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卫兵逼迫资本家子女打死父母
1
假日里，我从田野地头挖了些野花野草种植在家中的小花盆里，还特意从菜市场买了三株黄瓜、丝瓜和苦瓜秧苗，一并种在阳台上的花圃中。这些野花野草和蔬果秧苗，虽然没有牡丹的富贵、玫瑰的艳丽，但在我的眼里，它们没有血统高低的纠结，平等、自由、奔放，这是我一生的诉求，可是，我的青少年时代远不如这些野花野草和蔬果秧苗，只要给一寸土地，有一片阳光和些许水份，就能生存下去。我是在与血统论的抗争中存活下来的。令人恐惧的血统论，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也留下了人类史上最骸人所闻的血腥一页。
血统论是一种封建思想，主张以祖先长辈的血统来决定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发展方向。血统论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似乎难以理解，而在我们这些共和国同龄人的记忆中永远不会抹去对其的憎恨。
血统论思想在各个国家的封建社会时期都存在过，从封建制度下的官员贵族世袭制即可看出。如今的中国也有富二代、官二代之类的说法。令人发指的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年代，血统论这一思想被发扬到了极致，社会充满了等级制和阶级斗争思想。
2
在我上中学的那个年代，其实并无个人理想存在的空间，所有的理想都是群体理想。个人理想，只是一个人对未来的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想象。群体理想则是一定群体的人们的共同理想。例如，政党的理想、团体的理想等等。实现共产主义就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也就是全中国人民这个群体的理想。
当同班同学雨星、洁明动员我牵头组织红卫兵时，我婉言拒绝了。也许很多红卫兵组织是在共同的理想中成长壮大的，那么什么是共同理想？个人的理想又是什么？
理想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是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集中表现。人们的政治立场有先进与反动，世界观有科学与不科学，人生观有崇高与卑下。因此，人们的理想也有先进与反动、崇高与卑下之分。先进的、崇高的理想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的，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理想。否则，就是反动的、卑下的理想。人们通常把经过一番努力成功机率极大的想法称之为理想，通常把心中似有可能有无的想法称之为梦想。
我已不再有属于自己的理想了，甚至连梦想也没有。
在那个高喊阶级斗争的年代里，理想只属于党和国家，其实是属于那些权力控制者，谁控制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谁就是理想的制定者。
如果个人有什么理想，那么就学做雷锋，让自己成为一颗缧丝钉，党把你拧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发光，永不生锈。
伟大的理想只有经过忘我的斗争和牺牲才能胜利实现。为了将来的美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尊石质的雕像。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
当时的中国，全国人民只有一个理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一辈子跟随着毛主席走。毛泽东就是理想的化身。
人的理想志向往往和他的能力成正比。我宁可做人类中有梦想和有完成梦想的愿望的、最渺小的人，而不愿做一个最伟大的、无梦想、无愿望的人。我决心用一生的时间，为实现人类的理想而奋斗，我开始决心放弃任何个人的理想，如果我想走到高处，就要使用自己的两条腿。我不奢望让别人把自己抬到高处，我也不会坐在别人的背上和头上。
国家的群体理想，曾经成了我的最高理想，也成了我同龄人的最高理想，成了中国每个人的理想。
但历史与我开了个玩笑，也给全国人民开了个玩笑。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国，也席卷了所有人的国家理想。
我的中学时代也被卷进了这场残酷的斗争，我经历了人类史上最惊心的一段岁月。
我的理想，也真的成为云端上的影子了。
3
记得，中学时期的我，常游走街头，看大字报，听大辩论。看上去大鸣大放大自由，其实人性正在受到扭曲和摧残。
家庭出身问题，这是中国最具特色又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
如果说在那个年代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当然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
初进中学时，我们这一代人就面临了如何结交同学的问题。新同学初次见面，就会相互试探：他（她）是谁？他（她）的家庭背景怎么样？凡是“狗崽子”们，那就在政治命运上已注定是个失败者了。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甚至在求学、就业等各方面都意味着永远地寄人篱下。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
在血统论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
这一时期，又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
有趣的是，具体到个别单位，非红五类子女反而占了绝对优势。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也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
就以我就读的上海市第二十二中学为例，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干子女，因为这是一所普通中学。高干子女都被安排到重点中学去就读了。
所以，我生活的年代里，也许可以说是“狗崽子”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无论在弄堂里，还是在学校里，我都是孩子王，围在我身边的“狗崽子”们，自然也不会少。
4
中学时代，我依然是孩子王，同学们喜欢听我讲故事，讲历史，也讲政治，特别是将文革中发生的那些事。
同学们希望我能组织红卫兵，也正是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当一个威风耀眼的红卫兵。
我并不羡慕那些红卫兵，因为我从骨子里万分憎恨血统论！
我是那个时代的反叛者，面对尘嚣甚上的血统论，我始终在反抗着。
那是一幅流毒极广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上海街头的大辩论，也转向对这幅对联的争论。我去听街头辩论时，也就是在旁观一个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受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
在街头辩论初期时，敢于正面反驳血统论的人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
这幅对联的上半联，其实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幅对联起过好作用。
是吗？毛泽东说过，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同学交流、朋友琢磨、领导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份。
5
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列宁就是例证。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但是毛泽东在其写于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说过另一种话。他将小资产阶级称为潜在的革命力量，可以分为右派、中派和左派。
他说：“小资产阶级的三个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
以此为据，革命后的小资产阶级被认为是动摇分子，或者是支持革命的左派，或者是一定时间内隐藏在无产阶级阵营中的右派。这样，小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就犹如被设了陷阱。1950年后，他们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忽而是可以信赖的，忽而又是不可信赖的。如同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学习时就已经在人生道路上开始走钢丝了。
事实上，很多被称为小资产阶级左派或中派的那些父母们，在上世纪40年代就一直在支持共产党，反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在50年代，他们也都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社会大潮之中，有很多人是在选择后才留在大陆的。因为他们坚信新中国需要他们的专门技术和教育，他们也准备献身于国家建设。他们也用自己的行动在教育自己的孩子们，影响着这些孩子们对人生和生活的选择态度。
总的来说，被称为小资产阶级左派或中派的那些父母们，都对社会的评价是好的。绝大多数人是热爱新社会的。
然而这一切追求都成了一场噩梦。
6
那时的政治宣传，告诉人们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不能忽视我们还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之中。
也许，我们今天可以说，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但历史是残酷无情的。当推翻了封建专制后，谁也不会料到独裁专制却比任何一个封建朝代更为专制。在血统论的血腥风雨中，全中国绝大多数的青年人却背上了历史包袱，背上的家庭包袱，在社会影响下残酷地压制了人的本性，对于改造思想来说，“狗崽子”们始终在为父母去赎罪。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这只是外因，但血统论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
在那个年代，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召力，却披上了一件红色恐怖的外衣。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还得承认血统论的遗传作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使今天，依然延续着“红色基因”的说法。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封建血统论，在那段岁月里被染成了腥红色。
8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就是那段历史的铭记。老子的影响比甚么都强大，否则，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天黑了，夜深了。望着无月的夜空，也许年轻人在唱K，老年人在打麻将，我却依旧沉默在那段记忆之中。
我想起了遇罗克，那是影响了我，也影响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年轻人。他在文革时写了一篇反驳“血统论”的文章，那就是著名的《出身论》。1966年7月初稿，9月定稿， 11月修改，他三定其稿，给我们留下了反思那个年代的最珍贵的一份记忆。
遇罗克从唯物主义观点对“血统论”进行了驳斥。他言辞严正地论述了三个问题：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重在表现问题和受害问题。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由此揭开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的序幕。文章刊出以后，很多人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是，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人却寥寥无几。是24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长达15000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1966年2月13日这篇长文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在《文汇报》的一角。
在这篇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1966年底，遇罗克又因《出身论》一文，再次为当权者所不容。《出身论》针对的是社会上流布极广的封建血统论。遇罗克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他尖锐地指出，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
同班同学俞洁明给我收集到不少关于宣传《出身论》的传单，我和他也常谈起所谓的血统论。我不认为血统论是正确的，但我也不相信批判血统论会有什么好结果。
很快，我的预言兑现了。
历史在1967年4月14日定格了，“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以反革命罪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我曾经看过著名的印度电影《流浪者》，《流浪者》中就明显的表达了一个关于血统论的主题：片中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位法官，他固执的认为：好人的儿子一定是好人，坏人的孩子一定是坏人。
我就是一个流浪者，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里，我到处流浪、流浪，我找不到自己的家，也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即使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何尝就结束了流浪的生活？昔日的信仰被扭曲了，今日的信仰又多少显得迷惘了。
小时候就听说过黄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传说，尽管我们的血液里也许流淌着黄帝的血脉，而对流浪者来说，真正能属于自己的生活和人生目标又在哪里？
在文革中的狗崽子们面对的是史无前例的等级制，还有残酷的阶级斗争。文革中留下的伤痕，永远抹杀不掉。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