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海口市海瑞墓园
1
关于文革的起因，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只是人云亦云，何况当年还是个初中学生。记忆中唯有的印象是对当时发动的对海瑞的批判曾引起了我内心的震荡。海瑞是人人敬仰的清官，他又有什么错呢？
早在孩提时代，我就十分敬仰海瑞和包公，没有谁强迫我这么做。我会做脸谱面具，还会制作刀、枪等木玩具，于是我总会将自己打扮成海瑞和包公模样，冲冲杀杀。清官的献身行为，也构成了我的权威性格。
青少年成长的历程中所共有的权威信仰和情感需求，与其说是来自父母的影响，还不如说是在学校里政治化的结果。在上世纪60年代里，我们这些孩子谁对毛泽东思想最信奉，谁就会被官方称作积极分子。与那些较少献身，也较少政治上成功的同学相比，积极分子的发展进步也会在更高的程度上逐步形成权威人格。
当然，学校并没有将强烈地疯狂地意识形态强加给我们这些年少的孩子们，学校教育只是鼓励我们听毛泽东的话，做毛泽东的好孩子，要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和标准去规范自己的纪律行为和道德准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逐步了解到自己是那么地单纯的可爱。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姚文元这篇点名批判的文章，把吴晗的《海瑞罢官》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什么“‘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出现大量不同意见。江青、张春桥他们把不同意姚文元观点的大量反对意见都列入“右派言论”，借此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中老年知识分子进行打击。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实际上是揭开了对当时文化界发起攻击的序幕。
2
那是1966年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就是这个简称为《二月提纲》的报告，给整个中国带来了一个历史上最寒冷的早春二月了。
在街头上到处可以看到批判《二月提纲》的大字报。
这《二月提纲》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还得从批判海瑞说起。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许多同志谈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同干部不讲真话、不敢讲真话有关。
毛泽东在一次观看湘剧《生死牌》时说，现在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精神，并要胡乔木找几位历史学家研究一下，请他们写这方面的文章。
毛泽东还讲了一段海瑞骂皇帝的故事；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他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并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奏章里，触怒了皇帝，被关进监狱。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吃了以后很奇怪。经追问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于是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
毛泽东说，尽管海瑞骂皇帝很厉害，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
吴晗是著名历史学家，长于明史，学术造诣很高，著述颇丰。他又是知名的民主战士、进步教授。解放前，长期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争取民主的斗争，作出过卓越贡献。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1957年，被中国共产党接纳为党员。他还是毛泽东的朋友。毛泽东曾请他吃饭，一起研究历史问题，还赠给他亲自签名的《毛泽东选集》。
吴晗对毛泽东是真诚地尊敬和爱戴的。吴晗在毛泽东处作客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把胡乔木介绍给他。毛泽东要秘书胡乔木找人写关于海瑞的文章，胡乔木很自然地找到了吴晗，要他根据毛泽东的意思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吴晗当即欣然从命。
1959年6月16日，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在《人民日报》同读者见面。
9月17日吴晗又写成《论海瑞》，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初稿写成于庐山会议之前。吴晗把文稿交给了胡乔木。
庐山会议后，胡乔木把批判彭德怀和毛泽东关于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意思告诉了吴晗。
吴晗根据上述精神，在文章结尾加上了两段批判所谓“假冒海瑞、歪曲海瑞，”批评“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的话，以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话。
1959年下半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约吴晗写海瑞戏。吴晗七易其稿。历时年余，写成《海瑞罢官》。剧本原名《海瑞》，在彩排过程中，经过许多人共同研究才改名《海瑞罢官》。
事实说明：第一，吴晗写《海瑞罢官》开始于1959年，完成于1960年，他当时写“退田”和“平冤狱”，同1961年出现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无论怎样“逻辑”，也粘不在一起。第二，吴晗写《海瑞罢官》是应马连良之约，马连良也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关于宣传海瑞的刚直不阿和清廉，喜欢演清官戏。第三，剧本原名《海瑞》，只是听了朋友们的意见才加上“罢官”二字，而朋友们的意见完全是从艺术上考虑，要有戏。硬要同罢彭德怀的官拉扯在一起，说是为彭翻案，纯属子虚乌有。
3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看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名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后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随后，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学艺术界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
在毛泽东对文艺界一再提出严厉批评的情况下，政治嗅觉极灵的康生最早提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江青一再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决定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并借助上海攻打北京。
1965年初，江青带上使命前往上海，同张春桥密谋策划，由姚文元执笔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张春桥来往于京沪，名为“搞戏”，“修改音乐”，实则“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姚文元九易其稿，终成奇文。
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全国激起了强烈反应。这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4
当时的吴晗感到震惊、愤慨、惶惑、忧郁。他感到姚文元的文章来头不小，心情沉重。朋友劝他：“学术问题，多作点自我批评就是了。”他摇头、苦笑。
1966年3月，由万里出面，让吴晗下乡参加“四清”。吴晗化名李明光。在一次昌平县大东流村召开的批斗流氓、小偷的会上，竟说流氓、小偷是受了吴晗的影响。吴晗当场脸都气白了。
1966年5月，一天下午，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和七岁的儿子吴彰，从学校领回任务，要他们写稿批判吴晗。吴晗夫妇只得代他们起草，再让他们含着泪水抄好上交。
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吴晗几乎天天被揪斗。吴家大门口、院子里，贴满“绞死”、“砸烂”的大标语。吴晗珍藏的古藉，辛勤劳动的书稿，以及资料卡片、书信，全被抄走；文物、礼品，以及电视机和孩子们的图画，统统被当作“四旧”付之一炬。
吴晗被强迫跪在地上，一群人围着他拳打脚踢。
深夜里，吴晗被一伙凶神从被窝里抓走，一去就是几天挨斗。
烈日下，吴晗双膝跪地，被绑在树干上，膝头渗出血珠。红卫兵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沙子，不时地抡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和耳朵。
吴晗被对立的两派抢来抢去，争着批斗。抢到吴晗的一派，为了不让人认出来，把他涂成大花脸，并到处转移，一连几天不知去向。
在劳改队里，吴被打成内伤，口吐鲜血，经常是旧伤未平，新伤又起。
5
批判吴晗的声音响彻全国，就连我们这些才10几岁的初中生，也知道他是个大坏蛋，还有那个海瑞也不是什么好官，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好官，为民谋福利全是讲在嘴上的空话、套话和屁话。
同班的班主席是个非常顺从的积极分子，但他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兴趣不大，知识也掌握的很少。但他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对于当时中国的那些文件、社论、标语、口号，既能在心中接受和记忆，又能逐字逐句地复述下来。在这一过程中，他的语言技巧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习惯。
班主席说话总是妙不可言，但也总是失真，他讲故事时，总能够活灵活现地将人们带回到他生活过的每一件事上，甚至是他并不曾生活的事上。比如，说起吴晗，他好象认识这位著名历史学家。说起海瑞，他又好象是与海瑞同时代的人。
班主席在家中是长子，其父亲是位医生，按当时官方的划定，其家庭出身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也许他父亲是个爱国主义者，也是开口是马列，闭口是主义。但在思想上，他父亲却属于传统主义者，他让自己的孩子背诵唐诗宋词，还要学习中医处方。
班主席曾经对同学们说过，他的堂兄在香港取得了博士学位，将来要当教授或工程师。只有学到了更多的知识，才可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这样的家庭教育背景下，班主席一直抱有学业有成才最光荣的想法，他一直想出类拨萃。他上课认真听讲，回家又刻苦复习，还学习些中医知识。在他的努力下，他成为班主任陈继祖的得力宠儿，很快就当了班主席。
但他并不顺利。在小学毕业时，他原以为自己是可以考上重点中学的，结果有人反映他的父亲与香港有联系，那是最大忌的一件事。尽管他父亲曾经解释，香港社会是不足取的，那是个人吃人的社会，解放后自己留在大陆，就是不喜欢那种社会。可是没人理会这一点。
事实上，他的父亲也从不愿意谈政治和社会主义。他的“热爱毛主席”、“忠于党”和“向革命先烈学习”的思想，与我们一样，都是学校和老师教育的结果。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教育，都是从上层自身利益出发教育学生的，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鼓励学生忠于党和国家利益，孩子们必须学会诚实、俭朴、谦逊、关心别人、自我约束和忍受艰苦，必须要有一颗爱国心，为了祖国要敢于献出生命。对于这一点，也没有任何家庭会提出疑义。
7
我与班主席却完全不一样，我从骨子里就有一种反叛精神。尤其憎恨封建的血统论，将孩子们从小就划分成两类人，“自来红”有天生的优越感，“狗崽子”们则是天生的低人一等。但我不怪罪自己的父母，我始终在探寻血统论的根源及其滋生的原因。直至今日，我仍未放弃这种探索。
班主席也反感血统论，但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
学校的课程是与“阶级阵线”保持一致的。这也是政府有意提高工人、农民、下层这些以前的先进阶级地位的政策，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地位。还在小学课本中，就充满了对工人农民的颂扬之辞。孩子们从小教会了“是农民伯伯和工人叔叔创造了世界”的观点。孩子们要学习工人农民的艰苦奋斗精神和他们对国家奉献精神，还要忆苦思甜，牢记他们在解放前受压迫的遭遇和苦难生活。更要记住，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只会欺压人民，从不抗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中学时，学校里组织我们学工学农，当我们看到条件简陋的工厂，也来到了农村时，学生中也会有不同的想法。
我在手套厂里义务干活时，感到很快乐。
记得学农时去了松江叶榭农村，农民们很欢迎中学生前来帮助干农活。我住宿在一家农户时，主人捉了些瘌蛤蟆给我们煮了下菜，还说吃了能治痱子。城里长大的同学们当然不敢吃了。最后，我第一个下了筷。当我第二次下筷时，同学们一下子将筷头全都对准了碗盘里的那些瘌蛤蟆了。
我热爱农村的宁静和淡泊，也喜欢农民的纯朴和真诚。我和几个同学还在学农时利用空闲去捕蝉，甚至捉水蛇。
我在捉小水蛇时，虽说胆大，其实还是害怕。我用脚先踩住蛇头，然后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小玻璃瓶子，用瓶口对准蛇头，慢慢地松开脚，那小水蛇就一下子窜进了小玻璃瓶子里。我拿着装有小水蛇的小玻璃瓶子，请教老农，当得知这条小水蛇无毒时，我很得意，就天天将玻璃瓶子揣在怀里，让同学们欣赏。即使在晚上睡在被窝里，我也会取出玻璃瓶子，打开随身带的手电筒，观察夜间的小水蛇活动情况。
回到上海后，我将那条小水蛇带回了家，放在鱼缸里。我会静静地坐在一边观察小水蛇的动静。阳光透过水草，鱼缸里的小水蛇始终保持着一种静态状况，即使小鱼游到它身边，它也总是纹丝不动。突然，小水蛇会张开大嘴，吐出吓人的红信，一下子就吞吃了游到它身边的小鱼。接下去，小水蛇仍然静静地绕在水草上，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也许就是水蛇吞吃小鱼的过程，后来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常会联想到社会上发生的许多事，成千上万的人往
往会莫名地受到迫害致死，但那些加害者却总会显得若无其事，好象根本就不曾发生过这类事。一条小蛇加害的是一条小鱼，而人类之间的无故加害，又使多少人死于非命呢？
8
班主席与我的想法截然不同。我喜欢思考人生哲理，他更喜欢思考权力和欲望之间的关系。
他为没能考上重点中学而耿耿于怀，他虽然当上了班主席，但有一个更大的欲望在折磨他，他想加入共青团，班主任却没有同意，其实原因很简单，他没有一个好父亲，他的家庭出身阻碍了他的理想之梦。
在上世纪50年代，工农得到了赞美，但中产阶级的父母们并没有觉得自身地位受到威胁，也更没有要改变自己对子女的期望。他们的价值观也并非坚持让自己的子女长大后去当工人或者农民。差不多所有的孩子也都要有自我发展的空间，比如想当画家、歌唱家或者是教授、工程师。
学农回来后，班主席仍然会大讲学农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不过，他在私下里会毫无顾虑地说：“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想过是不是当一个工人或者农民”。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
可是，在那段日子里，班主席的理想与许多与他有一样想法的同学一样全都破碎了。
9
1968年3月，吴晗被正式逮捕下狱。康生、江青加给他的罪名是“特务”。吴晗入狱后的第二个月，他的妻子袁震也被江青一伙迫害，被打成“右派”，送进了劳改队。她体弱多病，住在旧浴池里，熬不过酪暑严冬，终于双腿瘫痪。
1969年3月17日，袁震第一次被允许回家。没有晚饭，住在楼上的万里家给了一锅红豆稀粥。这竟是她最后一顿晚餐。半夜，她由两个孩子送进医院。因为她是吴晗的妻子，医院方面百般推诿搪塞。
3月18日清晨，袁震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想喝口稀饭。吴彰向医生哀求，得到的是冷冰冰的拒绝。袁震难过得直掉眼泪，没过多久便含恨离世。
9个月以后，10月11日，吴晗戴着手铐，被人押到医院看病。他满头的白发已被揪光，大口大口吐血，悲惨地死了。死时，连一个亲人都没有见到。
吴晗夫妇死后，留下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女儿吴小彦，15岁；小儿吴彰，11岁。姐弟俩，举目无亲，家贫如洗，仅靠少得可怜的生活费维持少小的生命。他们备受生活的煎熬，人世的凄凉，无端的凌辱，精神的折磨。
吴小彦多次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去要吴晗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质问他们：“我爸爸到底有什么罪？”
小彦愤怒地说：“如果有颗手榴弹，我就拿着它冲到姚文元家里炸死他！”
“四人帮”以影响首长安全为罪名，把她逮捕入狱。
小彦当天，患阑尾炎正要入院手术，身上还有医生的
证明。“四人帮”的爪牙说她是装病装疯，将她投入牢房，戴上脚镣，进行拷打，牙被打掉，额头被 打开口子。1976年9月23日，刚满22岁的吴小彦用死表示了最后的抗议。
在批判《海瑞罢官》中被迫害的岂止吴晗一家，至今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受株连。
10
批判《海瑞罢官》初期，张春桥对报社说：“要放手贯彻‘放’的方针，要让反面意见放一个够”。“放”了一段之后，张春桥即指令报社把“放”出来的各种论点排列归类，凡不同意姚文元文章者，均被列入“右派言论”。张春桥一再下令“要打击右派的气焰”。他们先从打击青年学生马捷开始，组织文章围攻，同时还调查他的家庭出身、历史情况，在校内逼他承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此被视为“反动学生”，反复挨整。
令人想不到的是，班主席在批判《海瑞罢官》时又成了积极分子，组织了一些学生，在学校里贴了第一批大字报，不久，江校长就挨批斗了。
那是最寒冷的早春二月。当洁明告诉我，江校长挨批斗的消息后，我的心凉透了！
文革中被打倒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挨批斗的場景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