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旧”运动
1
中国政治的动乱和荒唐，正在培育不良少年，不良少年是特权社会的产物。高层官崽的女儿可以违法打死人，依然登上天安门，并为伟大领袖带上红袖章。领袖夸奖说：“要武嘛！”官崽子女搞出再大的乱子，都会平安无事。中国之乱，乱在不良的家族遗传，黄豆永远变不成南瓜。
大乱还得大治，治谁？
又是一个全民植树节到了，每逢这个时候，小公务员们就会事先挖了坑，选好了树种，还得清洗出行的道路，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首长来种下一棵树。首长下车后总是先示意笑容，然后拍照合影，接着是在旁观的官崽躬身侍候下，培土、浇水，恐怕连搬树的活也不用操心。当然还得插上一块纪念牌子。
其实，我也是一棵树苗，但却没人会在意，因为品种不高贵，就任其在荒野生长，还在我的身上压了块巨石，石上刻有：“老子反动儿混蛋”几个大字。
2
1966年8月18日，北京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提出“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牛鬼蛇神”。
毛泽东穿着军装检阅了群众。在大会上，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北京师大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时，毛泽东问她的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说：“要武嘛”。以后，“红卫兵”将“要武”与“武斗”等同。此后“红卫兵”也称毛泽东为“红卫兵的红司令”。
会上，陈伯达和林彪在讲话中在毛泽东名字前冠以“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以后“四个伟大”的套语流行全国。
林彪在会上，还号召“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以后统称为破“四旧”。
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30万红卫兵后，这些“小将们”走向街头，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8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好得很！》。在主流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破“四旧”运动推向了全国。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们砸教室、学校，放火焚烧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还殴打、监禁教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学生。
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给整个文化界带来的是一场浩劫。在破“四旧”过程中，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在这场风暴中，孔庙被砸、孔子的坟被掘，无数的文物被毁坏。
8月23日，在北京成贤街孔庙，市文化局、市文联的文化名人、包括文联主席老舍被红卫兵进行挂牌批斗，老舍等人被驱逐在烈火边蒸烤，并施以皮带、拳头、皮靴、唾沫，围观的“看客”人山人海。红卫兵将已奄奄一息的老舍轮番毒打到深夜。8月24日，老舍在太平湖边投湖自杀。同日，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含冤去逝。
文学家老舍被迫害致死，仅仅是文学、艺术家们灾难的开端，跟着被迫害死的有：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翻译家傅雷、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文艺活动家刘芝明、剧作家海默、电影导演蔡楚生、作家杨朔、导演孙维世、作家陈翔鹤、导演郑君里、作家赵树理、肖也牧、诗人闻捷、文艺理论家邵荃麟、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巴人、作家魏金枝、周洁夫、导演焦菊隐、诗人孟超。
8月26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来了许多人，他们给中宣部送了副对联，贴在中宣部办公大楼的门柱上。
上联：庙小妖风大，
下联：池浅王八多，
横批：阎王殿。
这幅对联，后来流行于全中国。因为中宣部确实是被毛泽东钦定为阎王殿了。
8月31日 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50多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
在那年8月下旬，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此后，北京和全国掀起 “红卫兵”抄家和打人的活动。仅8月27日－9月1日，北京大兴县就打死325人。
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连续八次检阅由年轻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促使红卫兵运动在文革初期迅速席卷全国。
事实上，中国的红卫兵并没有统一的组织，随着1967年进入夺权阶段后，围绕权力分配纷争吵闹不休，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
毛泽东于是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为此，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逐渐失势，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
随着1968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作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组织终于解散。
如今，文革已被否定了。但没人会主动和坦承地承认自己在这场文革浩劫中的责任和过错，高水平的领导，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要认错。
中国有太多的活毛驴，都是犟种；
中国也有不少死鸭子，死也嘴硬。
马不打不走，钟不敲不鸣，理不讲不清。文革之罪，到底谁负？
中国人好护短，甚至家丑不可外扬，于是可以改写历史。看看那些悼词，也能明白许多。不少入棺者，除了在悼词中有文革中曾受到迫害之外的评语外，是绝对不会说其在文革中也迫害过别人的事。
“否定错误”就是“否定事实”，可悲的是这种护短行为至今没有根绝，比如那个反腐问题，高喊“反腐”者，自己是不是也有“腐败”？“拒绝错误”的口号，天天都可以喊得很响，那是喊给别人听的；“拒绝认错”的口号，那喊不响了，明知故犯，明哲保身，明白人都懂得如何去为了护短而装糊涂。
3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高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北京红卫兵走向了上海街头，到处是穿着军装，带着“红卫兵”臂章的北京学生。他们到处抓人打人，剪行人的小裤脚管，甚至剪掉年轻行人的长发，说是破四旧，立四新。
1966年8月23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首都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消息后，上海各学校的学生带着红卫兵袖章也涌向了街头，后来职工、干部也参加了。
南京路、淮海路、静安寺一带锣鼓喧天，人山人海。
这一天全市有6个区被红卫兵改名：“静安区”改为“延安区”、“红卫区”；徐汇区改为“群英区”、“前卫区”；长宁区改为“战斗区”、“长征区”、“遵义区”；“普陀区”改为“普红区”、“工人区”。卢湾区、南市区也被改为“红卫区”。
南京路改为“反帝大街”、“五卅大街”；淮海路改为“反修大街”；肇嘉浜路改为“忆苦思甜路”等。
永安百货公司被改名为“东方红百货大楼”，国际饭店改为“亚非拉饭店”、“工农兵招待所”，和平饭店改为“人民战争饭店”。
复旦大学改为“东方红大学”。
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冠龙照相器材商店、梅龙镇酒家、邵万生南货店的招牌被红卫兵浇上汽油烧毁。淮海路上的“蓓丽童装店”被红卫兵限令几小时内改掉店名。
红卫兵们还在各大服装、皮鞋、理发店前贴大标语和“最后通牒”：“不准缝制奇装异服”、“不准出售尖头皮鞋”等，蓝棠皮鞋店就被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斥为“尖头皮鞋司令部”。
百货行业经售的指甲油、玻璃丝袜、美容剂一律收藏起来。
老大昌的高档面包、泰山饮食店的“惯奶油”、沧浪亭的虾仁面等都停售。咖啡馆、西点馆被贴上“中国人不吃西餐”、“打倒外国货”等口号。店家收起威士忌、白兰地，并买来筷子代替刀叉。
全市的商品广告牌有的被涂损、有的被刷上“革命造反万岁”的大标语。
同时，好几批红卫兵冲进静安寺，推翻供桌，打翻香炉，给十八罗汉戴上高帽子。曹家渡的“三官堂”菩萨被丢进苏州河。
交大学生进入国际礼拜堂，烧毁了100多部《圣经》、几十个耶稣像和一批神职人员用品。
外滩等处建筑物上的大量雕像被砸碎，原汇丰银行门前的铜狮子被搬走，岳阳路上的普希金铜像被打碎，豫园一批门窗雕刻被打光。
全市“公私合营”的招牌全被取消，红卫兵们贴出大字报勒令取消定息。一些私人开业的医生、护士、画家等被勒令停业。黄浦区有开业个体户撕去红卫兵大字报，被红卫兵扭送派出所。
红卫兵还贴出大字报“取消中秋节”，“人民警察改为红卫兵”。
从下午开始，全市出现红卫兵围哄“奇装异服”现象。红卫兵们围绕在交通路口和公共汽车站，凡有穿尖头皮鞋的就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和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被剪去一刀。
8月24日，上海红卫兵上街扫“四旧”行动“向单位、里弄、家庭等纵深方面发展”。
具体情况表现为：
（1）冲击资本家。同济大学、复旦附中红卫兵将南京路上“老介福”、“协大祥”、“丽华百货”的资本家揪出批斗，在他们的前胸、后背贴上“剥削无耻”、“取消定息”的大字报，并要他们当场签名同意。
（2）冲击教师及教师家庭。向明、延安、番禺中学等红卫兵贴出“通牒”，限时教师交出“奇装异服”、“火箭皮鞋”。有的在办公室进行搜查，有的进行抄家。
（3）冲击社会上的“阿飞”。华东师大、中国中学、
市二中学的红卫兵，在铜仁路、太原路一带的里弄里揪“阿飞”，进入居民家中搜查“奇装异服”、书刊唱片。
（4）劈棺材掘坟墓。十六中学、打浦中学的红卫兵冲进一资本家家中，烧毁藏在家中的楠木棺材。长新中学红卫兵在万国公墓砸碎鲁迅朋友内山完造的墓碑。铁道学院红卫兵破坏宋教仁的坟墓。上海师院红卫兵冲击徐汇区天主教大堂，焚烧宗教用品和书籍，并将神职人员罚跪在大堂中，后又戴上高帽，在徐家汇游街示众。大同中学红卫兵接管清心堂（南市）；五爱中学红卫兵接管惠中堂（卢湾）；杨浦傅家宅天主堂的修女被赶走。同时，红卫兵还禁止提取巨额存款，禁止一切个人开业，学校中发生焚烧图书等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8月23日至9月25日，全市共抄家
15.77万余户，占全市总户数241万户的6.5%，其中市区11.45余户，占市区139万户的8.2 %。全市共抄出黄金64.9万余两，各种金银首饰90.7万余件，钻戒、钻石4万多只，珠宝、玉器、古玩27万余件，美钞334万余元，其他外币330余万元，银元239万余元，现金、存款、公债3.7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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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对我毫无兴趣，我既不观看，也不参加。我唯一的爱好是常去同班同学严隽复家里玩，听他讲解拍照的技术，他有一台很棒的照相机，他拍摄的照片特别讲究构图和光影。严隽复名字中的“隽”字，很多人都不认识，也就给他起了个绰号“阿福头”，既响亮又好记。
阿福头还对我讲解照相机的原理，胶卷的冲洗。我们还将底片上面放一张照相纸，用双层玻璃夹住，在太阳底下晒一下，很快就能得到一张漂亮的照片了。
在阿福头的指导下，我还自己用小木片制作了一个照相机，镜头只是一个孔，孔后面的小木片用橡皮筋控制，只要用手拨动一下橡皮筋，孔就会被后面的小木片打开并瞬即关闭。光线突然的变化，可照射到事先安放在小木箱里面的胶卷片上，也就是所谓的“曝光”。
但是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还是打乱了我的生活，面对残酷的政治运动，没人能躲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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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被打倒了，周谷城被批判了。
不久，《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又点名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说杨献珍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
杨献珍原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本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他对“大跃进”直言不讳的批评和在哲学问题上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因而被作为“综合经济基础论”、“合二而一论”等的“炮制者”，在所谓建国以来三次哲学大论战中都受到了严厉批判。
我常到阿福头家去闲聊。他家弄堂口有个小书店，既可借书也可买书，也出售一些新华活页。我就会买些新华活页阅读，内容都是社论和批判式文章。
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一直把“一分为二”作为他们制定目前的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根据。把“一分为二”的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理由，说明它目前在中苏意识形态争端中采取的立场是不调和的，目前人民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日益加剧。杨献珍对正统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修正主义者”不加区别，他的观点将“使革命者不知所措和瓦解革命队伍”——这等于是一种叛逆之罪，意味着直接帮助现代修正主义宣传阶级和平和矛盾调和论。
不久，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大小字报涌上了街头，而矛盾已经直指当时的国家主席了。
之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用阶级调和思想毒害青少年的小说》一文，《文艺报》发表了《“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对小说《三家巷》、《苦斗》进行了批判。一大批中国作家们已预示着自己日后的悲剧命运来临了。
回忆那时的舞台，唯有中央歌剧舞剧团创作的大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开始风行演出了。
由于我非常关注政治和形势，时时阅读那些新华活页和报章，同时还阅读各种传单，看街头的大字报，信息来源多，又善于分析，几个知己同学也就常聚在一起，听我评说形势和发展。我又成了童年时代的“臭咸肉”，“苍蝇”们爱围着我转了。
这就是我中学时代的一段记忆，其实既有印象，却又十分模糊。我只是从那些资料中读出一个轮廓来，较惊悚的消息却来源于传单及红卫兵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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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北京及各地来京的百万群众，并戴上红卫兵袖章，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自此北京红卫兵开始陆续到达上海。
8月26日，北京14所大中学校的红卫兵170多人抵沪。这批北京红卫兵是分散南下的，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和名称，如北京红旗红卫兵战斗小组就是由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学院、北京一〇一中等学校的学生组成。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干成到车站欢迎。
北京红卫兵到达上海各校时，各校的师生员工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上海各报报导了北京红卫兵来沪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的消息。许多学校的师生与团市委、市学联联系，要求介绍北京红卫兵去串联。
这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后声称：“到上海来就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并向市委提出解决印刷宣传品、免费搭乘公共汽车等要求。
与此同时，这批北京红卫兵与上海的市民和学生发生多次辩论，其核心问题是市委是不是革命的？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不是正确的？北京红卫兵的行为是不是符合十六条？
8月28日下午，应北航等北京红卫兵的要求，副市长李干成出面接见北京红卫兵。北京红卫兵态度偏激、蛮横，抽掉李干成的座椅，提出“乘车凭证”、“市委怕群众造反”等问题，要求市长曹荻秋立即赶来参加会议。
8月30日，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会见北京学生大会，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出席。会中，北京学生冲上台去，认为上海“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提出“改组上海市委”的口号。
为此，交通大学贴出《强烈抗议北京来沪同学胡作非为》、《8月30日文化广场大会真相》、《十滚令》等的大字报，认为会议是对“市委负责同志的极大侮辱”，这部分北京学生“没有组织观念”，并呼吁派人赴京向党中央报告事件真相。同时，也有少数上海同学认为会议开得好，“我们也要像北京同学这样干才有劲”。
8月31日上午10时，北京红卫兵和部分上海红卫兵100多人，在延安西路33号市委机关门口要求见曹荻秋，并与企图阻拦的工作人员及不同观点的上海学生、工人发生扭打。
在上海红卫兵的协助下，北京红卫兵冲进了市委机关大楼。就此，围绕着北京红卫兵冲击市委机关，上海学生和市民与北京红卫兵发生辩论。住在华东化工学院的北京机械学院97名学生已办票返京，被上海学生从汽车上拉下来，不让离校，要求辩论明白。
9月2日，市委大楼对面的墙上贴出退休工人、老工人等36人署名的大字报《我们老工人要说话》，并预约在静安公园与不同意见者“辩个明白”。后大字报又套红铅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9月3日，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八中、八十七中、育英中学和上海复旦大学、第一医学院等300多红卫兵到市委机关，曹荻秋、杨士法、张祺分别在市委机关办公楼、静安区文化馆、市委接待站等处接见了5批100多红卫兵，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作了说明和解释，但红卫兵仍围在市委门口不散。
9月4日，围聚在市委门口的红卫兵增至1000人。他们成立临时指挥部，架设广播台，宣布上海市委已经“烂掉”，要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话，并多次和维持秩序的工人发生冲突。中午，有100多名北京红卫兵砸碎市委机关办公楼临街的玻璃窗，踏着人梯，沿着落水管攀爬冲击了市委大楼。冲突中有一些人受伤。晚10时，曹荻秋在市委办公楼门前接见了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群众，欢迎上海的工人、农民、学生“炮打司令部”，揭发市委存在的问题，并再次强调欢迎来沪的外地红卫兵，指出北京和上海的学生要团结起来。
9月5日，曹荻秋再次会见并回答了北京红卫兵提出的问题，并表示欢迎揭发。当时大批的上海工人、学生聚集在市委机关门口，要求听取会议实况，经大会主席团同意，在门外安装了拉线广播，1万多人冒雨坐在马路上收听。晚8时，市委机关调派20辆大客车将北京红卫兵送往住地。
9月10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到沪，总部设在上海体育宫，下设纵队、支队。总部人员到达时，有关方面派出由摩托车开道的车队迎接，并要求区、县、局各级党委对北京红卫兵的活动提供方便。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第二棉纺织厂与40多名工人模范举行座谈，与上海学生代表在学联举行座谈。座谈会上，北京红卫兵提出“八三〇”、“九四”事件的问题，以及上海如何造反、如何抄家，上海红卫兵如何组织、如何 贯彻阶级路线等问题。上海的工人和学生根据掌握的事实作了介绍。
9月20日，北京南下兵团的红卫兵在国际饭店门口贴上“鬼见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散布《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并用大嗽叭命令外宾下车走路。北京红卫兵还在上海的许多学校和里弄殴打“牛鬼蛇神”。
10月初，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清华大学井冈山、北京大学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组织开始在上海设立联络站，全面参与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7
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莫名的口号和理想渐渐淡漠。唯一不变的是新权威主义再次左右人们的思想，文革似乎复活了。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当然忘不了文革那些事。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满大街都贴着毛主席的像。
过新年，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是极为平常而普通的事，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节目，更是吸引了所有中国人的眼球。中国人似乎很健忘，没人再会说起文革中过春节的荒唐事了。
记得，那是一个过小年的日子，当然我还是个初中生，又从小在上海大城市里长大，自然还不懂得什么是过小年，还有那个农历、阳历的区分。
那天，弄堂里的儿时朋友跑来告诉我：“快，快去看鬼！我看到鬼了！”
我先是一楞，后来大笑：“这世上哪来的鬼？你想吓我还是骗我？”
“我们知道你不怕鬼，所以才来找你。我们真的看到鬼了，不信，我们带你去看。”
我将信将疑地与儿时同伴来到了南昌路、思南路拐角处的一个大宅院，那里有很多别墅，还有一棵大桑树，夏天的时候，我们会举着长竹杆去挑桑树上的桑葚。
等我赶到那个大宅院时，那里已经有三五成群的人围着议论了。议论的中心，就是那幢老旧的别墅地下室里藏有鬼。
我学着别人的样，趴在那那个地下室的窗台外向里窥视：那是个堆满杂物的储藏室，透过微弱的光线，确实可以看到好大的鬼影，那鬼有鼻有眼的，甚至还能看到胡须。我被怔住了：难道这世上真有鬼？
不一会，几个北京来的红卫兵揪出了这个地下室的房主，那是一个中年人。
中年人被揪住了头发，急急地辩解说：“我，我不知道这事，那是我父亲堆的杂物。”
就这样，他的父亲也被北京红卫兵揪来了。红卫兵又跑到地下室，将“鬼”捉了来，原来是两尊木雕老人。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看上去并不象鬼，面目和蔼可亲。
围观的上海人都很好奇。有人说，这是菩萨，不是鬼；也有人说，这就是鬼，狐狸精还打扮成美女呢。
那些北京红卫兵也显得有些茫然而不知所措，应该如何处置这件事呢？
“说！给我们讲清楚，这两个木头人，到底是谁？！”北京红卫兵的办法就是审问那中年人的父亲了。
老头低着头说：“那是灶王爷和灶王奶奶。”
北京人并不知道什么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围观的人中就有人高喊：“哪是什么妖怪？”
“不是妖怪，是神仙。”老头急了：“在中国腊月二十三，称为‘小年’，代表一年结束了。以前过小年，家家户户都要‘辞灶’，就是‘祭灶王’。灶王也叫‘灶君’，我们老家都叫‘灶王爷’。”
围观的人很好奇：“那灶王爷是管什么的？是管吃的吗？”
“不，不是管吃的。”老头摇起了脑袋。
北京红卫兵也好奇了：“不管吃，还叫什么灶王爷？”
老头见北京红卫兵的火气没先前大了，也就壮起了胆：“小年这天，也是民间祭灶的日子。民间传说，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罚。因此送灶时，人们在灶王像前的桌案上供放糖果、清水、料豆、秣草；其中，后三样是为灶王升天的坐骑备料。祭灶时，我们老家人还要把关东糖用火融化，涂在灶王爷的嘴上。这样，他就不能在玉帝那里讲坏话了。另外，大年三十的晚上，灶王还要与诸神来人间过年，那天还得有‘接灶’、‘接神’的仪式。等到家家户户烧轿马，洒酒三杯，送走灶神以后，便轮到祭拜祖宗了。”
这时一个红卫兵跳了起来：“你这是在造谣惑众，宣传封建迷信！”
老头楞了一下：“你说得对，这是封建迷信，所以我从不祭灶王爷，还将他们关在地下室了。”
北京红卫兵们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
不知谁吼了起来：“灶王爷既然是神仙，为什么不管老百姓吃的，却要管老百姓的嘴巴，不准说玉皇大帝的坏话？”
“是啊，我也是这么问过我的姥爷，姥爷告诉我：灶王爷就管向上汇报的事，谁被他说了坏话，大罪要减寿三百天，小罪要减寿一百天。老百姓没办法，就得敬奉灶王爷。祭灶时要设立神主，用丰盛的酒食作为祭品。那时候，还要贴灶君神像，贴在锅灶旁边正对风匣的墙上。两边配联多为‘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中间就是灶君夫妇神像，神像旁边往往画两匹马作为坐骑。祭灶时要陈设供品，供品中最突出的是糖瓜。那是麻糖，既甜又粘。灶王爷顾了吃，顾不了说话，上天后嘴就被麻糖粘住了，也就免生是非。供品中还要摆上几颗鸡蛋，是给狐狸、黄鼠狼之类的零食。据说它们都是灶王爷的部下，不能不打点一下。”
那老头越说越来劲了，北京红卫兵们和围观的上海群众也象在听故事，谁也没提这闹鬼的事了。
老头胆子更大了，他告诉大家：过了二十三，民间认为诸神上了天，百无禁忌。娶媳妇、聘闺女不用择日子，称为赶乱婚。直至年底，举行结婚典礼的特别多。小年离春节只剩下六、七天了，过年的准备工作显得更加热烈了。要彻底打扫室内，俗称扫家，清理箱、柜、炕席底下的尘土，粉刷墙壁，擦洗玻璃，糊花窗，贴年画等等。我们老家还要在那一天跳秧歌。”
“跳秧歌？”北京红卫兵们乐了：“就是延安人跳的秧歌？”
“是哇，我年轻时也跳过。”老头眨了眨眼：“你们想学，我可以教你们。”那个曾被红卫兵揪头发的中年人，这时已经松了口气，居然也插话了：“我父亲是老八路，在延安时还担任过秧歌队长。”
北京红卫兵们呆住了：“你是老八路？误会了，真对不起。”
老头笑着说：“你们没错，我也没罪。有罪的是那些喜欢向上乱告状的人，是那些变着法子让老百姓送钱行赂的人，灶王爷就是个贪官。这样行不行，我们召开个现场批斗会，就批斗这灶王爷和灶王奶奶！”
这下子，围观的人群全都乐了。
北京红卫兵们给那两个木雕的灶王夫妇戴上了纸制的高帽子，高帽子上涂写了“贪神”、“富婆”几个字。
在“打倒牛鬼蛇神”、“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中，那老头教北京红卫兵们一起跳起了秧歌舞。
这时有人点起了火，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在烈火中化成了灰烬。批斗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现场会，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也就是在那个小年，我知道了有关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传说故事，也知道了玉皇大帝是个高高在上的天庭昏君，他手下的官吏，那怕是神仙，也是贪得无厌。更为恶劣的是为了钳制民怨，还不准百姓说朝廷的任何坏话，灶王爷其实是控制舆论导向的民间密探。
在文革中度过了那个难忘的小年后，却从此没过上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春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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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卫兵来沪串联后，公开宣扬“红色恐怖万岁”，并到学校、里弄武斗“牛鬼蛇神”。
8月26日，北京来沪红卫兵和上海中学的学生用鞭子抽打梅陇公社朱行大队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打死1人，重伤2人。
据9月15～17日的不完全统计，3天内共发生30起北京红卫兵打人事件，被打达100人以上，其中斜土路第一小学支部书记被打成重伤。
9月18日，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九纵队、十六纵队两次冲击西藏中路沐恩堂，用皮带殴打了6个牧师。
9月19日，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和上海音乐学院附 中“八·一八”红卫兵殴打音乐家贺绿汀夫妇。
9月22日，100多名北京红卫兵查抄佘山教堂，神父马风祥被殴打致死。
另据全市不完全统计，从9月1日起，在市区的489所中学中，有361所中学发生红卫兵打人，有1万余人被打，打死11人，打伤961人。其中闸北区有913人被打，长宁区遭受重伤的有26人，被剃阴阳头的有55人。黄浦、静安等区红卫兵私设的打人公堂有33处之多。
那个时期的复杂斗争，是我以后才知道的。当时我只是一个初中生，我能关注和目睹的只是第一次看到了带着“红卫兵”臂章的北京学生在上海到处抓人打人。
我和同班同学洁明去了人民广场，那里的北京红卫兵蛮橫地剪行人的小裤脚管，还强迫剪掉年轻行人的长头发，他们高喊着口号：“破四旧，立四新”。
在黃陂路口的一条弄堂里，我和洁明看到了红卫兵正在抄家，从弄口一户人家的窗口里，我们看到了红卫兵正在用军用皮带抽打一个中年人。
这是文革风刮到上海时，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由于对文革争斗后果的感情破灭，如今的当代同龄人中已出现了非政治社会化现象，对以前的权威号召和理想信仰开始怀疑，对权威社会角色的顺从也随之消失了。
更多的人正在变得麻木起来，不再如痴如狂地突显自己的权威人格，祈祷的只是平平安安地了结此生。
我的人生观在文革时期就发生了变化，直至今日也没改变。
文革之初的“破四旧，立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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