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在江先福校长的指定下，我担任了学校“复课闹革命前线指挥部”副总指挥。那年我1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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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课闹革命”是我人生中难忘的一段记忆。
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要求在3月20日前，在外地串联的学生一律返回本校，一边上课，一边进行“斗、批、改”。
1967年3月2日，上海全市1万多名中学师生在文化广场召开“杀回学校去，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3月27日，河北河间发生6.3级地震。但是敢于战天斗地的中国人并没有关注这次大震。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党媒报道吸睛了。
3月31日的《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开头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经过近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从此，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为了尽快建立“革委会”这样的集权式领导机构，全国很多地方是先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
实行“军事管制”，然后才建立革委会。一部分被确认为“问题不大”，亦即算是基本一贯紧跟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干部，获得了“解放”，加入了革委会的领导班子。
大约经历了二年的相对平稳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宣布各省、市、自治区完成了夺权任务，这标志着整个文革运动“已在全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
4月9日，《文汇报》报道：上海第六女中红卫兵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大联合”，同时发表社论《再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
4月13日，全国报刊作了转载。第二天，上海各大中学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10万多人在人民广场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革命大批判中推进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大会，宣传市六女中的经验，在全市掀起学习市六女中的热潮。
5月24日，上海市第六女中举行集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姚文元到会传达毛泽东主席指示：“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轨”。
上海市第六女中创办于1871年，原名晓明女子中学，由天主教会主持办学，校址为四川南路35号。1950年起，由上海市教育局管辖，是上海市首批市立学校之一。1953年改名为上海市第六女子中学，并先后兼并私立建德女子中学和建秀女子初级中学。1967年起，改名为上海市第六中学，男女兼收。1997年6月，兼并红光中学。
当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学习上海女六中大联合经验的指示，要求学生组织大联合。一些校园也就相对平静了。
由此，6月至7月，全市从小学到大学，纷纷以大批判为先导（组织批判集会，出版大批判专栏等）开展教育革命。其间，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举行“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复课闹革命”大会。市革委会召开“上海市大、中学校复课闹革命，深入开展教育革命誓师大会”，
1万多名红卫兵及师生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倡议书》。
据《人民日报》报道，至7月初，市六女中所在地黄浦区的42所中学中，已有11所实现了红卫兵大联合。
与此同时，市革委会向中学系统派出了13个由教卫组、警备区、红卫兵代表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
在“复课闹革命”中涌现出的典型是市六女中、控江中学等。
其实，当时上海更多的学校还是存在不同派别之间的对立，甚至发生武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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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将我带到了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
我与全国的孩子一样，渴望读书，却被剥夺了上课的权利，过早地投入了血腥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
当从广播中听到“复课闹革命”的消息后，非常兴奋。我当时已是母校校革会的政宣组组长。江先福校长证实了这个好消息。
在校革委会领导下，学校成立了“复课闹革命前线指挥部”，江先福校长担任“复课闹革命前线指挥部”总指挥，重点是重组教师队伍，配置师源和安排教程，还有修整校园和配备新的课桌椅等。
在江先福校长的指定下，我担任了“复课闹革命前线指挥部”副总指挥，重点是通知和联系各年级的同学“重返校园，准备开学”。
我借助“火种兵团”的学友们，很快完成了让学生再集合的任务。“火种兵团”的学友严隽復、俞洁明、吴煜、吴雨星、朱晓明、张国君、王涌通知了11班全班同学；贺伯民、沈樟锷、戴巴棣则通知了六六届2班、5班、13班同学，并且通知了全校六六届同学。
记得，学校召开了全校复课大会，江校长让我代表全校学生在广播里发了言。
但是“复课”后的全国中小学教学秩序，仍然非常混乱的，教师的威信早已荡然无存，教材几同政治读本，不少学生仍然不愿意到校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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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1月17日，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文化广场开幕。大会通过《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关于掀起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新高潮的号召书》和《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条例（草案）》。
12月30日又召开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我在叶希书记的推荐下作为上海市第22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参加了这次上海市中学红代会。
我保存了当年参加了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时的工作证和代表证。
1967年12月30日我参加了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
上海市大、中学红代会成立后，分别发出“整顿红卫兵组织”的通知和决定。大学红代会的《通知》指出：红卫兵队伍中还存在着不良倾向：如资产阶级派性严重，无政府主义流行，个别老造反居功自傲等。故应进行组织和思想的整顿。具体内容有：各院校红卫兵机构设三级：院校设师部，系设团部，班级设小队。各级红卫兵负责人由群众推选和革委会推荐相结合产生。各级红卫兵均受上一级红卫兵组织、同级党组织领导，各级红卫兵组织均由同级革委会派一常委参加工作。组织整顿中应注意反对派性，增加党性，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思想教育为主，组织处理为副”，个别错误严重或意志消沉的可开除或劝退出红卫兵组织。同时，应“以红卫兵为领导核心对共青团进行整顿，并随时把好的够条件的共青团员吸收到红卫兵组织中来”（共青团与红卫兵组织的关系等中央文件下达后处理）。思想方面的整顿则强调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谈心活动，“批判刘少奇在青年工作中的修正主义路线”等。
市中等学校红代会发出的《决定》指出：“红卫兵是以劳动人民的子女为主体的，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进革命青年群众组织”，参加范围只限在校学生。
红卫兵组织仍然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红卫兵组织以红卫兵左翼为骨干。地、富、反、坏、右、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一般不宜担任红卫兵组织的领导职务。
红卫兵各局、各区、县级组织统称“军区”。红卫兵校级组织统称“红卫兵团”。各红卫兵团受军区直接领导，各军区受市红代会统一领导。
各级红卫兵组织（包括军区、团、连、排）应按班级、按系统自下而上地组成。凡跨地区、跨系统、跨班级、跨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应全部解散、归口。
校红卫兵团是红代会的基层组织，由红卫兵军区领导，不准设立任何形式的中间组织。
各级红卫兵组织的公章，由市红代会按规定的标准、格式统一制发。
各级红卫兵组织一律采用委员会、常委会制。常委会推选1-3人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各级红卫兵组织工作人员一律不全部脱产，一般半天工作，半天到校复课。开除或劝退红卫兵应由所在红卫兵组织通过，并报红卫兵军区备案。
红卫兵应填写组织登记表。各级红卫兵组织均按各自管辖的范围进行工作，互不插手。凡市红代会统一布置的活动，一般按军区为单位。各级红卫兵组织应健全政治学习制度、值班制度和汇报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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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市中等学校红代会发出的《决定》，以“我们都是同学”面成立的“火种兵团”结束了曾经的使命。
学校以六七届同学为主成立了新的也是第一个“红卫兵团”。
红卫兵组织必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地、富、反、坏、右、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一般不宜担任红卫兵组织的领导职务。红卫兵组织必须以红卫兵左翼为骨干，以劳动人民的子女为主体。红卫兵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进革命青年群众组织。
文革没有结束，文革中推行的“血统论”用不同的形式重复再现了。
为了严格学校进出安全，学校保安由红卫兵团负责，主要是六七届的学生，我是六六届的，因为即将毕业，又已经是校革会成员，我也就彻底地退出了学校学生组织，当年成立的“火种兵团”，也就自行解散了。
我不再重提“我们都是同学”的口号了，只想早点复课，早点毕业，早点离开学校，早点结束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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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课”的最初日子里，“红卫兵团”代替了原来的“学生会”。“学工学农学军”、“开门办学”、“教育革命”的活动，将正常的教学割裂得支离破碎；而在另一些文革重灾区的中学，复课几乎是难上加难的，武斗仍然常有发生……
我当时的重点任务只是负责学生的复课。为了早点复课，学友严隽復和俞洁明做的事最多。
我设计了学校员工新的《新二十二中学工作证》，新工作证由严隽復刻制，严隽復还刻制各种复课通知书、返校规定和注意事项。所有的油印任务都是由俞洁明完成的。
根据上海市革委会举行的“上海市大、中学校复课闹革命，深入开展教育革命誓师大会”要求，以及大会通过的《倡议书》，市革委会向中学系统派出了13个由教卫组、警备区、红卫兵代表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
我的学友吴煜和学校文艺骨干们组建了“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这是一支深受学生欢迎的宣传队。
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
跳“忠字舞”、唱“东方红”、读《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这是中国政治渗透民众生活的“五大件”，谁要是对抗，那就是反革命分子。可以说毛泽东不会不知道这些事，但也没听说过他有什么禁止“五大件”的讲话。
当时，所有的报刊头版每天都要登一条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新华社出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也不例外。
1970年9月2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等单位的领导成员说《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
后来经过外交部领导研究，并请示了毛泽东同意，才从9月5日起不登“语录”。
可见，在所有的报刊头版每天都要登一条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是知道的，同意的，如果不想这样做，那么即使是总理都不能决定，必须小心翼翼地请示毛泽东才能最后拍板。
更令人不堪回想的是在“文革”中，买东西时，买卖双方也都要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能交易；有时，甚至每说一句话，对话双都要背一段“语录”。
那是一个诸如问路、打电话等，彼此也往往要先“背语录”，然后才能说话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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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终于复课了。在复课的第一天，我代表校方在学校作了广播动员。
但接下来的时间并没有进入原先的课程学习，并没有恢复语文、数学、外语及物理、化学课，唯一的课程是政治课，讲文革的伟大意义，还有历史课，讲的是中共党史和农民起义。体育课也恢复了，那就是全校师生在操场上做集体广播操。
在那个复课时期，我和“火种兵团”学友们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集体旅游，到公园去拍照、聊政治和人生的未来。
在我的旧相册里，留下的照片不是什么喊口号、唱红歌、刷标语，以及组织批斗、参加武斗的场面。
我们热爱自然，热爱生活。
我们聚集在桂林公园的假山前，在用虚假磊起的世界面前展现的却是青少年学子的纯真。
我们一起在鲁迅公园里划船，让自己压抑的心情得到一些暂时的释放，也向鲁迅先生送去一份敬意。
为了学会在大风大浪里经受锻炼，我们居然会不带雨具，冒雨步行到西郊公园，在毛泽东去安源的画像下留个影，宣个誓：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唯一与我的同龄学生不一样的是，我会独自在窗下桌前去阅读，希望从书中学会行事做人的道理，找到一个能让太阳照耀心灵的地方。
我和学友冒雨步行到西郊公园，在毛泽东去安源的画像下留个影，宣个誓：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那年，我代表学校还出席了当时上海市卢湾区革命人民代表大会，用现在的话说，我曾是文革期间的“人大代表”了。
我保存了参加上海市卢湾区革命人民代表大会时的代表证。
我参加上海市卢湾区革命人民代表大会时的代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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