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课闹革命时期的学友（右一戴巴棣 左一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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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复课闹革命时期，其实也没上什么文化课。我们的语文老师吴云因为没涉及什么运动，在风云突起的年代还算平安。同学们对她也算尊重。
我的语文成绩只算一般，能说会写的那些语文功底应该是在文化运动中得到提高的。我的学友吴煜是吴云老师最喜欢的学生，这不是因为师生都姓吴，而是因为他的语文成绩在班里属于最好的。吴煜的作文常被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展示。
学校停课时，吴煜会常到吴云老师家去探望她。吴煜也是个读书迷，遇到不懂的字句会主动求教吴云老师。
我与学友吴煜也会经常谈些文化与文艺的事。他具有很强的音乐知识，吹拉弹唱全都 会，他还会跳红舞。在学校里组织同学成立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
闲暇时，我和吴煜会说笑文革中的文字革命那些趣事。
文革，当然包括革文化的命。文化部被当作阎王殿砸烂了，封资修都被革了命。其实，被当作革命对象的还有中国文字。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文字狱并不少见。但文革中的文字狱有了新发展，用字避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是我和吴煜的说笑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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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很多字词的使用要多加小心，倘若使用不当就会徒然招来是非祸乱。
如“左”与“右”，本来是用来定方位的，但是在中国却成了政治上非常敏感的字，左是进步革命，右是保守反动，连那时的辞海都这么解释，据说这还跟法国大革命时制宪会议上的两种不同政治态度的人的座位分布有关，他们莫名其妙的怎么坐，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深远，革命与邪教似乎都有很多不容易弄懂的地方。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榜上有名的就抓了55万多个右派，实际抓了多少，至今还未统计出来。看到右派们的悲惨下场，不得不令人对“右”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不仅右派戴帽强制劳改可怕，像一些漏划右派，内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板凳替补右派也得时刻提心吊胆，当然一提到左就会踏实些，增加亲切感、安全稳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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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代的人们，为了自我保护，都懂得宁左勿右，左右虽然没有选择套题，但是大多数人的概念都很清楚，不易搞错。譬如：抓革命是左，搞生产是右；书记是左，校长厂长是右；学马列著作和毛选是左，学文化科学技术是右；大老粗是左，臭老九是右；阿尔巴尼亚是左，美国苏联是右。
就连九大主席台上的排座，坐在下面往上看:左边坐的都是正红的发紫的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一干人系；周恩来右边则是朱德、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许世友、李德生等，这是一批当时毛泽东给足了面子才能出来，说话已经不怎么算数的军界元老。
有个珍宝岛战斗的代表叫孙玉国，他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跟政治局领导们握手，从毛泽东开始，握一次手，就蹦高连喊“万岁！”然后他逻辑左移一位，再握手，再蹦高喊“万岁！”再左移一位，很有节奏地左移，最后左的不能再左，一直左移到头溢出了。右边的政治局委员基本上可以忽略。可见他左右分的很清楚。
但是从毛泽东正面的位置看，左右正好相反，他老人家总是为大家方便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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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好象不提男左女右的说法，否则全体女士都亏大发了。
左右差别巨大，东西也不可混淆。东方红，太阳升，先不管太阳落不落的事情，成语里也有朝不虑夕，人们见面都说早上好。
一句“东风压倒西风”，就把东方、西方的形势固定了下来。“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就小流氓打架都会引用这首歌的歌词。
东风，表示东方国家要占上风，东方有了中国那就谁也不怕了，其实侵略过中国的日本比中国还要东呢。
1969年成立的东风汽车公司的名字，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那时候全国到处都有东风商店、东风饭店、东风大道、东风手表，东风市场，却绝不会有西风浴池、西风理发店之类的名字，原来有的也都得改名，因为这是立场问题，路线问题。
遗憾的是自己在文革中没有常在收音机里去听天气预报。如果那个天气预报员说“西风很强”，肯定是要杀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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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代，中国人用词用语还有偏爱。这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用字革命化。
《红与黑》是法国文学家司汤达的名著，但“红”与“黑”，在中国却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试色剂，生与死的判词。
在中国，一切革命的象征都要涂上红色：红心、红旗、红宝书、红袖章、红五类、根红苗正、红彤彤、红烂漫、红后代、红卫兵、红司令、红太阳……连“恐怖”也可染上红色，就魅力无限了。红字革命，至今还管用，不就有人倡导“唱红歌”和“红色文化”吗？
在中国，黑色是被打倒的象征：黑帮、黑线、黑七类、黑文、黑书、黑旗、黑风、黑司令部、黑窝、黑店、黑货、黑心、黑手……坏东西，反动的东西都是黑的。
红卫兵斗争走资派时，常会端来一盆墨汁，让每个在场陪斗的走资派都把双手蘸成黑色，一大排人下垂过膝的黑色双手，站在台上展示。不是所有人都能赶上刘备的手臂一样长，还要算上他们弯着腰、低着头呢。中国的黑字革命，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过去有金盆洗手、改恶从善一说，但被蘸成黑手，就寓意抓住了资产阶级伸向革命队伍的黑手。但是红卫兵们好像并不希望他们改，都改好了，红卫兵还怎么革命呢？跟现在的某些场合很相似，你没问题，我还怎么罚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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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社和姓资，也绝对不能混淆。
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都姓社。
姓资，是复姓：封资修。民歌、曲艺、传统戏剧，属于“封建主义”；西洋音乐、外国文学，全是“封资修”。
学校搞斗批改姓社，学校上课考试姓资姓修；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干不干活都姓社，唯生产力论就是做出再多的优质产品也姓资；农民种粮食以粮为纲姓社，种油料经济作物多种经营就姓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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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擅长编口号、写口号、喊口号，文革中的口号也最多。为此，口号也要进行文字用语革命。
文革时期声讨反革命，打倒走资派，通常是通过召开群众批斗大会、声讨大会、游行、游街、贴标语、喊口号等形式表现出来的。
开始阶段，批判三家村时，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那口号还可以喊，也算顺口。可是后来革命发展了，要打倒的人多了，喊起来很拗口，要运气多，费不少劲儿不说，名字多了，拉下一两个，还会有包庇反革命的嫌疑。
写起这些口号来，也很浪费纸墨和浆糊，墙上张贴的位置更明显不够。
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聪明的造反派对口号做了一定的简化，连续打倒三个以上的走资派，基本都是喊姓不喊名。譬如：“坚决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简化成：“坚决打倒彭、罗、陆、杨！”
以沈阳为例吧，当时那里的造反派身上的担子不轻，文革前东北局、省委、市委都在沈阳市驻地办公。什么正书记、第一副书记、第二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好几个书记品种，走资派队伍人数不少。还没算各部门书记员，书记一加员，立刻不值钱。造反派开始搞不清这几个大院里，都有些什么人在当领导，于是经常在媒体留名露脸的领导，便要首当其冲，造反派见谁灭谁。
早期的沈阳文革口号是：打倒宋任穷、马明芳、顾卓新、喻屏、徐少甫，前四位都是东北局的书记，徐少甫则是经常出来处理问题的辽宁省委书记。造反派为此对口号进行了简化革命，改为：“坚决打倒宋、马、顾、喻、徐！”
在本地老百姓中，这样喊出的口号，所界定的悲剧人物绝不会被混淆。
但是由于走资派不限指标名额，革命越是深入发展，走资派队伍也随之发展增长，这个口号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辽宁省委接着又挖出了省委书记黄火青、黄欧东和周桓，于是口号变成了
“坚决打倒宋、马、顾、喻、黄、周、徐！”
由于有两位姓黄的，怎么办？比较有层次的造反派是难不倒的，他们在写大标语的时候，便在黄后面还加了一个平方的符号，以示双打。
后来，又把早已养病在家的东北局书记欧阳钦和强晓初也算了进去，把经常出面处理文革期间事物的省委书记白潜，沈阳市委书记莫文祥，都算了进去。
于是，沈阳的革命口号，非常完整，可以说是文革历史上，中国最具有文字革命性的口号了。全句为：“坚决打倒宋欧马顾喻强黄²周徐白沫！”
值得一说的是：沈阳市委书记莫文祥官职最小，就以“沫”字代“莫”，以示轻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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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历史成了笑话。一笑之余，却多少带了些苦涩，文革到底革的什么文化命呢？当今的年轻人弄不懂，即使是历史学家，恐怕也得百年之后，才有人会弄懂一点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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