让他们派人来保护省委。“总部”迅速調集大批“黑字兵”，踏着声色俱厉的脚步，匆匆赶到省委，並在北京西路邮局楼上設立了“前线指挥部”，脚板稳稳当当地站在了当权派一边。
经过三天的对峙，包围省委大院的造反派学生被迫主动撤离，脚底下就象涂了层油腻，所謂“九．九事件”便以造反派的失败而告退。从黑字兵积极参与“九.九事件”，不难看出，当时的领导干部是如何在背后操纵了那些乳臭未干的学生组织。
10
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了这些“黑字兵”后，隐约感觉到政治是个怪物。
我对洁明说：“我们是狗崽子，是被政治鞭打的动物，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得到平等对待。唯一的选择就是远离政治。远离那些红卫兵、黑字兵。”
我和洁明离开了南京大学，再也不去看大字报，不看那些批斗会。
我们一起随着串联的学生队伍去了雨花台，但没有在烈士陵园逗留，那里的人太多。
我们最终去了玄武湖。那里非常的宁静，与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成反比，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我们在湖畔观看游鱼，突然，洁明发现湖中游动的小怪物，细长的躯体是透明的，只能看到两个小眼睛在水中移动。
这是什么鱼？世界上没有神仙妖怪，那肯定是一种鱼。我们开始捕捉这些透明的鱼，费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捉到了一条透明小鱼，但小鱼不再是透明的，而变成了银白色。
我自小喜欢养殖动物和种类昆虫，也跟着哥哥养过金鱼和热带鱼。我还是班级里的生物课代表。出于平时对生物的爱好和研究，我突然说：这是银鱼，菜市场里有卖的，这银鱼炒鸡蛋，很好吃。
我们从这小鱼谈到了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洁明的父亲曾经是黄埔军校十六期的学员。我对他说，黄埔军校是孙中山筹划创办的，孙中山的墓地就在南京，我们不妨一起去看看。
我和洁明一起去了紫金山和中山陵。
因为文革初期仍然肯定了孙中山，因此中山陵并没有被破坏，但瞻仰的学生极少。远处有几个红卫兵在广场的地坪上刷标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我对洁明说：“南京是中国古代的六朝古都，南京总统府就设在这里。南京又叫金陵，红楼梦写了南京的故事，还有一本《金陵春梦》写的就是关于蒋介石的故事。”
我们一路爬山一路闲聊。
爬累了爬热了，我们就脱去外套，将外套挂在捡来的树枝上，举起树枝前行，挂在树枝上的外套就像旗幡在风中晃荡。
我们看到了远处的天文台。开始闲扯日月星辰和浩淼宇宙。我便吹嘘起水浒传里的108将和天罡地煞。最终的话题却是官逼民反和替天行道。
当我们一路踩踏厚厚的枯叶前行时，没想到深厚的枝叶掩盖了山凹，我们被踏空后滚落到山坳里，笑声回荡在空旷的紫金山麓。
11
那时，全国一片混乱，到处都是红卫兵。相互见面第一句话就是问：“出身？”
我遇到这种事就会抬头挺胸：“革干子弟！我父亲打过国民党！”
在这动乱的世界里哪有什么真话！即使再过一百年一千年，人类也无法消灭假话。那些大腕人物，谁没说过假话？
假话为什么可以流行，因为草民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人云亦云，流言即真。
红卫兵其实都是孩子，没谁能识别出什么是谎言。整个红卫兵运动就是一个受骗的经历。
我明白了这一点，便自称是高干子弟，一路骗下来，也算平安，也第一次感受到：革干子弟，这是不平等生活中最受宠的高贵人上人。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还不如不吃苦中苦，学会人骗人。
那年，能到首都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是每一个红卫兵的最大心愿。可是，由于投错了娘胎，黑六类子女是不能参加红卫兵的，当不上红卫兵的青少年学生们，最大心愿当然去北京了。
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接见了一千多万名来自各地的红卫兵，可是就没自己的福份。
更令人嫉恨的是，在著名大串联活动时期，全国的青少年学生沸腾了，不用花钱就能见到伟大领袖 ，不要说红卫兵，连红卫兵的家长做梦都想不到啊！管吃管住管车票，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现在到体育场看港台明星晃动晃动几下屁股，门票就消好几百块，上哪儿讲理去？改革开放了，经济发展了，为啥就没有免费全国游这等好事呢？
不过，也有不后悔的时候。那年大串联时，坐火车不用买车票，一时间铁路运输拥挤不堪。很多红卫兵由于上不去车，在站台里滞留了近一天一夜，站台里更是人山人海，十分肮脏，各种气味儿错综复杂。
去过北京大串联的红卫兵说，广播里传来《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嘹亮歌声，一列从远方开往北京的列车进站了，前几次我们这些红卫兵已观察到别人怎样上的车，这次准备效仿。车门打开后，门口根本挤不上去，车上的人不肯开窗，同学们就从侧面把自己举过头顶，让自己在攒动的人头上爬进车箱，底下的人可动弹不得，只能默默忍受别人在自己头上爬过。有时甚至蹬到了别人的脸上，底下的人伸不出手反抗，也奈何不得。自己上去后，又回头在上面拽同学，另外一些同学在下面托举，从人头顶上爬进了车箱，再把车窗打开，然后把下面的同学拽上去。我们又爬上行李货架，坐好后，火车就奔着毛泽东居住的北京城狂奔了。
也有红卫兵回忆说，那时挤不上车的红卫兵，先是在底下叫骂，后来抢过脖子上系着白毛巾的几个外地人的杯子，去开水箱接水，接满了往车上扬，烫得同车的红卫兵们嗷嗷直叫。接下来就冲下去几个人，在车站上打得人仰马翻。
中国有句古话：祸从福出。我没有福份加入红卫兵，也就没有这祸去烦心了。
在大串联时，中学生只要有一张能证明自己是“红二代”的盖公章介绍信，就可以周游全国各地，吃饭、住宿、坐火车都不用花钱，这可急坏了一些当时上小学的“红二代”学生。他们眼巴巴地看着只比自己大一点的初中生到处走，什么北京、井冈山、延安、遵义……革命是多么美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还不用花钱，多么诱人啊！
根据一些回忆录说：
一天，有个红二代小学生手里扬着一张介绍信，高兴地对同学说：“看！我弄到一张介绍信！”
同学们兴奋了起来，跟着他一起去了北京。路上车挤自不必说，车也走走停停，经历了三天时间，终于到了北京。他们先去天安门东侧的接待站登记，站排的时候，有个同学把介绍信拿出来，一个比他们大的中学生凑过来看，突然发现了问题：“这不是‘联动’的介绍信吗？”
这几个红二代小学生一听脸都吓白了，“联动”是当时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革命的红卫兵组织，他们仔细看那介绍信上盖着“北京市八一中学红卫兵指挥部”公章，隐约觉得那是属于“联动”的。吓坏了的孩子们赶紧对那个中学生说：“这不是我们的，在外边捡的，我们几个不是北京人，哪能有‘联动’介绍信呢？”
由于恐惧和害怕，那些个红二代孩子没有了介绍信，也就失去了参加革命朝圣的机会。
能否见到老人家，那可是要靠天意决定的。至少，你投错了娘胎，属于黑六类的狗崽子，你也就没有见到老人家的福气。
说起这福气二字，我想到了当代中国人崇尚的那一个“8”字，那8字已成了“发”的符号。8月8日，更是个大发的吉利日子。可是，从文革起，我对8字没什么特别感觉，尤其是那个8月8日，更不是自己心中的好日子。
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也就是那个《十六条》，就是在8月8日那天。不知当时是不是特意选择这个吉利日子？如果，这天是个好日子，那也是属于红卫兵的，红二代既有福气，又很神气地，看到了毛泽东正站在神坛上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挥手呢！
在这个红二代大发的日子里，毛泽东穿上了草绿色军装，打死过人却又不犯法的女红卫兵，还给老人家戴上了红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神坛上的毛泽东，向世界频频招手，几十万红卫兵在下面蹦跳着高喊“万岁！万万岁！”
在中国2500年的历史中，还没有任何皇帝有如此号召力，即使真有天庭，玉皇大帝恐怕也没有这等荣耀辉煌。
红卫兵们口号喊的都冒汗了，他老人家却一点也不见累着。他此刻心情大好，正通过扩音器连声向红卫兵小将问好。与他并肩站在一起的还有昔日的战友林彪、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李富春。不过这只是神鬼同时出现，当时的红卫兵们是分不清的。
其实，拥挤在神坛下面的红卫兵，真像欢乐的海洋，大家虽然离毛泽东还很遥远，根本就看不清哪个是他，只能乱猜，但是心里真是特别幸福。能够亲临其境的红卫兵，远比只能在电影里看神的狗崽子，心情就是不一样。
人山人海的红卫兵们，人挤人，鞋子挤掉了，就光着脚，有的红卫兵自己鞋被踩掉了，就对付捡两只别人掉的套脚上，也有的怕传染脚气坚决不肯捡别人的穿。那时没什么值钱的名牌耐克鞋，穿的基本都是黄胶鞋。在毛泽东每次接见之后，中山公园接待站那儿都能回收一堆像小山似的鞋杂失物。
为了体验那种新中国的朝圣，许多红卫兵连上厕所也顾不上去。据说，在有几次接见时，因为人太多，人挤不出来，加上心情一激动，时有憋急了尿裤子的红卫兵，但照样忒有幸福感。当然也有坚持不肯尿裤子的，那就由几个同性别的红卫兵，围成个圈，做个遮掩就地解决也是常事。千万不要以为他（她）们把尿浇到了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他们宁可用自己的草绿帆布挎包或手巾，来承接吸收自己的尿，也决不会污染广场，那是很自觉的革命意识。那时候没有塑料方便袋和尿不湿，实在是很不方便，只是象听故事似的听说过欧美国家已经用塑料袋装这些东西了。
前两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兵源还是三十、五十万，后来都是上百万。如何组织好接见红卫兵，那也是个不小的系统工程。
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们，住在北京的四面八方。那时住在海淀的红卫兵，半夜十二点多就要爬起来集合出发，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进入天安门广场，耐心地坐在地上等待着红太阳的升起，嘴里念诵着：“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红卫兵战士日日夜夜想念您！”还要不停地高声背诵“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等常用最高指示。
一百多万红卫兵，要有秩序地进出天安门广场，那也得需要几个小时。天安门广场出口多，真是个好地方，否则发生类似麦加朝圣踩死上千人的惨案，可就出了政治麻烦事了，不过这跟朝圣有本质的不同，“接见”是人类世上最有革命意义的划时代创举。
那时候，绝大多数红卫兵都没有手表，毛泽东准确在什么时候出现，都不会预先通知，只能根据前几次出来大招手的大概时间去推测。有时人群一阵骚动，接着人们就狂喊口号，所有的人也都翘首北望跟着喊，以为是老人家出来了，结果是有人着急，看错了时间，一喊口号就带起了一大片。虽然看错了时间，但口号喊的却很兴奋。
我赶不上任何一次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的大发好日子，实在是恨命运不让人出生前可以选择父母，这不公平。
不过老人家接见的所有新闻记录片，我都看了好多次。从新闻记录片里，可以看到：有几次，老人家还乘敞篷汽车，车开的很快，他还到红卫兵中间检阅红卫兵。后来中央怕老人家出危险，觉得还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比较稳妥，毛泽东便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招手了，还不时地从西头走到东头，让更多的红卫兵更近距离地领略他那无与伦比的革命风采，他走到哪边，都会带来一片热烈的欢呼。
想想现在很多广场体育场演出，那些演员也从领袖那儿学会了迎接欢呼的感觉，他（她）会经常离开舞台中央，走到边上去挥手致意，带动台下鼓掌、欢呼、尖叫，而且多了一些飞吻之类的动作。甚至高叫：“请给点掌声！”
13
我们去不了北京，也只能就近跑到了南京。
当我和同学洁明在南京串联时，我们原本准备坐火车从南京直接回上海的。突然传来了坏消息，没想到，火车广播：从南京去上海的火车停运了。沿途还取消了免费食宿，取消免费车票。
洁明慌了，我们口袋里可没钱。那时住宿、用餐也不用自己掏钱，但要报上出身和填写所在学校校名、班级等。
洁明不敢说谎，这一切全由我来办理，我也从不写真实校名、姓名，一个人不学会造假，休想在社会上混下去。
我还对洁明说：“诸葛亮玩的空城计就是一个骗术，可是有谁说他是骗子？成功了，就叫智谋。三十六计，哪一计不是骗术？我们要靠智谋活下去，活出个人样来！”
南京到上海的火车停运了，但南京有去苏州的火车。我决定从南京搭乘去苏州的火车，那辆火车仍可以免费乘坐。我们可以先到苏州下车，一切等待到了苏州后再说。
洁明当然听我的。可是一下苏州站，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出口处有人查票了。
洁明又急又怕。我环视四周，对他说：“你大胆地往出口处走，然后就跑到人群中去，在那面红旗下等我，不要回头。省下的事全由我解决。”
洁明很恐慌，但不得不按照我说的去做。
当洁明经过出口处时，查票的人叫了起来：“停下，火车票！”
洁明惊吓，刚要停下，我就对查票者大叫：“票在我这里！”
洁明就象越狱一样，赶紧逃走了。
我镇定地站在查票人面前。查票的人板着脸盯着我，又叫了起来：“你们的票呢？”
我将右手放到了上衣的左口袋上解扣子：“急什么？我不正在取票子吗？”
这时后面的旅客涌了上来，我立即闪到一个扛着大麻袋的高个子身后，一猫腰就窜了出去。当那个查票人对我大吼起来时，我早就跑到那面红旗下与洁明会面了，然后一路小跑，就去了虎丘游玩了。
洁明很奇怪：“你掏口袋真有车票？”
我得意地笑了：“那是故意拖延时间，我得抓个机会才能脱身哇，他是不会追我们的，后面的人都涌上来了。”
我一路上说笑着：“我们去虎丘看看那个试剑石，那可是吴王夫差留下的。”
我对洁明讲起了有关越王勾踐的故事。这些故事，我早就在连环画里读过了。我对这个故事印象很深。家中墙头至今还挂着我的手书：“卧薪尝胆”。办公室里也挂着自己的手书条幅：“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属楚；有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
我对洁明说：“我们都是苦命人，我却不相信命，我们要学会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那时，再要想从苏州坐火车回上海是不行了，铁路部门已停止了所有到上海的火车。
我说，我们已经坐过火车了，但没有参加步行串联，很多红卫兵步行串联去了井岗山、韶山，我们不妨步行串联到昆山，昆山离上海很近，到时就能坐上长途汽车回上海了。
离开苏州后，我与他开始一起步行去，因为我想尝试一下步行串联的滋味。
我们中途在安亭红卫兵接待站住了一晚，但我发高烧了。
那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晚上。难熬的不是因为生病，而是乱成一团的红卫兵们全都挤睡在地铺上，有人不断地撸鼻涕，撸下的鼻涕，他妈的就随手撒到枕头后墙头上！
更惊人的是，安亭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事，那就是所谓的“安亭事件”。因为发生了这一事件，所以我们无法坐火车从南京返回上海，也无法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
南京文革时期老照片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