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
1
我是六六届初中生，中学即将毕业了，我处在了十字路口。在文革风暴来临前夕，我最关心的是将来的前途选择。继续报考高中，家中没钱，如果弃学，意味着从此远离了教室。
这时，中学美术老师沈祖琪来到了我的身边：“现在学校得到了一个报考美校的机会，你是否能去试一试？”
我犹豫了，这需要报名费。
沈老师说：“你不用支付，我已经付了。你只要作些准备，这次考试是命题画，就象出了个作文题，你按命题去用画笔创作就行了。”
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眺望远处，眼泪簌簌。遥想当初，一个入，一个出，就在那不远处的路口。人生也许从此会分隔两地，要么在天上飞翔，要么仍在地上打转，天与地的距离是那么遥远，但沈老师的真情却牵动着我。
如果我在这一个路口的错过，到底是福是祸？我却仍不知不懂。
然而，我没有在这个路口错过，我按照沈老师的要求作好了一切准备。我怀揣着一板廉价的色块水彩颜料，还有一支毛笔，来到了徐家汇的一所中学，参加了那次美术考试。这板廉价的色块水彩颜料居然还是沈老师自掏腰包化钱买来送给我的。
这次考试在上海市徐汇中学，徐汇中学位于徐家汇天主教堂旁边。
2
为了不误考试时间，沈老师带我提前到了上海市徐汇中学，因时间还早，沈老师就带我坐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给我讲述了有关这个徐家汇天主教堂的来历。
徐家汇天主教堂是中国著名的天主教堂，位于中国上海市徐汇区徐家汇蒲西路158号，为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座堂，正式的名称为“圣依纳爵堂”，堂侧有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府，修女院，建筑风格为中世纪哥特式。
这座主教座堂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动土兴建，清光绪三十六年（1910年）9月大堂落成。整幢建筑高五层，砖木结构。法国中世纪样式。大堂顶部两侧是哥德式钟楼，尖顶。高50米。大堂内圣母抱小耶稣像立祭台之巅，俯视全堂，为整座教堂之中心。教堂占地面积2670平方米，建筑面积6670平方米，可容纳3000余人。
沈老师告诉我：17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上海地区活动。18世纪，中国天主教会经历了诸多挫折，使江南地区的教会事业陷入困境。道光二十年（1840年）传教士在江南教友多次的请愿后，派遣耶稣会传教士重回江南，至咸丰七年（1848年），附近教友日渐增多，仅能容纳200余人的老堂已不敷使用，耶稣会南格禄会长决定在徐家汇创办一所住院，提供给神父们每年前来避静及歇夏。
徐家汇天主堂由建筑师陶特凡（WM Dowdall）设计，法国上海建筑公司先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开始搭建工棚雕琢石柱。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7月31日正式动工。
耗时四年建设，清宣统二年（1910年）10月22日举行落成典礼，教堂规模宏大，装饰华丽，被誉为“远东第一大教堂”，仍奉圣依纳爵为主保圣人。老堂则划归圣依纳爵公学使用，改称圣母无原罪堂（1994年，老堂和耶稣会会院合拆新建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府大楼——今圣爱大厦）。
1949年后，上海天主教界开展反帝的爱国运动，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
1960年4月，上海市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选举张家树神父为上海教区正权主教，由皮漱石总主教主礼的祝圣主教仪式就在徐家汇天主堂举行，从此，该堂成为主教座堂，并改奉“圣母为天主之母”为主保，称天主之母堂。
1960年，张家树主教将主教座堂由董家渡圣方济各沙勿略堂迁至徐家汇，由此教区机构都移至此地。
3
考试时间到了。沈老师目送我走进了考场。
我按证考证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是一次印象深刻的美术命题考试。考卷发了下来，命题题目是《用实际行动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我没有急于动笔，偷偷地环顾四周的考生，其实也没人动笔。
此时，我想了很多，眼前是一片晴空，以湛蓝为底，画上我对白云的情绪，我双膝深深亲吻着大地，我向着天地真诚地拜祭。不，这不是我的命题作品。
我想画个红太阳，或是画我心中的太阳长居之地。在太阳释放的光芒延续下，也许是一杯沉重的烈酒；我的画也许是那阴冷的天国，那里有我父亲的身影……
但我不会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去构思我的绘画作品。
在我的中学时代，能够影响和左右我们的文学作品，主要是《第二个春天》、《 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锋》、《青年的一代》、《三人行》、《李双双》、《千万不要忘记》、《箭杆河边》、《龙江颂》、《丰收之后》、《南海长城》、《红色娘子军》等。在红色精神的鼓舞下，年轻学子所追求的理想与展示的抱负，总是党和国家利益至上。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的报道，同时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介绍了当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贫脊的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此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学大寨运动，不仅对当时的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起过积极作用，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最终我作出了选择：我画了一个年轻的学生，那就是我，我穿着一件短袖，敞开着的衣襟随风起舞，红背心上印有我的中学校名，短袖衫的口袋里露出一本毛选的书名《青年运动的方向》。在我的身后是高耸的电缆铁塔，还有广阔的田野……离开嚣张的大城市，到农村去接受煅练。
在毕业前夕，学校里已经在宣传学大寨运动。也许这是时代的召唤，也许这正是用实际行动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最具体的表现。
当我离开考场，沈老师急急地跑了过来：“考试命题是什么？你画了什么？”
我向沈老师汇报了我的命题画创作内容，他非常高兴：“好，好！你一定能考取美校。”
我笑着对沈老师说：“我偷看了邻桌考生的绘画。他们画的是一个讲台，讲台前站着一个学生，学生背后的黑板上写着几个字：向雷锋同志学习……”
沈老师和我都笑了。
4
也不知为什么，我一直在等待美校录取通知时，学校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全国废除了高考和中考。此时，沈老师还曾偷偷地告知我，我的录取通知书正压在他的抽屉里。我的梦碎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要废除高考和中考？
直到现在，才可以从网上查找到一些相关当事者的回忆说词。
原来，北京第四中学曾作为北京市的顶级名校，自然在革命上也有其“高人之处”。那些高干子弟从内部得知中央高层的一些动向后，四中的青年学生们颇具创造性地完成了一项壮举——废除高考，谁也不曾料想在中国延续了千年的考试制度竟会在这一群年轻人的躁动下土崩瓦解。
一群高考中的佼佼者，居然首先站起来砸烂了他们曾经为之寒窗苦读的高考制度，这怎能不令人深思？
那是1966年6月，当时在四中高三（五）班就读的几个高干子弟，从他们的父辈那里打探到中央有意废除高考的消息，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使他们决定抢先立下这一革命新功。于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革命宏文”炮制出炉，这就是《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
此时，同在西城的女一中（现161中学）有如与男四中相呼应一般，也推出了《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
于是，男女两所高干子弟云集的中学联手将高考制度推向了终点。被公认革命形象好的四中高二学生王倩倩与另一名女一中的同学被选派来到北京电视台，宣读了信与倡议书的全文，在一个电视有如熊猫般珍惜的年代里，四中的学生想尽办法都观看了这次直播，与其说去真切地感受一下高考制度废除的喜悦，倒不如说是去享受那“革命成功”的精神快感。
就在这个月的一天，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把一封轻飘飘的信件，悄悄搁在了时任国家主席的父亲刘少奇的案头。把信交给刘源的时候，高三（五）班的两位同学很郑重地告诉刘源，说是要造反，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说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让白专的留下来了，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了。
但刘家有规矩，不允许捎信。刘源不敢把信直接交给父亲，只搁在桌上。而这封信就刊载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信的结尾，是“现在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向全市革命的同志倡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和这封信同时刊载的，还有来自北京女一中的另一封抨击高考制度的信件，还有《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在这些信中，热血沸腾的红小将们这样写到：“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现行的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其具体罪状如下：（一）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不少同学有严重的‘唯有读书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现行的高考制度助长了这种思想。（二）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三）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我们具体建议如下：从今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发出，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由此而废。
5
由于统一高考制度废止，我在毕业后的归宿，就不得不由自己去作出选择。
令自己惊讶的是，我在报考美校时的命题画是《用实际行动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我画中的自己是沿着青年运动的方向，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的这幅命题画作品保质期很长，中学毕业后，我真的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我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离开了大上海，在农场一呆就是流失了十年的青春光阴。
令我没想到的是：11年后，同样还是那个刘源，居然又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要求恢复高考了。
刘源像是跟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是他用两封信两次影响了中国的考试史。
是的，中国历史就是这么让人摸不清头脑，因为这次“伟大”的考试改革，其实只是北京四中1966年红色乐章由缓转急的一首变奏曲，而真正的高潮还在编排着它的音符。
回忆这些心湿的日子，我思绪纷乱，转眼又到了清明时节。
风狂雨恣凄凉显，蹉跎岁月迷愁眼；
几多哀思催泪咸，不敢直面忆从前。
梦里师生喜相见，醒来魂惊难再眠；
咽声枉念书十年，青春年华似乱线。
我记得很清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独自去了徐家汇，坐在徐家汇天主堂前的台阶上，那是沈老师与我曾经坐过的地方。现在这所教堂受到了毁坏，钟楼尖顶已被拆毁，整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都被砸碎了。当时教堂已改为上海市果品杂货公司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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